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中国逐渐有了生机。人们虽然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但已有许多人动了走出去的念头。国门开放了，人们争先恐后要钻出去，千方百计动脑筋弄担保，愿意冒十多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巨资的风险，倾家荡产，只求出国，似乎外面遍地是黄金，就等他们去捡。被领事馆一次两次乃至十次八次拒签都不气馁，一定要求洋人高抬贵手，放他过去。有放弃教授、工程师地位，到美国洗碗洗碟当厨师的；也有放弃原有职称到纽约街头、在寒风中为人画像赚几块美金的……许多人为出国梦在做准备，外语是留洋的基础条件，年纪轻些的，学校的功课还没有忘记，补起来比较轻松。年纪大的，三四十岁，又画过几年画，也想出去，就非得花大力气。油雕室那批人，包括陈逸飞、王永强等人都没有心思画画了，都搞了小型录音机，在工作室里，整天学英语，强化训练，以便让签证领事能听懂他说的话，说一声OK。
　　也有根本不是学英语的料，整天忙着打听别人签证的消息，忙着搞担保，在领事馆门口转，行情熟得不得了。后来这些人也都有志者事竟成，纷纷出了国。
　　胞弟陈巨洪是十二人中第一个远渡重洋到美国异域寻找希望的人。没有人能料到未来的事，没理由叫他不要走，因为西方有很大的诱惑在召唤，这里眼下还没看到前景，他不想等待，因为已经等得太久。
　　已经在“十二人画展”中崭露头角、影响巨大的他的“没骨法”人物画，只差几步，可能就会把他送上“著名画家”的地位。那时上海人美、上海书画出版社都已经把目光瞄准了他，开始不断向他约稿。他画了好几套连环画，美术丛刊还发表了他一组水彩画并创作心得的文章，书画出版社为他出单张画片。这都是成名的前奏，而且北京《美术》也发表他多幅中国画。
　　可是他太心急，也太自信，以为他纯东方传统的中国没骨水墨画一定会在美国成功。似乎对上海、对中国已不屑一顾。
　　是母亲的老同学的姐妹，侨居在波特兰的王伟猷为他作的担保。那时西方人这样做，就像是做慈善事业，把你救出苦海。他带着自己全部的中国画杰作，满怀憧憬登上飞机去了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途经香港时，因香港美术界也惊叹其才华，在美丽华大酒店举行了两天个展，获得各界好评如潮，还为世界小提琴之王海斐兹的孙子小海斐兹画了一幅肖像，评价甚高。香港各报都有报导。然他赴美心切，似乎中国的一切都成过去。
　　到了美国，酸甜苦辣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初期常来信，对那里的一切都充满了赞美和自豪，因为享受到了这个星球上最高的物质文明，叹惜美国人连那样美味的大鱼头都扔掉不要，可以白拿回家，只有越南人和华人会品尝。美国的一切说不完，他们的汽车、洋房、环境、空气……
　　那时出国也分层次。四十左右，有点经历，海外有人，都想着去美国，绝不想去日本，对日本人的那股仇恨之气仍在心头。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也想出去，到美国不够条件，日本和澳大利亚就是他们的目标。
　　文革中也不是所有画画的人都倒霉，沈绍伦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人美任职，得天独厚，是画宣传画的。而他又有一手潇洒的水彩，因为用笔轻灵洒脱，水分淋漓，因而闻名国内画坛，认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水彩画家。
　　我在《人民画报》上见过他的作品，画展上也常见，只是无缘相识。某日，我与好友唐焘在溧阳路一家十分简陋但营业时间可达凌晨的饮食店夜宵，虽无美味佳肴，但廉价小吃、零拷啤酒也可过瘾，主要可以畅所欲言。那时我们常常对艺术理论有浓厚兴趣，喜欢争论不休，有时也为英雄所见略同而频频碰杯。
　　那天正当我们畅谈之际，门口进来一位背着大画夹的人，此人高高瘦瘦，戴副普通的秀郎架镜框，一进来就坐到我们的方桌上，我一眼就猜出他是沈绍伦。
　　“你是沈绍伦，对吗？”
　　“是呀，你怎么认识我？”他微笑着看着我们，并不认识我。
　　“你是大名家，谁不认识你。”我也笑着对他说。
　　“哪里哪里，谈不上名家，请问你……”
　　“我叫陈巨源，也画水彩。”
　　“是十二人画展的陈巨源？”
　　“就是我。”
　　“你画得好，画得好，我看过，不容易。”
　　“沈先生画夹里的画能否让我们欣赏欣赏。”唐焘向他提出。
　　“都是旧作，刚刚拿到一个朋友家里，不好意思，巨源画得好。”他一面自谦一面打开了画夹。都是八开的小尺寸写生，都很面熟，大多已经发表过，看样子全部是他的精品佳作。就这么些，到处背来背去，那时的画家条件有限，大多如此。
　　“沈先生不要客气，你的画我们都久闻，认识你深感荣幸。”唐焘的语气谦逊而舒服。
　　1978年后，尤其“十二人”和“草草社”之后，画坛开始纷纷酝酿各自的社团，于是由一班大专院校教师发起的“上海水彩画研究会”成立，公推水彩画坛资格最老的李咏森先生为会长，与会都是上海乃至国内闻名的水彩大家，如哈定、樊明体、陈希旦、张英洪、沈绍伦等，按照张英洪当时的说法，都是副教授以上级，档次高得不得了。后因李咏森先生年纪太大，就做名誉会长，于是必须再选一位会长，为此还引起一些矛盾。后来哈定退出了水彩会，陈希旦当选为会长。可是不久，陈希旦去了深圳，于是沈绍伦成了上海水彩画研究会的会长。
　　“沈先生，你看我能否加入水彩画会？”我直接了当向他提出要求，接不接纳无所谓，那时我已经加入了上海美协。
　　“当然当然，你应当加入，你画得好，我欢迎你。过两天你去找金铭，他是秘书长，我跟他说一说，给你办一个会员证。”
　　这就是我入会的经过，纯属偶然。过了两天，我找到金铭家里，他很爽气地请我填写了会员登记表并发给我一个塑料套的会员证，简简单单入了会。
　　沈绍伦如果不出去，在国内，凭他当时的名望和上海人美的优势地位，不愁有更优越的境遇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名气也会更响。可是他选择去美国，而且是非法滞留，成了黑户口。
　　那年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水彩画会邀请上海水彩画研究会赴美访问，这给了沈绍伦一个绝好的出走机会，他与金铭两人不声不响去了美国，然后就滞留下来，企图圆他们今生的美国梦。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消息：他们成了非法移民之后，靠打零工度日，做过电梯间的工人，也画过巨幅广告。虽然美元比人民币大，可失去了上海悠闲而高贵的地位。更不幸的是，沈绍伦赴美两年就传来噩耗，不知什么原因，竟病逝他乡异国。此真乃天命，不可逆料也。
　　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不知不觉来临的新时代，因为我们不会知道生活会怎样改变，是否会变得好起来。领导人的承诺年年都很令人振奋，但是变化不会像天方夜谭那样神奇，一切好像都是老样子：工资还是那么几十元；居住条件也没改变的迹象；厂里的领导仍然令人讨厌；马路还是七高八低；一片片的棚户区依然难以想象会有改造的一天；苏州河越来越黑越来越臭，年年暴雨季节就大雨成灾，条条街道水漫金山；上海最高级的马路淮海路仍是可怜巴巴的低矮平房；十六铺码头摆渡永远挤满了渡江的上班族；光新路道口自行车和火车的惊险争夺战天天上演……
　　文革是结束了，四人帮打倒了，空气比以前清新了，许多新事物都是从报上得到，但一般人并没有什么感受。除了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精，能从一点一滴的变化中看到春天的来临，芸芸众生只会躺在腐叶上悲叹寒冬怎么没有尽头。
　　上海宾馆落成了，高度取代了国际饭店，成了上海最高建筑。联谊大厦也拔地而起，超过了一百公尺，成了新的地标。然而这太慢，太没有吸引力，抓不住年轻人的心，年轻人纷纷寻找出国的门路。八十年代我周围许多亲朋好友都纷纷离开中国。我的那些亲爱的兄弟姐妹，不是去了美国，就是去了澳大利亚。每一个我周围的人离去，都让我增添一份淡淡的伤感，我的生活中又空出了一个位置，空位越来越多……
　　不过，留在上海的亲朋好友还是不少，只不过又重新组合了。有的孩子也成长起来，填补了那些空缺的座位，生活还是饱满的。
　　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要见证它的辉煌，八十年代恐怕不行，九十年代会有可能，再过三十年，必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