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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了,每年都有一个“9·11”。每年的今天,西方的整个媒体都铺天盖地,尤其是电视画面,几乎每个小时都重复一遍飞机撞向双塔、冒烟的世贸大楼、轰然倒塌的摩天大厦……我依然能看到十年前电视记者在被夷为平地的世贸现场附近采访市民时的画面,听到几位相貌和善的市民发出的咬牙切齿的诅咒:一定要让干了这件事的人死!让他们下地狱!
十年了,一样的画面,一样的震撼。只不过,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传出窃取公民邮件、美军虐待囚犯,以及入侵伊拉克的美军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时候,质疑美国以反恐画线,把反恐扩大化,甚至以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等消息接连不断。本·拉丹被击毙了,但恐怖依然笼罩在纽约的上空,是反恐没有成效,还是如一些人所说,一开始就不应该如此反恐?
那些对美国反恐提出异议的美国人与外国人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如果他们能够回到10年前的现场,重温当时的情景,把他们放在纽约市长与美国总统的位置上,他们会作出另外一种选择?他们会选择与恐怖分子对话?选择接受恐怖分子的条件?选择改弦易辙,让美国变成另外一个不遭受恐怖分子忌恨的国家?或者忍辱负重、宽大为怀,以期得到恐怖分子的理解与同情,最终达致和解?或者美国干脆宣布投降,换来恐怖分子停止袭击的承诺?
那些指责美国用毫不留情的战争追杀恐怖分子的人,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在他们有任何建议前,最好也能够站在恐怖分子本·拉丹的立场思考一下,他想干什么?他有什么主张?他要美国接受什么条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些打着原教旨招牌的恐怖分子在中东得不到大多人支持,他们违反教义中对“圣战”的最低要求(不杀孩子、妇女与平民等),不去对抗军队,专门去屠杀无辜市民,还有孩子与母亲。拉丹常常在他的讲话中义正词严,要求美国撤出中东,而他却忘记了,中东本来就没有一个国家是美国的殖民地,也没有一个国家是美国的傀儡,而中东那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愿意收留拉丹,甚至连伊朗这种国家,都在9·11事件后站出来谴责恐怖主义。对这种恐怖分子,除了消灭他,你真有妥协、宽容与对话的另外一种选择吗?
这十年,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对美国反恐的反思,也听到了一些谴责美国反恐,认为他们应该崇尚宽容与对话,他们甚至祭出了公正、公平与正义的旗帜,声称东躲西藏的本·拉丹也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对他也应该讲正义。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位以讲授正义课程闻名世界的哈佛大学教授被学生问到,如果你的理论碰上希特勒这样的人,你准备和他怎么讲正义?
那位教授想了很久,说,先把他消灭掉,我们再来讲正义。是的,对于有些人,你消灭了他,打败了,才能讲正义。二战时的希特勒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正好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人,在六十多年前,正好也对美国人实行了一次毁灭性的偷袭—轰炸珍珠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美国,正如9·11事件之后的美国一样,几乎都是被迫参加了一场战争。从这一点来说,9·11后的美国和当年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一样,别无选择。
然而,即便在别无选择的时候,你依然在选择。美国不能不选择反恐,但却可以选择在反恐的时候不使用那些恐怖的手段,恐怖分子是以自己极端的思想给世人画线的,美国完全应该避免在消灭他们的过程中使用“你要么站在他们一边、要么是我们的敌人”来画线,美国还欠缺世界一个交代,为什么会以反恐的名义侵入伊拉克……
记得波普尔说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注意,他并不是说代表西方的希特勒让西方的道德水平失去了底线,他是说正义的力量为了抑制纳粹使用原子武器,而不得不抢先发明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武器,并率先使用它(在日本)屠杀了几十万平民。记住,人类历史的道德底线不是由那些邪恶的势力来界定的,而是有代表正义的力量能够守住的那条线。二战中的纳粹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以他们没有底线的邪恶降低了正义力量的底线。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寻找底线。当大多数人盯住一场反恐战争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两场反恐之战:一场是美国政府为了保卫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价值理念,而对付恐怖分子的反恐战争;另一场则是美国与世界公民为了捍卫美国一直坚守的价值理念,而对美国政府用侵害人权的恐怖方式反恐所进行的斗争。
第一场战争旷日持久,至今离胜利还很遥远,但邪恶的恐怖主义分子不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类的道德水平,而美国在反恐之战中需要坚守的底线,则是我们应该共同坚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窃听公民电话、虐待俘虏、以不实的理由侵入他国以及“你不站在我这一边,就站在恐怖主义一边”的反恐手段,并不亚于拉丹发动的恐怖袭击对整个世界的伤害。
9·11的警钟长鸣,带给世界各种各样的启示,也让我们记住,即便在别无选择的时候,你依然可以作出选择;在同邪恶战斗的时候,永远不要把自己降低到邪恶的水平,否则,你不但输掉了同邪恶的战争,整个人类也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
十年了,一样的画面,一样的震撼。只不过,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在传出窃取公民邮件、美军虐待囚犯,以及入侵伊拉克的美军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时候,质疑美国以反恐画线,把反恐扩大化,甚至以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等消息接连不断。本·拉丹被击毙了,但恐怖依然笼罩在纽约的上空,是反恐没有成效,还是如一些人所说,一开始就不应该如此反恐?
那些对美国反恐提出异议的美国人与外国人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如果他们能够回到10年前的现场,重温当时的情景,把他们放在纽约市长与美国总统的位置上,他们会作出另外一种选择?他们会选择与恐怖分子对话?选择接受恐怖分子的条件?选择改弦易辙,让美国变成另外一个不遭受恐怖分子忌恨的国家?或者忍辱负重、宽大为怀,以期得到恐怖分子的理解与同情,最终达致和解?或者美国干脆宣布投降,换来恐怖分子停止袭击的承诺?
那些指责美国用毫不留情的战争追杀恐怖分子的人,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在他们有任何建议前,最好也能够站在恐怖分子本·拉丹的立场思考一下,他想干什么?他有什么主张?他要美国接受什么条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些打着原教旨招牌的恐怖分子在中东得不到大多人支持,他们违反教义中对“圣战”的最低要求(不杀孩子、妇女与平民等),不去对抗军队,专门去屠杀无辜市民,还有孩子与母亲。拉丹常常在他的讲话中义正词严,要求美国撤出中东,而他却忘记了,中东本来就没有一个国家是美国的殖民地,也没有一个国家是美国的傀儡,而中东那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愿意收留拉丹,甚至连伊朗这种国家,都在9·11事件后站出来谴责恐怖主义。对这种恐怖分子,除了消灭他,你真有妥协、宽容与对话的另外一种选择吗?
这十年,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对美国反恐的反思,也听到了一些谴责美国反恐,认为他们应该崇尚宽容与对话,他们甚至祭出了公正、公平与正义的旗帜,声称东躲西藏的本·拉丹也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对他也应该讲正义。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位以讲授正义课程闻名世界的哈佛大学教授被学生问到,如果你的理论碰上希特勒这样的人,你准备和他怎么讲正义?
那位教授想了很久,说,先把他消灭掉,我们再来讲正义。是的,对于有些人,你消灭了他,打败了,才能讲正义。二战时的希特勒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正好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人,在六十多年前,正好也对美国人实行了一次毁灭性的偷袭—轰炸珍珠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美国,正如9·11事件之后的美国一样,几乎都是被迫参加了一场战争。从这一点来说,9·11后的美国和当年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一样,别无选择。
然而,即便在别无选择的时候,你依然在选择。美国不能不选择反恐,但却可以选择在反恐的时候不使用那些恐怖的手段,恐怖分子是以自己极端的思想给世人画线的,美国完全应该避免在消灭他们的过程中使用“你要么站在他们一边、要么是我们的敌人”来画线,美国还欠缺世界一个交代,为什么会以反恐的名义侵入伊拉克……
记得波普尔说过:“我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注意,他并不是说代表西方的希特勒让西方的道德水平失去了底线,他是说正义的力量为了抑制纳粹使用原子武器,而不得不抢先发明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武器,并率先使用它(在日本)屠杀了几十万平民。记住,人类历史的道德底线不是由那些邪恶的势力来界定的,而是有代表正义的力量能够守住的那条线。二战中的纳粹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以他们没有底线的邪恶降低了正义力量的底线。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寻找底线。当大多数人盯住一场反恐战争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两场反恐之战:一场是美国政府为了保卫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价值理念,而对付恐怖分子的反恐战争;另一场则是美国与世界公民为了捍卫美国一直坚守的价值理念,而对美国政府用侵害人权的恐怖方式反恐所进行的斗争。
第一场战争旷日持久,至今离胜利还很遥远,但邪恶的恐怖主义分子不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类的道德水平,而美国在反恐之战中需要坚守的底线,则是我们应该共同坚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窃听公民电话、虐待俘虏、以不实的理由侵入他国以及“你不站在我这一边,就站在恐怖主义一边”的反恐手段,并不亚于拉丹发动的恐怖袭击对整个世界的伤害。
9·11的警钟长鸣,带给世界各种各样的启示,也让我们记住,即便在别无选择的时候,你依然可以作出选择;在同邪恶战斗的时候,永远不要把自己降低到邪恶的水平,否则,你不但输掉了同邪恶的战争,整个人类也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