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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殚精竭虑为文学为青年一腔热忱付大地，挚诚坦荡敢求真敢担当八面悲声哭长天。”4月3日上午，作家、《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赵长天生前好友、作家赵丽宏书写的这副挽联挂在灵堂，党旗盖在赵长天的遗体上。3月31日，赵长天因白血病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66岁。在赵长天生前最喜欢的贝多伊齐·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第二乐章“伏尔塔瓦河”曲中，亲友、作家、读者上千人为他送最后一程。他们中有作家王安忆、孙颙、赵丽宏、陈村、王小鹰、孙甘露、陈丹燕等，远在北京的作家铁凝、王蒙等也通过不同形式书写哀思。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创始人，赵长天提携了一大批80后年轻作家，受恩于赵长天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韩寒，一身黑衣偕妻子早早就来到殡仪馆，在献上菊花之后，他站在一旁久久没有离去，几度哽咽。韩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赵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非常关照我。有一次，我去参加香港书展，赵老师见面时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被人当枪使。赵老师是个好人。”在北京的作家张悦然则搭上前一晚的最后一班飞机在凌晨2点才赶到上海，在台湾学习的张怡微也特地赶回上海，还有周嘉宁、苏德、王若虚、小饭等一批从“新概念”走出的年轻作家，都来到殡仪馆告别“恩师”。另外，上千普通读者也自发前来吊唁赵长天。
本刊特刊出赵长天生前好友、作家沈善增的追忆文章，以此纪念这位对中国文学做出贡献的好人。
赵长天离世以后，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最多的第一句话：“长天，好人。”起初听到，我觉得是感情的直觉流露，这质朴的“盖棺论定”，抵得上华丽的千言万语。听得多了，我觉得似乎有点遮盖了他的其它的长处。
不说他在担任上海市作协行政领导时，处理历史遗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时，表现出来的高超的化解矛盾、举重若轻的才能；就说他“临危受命”，出任《萌芽》主编，创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需要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行动能力。《萌芽》当时的发行量已经从文革结束后的几十万的高峰，跌到了号称八千的低谷，但这块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培养“青年作家的摇篮”的金字招牌还在，长天要把它变成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文学刊物，进而要办作文大赛，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用今天年轻人可能理解的事来比喻，就好像要劳斯莱斯汽车公司改行去生产电动自行车，当时看好这一改革方案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反对的从上到下有一大批。而要联合十大名牌高校联合来搞，要这十所名校允诺对大赛优秀获奖者酌情予以特招，那更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萌芽》的金字招牌，对这十所名校来说，含金量几乎等于零，也就是说，没有哪所名校想靠新概念作文大赛来拉名气、拉生源，而《萌芽》要靠新概念作文大赛绝地反转的意图相当明显。对长天来说，这是求人的事，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哪所名校，只要以教育部不会同意、爱莫能助的理由（当时高校确实还没有特招、自招的做法，最多是提前半年的保送生考试），就可以把长天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但这事却被他做成了。
所有的回忆文章，包括他自己的回顾文章，对此都是一笔带过的。最多是他看到了中学生作文令人忧虑的现状，提出了这个方案，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后来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就一炮打响，说明他顺应了时世，解放了中学生作文“生产力”。其实哪有那么容易。新概念作文大赛可以说是空麻袋背米，但如果背不到米的话，赵长天是可能背一个砸了金字招牌的败家子的名义灰溜溜地滚蛋的，当时等着看赵长天好戏的也大有人在。吴岩先生就要我转告长天，不要去接《萌芽》这个挑子，不要去冒险搞新概念作文大赛。我忘了是否转告，但我当时也只是不忍泼他的冷水，心里是为他捏一把汗的。从我知道不多的情况看，筹办新概念大赛的过程是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但长天在世也无论如何不肯写的，何况去世了。
现在网上有人一本正经“打假”，说首届出了个韩寒，是韩寒的父亲韩仁均（我是去年在微博上见他们重复N次，才好不容易记住这个名字）与李其纲串通了，甚至是在长天授意下，炮制出来的。后来韩寒出《三重门》，也是他父亲代写的，也是长天炒作《萌芽》阴谋计划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还不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来编造这样的谎言，而是一些作家、评论家、媒体、出版界的朋友居然会相信这些话，去“打假”韩寒。韩寒不是不可批评，年轻的韩寒有些话确实说过头了，你完全可以厌恶韩寒，但不能用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文革手法去构陷韩寒。我在这里看到可怕的阴影，这种文革思维清算，对刀笔吏作风没有清醒的认识，话语暴力随时可能降到某个人的头上，昨天以“革命”的名义，今天用“科学”的名义，明天还可能用“民主”的名义。因此，我觉得对这种行径要坚决反击，这不是为了保韩寒，而是为了保障每个哪怕犯错误、哪怕令人反感的人不受诬陷，生活在安全的语境中。
我曾向长天提出，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起诉某些人的诽谤罪，这关系到《萌芽》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品牌声誉，《萌芽》本来就聘着法律顾问，完全可以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不用你操半点心。长天说我考虑考虑，后来就没下文。微博上又闹得厉害，我发私信给长天，问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他说，微博上风刮一阵就过去了，不理他们就是了。而且，像“麦田”这样的小年青，可能是被人当枪使，再看看，尽量不要伤害他们。我理解了，他还是慈悲为怀，忍辱为上，因此，我也不坚持劝他据理反击。但今天，上午举办长天告别仪式，下午微博上居然出现“来来来，有种晒我：自作孽不可活。报应。赵长天，中国最大文化骗局的始作俑者，必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字样，我真是忍无可忍。但想到长天的忍辱，我还是让自己的一口气忍了下来。只是给这些匿名的肖小“留影”，立此存照，让后人看看，人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我甚至觉得，这些人比文革时的暴力青年还要可怕。暴力青年可能是受骗，在某种高尚的口号下发泄他的兽欲，甚至杀人，但他们还不无耻，而现在这些人则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在主动造孽，大大突破了道德底线。因此，也给这个匿名者的朋友看看，要小心这样的无耻之徒，不要相信什么“朋友义气”、“哥们”，这种人还是离远点的好。
但长天如果活着，他会这样激愤吗？我想他不会。他还是会一笑了之。在佛理上我可能比他知道得多一点，但在修为上，我与他则差距很大。也许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村在悼念长天的短文中说：“我跟长天性格不同，谁无理侵扰我，我必发作、反击。他不这样。现在，我倒是想，他也许不那么平抑自己更好。历史历历在目，他的一生，辛勤耕耘，舒畅的时间太少了。”我深有同感。但我还是要向他学习，学得到学不到，学总是要学的。
因此，回过来，我觉得好人其实是比能人更高的境界、更高的评价。从主观方面说，一个人不一定能使自己成为能人，但每个人都可以使自己成为好人。然而，从客观方面说，通过努力使自己成为能人的好多，如果把不择手段取得成功的包括在内则更多了去了，但要像长天这样，一提起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好人”的，少之又少。容易做的事实上极少，有难度的却成功者很多，这就显出了长天的人格的珍贵。我与长天1977年认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知己，但我对他的认识，还是在他逝世后的几天里，完成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转换，可见修身养性之难。也可见有这样的知心朋友，是我莫大的福分。
我写了一条挽联：“虽知佛土往生去，还望梦中相聚来。”我写这篇文字，知道了，只要常常想想他，他就来了。生死不能在我们的精神上造成阻隔，只要我愿意与他相聚，促膝谈心，他就会来的。因此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忽然热泪盈眶。
我不哭。
“殚精竭虑为文学为青年一腔热忱付大地，挚诚坦荡敢求真敢担当八面悲声哭长天。”4月3日上午，作家、《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赵长天生前好友、作家赵丽宏书写的这副挽联挂在灵堂，党旗盖在赵长天的遗体上。3月31日，赵长天因白血病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66岁。在赵长天生前最喜欢的贝多伊齐·斯美塔那《我的祖国》第二乐章“伏尔塔瓦河”曲中，亲友、作家、读者上千人为他送最后一程。他们中有作家王安忆、孙颙、赵丽宏、陈村、王小鹰、孙甘露、陈丹燕等，远在北京的作家铁凝、王蒙等也通过不同形式书写哀思。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创始人，赵长天提携了一大批80后年轻作家，受恩于赵长天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韩寒，一身黑衣偕妻子早早就来到殡仪馆，在献上菊花之后，他站在一旁久久没有离去，几度哽咽。韩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赵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非常关照我。有一次，我去参加香港书展，赵老师见面时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被人当枪使。赵老师是个好人。”在北京的作家张悦然则搭上前一晚的最后一班飞机在凌晨2点才赶到上海，在台湾学习的张怡微也特地赶回上海，还有周嘉宁、苏德、王若虚、小饭等一批从“新概念”走出的年轻作家，都来到殡仪馆告别“恩师”。另外，上千普通读者也自发前来吊唁赵长天。
本刊特刊出赵长天生前好友、作家沈善增的追忆文章，以此纪念这位对中国文学做出贡献的好人。
赵长天离世以后，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最多的第一句话：“长天，好人。”起初听到，我觉得是感情的直觉流露，这质朴的“盖棺论定”，抵得上华丽的千言万语。听得多了，我觉得似乎有点遮盖了他的其它的长处。
不说他在担任上海市作协行政领导时，处理历史遗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时，表现出来的高超的化解矛盾、举重若轻的才能；就说他“临危受命”，出任《萌芽》主编，创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需要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行动能力。《萌芽》当时的发行量已经从文革结束后的几十万的高峰，跌到了号称八千的低谷，但这块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培养“青年作家的摇篮”的金字招牌还在，长天要把它变成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文学刊物，进而要办作文大赛，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用今天年轻人可能理解的事来比喻，就好像要劳斯莱斯汽车公司改行去生产电动自行车，当时看好这一改革方案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反对的从上到下有一大批。而要联合十大名牌高校联合来搞，要这十所名校允诺对大赛优秀获奖者酌情予以特招，那更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萌芽》的金字招牌，对这十所名校来说，含金量几乎等于零，也就是说，没有哪所名校想靠新概念作文大赛来拉名气、拉生源，而《萌芽》要靠新概念作文大赛绝地反转的意图相当明显。对长天来说，这是求人的事，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哪所名校，只要以教育部不会同意、爱莫能助的理由（当时高校确实还没有特招、自招的做法，最多是提前半年的保送生考试），就可以把长天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但这事却被他做成了。
所有的回忆文章，包括他自己的回顾文章，对此都是一笔带过的。最多是他看到了中学生作文令人忧虑的现状，提出了这个方案，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后来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就一炮打响，说明他顺应了时世，解放了中学生作文“生产力”。其实哪有那么容易。新概念作文大赛可以说是空麻袋背米，但如果背不到米的话，赵长天是可能背一个砸了金字招牌的败家子的名义灰溜溜地滚蛋的，当时等着看赵长天好戏的也大有人在。吴岩先生就要我转告长天，不要去接《萌芽》这个挑子，不要去冒险搞新概念作文大赛。我忘了是否转告，但我当时也只是不忍泼他的冷水，心里是为他捏一把汗的。从我知道不多的情况看，筹办新概念大赛的过程是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但长天在世也无论如何不肯写的，何况去世了。
现在网上有人一本正经“打假”，说首届出了个韩寒，是韩寒的父亲韩仁均（我是去年在微博上见他们重复N次，才好不容易记住这个名字）与李其纲串通了，甚至是在长天授意下，炮制出来的。后来韩寒出《三重门》，也是他父亲代写的，也是长天炒作《萌芽》阴谋计划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还不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来编造这样的谎言，而是一些作家、评论家、媒体、出版界的朋友居然会相信这些话，去“打假”韩寒。韩寒不是不可批评，年轻的韩寒有些话确实说过头了，你完全可以厌恶韩寒，但不能用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文革手法去构陷韩寒。我在这里看到可怕的阴影，这种文革思维清算，对刀笔吏作风没有清醒的认识，话语暴力随时可能降到某个人的头上，昨天以“革命”的名义，今天用“科学”的名义，明天还可能用“民主”的名义。因此，我觉得对这种行径要坚决反击，这不是为了保韩寒，而是为了保障每个哪怕犯错误、哪怕令人反感的人不受诬陷，生活在安全的语境中。
我曾向长天提出，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起诉某些人的诽谤罪，这关系到《萌芽》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品牌声誉，《萌芽》本来就聘着法律顾问，完全可以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不用你操半点心。长天说我考虑考虑，后来就没下文。微博上又闹得厉害，我发私信给长天，问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他说，微博上风刮一阵就过去了，不理他们就是了。而且，像“麦田”这样的小年青，可能是被人当枪使，再看看，尽量不要伤害他们。我理解了，他还是慈悲为怀，忍辱为上，因此，我也不坚持劝他据理反击。但今天，上午举办长天告别仪式，下午微博上居然出现“来来来，有种晒我：自作孽不可活。报应。赵长天，中国最大文化骗局的始作俑者，必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字样，我真是忍无可忍。但想到长天的忍辱，我还是让自己的一口气忍了下来。只是给这些匿名的肖小“留影”，立此存照，让后人看看，人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我甚至觉得，这些人比文革时的暴力青年还要可怕。暴力青年可能是受骗，在某种高尚的口号下发泄他的兽欲，甚至杀人，但他们还不无耻，而现在这些人则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在主动造孽，大大突破了道德底线。因此，也给这个匿名者的朋友看看，要小心这样的无耻之徒，不要相信什么“朋友义气”、“哥们”，这种人还是离远点的好。
但长天如果活着，他会这样激愤吗？我想他不会。他还是会一笑了之。在佛理上我可能比他知道得多一点，但在修为上，我与他则差距很大。也许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村在悼念长天的短文中说：“我跟长天性格不同，谁无理侵扰我，我必发作、反击。他不这样。现在，我倒是想，他也许不那么平抑自己更好。历史历历在目，他的一生，辛勤耕耘，舒畅的时间太少了。”我深有同感。但我还是要向他学习，学得到学不到，学总是要学的。
因此，回过来，我觉得好人其实是比能人更高的境界、更高的评价。从主观方面说，一个人不一定能使自己成为能人，但每个人都可以使自己成为好人。然而，从客观方面说，通过努力使自己成为能人的好多，如果把不择手段取得成功的包括在内则更多了去了，但要像长天这样，一提起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好人”的，少之又少。容易做的事实上极少，有难度的却成功者很多，这就显出了长天的人格的珍贵。我与长天1977年认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知己，但我对他的认识，还是在他逝世后的几天里，完成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转换，可见修身养性之难。也可见有这样的知心朋友，是我莫大的福分。
我写了一条挽联：“虽知佛土往生去，还望梦中相聚来。”我写这篇文字，知道了，只要常常想想他，他就来了。生死不能在我们的精神上造成阻隔，只要我愿意与他相聚，促膝谈心，他就会来的。因此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忽然热泪盈眶。
我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