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的异化:竞技文明背后的理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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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回望人类整个竞技体育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希腊时期,人们通过用各种具有象征性的仪式,以及最为简朴的植物荣花冠来刻意突出冠军荣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同时人们也以俗世的物质奖赏来肯定冠军。到了中世纪,骑士们通过自我肯定与他者认可重新铸造出一个全新的骑士精神世界。到了现代,竞技体育比赛已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日益增强,逐渐演变成一条职业的竞技体系流水线,当人们以物化、商业化的眼光去评判荣誉时,荣誉已经被严重削弱并日渐异化。
  关键词:荣誉;竞技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021-05
  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全面进入工业时代,可以说工业化思维模式已经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竞技体育当然也不例外。典型标志就是从事体育的职业运动员日渐增多,而且职业竞技比赛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精,就以举世瞩目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模式为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比赛项目分为28个大项、302个小项。其中,男子项目165项,女子项目127项,男女混合竞赛项目10项。这种精细划分实质上折射出的是竞技体育比赛已经完全按照工业模式在不自觉地进行着定型化、定量化和标准化,那么毫无疑问伴随着竞技比赛工业化同步的是运动员的职业化,奥运会创始之初是强烈排斥职业体育的参与,其目的是希望还竞技体育一片纯净天空,但当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工业制造厂房后,竞技体育比赛作为一种具有极强社会性质的比赛自然难以独善其身,最终奥运会向职业体育敞开大门,并主动融入工业社会这一大家庭当中。当竞技体育工业化之后,当竞技运动员职业化之后,当竞技体育商品化之后,当一切都以工业评判体系作为衡量标准时,我们却发现有一样极其珍贵的东西正在竞技体育竞赛中日渐消退异化,那就是为古希腊人津津乐道的荣誉。
  希罗多德说古希腊人是为荣誉活着的[1]。那么现代人呢?现代的运动员呢?当我们穿着高科技研制的鲨鱼皮泳衣狂破游泳纪录时,当我们凭借种种尖端技术打败对手时,甚至于当我们身体注入血液兴奋剂、基因兴奋剂等等人造刺激品站在领奖台上时,我们是否还会如古希腊人那样从内心深处感到无尚的荣耀与自豪呢?虽然荣誉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界的评价与认可,但对于运动员来说内心的荣誉感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自我肯定与激励往往是人类走向成功的根本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如此狂热地争夺那一个用野橄榄树枝编织的花冠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骑士们用鲜血甚至生命去追求所谓骑士荣誉称号的潜在动力。当现代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这种荣誉感为职业法则所击碎,工业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一切物质的商品化,那么当运动员头上的橄榄枝花冠变成脖颈上沉甸甸的金牌时,荣誉感自然在无形中也已被工业奖赏异化了。荣誉固然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但有时却能为金钱所卖掉。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现代竞技体育比赛中运动员就完全没有荣誉感了,而是说当业余运动员蜕变成职业选手时,参赛的动机、获胜的冲动、胜后的奖励、观众的评价、运动员内心深处的自我肯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大的改变形成一种复杂的评价体系不但左右了获胜者的荣誉感,甚至于捆绑了这种荣誉,荣誉在现代社会被异化了。
  1 花冠与橄榄油:古希腊时期竞技体育的双重肯定
  1.1 橄榄枝花冠:神圣的肯定
  我们知道所谓“荣誉”,即社会和个人以某种赞赏性的社会形式或心理形式,对人们履行一定社会义务和相应的行为的道德价值所表达的肯定态度和褒奖。它有两层涵义:一是社会的道德价值认定。在一定社会里,人们履行了某种社会义务,对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社会对其行为的道德价值予以肯定性的确认和赞赏性的评价,如赞扬、敬重、奖励、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等等。二是个体的心理感受。个体以自尊、自爱等自觉心理对自身出于责任感履行一定社会义务并因其行为的道德价值得到社会肯定性的确认和赞赏性的评价而表达的自豪感和尊严感[2]。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像古希腊人那样热爱体育竞技并且视这种荣誉为生命的民族,而且最为特别的是古希腊人祭祀性体育竞技赛会上优胜者获得的不是贵重的物质奖品,而是用野生植物编成的花冠,这些花冠在世俗人的眼里一钱不值,但在古希腊人心中却是至高无上的瑰宝。据说公元前8世纪,伊利斯城邦的国王到德尔菲神庙请示的神谕是:“重新组织体育比赛,给获胜利女神垂青的运动员戴上叫做科蒂诺斯的野橄榄枝环”[3]。从此古代奥运会的获胜者在经过奋勇拼搏之后都会戴上这顶象征胜利的野橄榄枝花冠。翻开古希腊体育竞技比赛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皮提亚竞技赛会优胜者的冠冕是由月桂枝条编制的;尼米亚竞技赛会用野生的芹菜编制成的;科林斯地峡竞技赛会早期给予优胜者的冠冕是由松树枝编制的花冠,公元前5世纪初改为干野芹菜花冠,公元前2世纪后,松树枝花冠与干野芹菜花冠并用[4]。为什么古希腊人会用这些植物花冠去奖赏他们心目中最为强健的竞技英雄呢?
  因为在古希腊人的传说世界里,橄榄树是女神雅典娜带给人间的,是神赐予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象征,用橄榄枝编织的橄榄冠是最神圣的奖品,能获得它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因此古希腊人梦寐以求的就是在奥林匹亚竞技赛会中戴上这顶橄榄枝编的花冠。当然这些竞技赛会的冠军们在回到他们的城邦时会受到英雄一样的优待,享受种种特权,获得高昂的物质奖励,但这些都是城邦对英雄们的奖赏,与野橄榄枝编的花冠比起来,古希腊人自然不会把这种物质奖赏当作他们进行体育竞技的最终目标,甚至于在某些时候古希腊人用种种神圣的仪式去刻意突出冠军荣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而竭力避免这种荣誉为物质奖励所削弱。比如橄榄枝必须是“由一位父母均健在的12岁男童从宙斯神庙旁的一棵名叫‘卡利斯特法诺斯’(kallistephanos)的圣橄榄树上用金刀割下的(scholion to pindar olympian)[5]”,古希腊人还特别强调这棵橄榄树是野生的,而不是人类栽种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突出橄榄枝的纯洁性,同时用这种仪式表达优秀者是神灵所宠爱的人,是人世的英雄。   1.2 橄榄油:俗世的肯定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古希腊各种竞技赛会的增多,也有许多地方性赛会直接给予运动员贵重的物质奖励,比如“大泛雅典娜节奖给少年赛跑冠军的奖品是50罐橄榄油,相当于1 944升,按今日每升5美元计算,相当于10 000美元的价值,而铭文记录的双马战车赛成人组冠军优胜奖竟达140罐橄榄油[5]”。当然这些地方性赛会的重奖给后世的研究者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究竟古希腊的运动员是“职业”的呢,还是“业余”的呢?主张古希腊运动是业余选手的学者认为:“古希腊竞技体育经历了一人兴衰演变的过程,它的‘黄金时代’就是古风时代的前期,即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彼时,希腊的贵族精英垄断了竞技体育,他们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参赛,只争夺具有象征价值的奖品,从中得到快乐。[5]357”而主张古希腊运动员是职业选手的美国学者大卫·杨(David C.Young)在他1984发表的《业余选手如何赢得奥运会优胜》一文中提出“事实上,荷马与赫希俄德的诗歌中描述的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的贵族们也是为了金银、青铜鼎和女奴而参加葬礼竞技会的;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各城邦不仅重奖奥运会优胜者,也重奖地方赛会优秀者。杨的结论是,古希腊的运动员从来就不是什么业余运动员”[5]358。
  当然评判古希腊选手是职业与否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但从整个人类发展历程和分工来看,职业体育选手是伴随着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成长起来的,而古希腊人即使在后期有职业化的行为,但在严格意义上他们与今天的职业运动员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正是这种职业化行为毒害了奥林匹亚竞技运动的纯洁性,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运动员获得奖励的数量多寡并不能成为评估其职业化与否的标杆。而对奥林匹亚竞技赛会冠军荣誉的追求才是古希腊人永恒的追求,因为这种荣誉在古希腊人眼里是大神宙斯所赐予的,代表着一种神性的荣光,世俗的金钱是不能加以衡量的,因此在历时数千年的古代奥林匹亚竞技赛会上获胜者从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奖赏,古希腊人用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着对奥运会冠军这一荣誉称号的敬畏与尊敬。但是尘世中的英雄自然也需要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必须品,因而聪明的古希腊人将这种对优胜者的奖励分成两部分进行:首先是神圣的荣誉奖赏一顶由野生橄榄树枝编成的花冠;其次才是俗世的物质奖赏,贵重而稀缺的物品,以及城邦体制内的政治地位和荣誉坐席。可以说正是这种从精神到物质双重肯定从而一举确立了体育竞技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崇尚地位,同时也使古希腊的竞技体育跃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2 自我与他者:中世纪马背的骑士精神
  2.1 荣誉是骑士内心深处的自我肯定与认可
  当基督教笼罩整个欧洲的时期,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赛会的圣火熄灭了,强健的身体早已被宗教神学所绑架,宗教神学通过不停地规训、拷问身体以达到压制人性的目的。最为成功的标志是基督教在西方人类的内心深处植入了一个“原罪”的意念,之后在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中这枚种子生根发芽,成为人类难以摆脱的意识困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你背负着罪恶滔天的前世,你如何还能期待有一个美好的来世,你还如何能够品味出生活的美好与荣耀。同样,当你内心的荣耀如同最后被风吹熄的烛火,那么你心中的阴暗自然会充溢于整个心房,也许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人们喜欢用“黑暗的中世纪”来形容那个时代。
  当基督教堂遍布欧洲大地时,唯一还保持着竞技体育风格的只有当时上流社会风行一时的骑士比武。讲到骑士很多人会不由地想到西班牙文学大师赛万提斯,想到他笔下那个与风车作战的唐吉柯德。在严格意义上唐吉柯德是不能称作一名合格的骑士,这倒并不是完全指他那种可笑的行为和近乎病态的思维,而是他完全错过那个骑士时代,但有一点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的那就是他一直严格地以一个骑士的标准要求自己,虽然在后世人眼中这种坚持几乎可笑到愚蠢的程度。但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我们又不能不说唐吉柯德就是一个骑士,因为他一直坚持着骑士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那就是骑士的自我荣誉感。我们知道骑士比武在早些时代都是真刀真枪地进行比赛。1241年在诺伊斯的一次比武大赛中,有80多名骑士死亡[6]。在1559年的长矛比武中,蒙哥马利一枪刺穿了国王亨利二世的面盔,当时就刺瞎了国王的眼睛,过了几天国王就因伤过重死掉了[7]。1560年,波旁王室年轻的嫡系王子亨利在混战中被马踩死[8]。可以说这种竞技的激烈与血腥远远超过了古希腊。当然今天看来贵为国王的亨利二世不会不知道这种比武的危险性和激烈性,但他为什么还要参加,而且几乎在那个时代王公贵族们都热衷于参加这种极其危险的竞技比赛?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荣耀。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这些王公贵族们在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之后,物质刺激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难达到愉悦的程度,唯一令他们心潮澎湃、心驰神往的只有马斯洛说的“人类五大需求”最顶层一项——自我实现的需要。“勇敢是骑士荣誉感和高尚品格的突出体现,是骑士精神的核心内容。弘扬和炫耀荣誉,是骑士自我意识增强的一种表现。[9]”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骑士比武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实质上反应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他们希望从这些比武中体会到作为骑士的庄严与荣誉,或者说在骑士比武中他们能找到早已迷失的唯人类所独有的那种英雄情结,他们可以从这种激烈的竞技比武中体会到作为英雄的快感与荣耀,因此他们不惜以生命作赌注换取人生最大的荣誉。
  2.2 他者眼中的骑士精神与荣耀
  可以说也正是这种抛弃世俗物质追求而只对于骑士荣誉的狂热追求,在无意间与早已远去的古希腊人所奉行的荣誉观念相暗合了,并构成了后世骑士精神的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奥林匹克创造人顾拜旦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奥林匹克理念中的骑士精神的原因所在。1908年他在伦敦奥运会后英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提出奥林匹克理想的概念。他说:“奥林匹克理想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种强烈的身体文化概念,它一部分体现在骑士精神中。[10]91”1920年,顾拜旦在比利时《体育画报》上发表文章再次提到:“历次盛会都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唤起古希腊的理想。高贵的骑士精神是一切耐力和纯竞技活动的基础。庄严的艺术和文学仪式与对骑士精神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宗教和为重视集约式体育锻炼的巨大教育作用联系在一起……这是早已实施的方案,也是奥林匹克精神自26年前复兴以来所登上的高峰。[10]97”为什么作为现代奥运会创始人的顾拜旦先生三番五次地要强调奥林匹克理想中的这种骑士精神呢?   似乎用他在1935年柏林电台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可以很好地注释这一问题,他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最基本的特点是贯穿其中的宗教精神。古代运动员像雕塑家像那样,通过锻炼塑造自己的躯体。他们以此向上帝致敬。同样,现代运动员也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祖国、民族以及国旗赢得荣誉。……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杰出人物,精英至上。当然,精英是在绝对平等的条件下产生的。……仅仅成为精英还不够,还要有骑士精神。骑士高于一切‘战友’。他们勇敢坚强,精力充沛,共同的志趣使他们关系密切,远远胜过单纯的同志关系。因为同志关系建立在互爱互助的思想之上,而骑士更加崇尚竞争精神,崇尚出于对力量的热爱而进行力与力的抗衡,崇尚既勇敢又勇猛的争斗。这正是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10]98”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看到顾拜旦首先提出要为自己的祖国、民族以及国旗记得荣誉,其次是他提出一个精英至上和崇尚勇敢的观点。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两点恰恰是中世纪骑士的精神内涵。“骑士热爱自己祖国的教育是从小孩子时便开始,因为骑士的职业是从事军事活动,军队重要职责之一是保卫祖国,骑士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合格的骑士。他们把维护国家利益当成一种荣誉,并把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11]”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才使骑士精神成为现代体育竞技比赛中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为国争光,为祖国争得荣誉已经成为今天参加奥运会所有运动员的共识。其次是精英至上和崇尚勇敢,我们知道中世纪骑士称号实际上就是一种身份象征,是社会阶层划分的一个标准,而崇尚勇敢恰恰是这个阶层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顾拜旦先生挖掘出骑士精神作为奥运会运动员的榜样,目的实际上非常明确,他希望这种勇于竞争和对荣誉的不懈追求能指引现代运动员进入一个全新的体育竞技世界,这也是骑士精神在他者眼中的镜像呈现。
  3 工业标准与荣誉象征:现代工业体系中的竞技文明认可标准
  3.1 工业体系下的荣誉认定
  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由于机器的普遍使用,理性思维和工业体系已经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对荣誉的评价体系完全地置换掉了。机器一方面将人从艰苦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将人类异化为整个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钉,人类面临的是一种双重矛盾:一方面人类依赖机器文明创造的物质财富舒适便利地生活,另一方面人类又必须对抗这种机器文明对人类的异化,就如同美国大片《黑客帝国》所描绘的那样,人类竭力避免自己被机器所奴役。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这种以工业标准为尺度的划分打破了人类固有的阶层划分,竞技体育同样不能例外,于是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变成职业选手,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比赛都是职业选手的天下,这样竞技体育同样存在着一种异化与对抗异化的矛盾。运动员的进一步职业化、工业化,从选才到训练标准越来越严格,就如同事先设计好的电脑程序一步都不能走错,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工业文明对运动员的异化,但与此同时的是运动员在竞技场上用人类所特有的方式去证明人类身体的自由与强健,彰显的是人类自身的独立性,这又成为人类对抗异化的有力武器。
  这种对立与矛盾直接构成了现代竞技体育自身难以平复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和不纯粹性削弱了竞技体育带给人们的荣誉感。如果我们站在对抗的角度来看,我们自然对这些挑战人类身体极限的运动员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站在工业文明对运动员异化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在一条特制的生产流水线上不断生产世界纪录的竞技商品,甚至于可以说当我们用物化的眼光去看这些同样物化的运动员或运动成绩时,我们就会得出同罗伯特·穆齐尔一样的疑问:“人们是否能把‘天才’这个形容词用在一辆赛车身上。[12]”
  当然首先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否定当代运动员所创造的优异成绩,同时也不是否定当代运动员的荣誉精神,而是我们要对竞技体育当中这种高度职业化的“异化行为”保持高度的警觉,一旦运动员沦为创造记录或者金牌的机器,或者说他通过一些工业手段获得冠军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些到底值得不值得我们赞赏与推崇。
  3.2 荣誉的异化:当竞技成为一种商品
  工业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商品的流通性,从生产流水线下来的产品要进入市场才可能称之为商品,那么作为市场自然要对每一个商品进行价格评定,而价格评定的最后结果或者说终极目的就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职业运动员的产品就是他们的比赛成绩,而竞技体育这个大市场同样会给出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标志。布坎南说:“市场关系的无限扩展和泛化,毁坏人类一切神圣的价值。个体通过市场联系起来,在市场中追求功利,并以他们拥有功利的多少去衡量其能力与价值,以谋取功利成功为荣,以谋取功利失败为辱。[13]”当体育竞技比赛成为一种商品进入社会大市场之后,我们对于竞技体育比赛的评价体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我们观看竞技体育比赛时更多时候不是怀着古希腊人那样神圣的近似于宗教的感情,而是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可口的饮料,观看电视中赛场上运动员的竞技拼杀,这其中人类竞技精神只占其中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一种观众看客的娱乐心理。正因如此“成功的体育组织已认识到来自其他娱乐形式的竞争威胁。他们已拓宽了他们的生意范围,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娱乐’提供者。对促销赛事和与赛事有关的运动场地吸引的重视就是娱乐定向出现的迹象。就美国NBA全明星赛来说,过去简单的一场西部最好选手与东部最好选手之间的比赛变成了一场娱乐性的铺张华丽的表演。[14]”这种娱乐精神的渗入对于竞技比赛中荣耀感来说是致命的。也就是说当竞技运动员演变成另一种的电影明星时,他们的荣誉已经泛化甚至是异化了。
  此外,一旦当体育竞技比赛演变成一场商业演出时,那么参与者的本性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9年,美国新泽西州特伦顿的一支球队用25美元租用了当地一家礼堂比赛并向观众售票。在赛后的分红中队长库珀组织比赛有功,首先领到1美元。这场“有偿篮球赛”被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认定为第一场“职业篮球赛”,而库珀成为第一个从篮球比赛中得到收入的“职业选手”。这场比赛的全部收入为150美元,加上队长库珀的1美元奖金,25美元的投资带来了151美元的收入。100多年之后,151美元发展到70多亿美元。NBA运用的基本概念和原则与当年库珀租借礼堂的想法是一样的[15]。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业体育赛事,同时也是今天所有商业体育赛事的模版,NBA近几年巨大的造星运动就如同打造当红电影明星一样,他们眼里盯着的不是体育桂冠上的无上荣耀,而是观众手中闪闪发光的金币。毫无疑问无论是观众还是运动员对于这种竞技比赛的优秀者永远也产生不了像古希腊运动员那样的神圣之情。这就是当竞技比赛完全商业化之后,荣誉已经异化。   总而言之,对于竞技体育比赛而言,荣誉是一种高高飘扬的旗帜,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人类对自己优秀同类的肯定与赞扬。同时也正是这种对荣誉的不懈追求才使人类攀上一个又一个极限顶峰,指引人类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可以说不仅竞技体育世界需要荣誉,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而言,荣誉是指引人类达到理想彼岸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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