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该院主办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上做主题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不可避免，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繁荣拉动外需的局面已发生变化，未来企业要面向新兴市场，中国继续对外开放还有巨大潜力。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高到7.8%。周其仁认为，虽然中国经济短期“企稳向好”，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经济增速下行虽可促使结构调整，对长期发展有好处，同时也使企业承受巨大压力。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由三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我国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为调控经济过热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实利率发生变化使企业面临困难。
　　周其仁指出，经济增速趋缓使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主要有三块：随收入增长不断上升的成本；企业债务压力；严重的产能过剩”。
　　高速增长下行后，原来支持增长的生产能力变成大问题。这个清理过剩产能的过程并不容易：关掉工厂将导致一些工人失业，失业人口数量过多将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周其仁认为，在外需乏力的情况下，很难指望内需完全替代降低的外需。
　　首先，中国很多产能从开始就不是为内需而生，尤其是多年来扭曲的汇率机制导致国内外相对价格信号出现很大误差，使国内生产者产生错误价格预期，布下过多产能，这些产能很难仅靠内需消化。
　　其次，不少地方、企业面临“三块石头”的挤压，消化成本压力、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需要时间，不可能迅速恢复高速增长。
　　第三，寄予较大希望的城市化不会马上刺激内需。城镇化首先是体制机制问题，不把这些调整好，到处建新城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最后，改革释放红利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越留在后面的，改革难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时间”。
　　对外开放要增加针对性
　　周其仁认为对中国来说，继续开放非常重要，尤其要增强对外开放的针对性。
　　中国过去的开放模式遇到严峻挑战。从建立特区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发达国家有三个特点：第一，现成的购买力；第二，现成的商业通道，只要我们有能力生产出产品，香港的订单物流配送渠道、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可以保证产品很快销售出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有相当成熟的信用体系，这也是这些年中国出口非常顺利的主要原因，然而以2007年的危机为拐点，发达经济体成熟的购买力、成熟的设施、成熟的体系遇到了全球化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尽管这套体系还很成熟，但是吸收新增流量的能力下降了。
　　为什么中国继续开放还有潜力？周其仁指出，一方面，进口还有很大的潜力。随着汇率扭曲局面的改观，人民币较快升值，中国的旅游、境外活动、对外投资迅速升温。我们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方面有很大潜力。另一个潜力就是中国企业面向新兴市场扩张带动国内生产能力面临新机遇。
　　2007年发达国家遇到重大挫折后，全球经济体量份额发生很大变化。新兴市场经济总量占比从15.4%上升到29.7%，G7国家从65.4%收缩到47.3%。“中国的产能原来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如今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份额正在快速增大，如果我们抓住新兴市场会有大机会。”周其仁指出，中国有生产能力，薄弱环节在于相应的市场能力。我们对新兴市场国家了解少、销售能力差。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很大区别是没有现成购买力，但是有潜在购买力；没有现成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很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但是有改善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的机会。
　　周其仁介绍，在全球化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华为、联想、海尔都开始成为诞生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在东盟、中亚、东欧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不仅仅购买资源，而且介入当地的投资和建设，出现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新苗头。
　　微观上看，不少企业已经有面向新兴市场的动向，但仍需要两方面的政策支持，一是简化审批，二是金融支持。金融支持要与产业结合，要为中国产能开拓海外市场提供金融支持。如果政策对这两方面进行支持，中国开放也将出现“升级版”，并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
　　周其仁最后总结说，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因为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繁荣拉动外需的局面发生变化。形势变化带来两方面困局，一是“水落石出”后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应对成本、债务、产能三块“石头”，二是从整体结构看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不匹配问题突出。应对这个困局的一个可能方向，是面向新兴市场进行对外投资，为中国产能开拓新市场。中国不能完全靠内源式发展，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离不开有针对性的扩大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