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而长的弄堂里，细细的小腿盘弄着小皮球。皮球从自行车轮边滑过，骑车人惊呼，车龙头惊转，就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一位提篮阿姨。倒霉的骑车人扶起了更倒霉的提篮阿姨，两人的眼睛里全都是恨意，忽然同一句脏话从两张不同的嘴里蹦了出来：“小赤佬……”
　　“小赤佬”，是一句标准的上海骂人话，带着一种对孩子的不屑和嘲弄，显示了作为大人的优越感和话语权。“小赤佬”就是指那时的我们，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孩子。由于我们时常调皮、捣蛋、闯祸、犯错，大人怒其不争，就斥骂我们为“小赤佬”。我们听得洋洋得意，尤其是男孩子，三五天不被骂，还要去讨骂，所以上海俚语中又一句骂人话也冲着我们而来—“贱（上海话中，这个字音同“席”）骨头”。
　　在生命的最初10年里，“小赤佬”和“贱骨头”们没有网络和DVD，没有天线宝宝和游戏手柄，甚至连看一下彩色电视机的画面都是一种奢侈梦想。所以，爱蹦爱跳爱闯祸的“小赤佬”们只好在狭而小的弄堂里追着一个小小的皮球奔跑。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绝对单纯，在弄堂里踢足球，我们只是要自己变得快乐。当然，如果有哪个少体校老师相中我们，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少体校的伙食要比一般的小学好许多）。
　　
　　书包放在地上就是球门
　　
　　极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是一块块弄堂足球的热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的每一个石库门弄堂里，都可以看到你追我逐的孩子们在围着一个小小皮球扑腾。
　　那时候的弄堂，最多的是来来往往的行人，骑自行车的叔叔、提着菜篮子的阿姨、拄着拐杖的爷爷、挎着皮包的姑娘，还有就是坐在凳上摇着蒲扇的三姑六婆。这么多的人，都是弄堂里足球小将们的障碍。每一次传递，不但要防着恶狠狠扑过来的“对方球员”，还要提防不要碰到凶巴巴的“中立障碍物”，所以，在上海弄堂足球圈子里能扬名立万的人，大多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楷模。他们可以把球盘带得就好像是粘在了脚上，而他们因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被那些“中立障碍物”们劈头盖脸地臭骂：“小赤佬，侬再踢就砍忒侬的脚。”但凡这种臭骂声响起，估计是那些“中立障碍物”欲前行，却又无法判断“小赤佬”的球路，最后和“小赤佬”在弄堂边角地带激情碰撞以后。
　　弄堂里除了行人，就是随意停放的自行车，无处不在的桌椅板凳，还有成排堆放的煤饼和排队齐整的马桶（刷过的马桶）。这些显然是弄堂足球中最容易被“牺牲”掉的东西。每一次不成功的传球、每一次成功的破坏、每一次力量稍大的射门或者解围，都会不约而同地“招呼”到自行车、煤饼或者马桶们的身上。器物无声，它们也不知道痛，只有默默承受。但器物的主人，那些彪悍强硬的家庭主妇们一旦遭遇这样的无妄之灾，顿时会雷霆暴怒，就好像对着器物的每一脚都踹到了她们的腰上，蹬到了她们的心口。
　　


　　弄堂里最缺少的，就是让孩子们扑腾足球的空间。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的人群，和无时无刻不出现在眼前的煤饼马桶，将狭而长的石库门弄堂挤压得越发狭窄。在如今这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3对3是足球比赛的人数下限，其实在弄堂足球年代，2对2是最普遍的一种存在形式。如果弄堂面积过于狭小，那我们就像现在篮球架下的单挑一样，开始1对1对抗。
　　足球单挑其实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弄堂足球存在形式。放学后，把肩膀上的书包扔在地上，一左一右，就是一个简单的球门，球门的宽度从来就是不固定的，从半米到两米，都有可能，具体要视各条不同弄堂的实际情况。一场弄堂里的足球单挑，大致总在重复着如下的场景：当甲方将球盘带起来以后，乙方则要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挠甲方的进球，这些阻挠大多都是通过手部动作完成的，拖、拉、拽、推，甚至拍打，如果实在无法遏制甲方的突破，乙方甚至不惜移动两个书报门柱，来缩小球门宽度。“赖皮”的结果，往往是两个单挑足球的孩子单挑起了“摔跤”，最后彼此打得眼泪鼻涕满脸，还指天发誓再也不和对方做朋友了。孩子的誓言往往是隔夜就忘，第二天，便又追打着去上学，放学后，又在弄堂里摆好书包做球门。
　　
　　暗自攀比谁被骂的多
　　
　　闯祸是男孩子的天性，更是弄堂足球永恒的主题。而因为闯祸而引发大人的怒骂声，就好像如今足球场边球迷的呐喊助威，气贯长虹，响彻云霄。由于被骂得次数多了，孩子们倒不以为然，还偷偷地各自记下被骂的次数，拿来炫耀自己是个标标准准的弄堂小霸王。这样的孩子暗合了一句经典的上海话—“老米米（意为不要脸，无廉耻）”。
　　弄堂里“老米米”的孩子数不胜数。大人的怒骂仿佛从不曾让这些闯祸的孩子长记性。我们照样很撒野地在弄堂里下着“野脚”。东家的玻璃，西家的马桶，南家的老奶奶，北家的漂亮姐姐，都成了脚法欠佳的牺牲品。
　　紧接着而来的，是一痛臭骂。骂人的话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句，和孩子们所做的坏事反反复复就这几样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那些顽劣的孩子索性记住了骂人话，大人大声骂，他们小声骂，见大人气急败坏地要动手，他们就钻进了弄堂的深处，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逃回家来。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弄堂里的孩子跨进了中学甚至大学的校门，他们才逐渐洗去了弄堂足球的“匪气”和“孩子气”，学会了谦让和礼貌。
　　
　　我的爷叔是上海队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孩子们的偶像是军人、教师和工人，很少有以足球运动员做为偶像的。那时候的足球运动员都是计划经济下的“足球工人”，他们每个月领着体工大队下发的菲薄薪水，勤勤恳恳地训练，认认真真地比赛，没有所谓的“泡吧”和“黑哨”，即便是偶尔踢几场“假球”，为的也是所在城市的政治利益和需要，而不是个人的经济利益。和如今球员退役后直接晋身商场、广告圈、影视圈不同的是，那时候的球员在退役后只有等待分配进工厂做工人一条路。
　　不过，随着1983年上海队在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拿到金牌，弄堂里的孩子们逐渐重视起足球运动员来。他们的嘴边经常挂着方纫秋（上海五运队主教练）、鲁妙生（当时的上海第一球星）这样的名字，还总是在弄堂足球“联赛”里模仿柳海光的头球和林志桦的远射。虽说这些力大势沉的头球和远射，总是以“葬送”几块窗玻璃收场，但孩子们士气高昂，仿佛自己就是弄堂鲁妙生、弄堂柳海光。诚然，当年的鲁妙生、柳海光们也是从弄堂里踢到少体校踢到上海队的。
　　记得小时候隔壁弄堂里有个小朋友。他的球技很一般，身体也很瘦弱，但大家都很喜欢和他一起踢弄堂足球，还特别喜欢和他同在一队。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的爷叔（上海话，意为“叔叔”）是上海队的队员。”因为这个“裙带关系”，大家都很乐意与这个小朋友做队友，这种乐意出自于一种最为推论简单却立论错误的逻辑推理：上海队队员的侄子肯定会顶替叔叔进上海队的，那么我们就和上海队的队员成队友了。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回忆起那个“爷叔”在上海队的那个家伙穿几号球衣，叫什么名字了，但那句清脆响亮的“我的爷叔是上海队的”，还烙在脑海里，袅袅不去。
　　其实，弄堂里的草莽英雄数不胜数。除了这个时常被挂在嘴边的“上海队爷叔”外，大大小小的石库门弄堂里藏龙卧虎着不知多少从上海队、八一队退下来的足球运动员。脱去了球衣，他们成为了厂里的工人，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弄堂里，看到两三个在扑腾皮球的小孩子，他们会放慢车速，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留恋过去。
　　孩提时代的争吵和欢笑，到现在已经大半意识模糊了。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石库门房子消失在钢筋水泥的百米高楼间。一幢幢的商品房尘封了从弄堂足球时代走来的大人们的记忆，而他们的孩子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接受弄堂足球哭笑骂打的洗礼。
　　城市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部分记忆的消失，弄堂足球不幸成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