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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藏有一本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由天津直隶书局出版、上海启新书局代售的石印本《南皮张氏两烈女碑》碑帖，落款为“天津徐世昌撰文；天津华世奎书丹”。该碑帖书法学颜真卿，气魄雄伟，骨力开张。被行家评论为：“在用笔上，笔有千钧，其弩笔犹如苍松翠柏，挺拔厚重，行笔、住笔皆出中锋，于法度端严中求灵巧之变，肥不臃肿，瘦不纤弱，举重若轻，变化生姿，拙中藏巧，巧中又寓拙，一股书卷之气飘然而出。”
天津有座“世奎桥”，即以《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书家华世奎命名。桥边立有花岗石石碑一块，上书“华世奎（1863—1942），书法家，号壁臣、思闇，天津人，曾以内阁阁丞身份书写清帝退位诏书。书法宗颜体，气魄雄伟，骨力开张。书丹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今存天津中山公园。曾居天津意租界”。华世奎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犹以颜体见长，走笔取颜字之骨，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
再看碑文撰写者徐世昌，曾任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如此显赫的政治人物与书法家为两名女子书写碑文，她们究竟为何许人也？细观碑文，其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民国五年（1916）在直隶省天津卫发生的一起轰动津门的惨案，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两烈女为亲姐妹张立（立姑）、张春（春姑），原籍河北南皮县偏坡营村，后移居双庙村。“祖治安尝徙武清，为子绍庭纳妇金氏，生两烈女”。两女之父张绍庭到天津做买卖折本，为了谋生向车行租了一辆人力车以养家糊口，妻子金氏“率两烈女”靠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但是张绍庭“素迂呐”，有一天将租借的人力车弄丢了。车行老板不断派人到张家索要人力车的赔偿，张绍庭赔不起，“夫妇相于泣”。有个无赖叫戴富有，专门“布党羽四方诱致良家子女居奇谋利”。 这个时候打听到了张绍庭的困境，又知道张家有两个女儿，就派其党羽、与张绍庭相识的王宝山到张家假意相劝：“徒泣无益，有两女得一聘金可尝也。”张绍庭于是将次女春姑许字戴富有长子，于清宣统二年（1910）签下婚书。
不久张绍庭去世，戴妻马氏到张家，假惺惺地说“吾不忍戚党孤寡”，無依无靠，并将金氏母女骗至家中居住，并劝金氏改嫁，而欲留两女在家中。金氏于是迁居西门外千佛寺旁租房居住，戴富有却将金氏大女儿立姑强行留下，直到邻居们报警，金氏才得以将立姑领回。戴富有不肯善罢甘休，“逐以金悔婚讼诸地方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以无证据为由驳回。戴富有于是毁前约，伪造金氏长女张立许配戴家长子，次女张春许配戴家次子的婚书提交直隶省高等审判厅，并指使其党羽王宝山在庭上作伪证，于是高等审判厅“厅判两烈女具归戴有”。
戴富有于是遣王宝山来张家要人，并别有所图（一说是欲卖入娼门）。金氏“张皇无措，两烈女已潜置毒物，伺母寝熟吞之，翌日毒发俱死”。时年立姑只有17岁，春姑仅为14岁。两位烈女为反抗直隶省高等审判厅的无理判决，以死抗争，被逼殉节。
消息传出，津门哗然，知情者无不为之动容！戴富有、王宝山等闻讯逃之夭夭。在津的南皮张氏族人，认为这是张氏家族的奇耻大辱，遂联络天津的各界名绅，出面抱打不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省高等审判厅不得不推翻原判，发拘票缉拿肇事凶手，为双烈女出殡建祠，以示抚恤昭雪。
1916年5月8日，《大公报》报道了两烈女出殡的消息：“本埠西头千佛寺前张姓姐妹同时殉烈，即该处绅商各界以两烈女有维风化，特定于阴历本月初六为之出殡等事已纪各报，兹悉此殡期改为下星期（阴历四月十三日）午前十二点”。
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人将两烈女的故事搬上舞台。1916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本埠文艺、醒民、益智三剧社定于本月二十六日起在日界天仙舞台试演新剧三日。闻二十六日晚演《红拂泪》，二十七日晚演《衣冠禽兽》，二十八日晚演《津门双烈女》等剧云。”除新剧外，两烈女故事还被改编为评剧，1983年，该剧又被天津评剧院搬上舞台，受到观众欢迎。
两烈女安葬后，清末重臣张之万的长子张瑞荫，令其管家将金氏母子接回原籍南皮。利用办丧事各界所捐剩下的余款，会同张氏家人在南皮县城里文庙东侧，建“双烈女祠”，并立碑刻石以记其事，碑名为《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由张瑞荫撰文、华世奎书写，这块石碑“文革”时期被毁。金氏母子初居烈女祠西厢房，后来迁居双庙村。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扩建“新北”电影院，原烈女墓影响建设，双烈女遗骨由其弟、弟媳搬运回南皮，葬于双庙村西北，墓旁的石碑则移至中山公园。据老人们回忆，当年这块碑曾倒放在地，后来时局不稳定，石碑一度被人们忘却，静静地在中山公园内躺了几十年，导致石碑正反面字迹的风化程度明显不同。不过也正是这种忘却使“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在“文革”中躲过一劫。直到1984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前后，石碑才被重新立起。
目前，收藏界仍然有不少人将《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与《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的拓片混为一谈，其实两块碑的地点、撰文、内容都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碑文均为华世奎书写。行家认为，华世奎的颜体为颜真卿后第一人。胡问遂先生在《试说颜书艺术成就》一文中认为，颜真卿独创的“屋漏痕”笔法，华世奎先生在书法实践中更加具体化，归结为“内颤”和“外颤”。在行笔中内颤用提笔，外颤用按笔。提按互相提携，写出的笔道则呈现出不规则的曲线，具有一定节奏的韵律感，好像在那微微颤动的笔道中孕育着无数个音符在跳跃，写出的字出于自然而无丝毫的雕琢之意。
2016年11月25日，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了一件老舍先生生前收藏的华世奎《南皮张氏两烈女碑》拓本册页（五十八页），后附老舍题字：“华世奎字壁臣，祖籍江苏无锡，世居天津。自幼勤学，三十中举，同年步入仕途，出任内阁阁丞，辛亥革命后归隐天津。书学颜真卿，此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圆润端庄，凝重大方，予朝夕临之。己丑嘉平月，老舍。”该拍品最后以34500元成交。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了侯杰、陈晓曦所撰《事件·文本·解读——以民国时期“双烈女”事件为中心》。文中通过对当年的报刊文本、碑刻文本、诗词及戏剧文本的解读，认为“文本作者的关注点停留在女性的贞操问题上，而不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迫害女性行为的鞭挞和对女性解放的提倡。从双烈女在文本中的某种缺席，可以断定男权社会女性个体价值的否定。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中，她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还是逃脱不了命运”。
然而直隶高等审判厅对婚约证据（虽然是伪证）的认可表现出当时的法律对包办婚姻的认同，如果放在当今，哪怕不是伪证也都是非法无效的证据，因此这是文本固有的史料价值。如因文本的时代特征而指责其“关注点停留在女性的贞操问题上，而不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迫害女性行为的鞭挞和对女性解放的提倡”；“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中，她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还是逃脱不了成为男性当权者手中玩弄的工具的命运”。笔者认为如此脱离时代背景的指责未必客观、公正。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般的批判与“男女平等”的倡导，使得近百年以后的这类批判显得老生常谈而苍白乏力，而且也贬低了这些文本应有的历史文献价值。
该事件文本的价值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从个人层面上，张氏姐妹面对直隶高等审判庭徇私枉法、助纣为虐，以死抗暴，不向强权低头，舍生取义，表现出铮铮傲骨与凛然正气，这是虽为“草根”阶层但仍然应有的个人气节；二是从社会层面上，面对张氏姐妹如此社会底层成员，当时的政界要人、士绅名流不嫌其“低端”，而为其竖碑立传；广大百姓也无不为之动容，形成万人空巷送殡之势，纷纷募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当时社会各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甚至不辄成为当代社会一面历史的镜子。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天津有座“世奎桥”，即以《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书家华世奎命名。桥边立有花岗石石碑一块，上书“华世奎（1863—1942），书法家，号壁臣、思闇，天津人，曾以内阁阁丞身份书写清帝退位诏书。书法宗颜体，气魄雄伟，骨力开张。书丹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今存天津中山公园。曾居天津意租界”。华世奎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犹以颜体见长，走笔取颜字之骨，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
再看碑文撰写者徐世昌，曾任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如此显赫的政治人物与书法家为两名女子书写碑文，她们究竟为何许人也？细观碑文，其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民国五年（1916）在直隶省天津卫发生的一起轰动津门的惨案，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两烈女为亲姐妹张立（立姑）、张春（春姑），原籍河北南皮县偏坡营村，后移居双庙村。“祖治安尝徙武清，为子绍庭纳妇金氏，生两烈女”。两女之父张绍庭到天津做买卖折本，为了谋生向车行租了一辆人力车以养家糊口，妻子金氏“率两烈女”靠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但是张绍庭“素迂呐”，有一天将租借的人力车弄丢了。车行老板不断派人到张家索要人力车的赔偿，张绍庭赔不起，“夫妇相于泣”。有个无赖叫戴富有，专门“布党羽四方诱致良家子女居奇谋利”。 这个时候打听到了张绍庭的困境，又知道张家有两个女儿，就派其党羽、与张绍庭相识的王宝山到张家假意相劝：“徒泣无益，有两女得一聘金可尝也。”张绍庭于是将次女春姑许字戴富有长子，于清宣统二年（1910）签下婚书。
不久张绍庭去世，戴妻马氏到张家，假惺惺地说“吾不忍戚党孤寡”，無依无靠，并将金氏母女骗至家中居住，并劝金氏改嫁，而欲留两女在家中。金氏于是迁居西门外千佛寺旁租房居住，戴富有却将金氏大女儿立姑强行留下，直到邻居们报警，金氏才得以将立姑领回。戴富有不肯善罢甘休，“逐以金悔婚讼诸地方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以无证据为由驳回。戴富有于是毁前约，伪造金氏长女张立许配戴家长子，次女张春许配戴家次子的婚书提交直隶省高等审判厅，并指使其党羽王宝山在庭上作伪证，于是高等审判厅“厅判两烈女具归戴有”。
戴富有于是遣王宝山来张家要人，并别有所图（一说是欲卖入娼门）。金氏“张皇无措，两烈女已潜置毒物，伺母寝熟吞之，翌日毒发俱死”。时年立姑只有17岁，春姑仅为14岁。两位烈女为反抗直隶省高等审判厅的无理判决，以死抗争，被逼殉节。
消息传出，津门哗然，知情者无不为之动容！戴富有、王宝山等闻讯逃之夭夭。在津的南皮张氏族人，认为这是张氏家族的奇耻大辱，遂联络天津的各界名绅，出面抱打不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省高等审判厅不得不推翻原判，发拘票缉拿肇事凶手，为双烈女出殡建祠，以示抚恤昭雪。
1916年5月8日，《大公报》报道了两烈女出殡的消息：“本埠西头千佛寺前张姓姐妹同时殉烈，即该处绅商各界以两烈女有维风化，特定于阴历本月初六为之出殡等事已纪各报，兹悉此殡期改为下星期（阴历四月十三日）午前十二点”。
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人将两烈女的故事搬上舞台。1916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本埠文艺、醒民、益智三剧社定于本月二十六日起在日界天仙舞台试演新剧三日。闻二十六日晚演《红拂泪》，二十七日晚演《衣冠禽兽》，二十八日晚演《津门双烈女》等剧云。”除新剧外，两烈女故事还被改编为评剧，1983年，该剧又被天津评剧院搬上舞台，受到观众欢迎。
两烈女安葬后，清末重臣张之万的长子张瑞荫，令其管家将金氏母子接回原籍南皮。利用办丧事各界所捐剩下的余款，会同张氏家人在南皮县城里文庙东侧，建“双烈女祠”，并立碑刻石以记其事，碑名为《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由张瑞荫撰文、华世奎书写，这块石碑“文革”时期被毁。金氏母子初居烈女祠西厢房，后来迁居双庙村。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扩建“新北”电影院，原烈女墓影响建设，双烈女遗骨由其弟、弟媳搬运回南皮，葬于双庙村西北，墓旁的石碑则移至中山公园。据老人们回忆，当年这块碑曾倒放在地，后来时局不稳定，石碑一度被人们忘却，静静地在中山公园内躺了几十年，导致石碑正反面字迹的风化程度明显不同。不过也正是这种忘却使“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在“文革”中躲过一劫。直到1984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前后，石碑才被重新立起。
目前，收藏界仍然有不少人将《南皮张氏两烈女碑》与《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的拓片混为一谈，其实两块碑的地点、撰文、内容都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碑文均为华世奎书写。行家认为，华世奎的颜体为颜真卿后第一人。胡问遂先生在《试说颜书艺术成就》一文中认为，颜真卿独创的“屋漏痕”笔法，华世奎先生在书法实践中更加具体化，归结为“内颤”和“外颤”。在行笔中内颤用提笔，外颤用按笔。提按互相提携，写出的笔道则呈现出不规则的曲线，具有一定节奏的韵律感，好像在那微微颤动的笔道中孕育着无数个音符在跳跃，写出的字出于自然而无丝毫的雕琢之意。
2016年11月25日，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了一件老舍先生生前收藏的华世奎《南皮张氏两烈女碑》拓本册页（五十八页），后附老舍题字：“华世奎字壁臣，祖籍江苏无锡，世居天津。自幼勤学，三十中举，同年步入仕途，出任内阁阁丞，辛亥革命后归隐天津。书学颜真卿，此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圆润端庄，凝重大方，予朝夕临之。己丑嘉平月，老舍。”该拍品最后以34500元成交。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了侯杰、陈晓曦所撰《事件·文本·解读——以民国时期“双烈女”事件为中心》。文中通过对当年的报刊文本、碑刻文本、诗词及戏剧文本的解读，认为“文本作者的关注点停留在女性的贞操问题上，而不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迫害女性行为的鞭挞和对女性解放的提倡。从双烈女在文本中的某种缺席，可以断定男权社会女性个体价值的否定。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中，她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还是逃脱不了命运”。
然而直隶高等审判厅对婚约证据（虽然是伪证）的认可表现出当时的法律对包办婚姻的认同，如果放在当今，哪怕不是伪证也都是非法无效的证据，因此这是文本固有的史料价值。如因文本的时代特征而指责其“关注点停留在女性的贞操问题上，而不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迫害女性行为的鞭挞和对女性解放的提倡”；“女性尤其是普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中，她们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还是逃脱不了成为男性当权者手中玩弄的工具的命运”。笔者认为如此脱离时代背景的指责未必客观、公正。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般的批判与“男女平等”的倡导，使得近百年以后的这类批判显得老生常谈而苍白乏力，而且也贬低了这些文本应有的历史文献价值。
该事件文本的价值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从个人层面上，张氏姐妹面对直隶高等审判庭徇私枉法、助纣为虐，以死抗暴，不向强权低头，舍生取义，表现出铮铮傲骨与凛然正气，这是虽为“草根”阶层但仍然应有的个人气节；二是从社会层面上，面对张氏姐妹如此社会底层成员，当时的政界要人、士绅名流不嫌其“低端”，而为其竖碑立传；广大百姓也无不为之动容，形成万人空巷送殡之势，纷纷募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当时社会各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甚至不辄成为当代社会一面历史的镜子。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