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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为了稳定国内形势和巩固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谋求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新中国确立了以“一边倒”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它的产生与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以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导致了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
关键词:一边倒;外交政策;意识形态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急需解决两个涉及我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大问题,一是保障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二是要恢复和发展战后破败的国民经济。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新中国不得不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一、“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的国内原因
(一)新中国巩固政权的需要
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当时二战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解除,甚至在国内还暗藏着大量的美蒋特务和敌对分子,埋藏着巨大的潜在威胁。而且,美国为了控制台湾,一直加强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安全地位,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蔓延。美国的行为让毛泽东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警觉,使他意识到实力不济的新中国是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抗美国的。所以,与苏联结盟成为了新中国的唯一选择,有了苏联这个靠山,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制约美国的干涉。
(二)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
除了新中国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经济利益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关系到新中国的政权能否顺利维系和巩固。多年的抗战早已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随时崩溃的边缘,改善人民的生活迫在眉睫,建国初期没有能力使生产工作尽可能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新中国站稳脚跟,就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外部的援助。因此,只有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才能有效的抵制其他帝国主义的威胁,争取一个有利于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的环境,以得到新中国建设所需的外交援助。[1]
二、“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的国际原因
(一)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从战争同盟转变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随着美苏冷战的持续影响下,国际形势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集团为首的两极格局。中国这样一个新生政权实力弱小,不能将自己逼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不得不在美苏两大阵营之中进行选择,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必然。开始的时候,美国也面临着一些不同的选择,如直接的武力干涉、不介入国共之争、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全部从中国撤出等等。[2]但随着美国反华政策的不断升级,毛泽东认识到了美国要称霸全球的野心及对新中国的排斥,使他打消了成为中立国的想法。因此,在美国的逼迫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寻求苏联的庇护和援助。
(二)苏联扩大阵营的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影响不断深入,以美国主导的“北约”帝国主义阵营逐占上风。斯大林认识到冷战的升级已经使雅尔塔格局难以维系,苏联需要将新中国拉进已方阵营以形成反美国际统一战线来对抗美国。加上中苏两国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比寻常的地缘关系,苏联又是唯一多次给予中国共产党帮助的国家,最终使毛泽东选择了倒向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一边倒”尽管不是新中国最好的选择,但也没有中间道路。采取中立态度既无法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反而可能会失去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这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三、“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的意识形态原因
说到苏联的选择,或许因为中国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看上去苏联支持新中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二战结束后的中国从盟友变成了争夺江山的对手,同时美国插手其中也让苏联感到事情并不简单。因此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只不过起着次要的作用而已。然而事实上,意识形态仍然是影响着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任何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依然是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决策者的价值观、信仰、对待事物的态度,时时刻刻影响着其对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判断。对建国前夕确立“一边倒”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包括奉行国际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等三个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自不用说,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怀疑构成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外部意识形态压力。[3]
(一)奉行国际主义的影响
一方面,奉行国际主义是“一边倒”外交理论的支柱,国际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压迫而提出的无产阶级坚持国际团结的基本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才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难免在对外关系上受到党际关系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是中苏两党关系的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中奉行国际主义也就自然应用到了两国关系当中。
(二)实现共产主义是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自然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苏联和中国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只会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如周恩来所说,新中国之所以在外交政策上选择“一边倒”,之所以要“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是因为中国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一致,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4]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边倒”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中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敌人,中国必然会支持苏联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外交选择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迫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推动着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参考文献
[1]王亞杰.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政策评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8.
[2]孔寒冰.并非一方选择的结果——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J].俄罗斯研究,2003(2).
[3]张郁慧.向苏联“一边倒”外交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J].西伯利亚研究,2006(3):79-82.
[4]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
作者简介:
戴曦(1996-3),男,汉族,广西桂林人。
关键词:一边倒;外交政策;意识形态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急需解决两个涉及我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大问题,一是保障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二是要恢复和发展战后破败的国民经济。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新中国不得不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一、“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的国内原因
(一)新中国巩固政权的需要
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当时二战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解除,甚至在国内还暗藏着大量的美蒋特务和敌对分子,埋藏着巨大的潜在威胁。而且,美国为了控制台湾,一直加强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安全地位,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蔓延。美国的行为让毛泽东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警觉,使他意识到实力不济的新中国是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抗美国的。所以,与苏联结盟成为了新中国的唯一选择,有了苏联这个靠山,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制约美国的干涉。
(二)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
除了新中国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经济利益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关系到新中国的政权能否顺利维系和巩固。多年的抗战早已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随时崩溃的边缘,改善人民的生活迫在眉睫,建国初期没有能力使生产工作尽可能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新中国站稳脚跟,就迫切需要得到来自外部的援助。因此,只有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才能有效的抵制其他帝国主义的威胁,争取一个有利于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的环境,以得到新中国建设所需的外交援助。[1]
二、“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的国际原因
(一)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从战争同盟转变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随着美苏冷战的持续影响下,国际形势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集团为首的两极格局。中国这样一个新生政权实力弱小,不能将自己逼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不得不在美苏两大阵营之中进行选择,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必然。开始的时候,美国也面临着一些不同的选择,如直接的武力干涉、不介入国共之争、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全部从中国撤出等等。[2]但随着美国反华政策的不断升级,毛泽东认识到了美国要称霸全球的野心及对新中国的排斥,使他打消了成为中立国的想法。因此,在美国的逼迫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寻求苏联的庇护和援助。
(二)苏联扩大阵营的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影响不断深入,以美国主导的“北约”帝国主义阵营逐占上风。斯大林认识到冷战的升级已经使雅尔塔格局难以维系,苏联需要将新中国拉进已方阵营以形成反美国际统一战线来对抗美国。加上中苏两国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比寻常的地缘关系,苏联又是唯一多次给予中国共产党帮助的国家,最终使毛泽东选择了倒向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一边倒”尽管不是新中国最好的选择,但也没有中间道路。采取中立态度既无法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反而可能会失去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这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三、“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立的意识形态原因
说到苏联的选择,或许因为中国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看上去苏联支持新中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二战结束后的中国从盟友变成了争夺江山的对手,同时美国插手其中也让苏联感到事情并不简单。因此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只不过起着次要的作用而已。然而事实上,意识形态仍然是影响着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任何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依然是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决策者的价值观、信仰、对待事物的态度,时时刻刻影响着其对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判断。对建国前夕确立“一边倒”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包括奉行国际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等三个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自不用说,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怀疑构成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外部意识形态压力。[3]
(一)奉行国际主义的影响
一方面,奉行国际主义是“一边倒”外交理论的支柱,国际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压迫而提出的无产阶级坚持国际团结的基本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才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难免在对外关系上受到党际关系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是中苏两党关系的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中奉行国际主义也就自然应用到了两国关系当中。
(二)实现共产主义是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自然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苏联和中国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只会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如周恩来所说,新中国之所以在外交政策上选择“一边倒”,之所以要“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是因为中国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一致,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4]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边倒”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中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敌人,中国必然会支持苏联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外交选择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迫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推动着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参考文献
[1]王亞杰.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政策评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8.
[2]孔寒冰.并非一方选择的结果——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J].俄罗斯研究,2003(2).
[3]张郁慧.向苏联“一边倒”外交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J].西伯利亚研究,2006(3):79-82.
[4]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
作者简介:
戴曦(1996-3),男,汉族,广西桂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