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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普惠金融对提升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者和国民经济活动的中枢，是践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农、工、建、交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国有商业银行的普惠金发展状况对其自身盈利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宣传费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有着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境内机构网点数量以及手机银行用户数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着负向影响，个人贷款占比对其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相较于涉农贷款占比而言有着更强的负向导向作用。基于实证结果，本文从商业银行发展业务创新、完善信用监管体系等不同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 普惠金融 盈利能力
一、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是一种趋势
“普惠金融”的概念于2005年首次被联合国所提出，随后获得各个国家及社会各界的认可。普惠金融倡导的是一种能够有效、公平，及时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是对现有金融模式的一种创新，更加强调具备包容性的特征。我国惠普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针对于以小微企业、三农以及以贫困户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便利性的资金援助。商业银行作为构成现代金融体系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落实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能够同时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商业银行积极与政府、百姓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开展合作，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能够为商业银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对商业银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和社会公众形象的树立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保障了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
二、数据分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4-2018年5年间中、农、工、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一方面国有大型银行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及信息化管理能力，且政府對其参与普惠金融有一定的激励与要求，因而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与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在年报中均有披露，因而能够保证数据的连续性、有效性和真实性。
本文所用的财务指标数据以及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数据来自中经网、Wind金融数据终端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年度报告，所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2.0。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根据了解，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范围包括小额贷款、转账、储蓄、保险、代理和养老金等多方面的服务。鉴于信贷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是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因此本次研究将聚焦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中的小额信贷业务。
被解释变量是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指标。因小额信贷产生的收入为利息收入，因此被解释变量选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收益率。此外，在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涉及到普惠金融生态链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的宣传、技术、人力以及配套设置的建设和投资，因此除了用贷款资产收益率衡量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以外，对银行的资产利用效率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此额外选取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的高低来衡量企业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是否在绩效表现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解释变量。本次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将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按照商业银行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和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进行分类。由于普惠金融业务的现实意义即鼓励商业银行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及低收入人群，因此本文将商业银行相关业务开展情况从商业银行个人贷款占比、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涉农贷款占比三个层面进行划分，以上数据均来自于商业银行的年度报告。通过各类宣传普及活动、社区居民互动以及相关培训咨询服务等项目，能够进一步增加普惠金融普及程度，提升大众金融意识，最终推动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企业年度财务报表中的业务及管理费用科目下的业务费用来替代宣传费用，构成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此外，鉴于A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①和GP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②均将银行网点数量列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用以衡量服务的可获得性，因而本文将境内机构网点数量列入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中。手机银行用户数通过衡量商业银行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来体现相关资源配置情况。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由于商业银行当期收益率受到上期值影响，因此解释变量里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
由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量纲差异较大，为确保计量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对宣传费用、境内机构网点数量以及手机银行用户数量进行取对数运算。
3.控制变量。商业银行的盈利往往水平受其资产结构以及各项业务水平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参照前人研究，本文选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的非利息业务水平以及资本结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整体数据变量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所收集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选取面板数据下相应的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合上文所分析的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商业银行相关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商业银行个体的非利息业务水平等控制因素，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1）
模型（1）用于探究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是否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表示第m个银行在第n年的贷款资产收益率，表示常数项，、、分别表示第m个银行在第n年的宣传费用取对数、境内网点机构数取对数、手机银行用户数取对数，、、分别表示第m个银行在第n年的个人贷款比例、小微企业贷款比例、涉农贷款比例，是随机误差项。
将模型（1）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资产收益率换为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后，得到以下模型： （2）
模型（2）用于探究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模型（2）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与模型（1）相一致。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3.90，标准差为0.68，且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2.69，说明不同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获利能力参差不齐。个人贷款占比、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占比三者的平均值分别为33.36、16.46以及16.08，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在参与普惠金融业务中，个人贷款占比最大，小微企业贷款额及涉农贷款额占银行总贷款额的比重较小。就标准差而言，三者的标准差分别为4.52、6.84、4.31可见在普惠金融信贷业务的开展情况上，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在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层面，三者的标准差均小于1，说明不同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除因变量与解释变量外，控制变量中资本结构的标准差为0.56，非利息业务水平标准差为5.56，表明本文涉及的商业银行在非利息业务的开展情况上存在一定差异。
（二）回归分析
本研究在實证分析上选取的模型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收集的数据为不同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的普惠金融相关开展情况，经过F检验，在两个被解释变量情况下的p值分别为0.0072和0.0016，远小于既定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所有截距项相等的原假设，即不可忽略个体效应，因而不可使用混合回归模型;二是依据现有文献的做法，研究主要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1978）进行分析，若能够通过豪斯曼检验，则应该使用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经stata hausman语句检验，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更为有效。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过程当中，银行的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在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当中，宣传费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以及总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
在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层面，个人贷款占比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其中个人贷款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提高0.15个百分点。由前文分析可知，个人贷款占商业银行总贷款较大比重，商业银行对个人信用和抵押能力有着较为完善的审核评估系统，因此个人贷款占比的提升能够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率起到正向导向作用。但就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涉农贷款占比而言，这两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有着负向影响。通过观察二者可知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相较于涉农贷款占比而言有着更强的负向导向作用（-0.1136<-0.0482）。 由于小微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风险水平，经营受限且抵押担保能力较低，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时造成商业银行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此外，由于小微企业单次贷款数额较小，因此会造成较高的单位交易成本，降低银行的资产使用效率。
由实证结果可知，国有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水平对其贷款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收益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从事的非利息业务品种少，种类单一，主要集中在经纪代理、结算业务、咨询业务等，且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耗费较大的人力及物力因而造成投入与回报不对称，对提升银行的资产利用能力不能起到较好的正向激励作用。商业银行应当不断进行业务创新，与客户建立联系，提升非利息业务对公众的吸引力。
（三）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控制变量中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在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剔除该变量后进行再次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5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在剔除该控制变量后，国有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资源配置及业务开展情况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国有商业银行境内机构网点数量和手机银行用户数量了依然对其贷款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宣传费用对贷款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对于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而言，依然是个人贷款比例对盈利能力起到正向刺激作用，而小微企业及涉农贷款比例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起到负向导向作用，且小微企业贷款比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负向影响效果高于涉农贷款占比（-0.1053<-0.0369），与前文实证结果相一致。鉴于上述分析，本次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前文研究可知：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过程当中，银行的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均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相关。在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当中，宣传费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以及总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境内机构网点数量以及手机银行用户数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着负向影响，且显著相关。就相关业务开展情况而言，个人贷款占比对其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相较于涉农贷款占比而言有着更强的负向导向作用。此外，国有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水平对其贷款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收益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拓展渠道，优化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及技术变革的趋势，不断优化、创新自身产品，发展普惠金融;其次，注重与不同组织机构的互动与合作，选择与小型金融机构合作以及不断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可以有效提升自身的资产运用效率;深化发展互联网金融，提升业务办理效率，积极开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模式，大量运用互联网技术、云技术及大数据技术等;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对信用风险进行正确有效地评估，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及经营风险。
注释：
①AFI为全球普惠金融联盟。
②2013年，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在G20普惠金融基础性指标体系框架下制定出的更为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欧理平.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J].学术论坛，2016（04）.
[2]管程龙.普惠金融发展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探析[J].现代金融，2018（02）.
[3]王婧，胡国晖.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论坛，2013（06）.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 普惠金融 盈利能力
一、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是一种趋势
“普惠金融”的概念于2005年首次被联合国所提出，随后获得各个国家及社会各界的认可。普惠金融倡导的是一种能够有效、公平，及时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是对现有金融模式的一种创新，更加强调具备包容性的特征。我国惠普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针对于以小微企业、三农以及以贫困户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便利性的资金援助。商业银行作为构成现代金融体系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落实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能够同时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商业银行积极与政府、百姓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开展合作，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能够为商业银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对商业银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和社会公众形象的树立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保障了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
二、数据分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4-2018年5年间中、农、工、建、交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一方面国有大型银行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及信息化管理能力，且政府對其参与普惠金融有一定的激励与要求，因而大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与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在年报中均有披露，因而能够保证数据的连续性、有效性和真实性。
本文所用的财务指标数据以及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数据来自中经网、Wind金融数据终端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年度报告，所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2.0。
（二）变量说明
1.因变量。根据了解，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范围包括小额贷款、转账、储蓄、保险、代理和养老金等多方面的服务。鉴于信贷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是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因此本次研究将聚焦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中的小额信贷业务。
被解释变量是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指标。因小额信贷产生的收入为利息收入，因此被解释变量选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收益率。此外，在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涉及到普惠金融生态链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的宣传、技术、人力以及配套设置的建设和投资，因此除了用贷款资产收益率衡量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以外，对银行的资产利用效率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此额外选取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的高低来衡量企业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是否在绩效表现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解释变量。本次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将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按照商业银行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和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进行分类。由于普惠金融业务的现实意义即鼓励商业银行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及低收入人群，因此本文将商业银行相关业务开展情况从商业银行个人贷款占比、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涉农贷款占比三个层面进行划分，以上数据均来自于商业银行的年度报告。通过各类宣传普及活动、社区居民互动以及相关培训咨询服务等项目，能够进一步增加普惠金融普及程度，提升大众金融意识，最终推动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企业年度财务报表中的业务及管理费用科目下的业务费用来替代宣传费用，构成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此外，鉴于A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①和GPFI普惠金融指标体系②均将银行网点数量列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用以衡量服务的可获得性，因而本文将境内机构网点数量列入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中。手机银行用户数通过衡量商业银行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来体现相关资源配置情况。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由于商业银行当期收益率受到上期值影响，因此解释变量里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
由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量纲差异较大，为确保计量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对宣传费用、境内机构网点数量以及手机银行用户数量进行取对数运算。
3.控制变量。商业银行的盈利往往水平受其资产结构以及各项业务水平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参照前人研究，本文选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的非利息业务水平以及资本结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整体数据变量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所收集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选取面板数据下相应的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合上文所分析的商业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商业银行相关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商业银行个体的非利息业务水平等控制因素，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1）
模型（1）用于探究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是否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表示第m个银行在第n年的贷款资产收益率，表示常数项，、、分别表示第m个银行在第n年的宣传费用取对数、境内网点机构数取对数、手机银行用户数取对数，、、分别表示第m个银行在第n年的个人贷款比例、小微企业贷款比例、涉农贷款比例，是随机误差项。
将模型（1）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资产收益率换为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后，得到以下模型： （2）
模型（2）用于探究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模型（2）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与模型（1）相一致。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3.90，标准差为0.68，且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2.69，说明不同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获利能力参差不齐。个人贷款占比、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占比三者的平均值分别为33.36、16.46以及16.08，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在参与普惠金融业务中，个人贷款占比最大，小微企业贷款额及涉农贷款额占银行总贷款额的比重较小。就标准差而言，三者的标准差分别为4.52、6.84、4.31可见在普惠金融信贷业务的开展情况上，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在商业银行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层面，三者的标准差均小于1，说明不同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上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除因变量与解释变量外，控制变量中资本结构的标准差为0.56，非利息业务水平标准差为5.56，表明本文涉及的商业银行在非利息业务的开展情况上存在一定差异。
（二）回归分析
本研究在實证分析上选取的模型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收集的数据为不同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的普惠金融相关开展情况，经过F检验，在两个被解释变量情况下的p值分别为0.0072和0.0016，远小于既定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所有截距项相等的原假设，即不可忽略个体效应，因而不可使用混合回归模型;二是依据现有文献的做法，研究主要通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1978）进行分析，若能够通过豪斯曼检验，则应该使用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经stata hausman语句检验，本研究使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更为有效。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如表4所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过程当中，银行的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在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当中，宣传费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以及总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
在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层面，个人贷款占比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其中个人贷款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提高0.15个百分点。由前文分析可知，个人贷款占商业银行总贷款较大比重，商业银行对个人信用和抵押能力有着较为完善的审核评估系统，因此个人贷款占比的提升能够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率起到正向导向作用。但就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涉农贷款占比而言，这两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有着负向影响。通过观察二者可知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相较于涉农贷款占比而言有着更强的负向导向作用（-0.1136<-0.0482）。 由于小微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风险水平，经营受限且抵押担保能力较低，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时造成商业银行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此外，由于小微企业单次贷款数额较小，因此会造成较高的单位交易成本，降低银行的资产使用效率。
由实证结果可知，国有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水平对其贷款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收益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从事的非利息业务品种少，种类单一，主要集中在经纪代理、结算业务、咨询业务等，且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耗费较大的人力及物力因而造成投入与回报不对称，对提升银行的资产利用能力不能起到较好的正向激励作用。商业银行应当不断进行业务创新，与客户建立联系，提升非利息业务对公众的吸引力。
（三）稳健性检验
通过前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控制变量中的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在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剔除该变量后进行再次回归。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5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在剔除该控制变量后，国有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资源配置及业务开展情况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国有商业银行境内机构网点数量和手机银行用户数量了依然对其贷款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宣传费用对贷款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对于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而言，依然是个人贷款比例对盈利能力起到正向刺激作用，而小微企业及涉农贷款比例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起到负向导向作用，且小微企业贷款比例对银行盈利能力的负向影响效果高于涉农贷款占比（-0.1053<-0.0369），与前文实证结果相一致。鉴于上述分析，本次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前文研究可知：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过程当中，银行的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均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相关。在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当中，宣传费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收益率以及总资产收益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境内机构网点数量以及手机银行用户数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着负向影响，且显著相关。就相关业务开展情况而言，个人贷款占比对其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导向作用，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相较于涉农贷款占比而言有着更强的负向导向作用。此外，国有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水平对其贷款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收益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拓展渠道，优化服务。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及技术变革的趋势，不断优化、创新自身产品，发展普惠金融;其次，注重与不同组织机构的互动与合作，选择与小型金融机构合作以及不断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可以有效提升自身的资产运用效率;深化发展互联网金融，提升业务办理效率，积极开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模式，大量运用互联网技术、云技术及大数据技术等;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健全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对信用风险进行正确有效地评估，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及经营风险。
注释：
①AFI为全球普惠金融联盟。
②2013年，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在G20普惠金融基础性指标体系框架下制定出的更为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欧理平.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盈利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J].学术论坛，2016（04）.
[2]管程龙.普惠金融发展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探析[J].现代金融，2018（02）.
[3]王婧，胡国晖.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论坛，2013（06）.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