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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论者把刘兰芝被遣的原因问题归结成是对作品非主题性内容的探究，认为该问题是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不过，笔者却认为刘兰芝被遣的原因直接关系到对本诗内容的理解、对作品主题的把握，这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大问题。
被遣小问题大问题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过程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长期以来，一直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众多语文界同仁都使出浑身解数对其进行千姿百态的解读，希求自己的学子能由此得到更多的收获。在不同版本的解读中，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一个老话题：刘兰芝被遣的原因。有的论者把这个问题归结成是对作品非主题性内容的探究，认为该问题是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不过，笔者却认为刘兰芝被遣的原因直接关系到对本诗内容的理解、对作品主题的把握，这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大问题。
刘兰芝为什么被遣归？作品本身并未明确交代，这就留给我们充分的想象再创造的空间。但在我们试图寻找答案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恰恰又是最令人费解的地方。无论我们以多么挑剔的眼光来审视兰芝，都很难找出她的缺点来。
据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昏义》：“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显然，这是就诸侯贵族之家的女儿们而言的。诗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自称“生小出野里”，可能她的出身不是多么显贵，但这并不足以影响她在出嫁之前接受这方面的专门教育。这有诗句为证：“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刘母在女儿身上是做足了功课的。婚后的兰芝“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就连被遣还家时，她仍然是隐忍守礼，向焦母话别，甚至还不忘叮嘱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兰芝对自己的丈夫“守节情不移”，焦仲卿对兰芝也情深意重、恩爱有加。当为妻子求情遭拒时，焦仲卿当即就表明了自己决绝的态度：“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他确实也做到了。当得知与爱妻的别离已成无法更改的事实，他毅然斩断人世间的一切牵挂，自悬东南枝，尾随爱人而去。兰芝孝顺婆婆、知书达理，对丈夫忠心不二，并且容貌美丽、体态婀娜。诗中用铺陈的手法极写兰芝的娇美：“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兰芝还家后，媒人络绎上门提亲，其中不乏县令、太守这样的高门求婚者，这也愈发印证了兰芝的优秀。
兰芝如此卓然超群，为什么焦母无论如何也不喜欢待见她呢？兰芝到底为什么被遣归？有人依据《仪礼·丧服》中“出妻”之说，认为“刘兰芝是中了‘出妻’的首款，犯了‘无子’的大过。焦母令子休妻，忌讳说出的理由是焦家不能断香火”。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认为，阅读的过程就是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去“填补不定点”的过程。对于焦母遣归兰芝的理由做这样的理解当然未尝不可，然而联系课文中的有关内容及人情事理来看，这种解读又未免有些牵强。兰芝是接受过封建家礼的全套教育的，以她的教养，果真是因为个人不生育而见怒于焦母的，她绝对不会再三为自己辩解：“谓言无罪过”，“儿实无罪过”，而是会自知理亏，哑口无言的。从焦仲卿的角度来看，如果兰芝真是犯了“无子”的大过，他也不会自始至终站在兰芝一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一个社会人，焦仲卿的思想、行为无一例外地受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他不可能成为“超人”。我认为兰芝并非如其自己所说的“无罪过”，而是有“大罪过”，她犯了“夺人之子”的大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诗中丝毫未提及焦仲卿的父亲，诗中一再出现“公姥”的字眼，但都是用来专指“婆婆”的。焦仲卿自杀前向母亲告别：“儿今日暝暝，令母在后单。”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推断：焦父已不在人世，还极有可能焦母从年轻时就守寡。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曾非常重视对人的无意识的研究。他认为无意识不能被本人意识到，它包括人的原始盲目冲动、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被压抑的欲望。被压抑的欲望不能得到直接的满足，只能得到变相的、伪装的满足。焦父的去世使焦母在情感上出现缺失，但这种情感缺失一度在儿子身上得到补偿。兰芝嫁到焦家，焦母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觉得这个新来的女人要夺走原本专属自己的儿子。随着小两口感情日笃，焦母情感上的失落会更大，而这又会转化成对兰芝的不满、排斥。从诗歌中我们能看出，无论兰芝多么努力，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吾意久怀愤”；“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吾已失恩义，令不相从许”。兰芝离开焦家时向焦母辞行，“阿母”还“怒不止”。焦母对兰芝的不喜欢已经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病态。《仪式·丧服·子夏传》中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样说来，对于死去丈夫的焦母来说，她应该遵从儿子的意愿。但是，封建伦理中又有“尊母孝母”的传统；另外，焦母本人也应该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女人，于是乎，这个单亲家庭就成了焦母的天下，而焦仲卿则成了任母亲践踏个人感情世界的可怜羔羊。面对专制蛮横的母亲，他能做的反抗只有殉情。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焦仲卿和刘兰芝原本是一对情深意笃的伉俪，竟这样被封建礼教活活拆散，直至毁灭，这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通过对刘兰芝被遣原因的分析，封建礼教的罪恶更加昭彰，《孔雀东南飞》的悲剧色彩愈发浓郁，深深感动着广大读者。
被遣小问题大问题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过程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长期以来，一直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众多语文界同仁都使出浑身解数对其进行千姿百态的解读，希求自己的学子能由此得到更多的收获。在不同版本的解读中，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一个老话题：刘兰芝被遣的原因。有的论者把这个问题归结成是对作品非主题性内容的探究，认为该问题是无关宏旨的小问题。不过，笔者却认为刘兰芝被遣的原因直接关系到对本诗内容的理解、对作品主题的把握，这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大问题。
刘兰芝为什么被遣归？作品本身并未明确交代，这就留给我们充分的想象再创造的空间。但在我们试图寻找答案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恰恰又是最令人费解的地方。无论我们以多么挑剔的眼光来审视兰芝，都很难找出她的缺点来。
据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昏义》：“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显然，这是就诸侯贵族之家的女儿们而言的。诗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自称“生小出野里”，可能她的出身不是多么显贵，但这并不足以影响她在出嫁之前接受这方面的专门教育。这有诗句为证：“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刘母在女儿身上是做足了功课的。婚后的兰芝“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就连被遣还家时，她仍然是隐忍守礼，向焦母话别，甚至还不忘叮嘱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兰芝对自己的丈夫“守节情不移”，焦仲卿对兰芝也情深意重、恩爱有加。当为妻子求情遭拒时，焦仲卿当即就表明了自己决绝的态度：“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他确实也做到了。当得知与爱妻的别离已成无法更改的事实，他毅然斩断人世间的一切牵挂，自悬东南枝，尾随爱人而去。兰芝孝顺婆婆、知书达理，对丈夫忠心不二，并且容貌美丽、体态婀娜。诗中用铺陈的手法极写兰芝的娇美：“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兰芝还家后，媒人络绎上门提亲，其中不乏县令、太守这样的高门求婚者，这也愈发印证了兰芝的优秀。
兰芝如此卓然超群，为什么焦母无论如何也不喜欢待见她呢？兰芝到底为什么被遣归？有人依据《仪礼·丧服》中“出妻”之说，认为“刘兰芝是中了‘出妻’的首款，犯了‘无子’的大过。焦母令子休妻，忌讳说出的理由是焦家不能断香火”。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认为，阅读的过程就是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去“填补不定点”的过程。对于焦母遣归兰芝的理由做这样的理解当然未尝不可，然而联系课文中的有关内容及人情事理来看，这种解读又未免有些牵强。兰芝是接受过封建家礼的全套教育的，以她的教养，果真是因为个人不生育而见怒于焦母的，她绝对不会再三为自己辩解：“谓言无罪过”，“儿实无罪过”，而是会自知理亏，哑口无言的。从焦仲卿的角度来看，如果兰芝真是犯了“无子”的大过，他也不会自始至终站在兰芝一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一个社会人，焦仲卿的思想、行为无一例外地受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他不可能成为“超人”。我认为兰芝并非如其自己所说的“无罪过”，而是有“大罪过”，她犯了“夺人之子”的大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诗中丝毫未提及焦仲卿的父亲，诗中一再出现“公姥”的字眼，但都是用来专指“婆婆”的。焦仲卿自杀前向母亲告别：“儿今日暝暝，令母在后单。”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推断：焦父已不在人世，还极有可能焦母从年轻时就守寡。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曾非常重视对人的无意识的研究。他认为无意识不能被本人意识到，它包括人的原始盲目冲动、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被压抑的欲望。被压抑的欲望不能得到直接的满足，只能得到变相的、伪装的满足。焦父的去世使焦母在情感上出现缺失，但这种情感缺失一度在儿子身上得到补偿。兰芝嫁到焦家，焦母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觉得这个新来的女人要夺走原本专属自己的儿子。随着小两口感情日笃，焦母情感上的失落会更大，而这又会转化成对兰芝的不满、排斥。从诗歌中我们能看出，无论兰芝多么努力，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吾意久怀愤”；“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吾已失恩义，令不相从许”。兰芝离开焦家时向焦母辞行，“阿母”还“怒不止”。焦母对兰芝的不喜欢已经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病态。《仪式·丧服·子夏传》中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样说来，对于死去丈夫的焦母来说，她应该遵从儿子的意愿。但是，封建伦理中又有“尊母孝母”的传统；另外，焦母本人也应该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女人，于是乎，这个单亲家庭就成了焦母的天下，而焦仲卿则成了任母亲践踏个人感情世界的可怜羔羊。面对专制蛮横的母亲，他能做的反抗只有殉情。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焦仲卿和刘兰芝原本是一对情深意笃的伉俪，竟这样被封建礼教活活拆散，直至毁灭，这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通过对刘兰芝被遣原因的分析，封建礼教的罪恶更加昭彰，《孔雀东南飞》的悲剧色彩愈发浓郁，深深感动着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