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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至16日，为期三天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政策解读与商业模式创新”高级研修班在济南举行。在2014年中国经济严峻开局的境况下，本刊记者结合该研修班的内容，从房地产、人民币汇率、进出口增加值、潜在增长率等几个层面对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为读者做出一定的解析。
房地产仍然是头号风险
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7.4%，增速放缓，这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减速。在我国政府和央行不可能采取更多措施去刺激经济增长的现阶段，这一数据被业界认为“基本符合预期”，因为它仍高于设定的7%至7.2%的增长下限。
有外媒从数据上分析得出，我国有可能出现自1990年以来最差的经济增长。出口停滞不前、制造业增速减慢，以及房地产市场下滑，这都成为今年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5.9万亿元，同比下降3.7%。其中，出口3万亿元，下降6.1%；进口2.9万亿元，下降1.2%；顺差1028亿元，收窄60.9%。进口和出口均出现负增长，这一市场表现让外界惊讶不已。
3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22.39亿美元，同比下降1.47%。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在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之后，首次转负。尽管商务部对此并不担忧，但业界却弥漫着不少悲观情绪。
外资“转负”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不无关系。去年年底，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只有“坚挺”的人民币通过一波波的升值，不断创造着“汇改新高”，纪录一个个被打破。业界也普遍认为，汇率“破6”在2014年一定是“大概率事件”。但进入2014年，人民币迅速“变脸”，汇率在短期内从6.0406贬至6.225，贬幅超过3%。这不仅打破了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市场预期，也使得大量国际热钱流出，还造就了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的最快贬值。
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看来，人民币升值与否，与经济基本面有关，“强势经济才有强势货币”，也与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有关，“一般而言，连续顺差会导致人民币升值。”所以，范剑平认为，“人民币贬值的空间不是很大，从长期来看，到2020年之前，人民币大的方向是升值，以后可能不会单边升值，而是有升有贬。”
说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另一大因素，无疑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减速。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53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8%，增速比1月份至2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10530亿元，增长16.8%，增速回落1.6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8.7%。
房价的每一次下跌都足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事件。特别是这次的房价下跌，不再是发生在鄂尔多斯和神木这样略显“偏僻”的城市，而是开始波及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杭州、长沙、成都、苏州等二线城市，以及其他的三四线城市。
有人持币观望，有人急于抛售，也有人为泡沫而恐慌。相关机构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七成城市中小银行已经停止房贷，近年来作为中小开发商融资主渠道的影子银行，也在收紧口子。今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40%，成立的规模更是下降了50%。市场的预期正变得越来越悲观。这也印证了范剑平的观点，在他看来，“因为二三线城市仍然有着较大的刚性需求，所以房子不好卖，不是买房子的人少了，而是银行贷款收紧了。”
这是楼市的又一次“假摔”，还是房地产泡沫开始真正破裂，我们尚不能准确推断。但正如全球投资银行野村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所说，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是中国经济在2014年和2015年面临的头号风险。
为什么多出一个中高速挡位？
中国经济在去年完成了7.7%的增长，仅就这一增长数据而言，虽然连续三年增长放缓，而且还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但这仍高于7.5%的既定增长目标，实际是不低的，但就其增长的构成结构而言，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在由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中，其一直希望改变过去的投资拉动为主，而改由消费拉动为主。2012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投资贡献率为50.4%，消费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贡献率。这既让业界看到了内需的潜力，也被看做是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的信号。但好景不长，2013年，投资贡献率上升为54.4%，消费贡献率下降为50%，投资再次占据主导。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饥渴症”仍未消除，增长模式的转变依旧长路漫漫。
在范剑平看来，正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造成了目前经济的明显下滑。他认为，中国经济新阶段的特征有四点：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期、经济改革攻坚期和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消化期。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为10%，8%至12%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问，此时的中国经济在高速挡位上运转。2011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降到7%至8%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由高速挡位换到中高速挡位。
为什么中国经济必须要换档？
在范剑平看来，劳动力因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首要原因。“2012年开始出现劳动力总量的拐点，历史上第一次净减少345万人。从2012年往后的30年，每年都会减少几百万人，2013年减少了244万人。”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2年，我国人工成本年均上涨14.4%，人口红利开始减退，劳动力低成本传统比较优势开始减弱；其次是空气和淡水等环境约束将使传统增长模式终结，是影响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硬因素；2013年，我国GDP为568845亿元，这意味着基数越来越大，也使得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事实上，包括日韩等许多国家在内，它们在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后，都直接从高速挡位换到了中速挡位，也就是说，其增长速度会快速降至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半。比如韩国，在1997年以前，它的经济增速约为8%，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增速很快降至约4%。 但中国经济却并非如此，多家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从之前的约10%快速降至约5%，而是有近十年的时间会在7%和8%之间徘徊。“前5年靠近8%，后5年可能贴近7%。”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会多出一个中高速挡位？
范剑平认为，投资仍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因素，将是重要的支撑因素。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超过50%，未来十年仍高于40%，高储蓄率决定高投资率；东部沿海开始从制造业基地的“世界工厂”角色向新兴“世界市场”角色转变，但产业转移可以使西部继续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在同一主权国家、在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中同时担当“世界工厂”和“世界新兴市场”，将是中国独有的优势，可以起到经济减速的缓冲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在目前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下，势必将再次解放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这也是潜在增长率不会大幅下降的重要支撑因素。
危与机并存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2014年的经济走势，势必与世界经济的整体环境休戚相关。
业界大都看好今年世界经济的整体表现。“2014年将首次出现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美国增长稳健，欧元区边际改善显著，安倍经济学效果显现，东南亚经济反弹，金砖国家企稳，但多数国家经济增速仍将低于潜在水平，多数国家‘宽货币、稳财政’将是促增长的政策组合。”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比去年增速0.7个百分点，将会是近5年来加速最快的，这也预示着我国出口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超过3%，预计2014年出口增长8%，2014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将由去年负拉动0.1个百分点变为正拉动。”
目前，政府不可能出台短期刺激手段，市场内生动力短期内不易填补政府的作用，资金利率的前低后高也许将造成投资增速放缓。业界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17%，比去年下降2.5个百分点。
此外，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的下降，也将会一定程度地影响今年的消费需求；人们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和对扭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状况的期盼犹在。
的确，我国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在凸显，也正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在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势必会带来较大压力。但危与机往往相伴随，改革仍将是最大的红利。
房地产仍然是头号风险
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7.4%，增速放缓，这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减速。在我国政府和央行不可能采取更多措施去刺激经济增长的现阶段，这一数据被业界认为“基本符合预期”，因为它仍高于设定的7%至7.2%的增长下限。
有外媒从数据上分析得出，我国有可能出现自1990年以来最差的经济增长。出口停滞不前、制造业增速减慢，以及房地产市场下滑，这都成为今年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5.9万亿元，同比下降3.7%。其中，出口3万亿元，下降6.1%；进口2.9万亿元，下降1.2%；顺差1028亿元，收窄60.9%。进口和出口均出现负增长，这一市场表现让外界惊讶不已。
3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22.39亿美元，同比下降1.47%。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在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之后，首次转负。尽管商务部对此并不担忧，但业界却弥漫着不少悲观情绪。
外资“转负”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不无关系。去年年底，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只有“坚挺”的人民币通过一波波的升值，不断创造着“汇改新高”，纪录一个个被打破。业界也普遍认为，汇率“破6”在2014年一定是“大概率事件”。但进入2014年，人民币迅速“变脸”，汇率在短期内从6.0406贬至6.225，贬幅超过3%。这不仅打破了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市场预期，也使得大量国际热钱流出，还造就了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的最快贬值。
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看来，人民币升值与否，与经济基本面有关，“强势经济才有强势货币”，也与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有关，“一般而言，连续顺差会导致人民币升值。”所以，范剑平认为，“人民币贬值的空间不是很大，从长期来看，到2020年之前，人民币大的方向是升值，以后可能不会单边升值，而是有升有贬。”
说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另一大因素，无疑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减速。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53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8%，增速比1月份至2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10530亿元，增长16.8%，增速回落1.6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8.7%。
房价的每一次下跌都足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事件。特别是这次的房价下跌，不再是发生在鄂尔多斯和神木这样略显“偏僻”的城市，而是开始波及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杭州、长沙、成都、苏州等二线城市，以及其他的三四线城市。
有人持币观望，有人急于抛售，也有人为泡沫而恐慌。相关机构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七成城市中小银行已经停止房贷，近年来作为中小开发商融资主渠道的影子银行，也在收紧口子。今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40%，成立的规模更是下降了50%。市场的预期正变得越来越悲观。这也印证了范剑平的观点，在他看来，“因为二三线城市仍然有着较大的刚性需求，所以房子不好卖，不是买房子的人少了，而是银行贷款收紧了。”
这是楼市的又一次“假摔”，还是房地产泡沫开始真正破裂，我们尚不能准确推断。但正如全球投资银行野村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所说，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是中国经济在2014年和2015年面临的头号风险。
为什么多出一个中高速挡位？
中国经济在去年完成了7.7%的增长，仅就这一增长数据而言，虽然连续三年增长放缓，而且还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但这仍高于7.5%的既定增长目标，实际是不低的，但就其增长的构成结构而言，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在由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中，其一直希望改变过去的投资拉动为主，而改由消费拉动为主。2012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投资贡献率为50.4%，消费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贡献率。这既让业界看到了内需的潜力，也被看做是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的信号。但好景不长，2013年，投资贡献率上升为54.4%，消费贡献率下降为50%，投资再次占据主导。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饥渴症”仍未消除，增长模式的转变依旧长路漫漫。
在范剑平看来，正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造成了目前经济的明显下滑。他认为，中国经济新阶段的特征有四点：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期、经济改革攻坚期和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消化期。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为10%，8%至12%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问，此时的中国经济在高速挡位上运转。2011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降到7%至8%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由高速挡位换到中高速挡位。
为什么中国经济必须要换档？
在范剑平看来，劳动力因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首要原因。“2012年开始出现劳动力总量的拐点，历史上第一次净减少345万人。从2012年往后的30年，每年都会减少几百万人，2013年减少了244万人。”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2年，我国人工成本年均上涨14.4%，人口红利开始减退，劳动力低成本传统比较优势开始减弱；其次是空气和淡水等环境约束将使传统增长模式终结，是影响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硬因素；2013年，我国GDP为568845亿元，这意味着基数越来越大，也使得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事实上，包括日韩等许多国家在内，它们在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后，都直接从高速挡位换到了中速挡位，也就是说，其增长速度会快速降至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半。比如韩国，在1997年以前，它的经济增速约为8%，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增速很快降至约4%。 但中国经济却并非如此，多家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从之前的约10%快速降至约5%，而是有近十年的时间会在7%和8%之间徘徊。“前5年靠近8%，后5年可能贴近7%。”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会多出一个中高速挡位？
范剑平认为，投资仍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因素，将是重要的支撑因素。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超过50%，未来十年仍高于40%，高储蓄率决定高投资率；东部沿海开始从制造业基地的“世界工厂”角色向新兴“世界市场”角色转变，但产业转移可以使西部继续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在同一主权国家、在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中同时担当“世界工厂”和“世界新兴市场”，将是中国独有的优势，可以起到经济减速的缓冲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在目前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下，势必将再次解放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这也是潜在增长率不会大幅下降的重要支撑因素。
危与机并存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2014年的经济走势，势必与世界经济的整体环境休戚相关。
业界大都看好今年世界经济的整体表现。“2014年将首次出现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美国增长稳健，欧元区边际改善显著，安倍经济学效果显现，东南亚经济反弹，金砖国家企稳，但多数国家经济增速仍将低于潜在水平，多数国家‘宽货币、稳财政’将是促增长的政策组合。”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比去年增速0.7个百分点，将会是近5年来加速最快的，这也预示着我国出口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超过3%，预计2014年出口增长8%，2014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将由去年负拉动0.1个百分点变为正拉动。”
目前，政府不可能出台短期刺激手段，市场内生动力短期内不易填补政府的作用，资金利率的前低后高也许将造成投资增速放缓。业界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17%，比去年下降2.5个百分点。
此外，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的下降，也将会一定程度地影响今年的消费需求；人们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和对扭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状况的期盼犹在。
的确，我国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在凸显，也正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在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势必会带来较大压力。但危与机往往相伴随，改革仍将是最大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