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1994)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致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更确切地说，“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
　　在标准化和标准竞争的过程中引入政府的角色，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存在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其次，政府有能力实施这种干预。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G M Peter Swann(2000)指出，就像“硬”基础设施(如公路和铁路)一样，标准化基础设施也有着很强的公共物品属性，所以政府应当维持标准的基础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标准化进程中不均衡的表现可能会导致短视的标准。因此保证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特别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责任。
　　市场有失败的可能性。如果任由自身机制，市场往往会产生太少或太多，甚至是错误的标准。例如，David(1985)就指出市场有可能被劣等标准锁定。
　　标准的形成需要基础设施。标准赖以形成、发展的基础，如制度、教育、知识产权政策、开放而竞争的市场结构等等，同样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直接或直接的方式加以提供。
　　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交易费用高昂。由于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投资巨大，不确定性强，牵涉面众多，甚至会对产业有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交易费用高昂。这些都不是微观市场主体自身所能够解决的。
　　
　　越来越小的“盲巨人”
　　
　　David(1987)曾经用“盲巨人”来比喻试图将标准竞争引向“好”的方向的公共机构。在标准竞争的早期，公共机构是一个巨人它的行动可对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个时期，公共机构往往也是“盲的”，它无法预知自己的行动会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因而也就有些手足无措。而随着迷茫期的结束，公共机构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巨人了：其行动只能对结果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
　　David的观点无疑有些悲观。但是他定义了巨人可发挥作用的时机的窗口。这为政府实施干预的时机选择，提供了一个参考依据。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只要政府的措施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不过份干预微观层面的具体选择，则仍然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欧洲移动通信标准化进程中ETSI等组织所起到的作用以及GSM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政府如何实施干预?
　　
　　基础设施的提供和保证。林毅夫、蔡?P、李周(1999)认为，发展战略内生的要求是使市场充分运行，价格信号正确。因此，政府的作用首先在于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性。在标准化过程中，政府应当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例如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最小化创新活动中的外部性；再例如，提供发展初期的启动投资。
　　明确的态度。在标准形成和标准实现阶段，“预期”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明确的态度如果是一种“可置信的承诺”，一方面影响到本国标准的预期；另一方面，会影响到市场微观主体(如企业)的激励结构，从而影响到微观行为。
　　“试验田” 的保证。在标准实现阶段，本国市场是新标准的第一块“试验田”。由于通信技术标准的复杂特性，其完善非常需要一个试运行的环境。政府应当努力提供这种保障，以期本国标准获得“先发优势”。
　　鼓励技术创新。创新能力是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政府应当从制度上和政策上鼓励创新。结合我们的分析，现阶段更应当鼓励的是开发层面的创新。
　　市场中的协调。帮助市场微观主体进行必要的联合，例如促成标准联盟；并且注意平衡标准竞争中的各方利益。
　　发展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应当保证政策的前瞻性，对标准的发展方向和产业的升级有全面、清晰的认识。在标准形成早期尽早促成标准蓝图的确定。同时，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预见到分工升级的“不必然性”，提前进行“非自发积累要素”的培养，例如增加教育投资的力度，改善技术要素禀赋。
　　总而言之，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公共机构)的作用更多的在于宏观的干预，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政策，或者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减少市场微观行为的外部性，为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时，在标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积极地发挥其协调、引导的作用。
　　
　　小 结
　　
　　虽然要就3G的成败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是普遍的看法是欧洲、韩国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而美国模式过于偏向市场竞争，已经在发展中带来了许多弊端。通信技术标准的复杂特性，巨大的投资和对各个产业的波及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的高昂，决定了在技术标准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府(或者标准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应当有明确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的表达越早越好，因为微观主体的行为将在根本上受到这一态度的影响。与此同时，政府应当从宏观环境和产业政策上，给以更实质的支持。如Jeffrey L．Funk和David T．Menthe所分析的，委员会和市场的混合机制是一种较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