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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脚下，一个突然下雨的下午，我们叩响了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高锐家的大门。一进门，禁不住被墙上的字画所吸引。据高院长介绍，字是他写的，画是老伴画的。老两口的字与画成双成对挂满了客厅，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们羡慕不已。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高院长和老伴相濡以沫、相得益彰的惬意生活。
与高锐院长近距离接触，可以看见镜片后面的目光炯炯有神，仍然保留着当年追求梦想的锐气。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他当年骑自行车去延安开始。
少年壮志，单车求学奔赴延安
高锐，191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贫农家庭，16岁考入公费助学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那个时候每个月可以发5块钱，5块钱在那个时候很多啊，除了吃饭的4块2毛5分之外，每个月剩7毛5分，还可以买双鞋穿，因此这个学校就成了贫穷学生向往的学校了。”正义、年少、进取的高锐，不仅参加了响应“一二九”运动的学生罢课斗争，还在1936年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斗争中担任学生抗日救国会纠察股长。
“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动荡，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高锐所在的学校也基本处在停课状态。高锐、姜林东等学生，听一个共产党员说西安一带有一个红军大学在招生。事实上，他们听说的红军大学，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延安。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高锐、姜林东等5个血气方刚的学生，不顾一切，以转学为名要回了学费，一心投靠红军大学。他们选择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自行车，高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好心的教员，很赏识高锐的才识，于是便出资给高锐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高锐等人便开始了骑车去延安的艰苦旅途。
此时，高锐年仅18岁。他们骑着自行车，直奔西安而去。他们行程的第一站是徐州。一个亲戚告诉他们，徐州城内比较混乱，到处都是国民党宪兵特务。因此，他们到了台儿庄之后，没有进徐州，打算从徐州的城外迂回绕过。沿途的一个教员告诉他们，“陇海路上都乱了，不需要买票了，赶紧去爬火车吧”。高锐一行欣然接受了建议，当天晚上，他们便在徐州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赶上了一辆货车。这辆货车装载的正是国民党军队修工事用的材料，他们毫不犹豫地爬上货车，装上自行车，躲在货物下面，直到开封附近。
下车后，车站上到处都是难民。高锐等人径直去找车站的站长，以转学为名，要求上另一辆火车。后来，他们趁车站混乱之机，再次跳上了即将出发的一辆客车。“爬上去一看，只有一个女的在看一些家具。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党某要员在搬家，派了家里的一个人在看着。”
到了郑州，他们重新骑上了自行车。一个教员告诉他们前面有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当兵。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又跑回铁路扒火车。这次他们可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他们趴在运煤的车上，头上顶着日本飞机的轰炸，耳边警报声四处响。火车开始飞驰，一路到了漯河边。火车停了，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扫射，他们就下车躲在火车下面，趁飞机不轰炸的时候，赶紧把自行车拿下来。
这次，他们果真遇到国民党的军队了。在一个镇子的城西门，国民党军队两个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他们。站岗的人对他们盘问，不承认他们是转学的学生，指认他们是汉奸。幸运的是，站岗士兵中有一个特别好心的人，出于对流亡学生的同情，趁换岗的机会放了他们。
经过层层困难险阻，高锐一行终于到达了西安。直到这时，他们通过一个在西安女子学院教美术的老师才知道，八路军在西安有个办事处，但是红军大学不在西安，而是在延安，叫抗日军政大学。可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不招生。高锐一行仍然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另一个老师，给抗日军政大学写了一封介绍信，凭着这封信，高锐等人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学校，成为抗大第四期的学员。
言传身教，传承红军优良传统
1938年8月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高锐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胶东军政干校任教育长。1940年之后，历任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营长、军事主任教员、军教股长、山东军区教导员二团营长、副教育长、胶东军区第14团参谋长。1945年9月后，历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参谋主任；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一介书生，为部队训练出大批军政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记者忍不住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对来自不同阶层的士兵进行教育?高锐坦然地说：“老红军教我的，我再教给他们，上学时候学习的东西，再传授给他们。”
毛泽东曾经为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写过如下训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三句话，对高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习的过程中，高锐深刻地懂得，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抗大，高锐第一次受到了正规、系统、完整的思想教育，这是他在抗大最大的收获。
回到胶东，高锐就按照在抗大学习的内容和思想，展开工作。但是印刷条件有限，教员讲课主要靠口头讲述。高锐从延安带回了两本书：《论持久战》和《列宁主义概论》。高锐给士兵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持久战，讲运动战，讲统一战线。军事课是高锐讲授的主要内容。他告诉士兵，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要打游击战，要看清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要做好持久打仗的准备。在抗大时，高锐已经能够将列宁主义概论倒背如流。在胶东讲课时，凭着好记忆力，高锐可以不用讲稿通讲全篇。“我把抗大的课程，都搬到胶东去了，宣传党在抗大的教育，宣传艰苦奋斗的英勇传统。”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高锐遇到过很多不乏正义和理想的人。从他们那里，高锐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当年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的故事，总能带给高锐心灵上的震撼。抗大，是个红军干部云集的地方，抗大也就采用了红军的管理办法，队长、区队长等，很多都是老红军。“区队长在红军里当过营长，队长在红军里当过团长，他们言传身教，不断地讲红军，让我们坚持红军时代的作风，按照红军的管理模式管理学生。”
“我不是红军，但我受到了红军的言传身教，红军的东西，我学到了很多。他们讲给我的，我又讲给我的学生，我也按照红军的这套教。我给他们讲红军过草地、翻雪山，给他们讲红军的勇敢和坚强。我们要求学生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学生，后来陆续进入部队。高锐说，他们觉悟很高，虽然他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为我军 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没有走弯路。这点，让高锐非常欣慰。这套红军式的教育模式，在时代的变迁下，经受住了各种考验。高锐所在的师部，没有一个领导因为腐败或者生活作风问题而犯错误，都保留了当年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至今，高锐以此仍引以为豪。
济南战役，锲而不舍攻下内城
说起参加济南战役的经历，高锐的目光顿时严肃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
1948年秋，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后，出现了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能够集中作战的有利形势。依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为了夺取济南，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组成救援、打援兵团，分别配置在兖州、邹县及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9月16日午夜，我军攻城集团向济南发起进攻，当时，高锐正是华东野战军13纵37师师长，担任了主要的突击任务。
他带领士兵，首先开始攻打济南外城，在永胜门外建立了阵地。第二天晚上，部队到达趵突泉，靠近内城，消灭了齐鲁大学的一个教导总队。“我们的一个营长，抓住了俘虏，了解了情况，就到城外打枪、喊话，轻松地俘虏了敌人的一支部队。这样，我们占领了济南城外的西南门。”
外城攻破之后，高锐接到命令，要攻打内城。“我们攻打内城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内城的攻破相当艰难。战役进入了艰苦的争夺战。”
济南内城西南角有座坤顺门，城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碉堡。“我们计划用两个团攻城，三纵队从西门攻，六纵队从东南门攻，想从这两个地方突破。”
“这个仗可没有攻打外城那么简单，敌人龟缩到内城，加强了防御。”为了攻入内城，士兵们顶着敌人的子弹，一次次地架梯子，架桥。最后就直接趟着河水过去。“先用炸药炸城墙。用的炸药是美国造TNT，一块一块的。当时的工兵不懂，用了一大包炸药只插了2个雷管，结果只爆炸了两块。送炸药的小周很不简单，他连续送了10次，累得动都动不了。结果，城墙还是没有炸开。”
敌人的烟幕弹四处弥漫，他们开始架梯子。趟着河水抬梯子、架梯子，是一件伤亡很大的事情。此时，西南角的城门已被打开，但是敌人火力猛烈，无法进入。另一支进攻力量也因首长牺牲而暂时停止前进。高锐的主攻部队陷入了孤立的状态。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架了梯子，占领了突破口。经过激烈的争夺战，我军部队通过这个突破口，占领了济南城。
在这些质朴、勇敢的战士们锲而不舍的拼搏下，内城拿下了。24日，我军全歼守敌，俘获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解放了济南。说到这里，高锐哽咽了：“济南城是士兵们拿命拼下来的。”那些跟随他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深深地记在心底。
济南战役的重大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为华东野战军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29日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济南战役中，37师的两个团表现尤为突出。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分别授予了“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称号。说到这里，高老脸上露出了会心而又凝重的微笑。
军事研究，战略战术筑我国防
经历过革命与战争洗礼的高锐，在军事科学研究中，格外懂得军事科学和战略战术的重要作用。他曾经组织实施水网稻田地战斗试验研究，取得了技术战术成果，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他不仅参与组织并主笔编写了我军第一部战斗条令，还指导修改了第三代条令，主编了《战役学纲要》、《游击战纲要》、《战略学》、《中国军事史略》、《血洒泉城》等书。
1959年，在叶剑英的介绍下，高锐进入军事科学院，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在战术部干什么?当然是编条令了。我一来到这里，叶剑英就找我谈话了，他问我能否赶紧把战斗条令编出来，我一口就答应了，干就干!”
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直到1963年，我国第一部战斗条令正式结束使用。“为了这个新的条令，我们连夜加班。那是全军动手，大民主制订出来的；通过汇总，写成一个稿子；然后各大军区开会审定；最后军事科学院定稿，前后一共用了几年的时间。”
1964年，高锐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他提出，如今战斗条令的编订已经结束了，我军应该调查研究，看看今后如果打仗我们该怎么办。这样，高锐开始研究战役学。两年后，《战役学》完稿。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战役学》的出版被搁浅了10年。这期间，高锐先后被调往甘肃、宁夏。当高锐再次回到军事科学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分管战役、战略研究工作。
离休后，高锐没有闲着，他一直在考虑，打算写一本书。早在军事科学院管学术工作的时候，高锐就打算编写一部中国军事史。离休后，高锐依然想完成这个心愿。为此，高锐查阅了很多资料，翻阅了从古至今的有关历史书籍。后来，500多万字的《中国上古军事史》终于出版了，该书记录了中国军事史的基本发展脉络，涉及从黄帝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军事大事，还获得了1996年全国第十届图书奖。
如今，高锐依然身兼数职，没有闲暇时分。采访过程中，不时有高锐的朋友前来与他探讨书画的事情。他头上，有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红叶诗社社长、军事科学院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老年大学校长等头衔，让他仍旧天天忙忙碌碌。
高锐一生，从骑车去延安，到做教育工作，到带兵打仗，到科学研究，经历丰富。今天，年近90岁的高锐，虽然过着与世无争的离休生活，然而，他依然不忘我军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程。他诙谐地说道：“以前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晰，反而现在的事情总是忘记。”
他说，我军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战争是残酷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艰苦奋斗精神却传下来了。80年了，仍然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她经历了战争的硝烟，经历了和平时期的考验，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采访结束，走出高院长的家门，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也许这种激动里，饱含着对像高锐院长这样的中国军人的崇敬，以及对如今幸福生活的感恩，而更多的是对伟大的人民军队的真诚祝愿。
与高锐院长近距离接触，可以看见镜片后面的目光炯炯有神，仍然保留着当年追求梦想的锐气。于是，我们的谈话就从他当年骑自行车去延安开始。
少年壮志，单车求学奔赴延安
高锐，191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的一个贫农家庭，16岁考入公费助学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那个时候每个月可以发5块钱，5块钱在那个时候很多啊，除了吃饭的4块2毛5分之外，每个月剩7毛5分，还可以买双鞋穿，因此这个学校就成了贫穷学生向往的学校了。”正义、年少、进取的高锐，不仅参加了响应“一二九”运动的学生罢课斗争，还在1936年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斗争中担任学生抗日救国会纠察股长。
“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动荡，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高锐所在的学校也基本处在停课状态。高锐、姜林东等学生，听一个共产党员说西安一带有一个红军大学在招生。事实上，他们听说的红军大学，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延安。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高锐、姜林东等5个血气方刚的学生，不顾一切，以转学为名要回了学费，一心投靠红军大学。他们选择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自行车，高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好心的教员，很赏识高锐的才识，于是便出资给高锐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样，高锐等人便开始了骑车去延安的艰苦旅途。
此时，高锐年仅18岁。他们骑着自行车，直奔西安而去。他们行程的第一站是徐州。一个亲戚告诉他们，徐州城内比较混乱，到处都是国民党宪兵特务。因此，他们到了台儿庄之后，没有进徐州，打算从徐州的城外迂回绕过。沿途的一个教员告诉他们，“陇海路上都乱了，不需要买票了，赶紧去爬火车吧”。高锐一行欣然接受了建议，当天晚上，他们便在徐州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赶上了一辆货车。这辆货车装载的正是国民党军队修工事用的材料，他们毫不犹豫地爬上货车，装上自行车，躲在货物下面，直到开封附近。
下车后，车站上到处都是难民。高锐等人径直去找车站的站长，以转学为名，要求上另一辆火车。后来，他们趁车站混乱之机，再次跳上了即将出发的一辆客车。“爬上去一看，只有一个女的在看一些家具。后来我们才知道，国民党某要员在搬家，派了家里的一个人在看着。”
到了郑州，他们重新骑上了自行车。一个教员告诉他们前面有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当兵。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又跑回铁路扒火车。这次他们可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他们趴在运煤的车上，头上顶着日本飞机的轰炸，耳边警报声四处响。火车开始飞驰，一路到了漯河边。火车停了，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扫射，他们就下车躲在火车下面，趁飞机不轰炸的时候，赶紧把自行车拿下来。
这次，他们果真遇到国民党的军队了。在一个镇子的城西门，国民党军队两个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他们。站岗的人对他们盘问，不承认他们是转学的学生，指认他们是汉奸。幸运的是，站岗士兵中有一个特别好心的人，出于对流亡学生的同情，趁换岗的机会放了他们。
经过层层困难险阻，高锐一行终于到达了西安。直到这时，他们通过一个在西安女子学院教美术的老师才知道，八路军在西安有个办事处，但是红军大学不在西安，而是在延安，叫抗日军政大学。可是当时抗日军政大学不招生。高锐一行仍然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另一个老师，给抗日军政大学写了一封介绍信，凭着这封信，高锐等人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学校，成为抗大第四期的学员。
言传身教，传承红军优良传统
1938年8月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高锐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胶东军政干校任教育长。1940年之后，历任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营长、军事主任教员、军教股长、山东军区教导员二团营长、副教育长、胶东军区第14团参谋长。1945年9月后，历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参谋主任；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
一介书生，为部队训练出大批军政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记者忍不住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对来自不同阶层的士兵进行教育?高锐坦然地说：“老红军教我的，我再教给他们，上学时候学习的东西，再传授给他们。”
毛泽东曾经为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写过如下训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三句话，对高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学习的过程中，高锐深刻地懂得，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抗大，高锐第一次受到了正规、系统、完整的思想教育，这是他在抗大最大的收获。
回到胶东，高锐就按照在抗大学习的内容和思想，展开工作。但是印刷条件有限，教员讲课主要靠口头讲述。高锐从延安带回了两本书：《论持久战》和《列宁主义概论》。高锐给士兵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持久战，讲运动战，讲统一战线。军事课是高锐讲授的主要内容。他告诉士兵，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要打游击战，要看清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要做好持久打仗的准备。在抗大时，高锐已经能够将列宁主义概论倒背如流。在胶东讲课时，凭着好记忆力，高锐可以不用讲稿通讲全篇。“我把抗大的课程，都搬到胶东去了，宣传党在抗大的教育，宣传艰苦奋斗的英勇传统。”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高锐遇到过很多不乏正义和理想的人。从他们那里，高锐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当年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的故事，总能带给高锐心灵上的震撼。抗大，是个红军干部云集的地方，抗大也就采用了红军的管理办法，队长、区队长等，很多都是老红军。“区队长在红军里当过营长，队长在红军里当过团长，他们言传身教，不断地讲红军，让我们坚持红军时代的作风，按照红军的管理模式管理学生。”
“我不是红军，但我受到了红军的言传身教，红军的东西，我学到了很多。他们讲给我的，我又讲给我的学生，我也按照红军的这套教。我给他们讲红军过草地、翻雪山，给他们讲红军的勇敢和坚强。我们要求学生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学生，后来陆续进入部队。高锐说，他们觉悟很高，虽然他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为我军 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没有走弯路。这点，让高锐非常欣慰。这套红军式的教育模式，在时代的变迁下，经受住了各种考验。高锐所在的师部，没有一个领导因为腐败或者生活作风问题而犯错误，都保留了当年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至今，高锐以此仍引以为豪。
济南战役，锲而不舍攻下内城
说起参加济南战役的经历，高锐的目光顿时严肃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
1948年秋，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后，出现了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能够集中作战的有利形势。依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为了夺取济南，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组成救援、打援兵团，分别配置在兖州、邹县及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9月16日午夜，我军攻城集团向济南发起进攻，当时，高锐正是华东野战军13纵37师师长，担任了主要的突击任务。
他带领士兵，首先开始攻打济南外城，在永胜门外建立了阵地。第二天晚上，部队到达趵突泉，靠近内城，消灭了齐鲁大学的一个教导总队。“我们的一个营长，抓住了俘虏，了解了情况，就到城外打枪、喊话，轻松地俘虏了敌人的一支部队。这样，我们占领了济南城外的西南门。”
外城攻破之后，高锐接到命令，要攻打内城。“我们攻打内城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内城的攻破相当艰难。战役进入了艰苦的争夺战。”
济南内城西南角有座坤顺门，城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碉堡。“我们计划用两个团攻城，三纵队从西门攻，六纵队从东南门攻，想从这两个地方突破。”
“这个仗可没有攻打外城那么简单，敌人龟缩到内城，加强了防御。”为了攻入内城，士兵们顶着敌人的子弹，一次次地架梯子，架桥。最后就直接趟着河水过去。“先用炸药炸城墙。用的炸药是美国造TNT，一块一块的。当时的工兵不懂，用了一大包炸药只插了2个雷管，结果只爆炸了两块。送炸药的小周很不简单，他连续送了10次，累得动都动不了。结果，城墙还是没有炸开。”
敌人的烟幕弹四处弥漫，他们开始架梯子。趟着河水抬梯子、架梯子，是一件伤亡很大的事情。此时，西南角的城门已被打开，但是敌人火力猛烈，无法进入。另一支进攻力量也因首长牺牲而暂时停止前进。高锐的主攻部队陷入了孤立的状态。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架了梯子，占领了突破口。经过激烈的争夺战，我军部队通过这个突破口，占领了济南城。
在这些质朴、勇敢的战士们锲而不舍的拼搏下，内城拿下了。24日，我军全歼守敌，俘获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解放了济南。说到这里，高锐哽咽了：“济南城是士兵们拿命拼下来的。”那些跟随他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深深地记在心底。
济南战役的重大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为华东野战军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29日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济南战役中，37师的两个团表现尤为突出。战斗结束后，中央军委分别授予了“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称号。说到这里，高老脸上露出了会心而又凝重的微笑。
军事研究，战略战术筑我国防
经历过革命与战争洗礼的高锐，在军事科学研究中，格外懂得军事科学和战略战术的重要作用。他曾经组织实施水网稻田地战斗试验研究，取得了技术战术成果，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他不仅参与组织并主笔编写了我军第一部战斗条令，还指导修改了第三代条令，主编了《战役学纲要》、《游击战纲要》、《战略学》、《中国军事史略》、《血洒泉城》等书。
1959年，在叶剑英的介绍下，高锐进入军事科学院，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在战术部干什么?当然是编条令了。我一来到这里，叶剑英就找我谈话了，他问我能否赶紧把战斗条令编出来，我一口就答应了，干就干!”
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直到1963年，我国第一部战斗条令正式结束使用。“为了这个新的条令，我们连夜加班。那是全军动手，大民主制订出来的；通过汇总，写成一个稿子；然后各大军区开会审定；最后军事科学院定稿，前后一共用了几年的时间。”
1964年，高锐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他提出，如今战斗条令的编订已经结束了，我军应该调查研究，看看今后如果打仗我们该怎么办。这样，高锐开始研究战役学。两年后，《战役学》完稿。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战役学》的出版被搁浅了10年。这期间，高锐先后被调往甘肃、宁夏。当高锐再次回到军事科学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分管战役、战略研究工作。
离休后，高锐没有闲着，他一直在考虑，打算写一本书。早在军事科学院管学术工作的时候，高锐就打算编写一部中国军事史。离休后，高锐依然想完成这个心愿。为此，高锐查阅了很多资料，翻阅了从古至今的有关历史书籍。后来，500多万字的《中国上古军事史》终于出版了，该书记录了中国军事史的基本发展脉络，涉及从黄帝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军事大事，还获得了1996年全国第十届图书奖。
如今，高锐依然身兼数职，没有闲暇时分。采访过程中，不时有高锐的朋友前来与他探讨书画的事情。他头上，有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红叶诗社社长、军事科学院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老年大学校长等头衔，让他仍旧天天忙忙碌碌。
高锐一生，从骑车去延安，到做教育工作，到带兵打仗，到科学研究，经历丰富。今天，年近90岁的高锐，虽然过着与世无争的离休生活，然而，他依然不忘我军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程。他诙谐地说道：“以前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晰，反而现在的事情总是忘记。”
他说，我军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战争是残酷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艰苦奋斗精神却传下来了。80年了，仍然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她经历了战争的硝烟，经历了和平时期的考验，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采访结束，走出高院长的家门，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也许这种激动里，饱含着对像高锐院长这样的中国军人的崇敬，以及对如今幸福生活的感恩，而更多的是对伟大的人民军队的真诚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