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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领域，20世纪的德国犹太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对救赎批评模式有着独特的贡献。尤金·哈贝马斯在其作品《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的批评》中曾明确指出本雅明的理论核心是一种救赎的或拯救性的批评。
救赎在第一个层面上是指传统的复归，其复归之路就是让被打碎的传统从现代性中被拯救，使原初的整体性在历史的碎片中被寻找。对本雅明而言，碎片指向整体，是昭示真理的象征。本雅明的“碎片情结”带有浓厚的犹太教喀巴拉色彩，“碎片”在喀巴拉传统中象征着“破碎圣皿”中的一块，是对原初整体的表征。本雅明深受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影响，犹太教神秘主义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称就是喀巴拉，其字面意义是“传统”，对传统的尊敬深深植根于犹太教之中，喀巴拉思想有着与神话世界特殊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犹太思想中最高最深刻真理的神秘主义形式——回归原初世界，亦指返回到人类从天堂堕落之前的一种世界和睦的原初状态，甚至更早的天地浑然一体的前天堂时代。在犹太教喀巴拉影响下，本雅明对传统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对传统的原状和其破碎的起因最完整的阐述可见于本雅明著名的《论本体语言与人的语言》，其次见于《翻译者的任务》。
在本雅明的语言论中，语言代表的是一种世界观，其功能就在于为精神存在提供显形的介质，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功能。当语言从一种显现真理的介质成为了索绪尔所界定的平面共时的符号体系之后，语言变成了手段，是一种外在于物并对物进行指涉的符号，从此语言堕落了，它不再传达物的本质，而是被人类主体利用成为了交流关于物的相关信息的工具。在这里，本雅明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语言与对象的关系，毋宁说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这种角度否认其工具价值，就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统治下人与物的关系的批判。语言的堕落打破了原初世界的和谐，语言统一性的消失反映了世界整体性的破碎，当支离破碎的废墟文化初现雏形之时，波德莱尔所说的“破碎性、瞬间性、偶然性”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也从此开始，必须从废墟中去拯救被现代性中的人们忘记了的传统。在《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中，语言用于传达物的本质，这种“可传达性”就是本雅明眼中尚未破碎的传统，在《翻译者的任务》中，翻译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精神表达形式，“可译性”则是以碎片形式存在于文学、艺术和文化中的传统。现代主义对于本雅明而言是一种多层次的社会现象，所以批评不仅仅是在诗的语言、文学的意象中寻找着“可译性”，而且还应该在资本主义前史时期过时的商品中寻找这种“可译性”，在本雅明眼里，这些被人弃置的商品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极为特别的时间流逝，它们在现代主义历史中的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存在的时期先于现代主义，所以和这些商品并存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成份还不至于完全被消费资本主义所吞没，通过寻找这种“可译性”以此使传统穿越现代性的废墟而得以复归。同时，批评家、哲学家和史学家再现真理的最佳方式，也并非依靠抽象归纳或整体概括，而是要沉没于物体的“最微小的细节”之中。
救赎在第二个层面上强调的是对传统的修复和拯救。在犹太教回归传统范式的影响下，“弥赛亚”意识在本雅明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与他的救赎理论密切相关，还塑造了他的救世主义历史意识。在本雅明那里，“弥赛亚”有时指救世主，有时就是指人类最初生活的那个天堂，即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原初状态，对本雅明而言，历史上有着无数次实现弥赛亚的契机，但都没有实现。他的弥赛亚意识就指一生追求恢复那种永恒状态的情结。在本雅明救赎的思想体系中，历史与救赎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历史是一场灾难，是历史天使所见到的场景，“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救赎意味着历史的结束，对历史的救赎力量必须来自超越历史的灾难性循环的他者力量，而这个他者的降临就是历史的结束，历史没有目的，只有末日。本雅明所特有的历史观对这种拯救的冲动作过这样的解释：在历史中有一个神秘的原因在这样进行着统治，“在过去的一代人和现在的一代人之间，都有一种秘密协定，我们来到世上都是如期而至。如同先于我们的每一代人一样，我们都被赋予了微弱的弥赛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过去赋予我们的，因而对我们是有所要求的。”
当本雅明把弥赛亚意识与革命的远景结合起来之后，他便为传统的复归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为传统的修复和拯救找到了救赎的工具。在本雅明的视阈里，革命者或政治家的角色正在于在历史的救赎中“点燃大火，宣布弥赛亚的到来”。渗透着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本雅明意义上的革命是跳向历史中那个始终没有实现弥赛亚的转折时刻，所谓“进步”是灾难的永恒的重复，进步的概念必须以灾难的观念为基础，它是一种风暴，正挟带着历史的天使穿过时空，但这种风暴违背了历史的天使的意愿，只有用暴力截止“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发生”的灾难性历史才能开始一种弥赛亚的新纪元，在这个如傅立叶所描绘的乌托邦远景中，人类将在世俗中恢复失落的天堂，所以，拯救必须以“灾难中的一个小小的跳跃”为根据。在一战后纳粹统治的黑暗年代，本雅明寻求着一种被现代性所忘却的传统，用喀巴拉阐述了他的乌托邦思想，并以建构为最终的视野，以此达到对历史的救赎。
就本雅明救赎的批评模式而言，他所关注的是话语潜能的注入，从文本的社会效果去分析文本结构，他赋予了话语以革命性救赎功能，并将其视为翻译者的任务，所谓翻译者不仅仅是本雅明本人，革命者、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政治家都是把世俗语言译成救赎语言的翻译者。这种救赎的批评打通了美学与神学的界限，贯通两者并最终由此进入到了史学，它的意义正在于批评本身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以及为了救赎任务而作的艰辛的奋战。
救赎在第一个层面上是指传统的复归，其复归之路就是让被打碎的传统从现代性中被拯救，使原初的整体性在历史的碎片中被寻找。对本雅明而言，碎片指向整体，是昭示真理的象征。本雅明的“碎片情结”带有浓厚的犹太教喀巴拉色彩，“碎片”在喀巴拉传统中象征着“破碎圣皿”中的一块，是对原初整体的表征。本雅明深受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影响，犹太教神秘主义最为人所熟知的名称就是喀巴拉，其字面意义是“传统”，对传统的尊敬深深植根于犹太教之中，喀巴拉思想有着与神话世界特殊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犹太思想中最高最深刻真理的神秘主义形式——回归原初世界，亦指返回到人类从天堂堕落之前的一种世界和睦的原初状态，甚至更早的天地浑然一体的前天堂时代。在犹太教喀巴拉影响下，本雅明对传统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对传统的原状和其破碎的起因最完整的阐述可见于本雅明著名的《论本体语言与人的语言》，其次见于《翻译者的任务》。
在本雅明的语言论中，语言代表的是一种世界观，其功能就在于为精神存在提供显形的介质，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功能。当语言从一种显现真理的介质成为了索绪尔所界定的平面共时的符号体系之后，语言变成了手段，是一种外在于物并对物进行指涉的符号，从此语言堕落了，它不再传达物的本质，而是被人类主体利用成为了交流关于物的相关信息的工具。在这里，本雅明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语言与对象的关系，毋宁说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从这种角度否认其工具价值，就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统治下人与物的关系的批判。语言的堕落打破了原初世界的和谐，语言统一性的消失反映了世界整体性的破碎，当支离破碎的废墟文化初现雏形之时，波德莱尔所说的“破碎性、瞬间性、偶然性”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也从此开始，必须从废墟中去拯救被现代性中的人们忘记了的传统。在《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中，语言用于传达物的本质，这种“可传达性”就是本雅明眼中尚未破碎的传统，在《翻译者的任务》中，翻译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精神表达形式，“可译性”则是以碎片形式存在于文学、艺术和文化中的传统。现代主义对于本雅明而言是一种多层次的社会现象，所以批评不仅仅是在诗的语言、文学的意象中寻找着“可译性”，而且还应该在资本主义前史时期过时的商品中寻找这种“可译性”，在本雅明眼里，这些被人弃置的商品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极为特别的时间流逝，它们在现代主义历史中的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存在的时期先于现代主义，所以和这些商品并存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成份还不至于完全被消费资本主义所吞没，通过寻找这种“可译性”以此使传统穿越现代性的废墟而得以复归。同时，批评家、哲学家和史学家再现真理的最佳方式，也并非依靠抽象归纳或整体概括，而是要沉没于物体的“最微小的细节”之中。
救赎在第二个层面上强调的是对传统的修复和拯救。在犹太教回归传统范式的影响下，“弥赛亚”意识在本雅明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与他的救赎理论密切相关，还塑造了他的救世主义历史意识。在本雅明那里，“弥赛亚”有时指救世主，有时就是指人类最初生活的那个天堂，即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原初状态，对本雅明而言，历史上有着无数次实现弥赛亚的契机，但都没有实现。他的弥赛亚意识就指一生追求恢复那种永恒状态的情结。在本雅明救赎的思想体系中，历史与救赎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历史是一场灾难，是历史天使所见到的场景，“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救赎意味着历史的结束，对历史的救赎力量必须来自超越历史的灾难性循环的他者力量，而这个他者的降临就是历史的结束，历史没有目的，只有末日。本雅明所特有的历史观对这种拯救的冲动作过这样的解释：在历史中有一个神秘的原因在这样进行着统治，“在过去的一代人和现在的一代人之间，都有一种秘密协定，我们来到世上都是如期而至。如同先于我们的每一代人一样，我们都被赋予了微弱的弥赛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过去赋予我们的，因而对我们是有所要求的。”
当本雅明把弥赛亚意识与革命的远景结合起来之后，他便为传统的复归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为传统的修复和拯救找到了救赎的工具。在本雅明的视阈里，革命者或政治家的角色正在于在历史的救赎中“点燃大火，宣布弥赛亚的到来”。渗透着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本雅明意义上的革命是跳向历史中那个始终没有实现弥赛亚的转折时刻，所谓“进步”是灾难的永恒的重复，进步的概念必须以灾难的观念为基础，它是一种风暴，正挟带着历史的天使穿过时空，但这种风暴违背了历史的天使的意愿，只有用暴力截止“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发生”的灾难性历史才能开始一种弥赛亚的新纪元，在这个如傅立叶所描绘的乌托邦远景中，人类将在世俗中恢复失落的天堂，所以，拯救必须以“灾难中的一个小小的跳跃”为根据。在一战后纳粹统治的黑暗年代，本雅明寻求着一种被现代性所忘却的传统，用喀巴拉阐述了他的乌托邦思想，并以建构为最终的视野，以此达到对历史的救赎。
就本雅明救赎的批评模式而言，他所关注的是话语潜能的注入，从文本的社会效果去分析文本结构，他赋予了话语以革命性救赎功能，并将其视为翻译者的任务，所谓翻译者不仅仅是本雅明本人，革命者、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政治家都是把世俗语言译成救赎语言的翻译者。这种救赎的批评打通了美学与神学的界限，贯通两者并最终由此进入到了史学，它的意义正在于批评本身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以及为了救赎任务而作的艰辛的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