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地震，许多羌族居民世代居住的碉楼、寨子受到严重损坏，甚至彻底倾倒，罗哲文觉得这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大损失。
　　
　　1941年，四川南溪李庄
　　
　　“该读英语了。”林徽因半躺在病床上，被子盖在她的胸前，一边咳嗽着，一边用虚弱的声音对几个年轻人说。
　　室内很昏暗，罗哲文走到她的跟前，捧着省下的白纸裁成的练习本，上面端端正正地书写着英文字母。
　　这一幕虽然已经过去整整67年了，可是在罗哲文眼中却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林先生是个非常坚强的女性”，他对记者说，“当时她病得不轻，躺在床上，可是只要身体稍微好一些，就仍然坚持工作，还不忘教我们这些刚刚进入中国营造学社的年轻人外语。”
　　1940年，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这一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领队的中国营造学社到了罗哲文的家乡宜宾，营造学社和罗哲文的兴趣爱好比较接近，这位原来就喜欢工业技术、画画、艺术的年轻人为了生计，进入了同济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的大课堂。
　　“你把对面的塔画一下。”
　　“你把这页字写一遍。”
　　招考的老师出了这样的题目，于是他就画了，写了。幸运的是，他成了这一批报考的几十个学生中唯一被录取的一位。
　　营造学社是个温暖、友爱、要求严格的集体，那时的营造学社人很少，算上家属也就十多个人。一开始，他的任务是帮梁思成抄画一些简单的图（法式图和文献图），这是临时的任务，大概有半年，就结束了。当时营造学社分两个组，一个是梁思成主持的法式组（也就是现在说的结构测绘），一个是刘敦桢主持的文献组（主要是考证古建筑的年代和价值），但人还在一起工作，梁思成也很注重文献考证，刘敦桢有时候也去测绘，只是两人有分工而已。
　　“梁思成先生看到我画的图，觉得我还不错，就把我叫到法式组，练习画图、练习测绘。梁思成先生是手把手的教，他是我永远的楷模。”他说1940-46年，他用了5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学会了古建筑的测绘，打下了深厚的基本功。而当时，营造学社是国内唯一的古建筑研究机构。
　　空袭总是在威胁着后方的安全，必须到乡下去，抗战后期，四川南溪的李庄成了营造学社办公的地方，并使得这偏僻的小村庄与西南联大一样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高风亮節的一个文化地标。
　　罗哲文在李庄已经开始参加测绘，有的测绘他和王世襄一起去，他负责画图，王世襄负责写报告。王世襄当时是研究生，罗哲文觉得写报告这样需要文笔的工作还是由王世襄来做比较合适，所以他就管埋头测绘画图。
　　李庄是农村，没有电灯，晚上点个煤油灯，虽然光线比较暗，但还能做一些工作，工作主要还是在白天。费慰梅记得，她到李庄去看梁思成一家，亲眼见到那种贫病交加的生活，为之深深的震惊和感动。在李庄，梁思成既是研究所所长，又是护士和厨师，而他当时正在写的一部著作，就是1984年费慰梅在美国整理出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在李庄，物价在涨，医药很短缺。当时的同济大学是著名的医学院，但也是药物短缺，以至于像肺病这样的常见疾病在当时几乎就成了绝症。
　　“林徽因先生一直是肺病，躺在床上，梁思成先生的弟弟、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也是肺病，50年代就去世了，岁数都不大，40来岁，跟当时艰苦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叹了一口气，坐得更端正了一些，觉得如果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林先生和梁思永先生一定可以多活几年，他们去世得太早了。
　　
　　1952年，长城八达岭
　　
　　三反五反之后，抗美援朝结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
　　国际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甚至美国专家学者）都来中国，想来看看中国古老的文明，全国人民到首都来，也想看看北京的古迹。但当时北京很小，就是颐和园、故宫、天坛可以一游，通州、昌平都不是北京市，政府方面想多提供一些供大家参观游览的景点。当时的副总理郭沫若提出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应该是长城，而且北京附近有长城，应该维修一下，让游客来实地体会中国伟大的古文明。
　　“小罗，你去把北京附近的长城调查一下。”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叫来罗哲文，当时罗哲文是文物局中最年轻的专家，只有28岁。
　　罗哲文选了两组长城进行维修，一是山海关，一是居庸关八达岭。他刚去八达岭看到的情况是：城楼、城墙都倒塌了，人上不去，要不修的话根本就不能参观。
　　山海关修了个城门楼子，八达岭修了城墙。维修比较简单，因为经费实在有限。文化部修长城，交通部修路，不修路的话也是根本到不了那。1952年他去勘察设计，1953年开始修，修的时间不长，大概半年时间修这两三公里长的长城，他说当时的要求是人能登上长城去就行。
　　结合历史文献和现场，在50年代罗哲文写了中国第一本关于长城的专著，比较科学地解决了长城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长城只是一个开始，凡是比较重大的工程，方案审定、检查和验收，他经常都要参加。早期的有赵州桥的维修，还有布达拉宫的第一次维修。此外，比如三峡工程前部分建筑的搬迁、天津蓟县独乐寺和唐山大地震后红楼的维修方案也由他设计。
　　
　　1955年，北京
　　
　　“什么时候开始批判营造学社的？”
　　“对营造学社没有批判，批判的是梁思成先生本人。”罗哲文纠正了记者了一个知识上的错误。
　　因为营造学社不牵涉什么政治问题，只是调查古建筑，然后写成调查报告，所以营造学社幸免于难，而坚持反对拆北京城墙、主张保护古建筑和继承古建筑形式的梁思成先生却成了被激烈批判的对象。
　　“1954-1955年批判大屋顶、批判复古主义，说模仿古建筑是浪费。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梁先生的批判起码是不准确的。”罗哲文说，“梁先生并不反对新建筑，他本身学的就是新建筑，他也不是说都要复古，他提倡传统、要继承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形式当然有大屋顶，但民族形式并不都是大屋顶，西藏的民族建筑就不是大屋顶。对他来说，这样的批判是不公平的，歪曲了他的本意。他还是主张现代化，他从美国回来教学，传授的都是当时最新的理念。”
　　“我流毒是深的，在座的陈从周他便能背我的文章，我反对拆北京城墙，他反对拆苏州城墙。”在一次批判检讨大会上，梁思成以一种半诚恳半强硬的姿态这样宣读自己的检讨。
　　当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北京城墙拆除时，他的伤心也许只有罗哲文等几个学生能够体会。他反对拆城墙的声音在一片激进跃进的浪潮中被淹没了，激起的，只是无休无止上纲上线的大字报和批判大会。
　　罗哲文支持了他的老师，并且向上级写了报告，但是人微言轻，报告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任何高层的注意。
　　罗哲文说：“梁先生当时提出北京应该全面保护，这个思想现在看起来还是对的。但也歪曲了他的一些想法。他并没有说一切都不动，这并不是他的意思。我觉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说城墙并不是一点都不能动，妨碍交通的地方、需要开口的地方也可以开口，城墙那么长，几十公里，开几个口不算什么。他也设想过城墙花园，在城墙周围开辟花园，让老百姓可以在这里游玩。他保护古建筑，还有一个特点是主张古建筑要为民所用。这个思想是很超前的。”
　　1953年，有一次讨论古建筑的会议罗哲文参加了。在会上，梁思成先生据理力争，提出一个新北京的方案，将北京分成旧城与新城，新的机关、工厂主要在新城，这就不会对老城区造成太大的破坏，沿袭的是意大利保护罗马的经验。“如果这个方案能被采纳，那当然能更好地保护老北京。但现在不可能回头了。”罗哲文摇了摇头，感慨地说。
　　
　　2008年，四川北川羌寨
　　
　　一场剧烈的地震几乎将北川、汶川等地的建筑物夷为平地。
　　“汶川地震首要的任务是救人，连财产都不提，首先是人，这完全是正确的。”罗哲文说，“但现在开始要重建了，温家宝总理也特别提出来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都江堰的古建筑损毁的情况让他很着急，这些天来，84岁高龄的他一直没有闲着，几乎每天一大早，他就出门坐车去国务院、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参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会议，为损毁古建筑的“伤情”以及日后维修和重建工作制定方案。他是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由于他在古建筑学界的崇高威望和丰富经验，他的意见在古建筑保护和维修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他说：“羌族有很多很多物质、非物质的遗产需要保护。羌族的古建筑中最重要的就是羌寨的碉楼，我去考察过，非常了不起。它的寨子，建筑形式很特殊，原来的选址都是依山傍水，按照山体高低层次来建造建筑。有的碉楼，几十米，都是笔直的，他们没有测绘装置，就造出了这样的建筑，非常了不起。”这次地震，许多羌族居民世代居住的碉楼、寨子受到严重损坏，甚至彻底倾倒，罗哲文觉得这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