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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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晚时分,陈登科与夫人梁寿淦来到复兴东路512号。这是一幢四层的花园洋房。陈登科透过锈迹斑斑的铁栅栏朝庭院张望,带着寒意的秋风吹得梧桐树的落叶在地下打滚,通往2层的阶梯的外墙上,张贴着“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以前他来过几次,如今不知道“老师的老师”刘海粟是否仍安居于处?他不敢贸然入内。便和老伴去一路之隔的复兴公园转游了一个多小时,等天黑尽了,才再次壮胆上门。所幸的是刘海粟还住此屋,但2层被称作“艺海堂”的会客室和画室已面目全非,夫妻俩和女儿全被赶到了楼上。“文革”前期,先是红卫兵三番五次地破门而入,紧接着是造反派时不时有恃无恐地骚扰,其后,“根红苗正”的革命左派强占一楼分隔成3户人家。至于亲朋好友,早已断绝了往来。陈登科的突然造访,令刘海粟大感意外。两人感慨万端。陈登科问道:“还画画吗?”
  “我怎么不画呢?”刘海粟指指2楼的走廊说,“这就是我的画室。”刘海粟示意夫人夏伊乔穿上衣服后说,“走,我为你们洗尘,我们到外滩海员俱乐部,人事熟悉,也好说话。”
  1954年6月初,因陈登科的邀请,丁玲和陈明夫妇来到黄山,在北海的“散花精舍”住了54天。刘海粟夫妇恰好也在此下榻。能在飞瀑流泉的美景中不期而遇,双方不亦乐乎。
  丁玲告诉陈登科,刘海粟是她的老师。她曾经考取过由刘海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除了这一层关系,还有发自内心的敬佩。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时,年仅十七岁。十七岁,他就干了前人没有干过的事,还居然干成了。是依赖父母吗?是有后台靠山为他撑腰吗?都不是,是凭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凭自强不息的精神。当时,上海美专西洋画科三年级学生,依学程的规定,设有人体模特儿的实习,当时被上海的一些官吏视为“有伤风化,较淫戏淫书尤甚”的罪名。呈报到江南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面前。孙传芳不知什么叫模特儿,听说模特儿就是光屁股女人,不禁拍案大怒,即发了一条“通辑刘海粟”的密令,封闭上海美专,拘拿刘海粟到案。美专职员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惊慌,劝他走开,避避风头。他却一笑:“自己又不犯法,何必走避。我不能任他们胡说八道,淆乱听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提倡艺术上模特儿之志不能夺……一个羸弱文人和手握军权的武夫抗争的结果,不是上海美专被封闭,也不是停学整顿,免职撤换,而是孙大帅受到社会舆论的极尽讽刺。说孙大帅到上海要行若干善事,其实一样也没有做成,却和模特儿过不去,雷厲风行,非将美术专科学校封闭不可,以五省总司令赫赫权威,与几个穷苦女子,与无力文人刘海粟作对,以虎搏兔,胜之不武!
  陈登科听了丁玲的这段讲述,不禁对刘海粟深感敬佩,便经常登门主动求教,或陪伴左右,去排云亭观云蒸霞蔚,上天都峰爬百步云天,遂相结为友。开初,陈登科称刘海粟为老师,刘海粟不准,说古人朋友之间以字相称,我们不是古人,还是直呼其名为好。刘海粟字季芳,号海翁,陈登科寻思再三,为了表示谦恭,最终打招呼时便称其为“海老”。刘海粟爽然应和,说这样一改口,显得更亲切。
  有一天,刘海粟与丁玲顺着通往升仙台的山径散步,谈着谈着谈到了陈登科。丁玲说:“他是一个放猪娃。从芭斗大的字都不识,成长为一个工农作者,而且从中跳了出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他掌握的群众语言十分丰富,编故事的能力强。他作品里的语言,就是陈登科式的,别人写不来。他是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期学员,读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刘海粟毫不掩饰对陈登科的欣赏,说:“我们虽然初识,我强烈地感觉到,你的这个学生,尽管沾泥带土,不过他禀赋不一样,艺术感觉好,这是先天的。在人字瀑前,他说了一句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的话:做人就该像人字瀑一样,顶天立地!在始信峰前,他指着奇峰怪石脱口而出:艺术作品应该力争做到,凸起于绝壑之上,风姿独秀。他出口不凡,将来此人必成大器。”
  三个月后,他俩有幸邂逅,但并不在“天下第一奇山”,而是横亘于大别山北麓的佛子岭。
  佛子岭水库于1952年1月开始修建,1954年10月完工。在开闸蓄水的庆祝大会上,陈登科意外看到了刘海粟的身影。对这样的机缘巧合,俩人喜不胜喜。刘海粟望着横跨渭河东西两岸,矗立于峰峦耸翠的拦河大坝,激动地说,“长龙卧波,中国第一大坝,开国之伟业。”他脸上含着哲人的微笑,问登科有何感想?陈登科百感交集,说,“治淮工程确实是举世壮举。这使我想起了淮河,想起了十年九灾的洪水恶浪,想起了淮河两岸老百姓的眼泪。”
  “治水患而得美景,带给国人的何止是振奋,更是对未来的莫大憧憬。”刘海粟翘起大拇指,用赞叹的口气说。
  陈登科说:“一想到明天,我就陶醉于三醉之中,山醉、水醉、酒醉!”
  刘海粟疑惑地问:“这里山好水美,令人流连忘返,至于酒美?”
  陈登科侃侃而谈,“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渡过淮河,沿淠河逆流而上,进入衡山国,就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衡山王选用本地好酒敬献汉武帝,汉武帝饮后连声赞叹,‘迎驾贡酒’因此得名。”
  刘海粟戏言道:“这样看来,到此光游山玩水并不能尽兴。”
  陈登科明白他意有所指,说:“今晚我以酒相待,一醉方休。”
  在山涧溪流旁的村野酒肆,陈登科与刘海粟把酒问盏,其乐融融。他俩喝的是“迎驾”好酒,谈的是佛子岭水库对治淮的重大意义。当陈登科谈到他曾经跟随考察队沿着淮北、阜南徒步200公里,进行治淮工程的前期考察,随后卷起铺盖与千军万马的建设大军挺进大别山,担任灌浆大队教导员,和水利建设者们一起奋战的日日夜夜,激动得连喝三杯,说,“这几年,我梦牵魂绕的尽是佛子岭,这片当年红军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大山深处,如今高耸的大坝,凝聚着淮河两岸老百姓的希望和寄托;山谷水库,承载着每一个建设者的深情、激情!”刘海粟抿了一口酒,笑呵呵地说,“听了你的这番讲述,我不饮自醉,更相信缘分。”陈登科不解其意,刘海粟娓娓道来,“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字如其人,语如其人,你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字字句句都洋溢着你对生活的热爱。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深山小酌,‘迎驾’助兴,这是我与你的缘分。”   刘海粟与陈登科确实有着不解之缘。两年后的仲夏,俩人又在佛子岭不期而遇。
  1956年6月24日一早,陈登科拿着扫把抹布来到大坝一侧的小山之巅,这里已在两个月前,矗立起一座玲珑剔透的纪念亭。亭中已矗立着高2米半,宽1米2,蒙着红色绸缎的纪念碑。他顾不得爬山之累,一脚踏进亭子便揩抹栏杆、柱子。埋头扫地之际,忽然看到地下一个人影由长变短,骤然回首,惊喜地叫道“海老!”刘海粟又惊又喜,“是你!”两人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倍加欢欣。刘海粟疑惑地问,“你怎么来得这么早,还忙着里里外外打扫?”陈登科说,“治淮委员会百里挑一,请你为佛子岭水库的落成撰写纪念碑文。我得知你会大驾光临,谨以此表示对您的敬意。”刘海粟深受感动,说,“我猜想也许会碰到你,但没有想到会在晨光熹微之中相见。常言道,为了欢迎好友,扫榻以待,你是扫亭以侍,呵,感老弟之长情。”一位比自己高两辈的画坛大师,一位满腹经纶的教育大家,居然对自己这个草莽文人以老弟相称,陈登科自觉惶恐。不过,他从中更深切体会到海老对后学晚辈发自内心的激赏呵护之情。
  离揭碑仪式尚有一小时,他俩攀谈起来。
  “你什么时候到的?”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何以来这么长时间?”
  “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从去年年底就着手准备有关佛子岭的资料,来了以后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建设者。在采访和翻阅资料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被感动着,那些听来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那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陪伴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我已把书名定为《移山记》。”
  “好,好,好书名。一想到号称远东第一坝的佛子岭水库,我的内心充满着自豪和向往,它的建成,对深山老林的山野村夫来说,也有改天换地的意义,使他们结束了千百年来加工用磨礁、照明用松明的历史。”刘海粟指了指纪念碑,接着说,“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对水利建设者由衷的钦佩。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的开路先锋,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奇迹。我写碑文,你写小说,殊途同归。”
  “你是大浪滔天,我是小河流水,以前只知道你是一代绘画大师,当我有幸看到石匠按照你的原稿雕刻碑文,真是大开眼界啊。”陈登科用手抚摸着纪念碑接着说,“你写的字是画出来的,飘飘若仙,翩翩若舞,浩浩如凌空御风;写的是对治淮工程的回顾,其实是抒发了对新中国的赞美,笔墨深处有诗魂烈魄在回荡,尽吐心中块垒!”
  身处高山茂林,面对大坝大湖,一老一少尽兴互吐心曲。所言所语,与其说是赞美对方,不如说字字句句都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时代激情。
  當陈登科开口谈到要学写书法时,刘海粟说,“学书法的基础一定要打扎实,要多练习散氏盘、毛公鼎。我会送几本字帖给你的。”
  三次的幸会,“幸会贵人相会处,金银满舟笑归还。”自此,他俩心心相印,过往甚密,结下深情厚谊。
  1959年5月,陈登科专程来上海拜访了刘海粟,并送上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移山记》。
  刘海粟接过书,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不断重复着,“移山,移山,愚公长年移山,当代人一鼓作气穿山透石,造福后代,应该大书特书。”他一扬眉,说了句法语,陈登科听不懂,但明白一定是赞扬的话。刘海粟继续说下去,“老弟,著书立说,凡能达到艺术的巅峰,也就是爱的巅峰。”
  陈登科深深地感到,海老的整个精神世界里,全都是艺术!便说,“没有爱,也就没有艺术。”
  “艺术的本身就是爱,我曾经站在国际饭店的顶楼俯视南京路边看边画。”他拉着陈登科来到二楼过道正面墙壁的内陷式壁炉前,指着长条红木案几上方悬挂着一张经过裱装的水粉画,兴奋地说,“这是十年大庆上海人民在南京路上庆祝游行时的盛况。你看。多么唯美的境界,我从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体会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爱!”
  这是一幅高楼林立,云海奔腾,人山人海,红旗如画的水粉画。画题是《普天同庆》。
  陈登科说:“看你的画,知你的心。南京路,十里洋场,尔虞我诈;而今,锣鼓喧天,万民齐欢。这是一幅画,是一首诗,也是一本书,我似乎听到了你的心灵与时代对白的妙语佳音;品味出你壮怀激烈,心挂世人的强国之梦!”
  刘海粟听罢哈哈大笑,携着陈登科的手回到了画室。陈登科刚来时没及细顾,这时,他被室外两幅题匾深深吸引。刘海粟见状,便说,“一幅是晚清重臣康有为为我题写的‘存天阁’,另一幅是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叶恭绰题写的‘艺海堂’”。说毕,他拿出两轴画舒展开来,陈登科一看两眼放光,《佛子岭飞雪》《佛子岭春辉》,他高兴得连呼,“画得好!画得好!这几年我欣赏过许多描绘佛子岭风光的艺术品,但具如此爱的胸襟者实为数不多。”
  刘海粟在稿纸上写了两行字:“爱到极点,必定画有所获。”说,“这是我这十年来的心境。”他让陈登科从两幅中任意挑选一幅。陈登科喜出望外,海老的画,有何等分量!急忙说,“承你惠赠,受之有愧,我就挑《佛子岭春辉》。”
  到了吃晚饭时,刘海粟说,“走,去外滩海员俱乐部喝酒。”
  “海员俱乐部”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号,建于1910年,是一幢具有文艺复兴式风格的建筑,被英国殖民者称为“上海总会”。抗战胜利后,被作为海员俱乐部。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幢大楼,改建为接待外国船员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刘海粟特别喜爱长达34米的黑白大理石酒吧,平时有暇便来此小酌。他不是水手,何以可直进直出?饭店仰慕他的才艺,为了广纳贤达,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上门求画。他颔首应允,欣然命笔,画成《浦江春潮》相赠。饭店以此为荣,张挂在大堂之中,就此对他敞开了大门。
  如果说,当年他俩因心中充满着爱而去海员俱乐部借酒助兴,那么,16年后的再次光临何尝不可说是以酒解忧。
  刘海粟与夏伊乔带着陈登科夫妇到了海员俱乐部后,并没有在他坐惯的黑白大理石的长条酒吧落座,而是拣了处在角落的面对面的火车座椅,以便促膝谈心。坐定,上酒。按理,久别重逢,历经磨难,有多少话要倾吐,有多少牢骚要发泄,然而四人却默默相对无言,许久刘海粟与陈登科才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长叹。不消说,他俩都不想再谈难以言表的屈辱,也不愿触及失去人的尊严的痛处。喝酒,闷头喝酒,一杯接一杯。是借酒烧愁?这可不是他俩的性格。讲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讲呢?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直等到半瓶酒喝掉了,夏伊乔给梁寿淦使了个眼色,梁寿淦才开腔打破沉默,“看到海老还健在,这是最大的安慰。”   夏伊乔说,“你俩家破人散,居无定所,心里还想着我们,还敢上我家,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梁寿淦说,“老陈出狱后,这几年我们漂泊在九华山下的青阳。老大,才16岁,因是陈登科的儿子,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18年徒刑。还有5个小孩,3个不在我的身边,好端端的一个家,四分五裂,这比切肤之痛还要痛。”
  陈登科补充说:“还有一痛,令我痛不欲生。我不是画家,不会画画,也不懂画,但是,我喜欢画,爱画,更爱藏画。过去我就藏有不少名画,有齐白石的虾子螃蟹,任伯年的竹林麻雀,还有傅抱石、唐云几位大家的作品,计有60多幅字画,30余块端砚。可惜三次抄家五次抢,连一张纸片也未留下。郭沫若和老舍两位前辈,书赠我的字画,你的《佛子岭春辉》都当作“四旧”被抄、被毁,当然也有拿和偷的……”他突然中断,拿起酒瓶凑到嘴边,梁寿淦伸手夺过酒瓶,陈登科用手掩着脸,过了一阵,忽然用颤抖的声音说,“文化大革命,革谁的命?”
  刘海粟浑身一阵战栗,犹如被重重地一击,继而愤愤地说,“革文化的命!我的收藏,古今中外的珍品古董,外国人送的礼品,抄了一次又一次,还被当作‘封资修’的‘四旧’,和我众多的早期画稿,美术教材、笔记等珍贵史料,还有历年大量的报刊文摘,全都堆在院子里付之一炬。‘革命烈火’烧了好几个钟头,烧到半夜红卫兵突然偃旗息鼓。据说我家发生的事情不知怎么会传到北京,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上海,严厉制止这样的行为。第二天,这帮红卫兵才撤离了我家。”
  “听了你的讲述,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是你尽情讴歌的画《佛子岭飞雪》、《佛子岭春辉》……我的眼前还出现了《普天同庆》中上海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的盛况,我仿佛能听到老百姓击掌欢呼的轰鸣,不过,这幅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渐渐变成了一行行的泪,每一抹颜色成了一滴滴的血。”
  “读你的《移山记》,我想到的是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想到了移山填海,改天换地建设新中国的气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唉,怎么说呢……”他眼睛低垂,用微微颤抖的手端起一只盆子,佯装压在一只酒杯上。陈登科死死盯住他这一奇怪的动作,朦胧地意识到,这其中一定蕴含着内心无比的痛苦。等了一两分钟,刘海粟凑近陈登科,压低声音说,“一座道貌岸然的‘文革’大山,压在了新中国的身上。”
  陈登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那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却在他的耳边发出了巨大震响。顿时,他内心的痛苦透过他的眼神全都流露了出来。突然,他从刘海粟的手里接过那座“大山”,似乎要狠狠地朝地下砸去,不过,在最后一瞬间,他还是克制住激烈的动作,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大山”掂了掂,才慢慢放回原處。
  接着一阵沉默,跟着是四人沉重的叹息,然后是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闷酒……
  隔了很长时间,陈登科才打破沉默,关切地问道,“这几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刘海粟寂然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渐渐变得惨白,他的整个身子发出一阵痉挛似的颤抖,那神情显然有一种想克制却无法压抑下去的怨恨。也许红卫兵在他家院子里纵火焚烧字画和珍品的情景又重回心头。随后他咬了咬牙,抬起了头,一切的痛苦和愤懑已从他的脸上骤然消失,他平静而舒缓地答道:“身处逆境,我经常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篇文章是司马迁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那是一个把人当作畜生的时代。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便横遭暴虐,惨受宫刑。昨天还是国家大臣,今天便被阉割,毫无尊严可讲。尽管司马迁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有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并不苟且偷生,而是忍辱负重,发奋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我从中吸取力量,并以‘宠辱不惊’四个字作为座右铭。我做人胆量大,心胸宽,什么都往肚里吞,我愈老愈觉出绘画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
  陈登科感到,海老的这番话,真是掷地作金声,如沐春风,如受化雨。他慢慢抬起头,注视着他达观洒脱的样子,声音虽轻却不胜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回去以后,我也要好好拜读这篇文章。”
  “凭你的人生经历,读后一定会大获稗益,一定会增强你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
  “这真是我所希望。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我从小就参加革命,怎么一下就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文革‘旗手’,指鹿为马,瞎说一气也是真理,这也叫‘革命’?我被囚禁监狱长达5年之多。在酷刑逼供中,我的牙齿几乎被全部打落。剩下两颗因疼痛难忍,我忍着剧痛自己拔掉,并用破布蘸着血给党中央写信申诉;我还用铁钉在监狱的墙上刻下了‘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我还在牢笼中构思了《破壁记》《赤龙与丹凤》等4部长篇小说。”
  刘海粟不无激动地慨乎言之:“听了你的讲述,我相信终有一天会看到你的义愤之作。会的,一定会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挫折的生涯是不完美的生涯,何谓大丈夫?在别人活不下去的环境中活着,但不失高尚的气节;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报任安书》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只有看透,敢爱敢恨,才会愤怒出诗人!”
  这次聚会,原先约好只谈酒,谈吃,结果还是谈到“触及灵魂”的话题而互诉衷肠。他俩约好再相聚一次,因政治形势的又一次突变,街上出现了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陈登科不敢在上海久留,便提前离开了上海。到了老家盐城不久,刘海粟通过关系辗转赠予了两件妙笔丹青:一幅是他的四尺宣《铁骨红梅》,一幅是他的夫人夏伊乔的《黄山山水》。不仅如此,还有俩人的题字条幅。刘海粟作《水龙吟》一词咏铁骨红梅:“直教身历冰霜,看来凡骨经全换,冻蛟危立,珊瑚冷挂,绛云烘暖,劲足神完。”夏伊乔用东方式的抒情调子挥毫泼墨:“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当时,陈登科的激动之情实在难以言喻。危难之交,书画连心。红梅青山,黄山美景,情深意重啊!陈登科说:“这是他劫后余生、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获赠的两件墨宝。枝干如铁,梅朵似雪,多少表达了我与海老,以及中国所有正直文人,在那段非人折磨的境遇下,所表现的一点心志吧。伊乔笔下的孔雀松,虽遭雷火所劈,仍然咬定青山,残枝独存,奋力伸展,犹如孔雀开屏,让这一病态的树木给黄山山水增添了壮美的形象。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这两幅画,给了我鼓舞,给了我力量,给了我追求真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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