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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上，实在是一位小人物，如同长江大河里的一朵浪花，但这朵浪花太特殊，以至消逝60多年了人们都还记得他。
王实味作为外语极好的高级知识分子，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抗战期间到达了延安，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因为写了一组《野百合花》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批评了一些在延安他看不惯的现象，一下子弄得满城风雨，成了整风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后来，康生看到王实味和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便把他们定成“反党五人集团”，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中央机关人员撤离途中，王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决。当时处死王实味的晋绥地区归贺龙管辖，所以有人认定是贺龙下的命令。
老革命家李维汉在垂危时，曾拉着老部下温济泽的手吃力嘱托道：“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其实，王实味在整风开始还真给李维汉提过意见，如果遇到小心眼儿的恨还来不及，哪能临死还牵挂他的冤案。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时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说：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到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
据说，1991年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时，他的夫人刘莹已经85岁，看到决定对王实味恢复使用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坚决不收一万元的慰问金，把钱捐赠给了当地文联，以此纪念王实味。
但王实味到底是谁下令杀害的，一直是个谜。为了弄清这一点，一位叫徐文青的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最后发现贺龙为此事背了多年的黑锅。当时，由于敌机轰炸当地看守所，看守所要转移，遂向康生和另一个社会部的领导请示怎么处理王实味。康生指示将王就地枪决；也有材料说晋绥公安局提出要将王处死，康生和另一位领导只是批准而已，但此事与贺龙无关却是真的。正是有了徐文青这样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王实味的冤案在近半个世纪后得以平反。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实味的死因到今天才得以水落石出，贺龙也不必再蒙受不白之冤。
一个死去60多年的小人物，所以常常被人记起，萦绕于心，那是因为在他身上储存了太多的历史信息。虽然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见证了人世的凶险与公平，见证了人生的苦难与幸运，也见证了人心的复杂与正直。
说到王实味，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著名的卡廷案件。也许二者都有人冤死，也许二者都被误解了50多年。但相比之下，王实味案件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1943年4月13日，攻入苏联境内的纳粹德国军方宣布，在德军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地区发现被苏联军方屠杀的波兰军人万人坑。4月15日，苏联发表公报，对此予以断然否认，宣称这些波兰战俘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落入德军手中，是被德军杀害的。此后，苏、德均组织调查团前往卡廷进行实地调查，但都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在审讯纳粹德国战犯时也回避对卡廷事件的明确表态，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谜案。
马克思说过：“人类要认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约25万波兰军队官兵。苏联随后将波兰官兵分别关押在一些新建的战俘营。其中的斯塔罗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3个战俘营，关押着包括9000名军官在内的共15131名波兰战俘。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前后共有两万多波兰军官被杀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國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并且大都是在后颈处一枪致命），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并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
两天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苏联还组织了专家和记者进行所谓调查，弄得煞有介事，并称使用的子弹是德国造，从后面开枪的手法也是德国人惯用的，让人相信德国人才是真正的刽子手。
德国法西斯固非善类，可不能因为他们不好，就把所有的污水泼到他们身上。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自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直到1990年苏联在波兰总统来访时才公开承担了责任。2010年4月28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历史文件，其电子文本发布在俄联邦档案署官方网站上。这是俄方首次向公众公开卡廷事件的相关材料。一段历史的悬案终于水落石出。
2010年波兰总统参加纪念卡廷事件70周年，飞机上97人全部遇难，这像是无尽的感叹号留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作家奥威尔说过：“谁能控制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谁能控制现实，谁就控制了历史。”所以，有所顾忌者便遮蔽历史，别有用心者便扭曲或篡改历史。可无论遮蔽也好，篡改也好，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
60多年，可谓年深日久，然而纵使有人在历史的镜面上撒上一层灰或是挡上一块布，致使人们一时无法知道历史的真相，历史最终还是能够还其本来面目。正像林语堂所说：“人类从本性上仇恨控制，因为人类是猴子的子孙，它天然反抗一切枷锁。”人们反抗是为了追求正义，而正义的获得是以真相的澄清为基础。可以说，真相是实现正义的前提。人们总是孜孜以求探索各种事物的真相，害怕无济于事，阻挠也无济于事。就像罗马教廷让伽利略否认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可地球还是围绕太阳转动一样。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王实味作为外语极好的高级知识分子，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抗战期间到达了延安，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因为写了一组《野百合花》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批评了一些在延安他看不惯的现象，一下子弄得满城风雨，成了整风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后来，康生看到王实味和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便把他们定成“反党五人集团”，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中央机关人员撤离途中，王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决。当时处死王实味的晋绥地区归贺龙管辖，所以有人认定是贺龙下的命令。
老革命家李维汉在垂危时，曾拉着老部下温济泽的手吃力嘱托道：“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其实，王实味在整风开始还真给李维汉提过意见，如果遇到小心眼儿的恨还来不及，哪能临死还牵挂他的冤案。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时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说：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到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
据说，1991年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时，他的夫人刘莹已经85岁，看到决定对王实味恢复使用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坚决不收一万元的慰问金，把钱捐赠给了当地文联，以此纪念王实味。
但王实味到底是谁下令杀害的，一直是个谜。为了弄清这一点，一位叫徐文青的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最后发现贺龙为此事背了多年的黑锅。当时，由于敌机轰炸当地看守所，看守所要转移，遂向康生和另一个社会部的领导请示怎么处理王实味。康生指示将王就地枪决；也有材料说晋绥公安局提出要将王处死，康生和另一位领导只是批准而已，但此事与贺龙无关却是真的。正是有了徐文青这样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王实味的冤案在近半个世纪后得以平反。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实味的死因到今天才得以水落石出，贺龙也不必再蒙受不白之冤。
一个死去60多年的小人物，所以常常被人记起，萦绕于心，那是因为在他身上储存了太多的历史信息。虽然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见证了人世的凶险与公平，见证了人生的苦难与幸运，也见证了人心的复杂与正直。
说到王实味，不知怎么就想到了著名的卡廷案件。也许二者都有人冤死，也许二者都被误解了50多年。但相比之下，王实味案件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1943年4月13日，攻入苏联境内的纳粹德国军方宣布，在德军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地区发现被苏联军方屠杀的波兰军人万人坑。4月15日，苏联发表公报，对此予以断然否认，宣称这些波兰战俘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落入德军手中，是被德军杀害的。此后，苏、德均组织调查团前往卡廷进行实地调查，但都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在审讯纳粹德国战犯时也回避对卡廷事件的明确表态，使之成为一桩未了的谜案。
马克思说过：“人类要认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占领波兰西部地区。9月17日，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约25万波兰军队官兵。苏联随后将波兰官兵分别关押在一些新建的战俘营。其中的斯塔罗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3个战俘营，关押着包括9000名军官在内的共15131名波兰战俘。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上述三个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前后共有两万多波兰军官被杀掉。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國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并且大都是在后颈处一枪致命），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并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
两天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苏联还组织了专家和记者进行所谓调查，弄得煞有介事，并称使用的子弹是德国造，从后面开枪的手法也是德国人惯用的，让人相信德国人才是真正的刽子手。
德国法西斯固非善类，可不能因为他们不好，就把所有的污水泼到他们身上。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自由历史学家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对涉及此次事件的大量文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直到1990年苏联在波兰总统来访时才公开承担了责任。2010年4月28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历史文件，其电子文本发布在俄联邦档案署官方网站上。这是俄方首次向公众公开卡廷事件的相关材料。一段历史的悬案终于水落石出。
2010年波兰总统参加纪念卡廷事件70周年，飞机上97人全部遇难，这像是无尽的感叹号留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作家奥威尔说过：“谁能控制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谁能控制现实，谁就控制了历史。”所以，有所顾忌者便遮蔽历史，别有用心者便扭曲或篡改历史。可无论遮蔽也好，篡改也好，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
60多年，可谓年深日久，然而纵使有人在历史的镜面上撒上一层灰或是挡上一块布，致使人们一时无法知道历史的真相，历史最终还是能够还其本来面目。正像林语堂所说：“人类从本性上仇恨控制，因为人类是猴子的子孙，它天然反抗一切枷锁。”人们反抗是为了追求正义，而正义的获得是以真相的澄清为基础。可以说，真相是实现正义的前提。人们总是孜孜以求探索各种事物的真相，害怕无济于事，阻挠也无济于事。就像罗马教廷让伽利略否认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可地球还是围绕太阳转动一样。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