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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4日凌晨，我们一行人沿着一条狭长曲折的走道陪伴大哥走向他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北京同仁医院的太平间。盛夏时分，过道里竟凉意袭人，恍惚间，就像走入了灵魂的黑洞。68岁，这个早逝的生命中充满了事业和生命的两相纠结。我家原本是有长寿基因的，父亲93岁无疾而终，母亲也是78岁那年去世的。正因为如此，大哥的死像一棵大树轰然而坠，压倒了我们原本生活的自信和张力，我们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惊悚。我们只能用泪水和默祷送别他那儒雅、刚毅而高贵的灵魂，在我们一家人的泪眼里，这灵魂成长、盘桓与飞升的过程永远历历在目。
童年里的大哥
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正在上小学的大哥司掌了全家的伙食。他把全月的粮食买好背回来，按照当月的日历数均分成份，每天烙成饼，按照定量分发到人。烙时，我和二哥围定饼铛，闻香，咽涎，盼熟。哥善烙，总让那饼中先蹿出一股热气，任它左冲右突，那饼慢慢膨胀如鼓。开饭时，大哥将那饼依年龄大小切成不等的几份。爸最大，我最小，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和二哥经常为分配不公而翻脸。哥哥总是趁二哥不注意用自己那份救济我，经常弄得自己肚馁。
遇有节日，家里会按照定量买来不多的瓜子、花生一类吃食。姥姥、父母基本不吃，尽数分给我们。哥儿仨也舍不得大吃，一小把花生、瓜子，竟能吃上三四天。每逢这时，父母便不失时机地对我们进行感恩教育，让他们想一想平日里谁岁数最大，谁最辛苦、谁最谦让、谁干活最多、谁最缺营养。评着评着，老大带头，俩弟弟效仿拿出自己的几枚、十几枚花生、瓜子凑成一堆儿送给最应得的人。姥姥、父母总是不要，让给老大，老大不要，再反馈给我们。每每吃尽最后一枚，我便毫不客气去掏大人们和大哥的口袋，他们的口袋里总是备着的，也都乐得被掏。掏姥姥的口袋时，她会借机俯下头，用嘴含住我的耳朵，喃喃地念叨：“小宝耳朵、老吃老有——”掏妈妈的口袋时，她总会紧张并面带难色地偷看一下二哥，叹口气，用手戳一下我的脑门说：“小馋子，别显摆，快吃下去。”掏爸爸的口袋时，他总会抢先摊出几枚在手上，对着我和二哥说：“多乎哉，不多也！”然后给我俩平分。掏大哥的口袋时，他总是很郑重，很有仪式感地问我：“还淘气吗？还让妈生气吗？好好学习吗？”在得到我的大力保证后拉钩才行。“心重”“拿事当事”是大人对他的评价。
为了名正言顺地惠及弟弟们，大哥发明了一种“棋开得胜”法。每天临睡前，哥儿仨总要玩几盘“康乐棋”，这是一种靠步数决胜负的棋，谁走得最快最先达到终点为胜。开棋前，哥哥把他第二天的早点分成若干小份，譬如将发面饼切成水果糖大小的菱形块放在碗里。胜者可得两块，第二名可得一块。他定下规矩：我可以先走五步，二哥可以先走三步。我和二哥争先落子后就基本锁定了大哥的败局。结果是我每盘必赢，二哥总是第二，大哥盘盘败北。几盘下去，干粮便没了，可怜孔融尚有梨，大哥亦无食矣。为此，他曾经因饥饿而晕倒在学校操场上，母亲感其人小心大，时常暗自垂泪。是时，小小的他不过13岁。
记得一个夏夜，胡同里家家户户集中点起“66粉”熏蚊子，屋子里浓烟滚滚的当口，大哥分开众人，突然不顾一切钻进去，众人惊愕。半晌，大哥方才咳得一塌糊涂地钻出来，手里攥着他最心爱的一柄竹剑，那是他的杰作，精巧、漂亮，但毕竟耐得风烟，何以如此夸张。姥姥点说他：“从小看大，八岁至老，这小子有股子艮劲，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能舍命！”
求学中的大哥
大哥的学业和品行堪称少年翘楚。他从小就对自己的学习异常苛求，自小学开始，一直是全校第一，先后“跳级”进入了北京最好的中学和高中，总以全班最小的年龄，赢得老师们最由衷的夸赞。那时候，升初中和高中都要填志愿并考试，大哥总如探囊取物般如其所愿。录取通知书通常由邮递员送到家里。那一天，是整条胡同的大日子，每一个学子的家长都惴惴地在胡同口张望等待。唯独我的父母足不出户，端端地在家坐等，那种坦然中掺杂着期待和骄傲的复杂表情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录取通知书总会由热心的街坊们抢着送过来，甚至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用大哥的成绩给他们现身说法。每当我和二哥与胡同里一帮小伙伴玩得昏天黑地的时候，看到戴着“三道杠”的大哥在我们的身旁匆匆而过，默然生出一种愧疚。我上学后，经常有陌生的老师们指着我对旁边的人说，“看见没，那就是步平的弟弟。”
“文革”中，为安全计，我家一架巨大的書桌反向面墙而立，上面铺上被褥充床铺，面墙的抽屉和书柜中满是禁书，看书时需要两人合力搬开，大哥一个人时常钻到桌下躬身将那书桌顶离墙面，探手去掏书看。至今，大哥在桌下苦读的身影仍时时闪现在我们的眼前。父母对我们“穷养”有方，那年，父亲将一本价格不菲的精装本《新知识词典》当作礼物送给赴东北建设兵团的大哥，但半开玩笑地说其书的产权归哥仨儿共同所有，哥儿仨要依次传承下去。不料大哥真就谨从父命，两年间，竞将那词典恭誊成书，原书整洁如初地馈还给二哥，其情其功令人唏嘘。
大哥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书时曾被班主任老师所赏识，“文革”骤起，该老师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到批判。大哥曾一度对自己勤奋读书的既往产生惶惑，父亲套用当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告诫大哥“笃学无罪”“思辨有益”。让他远离是非，潜心学习，不要参加任何组织，任凭风浪起，做一个睿智理性，凭知识、凭本事吃饭的人。大哥就是凭借着以上文化和人文储备奔赴东北建设兵团，始终没有偏离笃学、思辨的正途，对所钟情的历史研究事业更是舍命而为，就像对待他儿时的那柄竹剑。
1967年，19岁的大哥主动报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一家人到北京站送他，站台人山人海，列车一响，哭声遍地，大哥从车窗探出头来向我们拼命挥手，直到他那蓝色的棉制服和棕色的狗皮帽子与灰黄的天际融为一体。我悲从中来，心想：“得，大哥没了！”不久，做了锻工的大哥给我们寄来了他亲手打造的一把羊角锤和一把东北的乌拉草，在信中畅谈其晨起迎着东北“大烟泡（暴风雪）”跑步和一些战友搭帮自学微积分的感受，青春锐气跃然纸上。 作为历史学家的大哥
不负光阴，砥砺前行。二十多年后，那个曾经饿晕在学校里的励志少年，曾经在轰鸣的汽锤前挥汗如雨的青年锻工，用他过人的毅力和刚毅的信念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在中国史学界脱颖而出，成为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东北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俄罗斯科学院名誉博士，兼任日本“横滨”“新瀉”“应庆”“早稻田”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注重历史和现实的互动，特别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日、中俄、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抗日战争史等研究领域建树颇丰。
他是“建立东亚共同史观”的主要倡导和践行者，他的倡导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他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为此，他组织中日双方各10名学者组成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分为古代与中世纪史、近现代史两个组，开展了共同研究，形成两卷本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目的在于通过学者间的冷静研究，首先从学术上理清历史事实，缓解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情绪，促进两国友好交流。这次共同研究，两国学者共同确定了研究题目，在重要问题上进行充分讨论，在吸收部分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多次修改，形成各自的论文。虽然是“各自表述”，但因为研究题目是共同确定的，两国学者能够在同一题目下围绕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不回避分歧。双方学者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明确指出：自1931年开始到1945年的中日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阐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
同时，日本学者也在相关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给大量中国平民带来了深刻的战争伤痕，认为那是新的中日关系的绊脚石。他们的论文还认为：近年关于细菌战、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深刻伤痕的表现。可以说，就历史研究而言，双方的合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了双方合作的这一基础成果，中日两国民众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裂缝，也就可以逐渐缩小。他在研究过程中郑重提出：“亚洲和平的前提是解决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问题。”
他针对日本右翼在日本教科书上对历史的扭曲，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该书犹如“历史校正器”，客观公正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为此，日本某些右翼组织对他畏之如虎，称其为“反日控制塔”。
他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弘扬中国的唯物史观，用客观的史实告诫日本学者和青年反思侵略战争罪恶，确立公正、客观的历史认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沉重的工作负荷让他放弃了太多的休息，直至病危前，还在主编八卷本的《抗日战争史》。那年，离散60多年的四姨家人专程自台湾来京为我的姥姥和父母扫墓，这是家人离散后的第一次聚首，亲人们轮番给大哥打去电话，请他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亲人们见面，但终因其正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为《东亚三國的近现代史》会商定稿而无法脱身，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大哥是一个忠实于历史，着眼于现实的历史学者，他始终站在中日关系的风口浪尖上，用他那把激浊扬清，理性与智慧并存的利剑化解着中日两国人民心头的寒冰。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父亲曾是一名抗日的热血青年，他在赴渝途经陕西潼关乘“闯关车”，遭山西风陵渡日军的猛烈炮击险遭不测。他曾希望国家本着客观的、尊重历史的角度在风陵渡建立一座国耻纪念塔，不但惊醒国人始终敲响反战警钟，而且超越历史认知的局限发出永久和平的呐喊。他的这个梦想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他的儿子步平却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向人们揭示了中日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不断用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向人们呈现着世界和平发展的大纵深。他是一位业界公认的平和、客观、睿智，有着深邃历史眼光的学者，他在《今天的日本人，不是70年前的鬼子》中强调：“青年一代要铭记历史，但不只是记住仇恨。”他在接受中国青年网专访时说：“公祭日，不应只记住民族仇恨，更应以大国心态，放宽视野，放眼未来。”
父子两辈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趋同的认知。自大哥1967年离别北京，父母日日盼团聚终不能成，当他30多年后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调回北京时，二老已先后离开了人世。鉴于大哥做了这么多让他们感到欣慰的事情，倘若泉下有知，父母于家于国的殷切之心也应该得到宽慰了。
来为大哥吊唁的人群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中日历史的客观记录者和见证人，他们都是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也都是大哥的朋友。他们曾经主动向他提供了许多中日历史以及抗日战争的许多珍贵史料，这是历史长城下不可或缺的基石。只因他们赞赏和喜欢大哥的为人，他们对他的尊重和信服在某种程度，更加趋近于人性的本真。
大哥的去世也震动了一些和他在中日两国历史问题上曾经交锋论辩的对手，其中就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作为两个国家历史研判桌上的发声者，他同样对大哥表示了真诚的尊重和敬佩。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则在唁电中用“丰功伟绩”来形容步平为增进两国有关历史上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两个国家的复杂特殊的历史和现状，我们从中感到了一种超越历史恩怨甚至家国情怀的人性和道义的力量，这也正是大哥几十年来所追求的。
（编辑·韩旭）
童年里的大哥
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正在上小学的大哥司掌了全家的伙食。他把全月的粮食买好背回来，按照当月的日历数均分成份，每天烙成饼，按照定量分发到人。烙时，我和二哥围定饼铛，闻香，咽涎，盼熟。哥善烙，总让那饼中先蹿出一股热气，任它左冲右突，那饼慢慢膨胀如鼓。开饭时，大哥将那饼依年龄大小切成不等的几份。爸最大，我最小，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和二哥经常为分配不公而翻脸。哥哥总是趁二哥不注意用自己那份救济我，经常弄得自己肚馁。
遇有节日，家里会按照定量买来不多的瓜子、花生一类吃食。姥姥、父母基本不吃，尽数分给我们。哥儿仨也舍不得大吃，一小把花生、瓜子，竟能吃上三四天。每逢这时，父母便不失时机地对我们进行感恩教育，让他们想一想平日里谁岁数最大，谁最辛苦、谁最谦让、谁干活最多、谁最缺营养。评着评着，老大带头，俩弟弟效仿拿出自己的几枚、十几枚花生、瓜子凑成一堆儿送给最应得的人。姥姥、父母总是不要，让给老大，老大不要，再反馈给我们。每每吃尽最后一枚，我便毫不客气去掏大人们和大哥的口袋，他们的口袋里总是备着的，也都乐得被掏。掏姥姥的口袋时，她会借机俯下头，用嘴含住我的耳朵，喃喃地念叨：“小宝耳朵、老吃老有——”掏妈妈的口袋时，她总会紧张并面带难色地偷看一下二哥，叹口气，用手戳一下我的脑门说：“小馋子，别显摆，快吃下去。”掏爸爸的口袋时，他总会抢先摊出几枚在手上，对着我和二哥说：“多乎哉，不多也！”然后给我俩平分。掏大哥的口袋时，他总是很郑重，很有仪式感地问我：“还淘气吗？还让妈生气吗？好好学习吗？”在得到我的大力保证后拉钩才行。“心重”“拿事当事”是大人对他的评价。
为了名正言顺地惠及弟弟们，大哥发明了一种“棋开得胜”法。每天临睡前，哥儿仨总要玩几盘“康乐棋”，这是一种靠步数决胜负的棋，谁走得最快最先达到终点为胜。开棋前，哥哥把他第二天的早点分成若干小份，譬如将发面饼切成水果糖大小的菱形块放在碗里。胜者可得两块，第二名可得一块。他定下规矩：我可以先走五步，二哥可以先走三步。我和二哥争先落子后就基本锁定了大哥的败局。结果是我每盘必赢，二哥总是第二，大哥盘盘败北。几盘下去，干粮便没了，可怜孔融尚有梨，大哥亦无食矣。为此，他曾经因饥饿而晕倒在学校操场上，母亲感其人小心大，时常暗自垂泪。是时，小小的他不过13岁。
记得一个夏夜，胡同里家家户户集中点起“66粉”熏蚊子，屋子里浓烟滚滚的当口，大哥分开众人，突然不顾一切钻进去，众人惊愕。半晌，大哥方才咳得一塌糊涂地钻出来，手里攥着他最心爱的一柄竹剑，那是他的杰作，精巧、漂亮，但毕竟耐得风烟，何以如此夸张。姥姥点说他：“从小看大，八岁至老，这小子有股子艮劲，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能舍命！”
求学中的大哥
大哥的学业和品行堪称少年翘楚。他从小就对自己的学习异常苛求，自小学开始，一直是全校第一，先后“跳级”进入了北京最好的中学和高中，总以全班最小的年龄，赢得老师们最由衷的夸赞。那时候，升初中和高中都要填志愿并考试，大哥总如探囊取物般如其所愿。录取通知书通常由邮递员送到家里。那一天，是整条胡同的大日子，每一个学子的家长都惴惴地在胡同口张望等待。唯独我的父母足不出户，端端地在家坐等，那种坦然中掺杂着期待和骄傲的复杂表情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录取通知书总会由热心的街坊们抢着送过来，甚至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用大哥的成绩给他们现身说法。每当我和二哥与胡同里一帮小伙伴玩得昏天黑地的时候，看到戴着“三道杠”的大哥在我们的身旁匆匆而过，默然生出一种愧疚。我上学后，经常有陌生的老师们指着我对旁边的人说，“看见没，那就是步平的弟弟。”
“文革”中，为安全计，我家一架巨大的書桌反向面墙而立，上面铺上被褥充床铺，面墙的抽屉和书柜中满是禁书，看书时需要两人合力搬开，大哥一个人时常钻到桌下躬身将那书桌顶离墙面，探手去掏书看。至今，大哥在桌下苦读的身影仍时时闪现在我们的眼前。父母对我们“穷养”有方，那年，父亲将一本价格不菲的精装本《新知识词典》当作礼物送给赴东北建设兵团的大哥，但半开玩笑地说其书的产权归哥仨儿共同所有，哥儿仨要依次传承下去。不料大哥真就谨从父命，两年间，竞将那词典恭誊成书，原书整洁如初地馈还给二哥，其情其功令人唏嘘。
大哥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书时曾被班主任老师所赏识，“文革”骤起，该老师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到批判。大哥曾一度对自己勤奋读书的既往产生惶惑，父亲套用当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告诫大哥“笃学无罪”“思辨有益”。让他远离是非，潜心学习，不要参加任何组织，任凭风浪起，做一个睿智理性，凭知识、凭本事吃饭的人。大哥就是凭借着以上文化和人文储备奔赴东北建设兵团，始终没有偏离笃学、思辨的正途，对所钟情的历史研究事业更是舍命而为，就像对待他儿时的那柄竹剑。
1967年，19岁的大哥主动报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一家人到北京站送他，站台人山人海，列车一响，哭声遍地，大哥从车窗探出头来向我们拼命挥手，直到他那蓝色的棉制服和棕色的狗皮帽子与灰黄的天际融为一体。我悲从中来，心想：“得，大哥没了！”不久，做了锻工的大哥给我们寄来了他亲手打造的一把羊角锤和一把东北的乌拉草，在信中畅谈其晨起迎着东北“大烟泡（暴风雪）”跑步和一些战友搭帮自学微积分的感受，青春锐气跃然纸上。 作为历史学家的大哥
不负光阴，砥砺前行。二十多年后，那个曾经饿晕在学校里的励志少年，曾经在轰鸣的汽锤前挥汗如雨的青年锻工，用他过人的毅力和刚毅的信念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在中国史学界脱颖而出，成为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东北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俄罗斯科学院名誉博士，兼任日本“横滨”“新瀉”“应庆”“早稻田”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注重历史和现实的互动，特别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日、中俄、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抗日战争史等研究领域建树颇丰。
他是“建立东亚共同史观”的主要倡导和践行者，他的倡导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他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为此，他组织中日双方各10名学者组成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分为古代与中世纪史、近现代史两个组，开展了共同研究，形成两卷本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目的在于通过学者间的冷静研究，首先从学术上理清历史事实，缓解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情绪，促进两国友好交流。这次共同研究，两国学者共同确定了研究题目，在重要问题上进行充分讨论，在吸收部分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多次修改，形成各自的论文。虽然是“各自表述”，但因为研究题目是共同确定的，两国学者能够在同一题目下围绕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不回避分歧。双方学者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明确指出：自1931年开始到1945年的中日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阐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
同时，日本学者也在相关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给大量中国平民带来了深刻的战争伤痕，认为那是新的中日关系的绊脚石。他们的论文还认为：近年关于细菌战、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深刻伤痕的表现。可以说，就历史研究而言，双方的合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了双方合作的这一基础成果，中日两国民众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裂缝，也就可以逐渐缩小。他在研究过程中郑重提出：“亚洲和平的前提是解决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问题。”
他针对日本右翼在日本教科书上对历史的扭曲，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该书犹如“历史校正器”，客观公正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为此，日本某些右翼组织对他畏之如虎，称其为“反日控制塔”。
他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弘扬中国的唯物史观，用客观的史实告诫日本学者和青年反思侵略战争罪恶，确立公正、客观的历史认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沉重的工作负荷让他放弃了太多的休息，直至病危前，还在主编八卷本的《抗日战争史》。那年，离散60多年的四姨家人专程自台湾来京为我的姥姥和父母扫墓，这是家人离散后的第一次聚首，亲人们轮番给大哥打去电话，请他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亲人们见面，但终因其正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为《东亚三國的近现代史》会商定稿而无法脱身，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大哥是一个忠实于历史，着眼于现实的历史学者，他始终站在中日关系的风口浪尖上，用他那把激浊扬清，理性与智慧并存的利剑化解着中日两国人民心头的寒冰。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父亲曾是一名抗日的热血青年，他在赴渝途经陕西潼关乘“闯关车”，遭山西风陵渡日军的猛烈炮击险遭不测。他曾希望国家本着客观的、尊重历史的角度在风陵渡建立一座国耻纪念塔，不但惊醒国人始终敲响反战警钟，而且超越历史认知的局限发出永久和平的呐喊。他的这个梦想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他的儿子步平却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向人们揭示了中日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不断用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向人们呈现着世界和平发展的大纵深。他是一位业界公认的平和、客观、睿智，有着深邃历史眼光的学者，他在《今天的日本人，不是70年前的鬼子》中强调：“青年一代要铭记历史，但不只是记住仇恨。”他在接受中国青年网专访时说：“公祭日，不应只记住民族仇恨，更应以大国心态，放宽视野，放眼未来。”
父子两辈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趋同的认知。自大哥1967年离别北京，父母日日盼团聚终不能成，当他30多年后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调回北京时，二老已先后离开了人世。鉴于大哥做了这么多让他们感到欣慰的事情，倘若泉下有知，父母于家于国的殷切之心也应该得到宽慰了。
来为大哥吊唁的人群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中日历史的客观记录者和见证人，他们都是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有力推动者，也都是大哥的朋友。他们曾经主动向他提供了许多中日历史以及抗日战争的许多珍贵史料，这是历史长城下不可或缺的基石。只因他们赞赏和喜欢大哥的为人，他们对他的尊重和信服在某种程度，更加趋近于人性的本真。
大哥的去世也震动了一些和他在中日两国历史问题上曾经交锋论辩的对手，其中就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首席委员北冈伸一，作为两个国家历史研判桌上的发声者，他同样对大哥表示了真诚的尊重和敬佩。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则在唁电中用“丰功伟绩”来形容步平为增进两国有关历史上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两个国家的复杂特殊的历史和现状，我们从中感到了一种超越历史恩怨甚至家国情怀的人性和道义的力量，这也正是大哥几十年来所追求的。
（编辑·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