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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Melitz & Helpma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影响，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与其签署FTA的17个伙伴国的HS-6位编码出口商品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中国签署的FTA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但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只有当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FTA的实施才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发展中国家关税的1%的降低将导致中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种类数量0061%的增长。此外，中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协定国GDP的增长、协定国相对物价水平的升高、贸易双方政治制度差异的缩小、运输成本的降低都将带来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水平应以 “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与周边国家签署FTA的进程，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商品多样化，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关键词：出口多样性；贸易优惠政策；关税税率水平；国别差异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6-0015-11；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也面临着全球保护主义盛行、国内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等挑战。为了进一步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中国正在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截止目前，中国已经与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24个国家或经济体签署了16份自贸区协议。这些协议在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然而从理论上讲，中国与贸易伙伴签署自贸区协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商品关税，由此带来的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不仅会带来中国出口量的增长，而且也会增长中国出口商品的多样性。以中国加入的《亚太贸易协定》（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简称APTA）为例，2005—2014年间，APTA伙伴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由1558%下降至792%，而同期中国对APTA伙伴出口的商品种类从2685项增加至3103项。由此引发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目前组建的自贸区对出口商品种类有多大影响？并且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的？分析该问题不仅有助于研究中国出口多样化问题，而且对于评价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实施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普雷维什与辛格（Prebisch，1949；[1]Singer，1950[2]）提出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初级产品的多样化将增加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稳定性，第一次提及产品多样化的概念。随后Krugman（1979）[3]在贸易模型中引入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生产差异化，明确了产品多样化的产生原因。Feenstra（1994）[4]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新贸易理论，将贸易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其中扩展边际体现的是增加的产品种类对应的总出口值。然而目前为止，对出口商品多样化尚未有统一的度量，最简单、常用的度量方法是加总出口商品种类数量（Dennis & Shepherd，2011[5]；Cadot et al，2011[6]），其次是依据Feenstra（1994）的CES效用函数构建的指标芬斯特拉指数（Feenstra Index），此外还有学者采用集中度倒数形式的赫尔芬达一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倒数来衡量出口多样化（武力超等，2016[7]）。
考虑到出口多样性对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的积极正面影响（Feenstra & Kee，2008[8]；Prebisch，1949；[1]Singer，1950[2]），现有文献对出口多样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较多学者探讨了出口国人均GDP对出口商品多样性的非线性影响，比如Imbs & Wacziarg（2003）[9]利用1963—1996年99个国家的部门数据发现人均GDP对生产商品多样性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随后Cadot等（2007）[10]基于Imbs & Wacziarg 的研究探索人均GDP对出口商品多样性的影响，验证了Imbs等的研究结果。出口国与进口国的距离也是研究重点之一，Frankel & Romer（1999）[11]研究认为一国与世界经济转型距离越远，其出口多样化水平就越低，Parteka & Tamberi（2011）[12]利用不同研究对象验证了这个结论。与此类似地，伙伴国的市场进入成本之类的贸易成本与出口多样化呈现反向相关关系（Dennis & Shepherd，2011；Agosin等，2012[13]）。汇率波动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Bergin & Lin（2008）[14]认为汇率的波动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带来正面促进作用，Kanda & Chatterjee（2019）[15]持相反意见，许祥云（2009）[16]研究结果还认为汇率对出口商品多樣化没有显著影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贸易商品多样化影响的文献还不多，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带来融资约束的放宽，而放宽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对出口商品多样化带来正面促进作用（Liu，2017[17]；Chaney，2013）[18]。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影响，比如Agosin 等（2012）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不存在显著影响。
目前研究FTA影响出口商品多样性的文献中，大部分文献集中研究对一国总出口多样性的影响，较少针对该国对FTA伙伴国的出口多样性。比如Foster（2010）[19]在SITC5的商品层面上研究签署FTA对一国出口多样性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FTA伙伴国的数量和经济规模越大，其对总出口多样性的促进作用越大；Hillberry（2002）[20]研究发现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其对外出口商品多样性得到显著提升。也有学者研究对FTA伙伴国的出口多样性，但都仅研究某一特定FTA，比如Feenstra & Kee（2007）[21]以墨西哥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NAFTA有效促进了墨西哥对美的出口多样性。Amarsanaa & Kurokawa（2011）[22]研究发现蒙古在获得欧盟超普惠制资格后，对欧出口多样性大幅提高。此外，Debaere & Mostashari（2010）[23]直接以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水平，发现对美出口的国家会随着关税的下降增长其对外出口扩展边际。 综上，当前研究贸易商品多样性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出口国人均GDP、运输成本、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仅涉及一国的指标，较少涉及进口国的影响因素；其次，研究FTA影响出口商品多样性的文献中，出口商品多样性往往指代一国总出口多样性，较少研究该国对FTA伙伴国的出口多样性，且中国FTA相关的文献极为有限，不具有针对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签署的FTA对其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的影响，结合中国FTA伙伴国的GDP、人口、生产率等因素，以FTA伙伴国对中国实施的关税税率来量化FTA的优惠力度，弥补了目前文献较少涉及进口国影响因素以及出口商品多样性不具有针对性的缺陷，为分析中国FTA提供了新视角。
二、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Melitz（2003）[24] & Helpman（2008）[25]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进行分析，将关税税率引入到企业的出口决策中，以此探究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的影响。
（一）基础假设
假定世界上有J个国家（j= 1，2，...，J），且每个国家生产和消费连续性的商品；国家间也会产生商品贸易，j国消费的商品可能不仅有国内生产的商品，还有从别国进口的商品；j国任一企业都存在出口的决策可能，但出口要同时面临贸易过程中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 j国有Nj个生产企业，每个企业生产不同的商品，若j≠i时，j国企业生产的商品也与i国企业生产的商品迥异，最终全球市场上将会有ΣJi=1Nj种商品。
j国的效用函数参考Krugman（1980）[26]的消费等替代弹性设定设为：
uj=[kBjXj（k）αdl]1α（1）
其中0<α<1，而xj（k）是j国对商品k的消费量，Bj是j国生产的产品集。系数α决定了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且产品间替代弹性ε=1/（1-α），假定所有国家的产品间替代弹性相同。
Mj为j国市场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与j国人口成正比，那么j国对对商品k的需求量为：
xj（k）=pJ-6pj-6Mj（2）
pJ其中为j国中商品k的价格，PJ为j国中理想的价格指数，即为：
Pj=[kBjpJ（k）1-εdk]1/（1-ε）（3）
从需求函数中可以看出每种商品都有相同的需求弹性ε。
从微观的企业层面出发，j国生产商品k的企业一单位产出需要cja（k）的投入花费，其中a（k）表示成本最小化时每单位产出需要的投入品量，cj表示j国的生产要素价格。Melitz（2003）构建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中，a（k）是企业特有的异质特征，反映了同一国家内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异，1/a（k）就代表了这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而cj是国家特有的特征，反映了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此外，累积分布函数G（a）描述公司间a（k）的分布，且a（k）的范围区间为[aL，aH]，其中aH>aL>0。所有国家的分布函数是相同的。
（二）将贸易关税引入企业出口决策
在Helpman等（2008）分析出口流量的模型中，生产者在国内销售时只承担生产成本，那么如果j国企业要在本国销售商品k，产品的交付成本是cja（k）。当同一家企业试图将其产品出口到i国时，企业必须面对两类额外费用：固定成本（设为cjfij，往往体现在i国市场的准入费用）与可变成本（运输成本，系数为（φij-1）；贸易关税，系数为τij）。假定当i=j时，fij=0且τij=1；当i≠j时，fij>0，τij≥1且φij>1。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成本系數fij和可变成本系数（φij+τij）取决于进出口国而非企业，因此也不依赖于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因为模型中不同商品的生产者有且只有一个，所以最终商品市场上所有商品都处于垄断竞争。商品k的需求函数式（2）意味着投入系数为a（k）企业通过收取厂价为pj（k）=cja（k）/a来达到利润最大化。这是一个标准的加成定价方程，较小的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弹性变大。如果j国的企业在i国销售商品k，那么它在i国的交付价格应等于：
p1（k）=（φij+τij）cja（k）α（4）
将价格函数式（4）重新代入i国需求函数式（2），可得到出口需求函数：
xi（k）=[（φij+τij（k））cja（k）api]-εMi（5）
与此同时，商品k出口到i国的条件为最终营业利润为正，即：
πij（k）=（1-α）[（φij+τij（k））cja（k）api]-εpiMi-cjfij>0，ε>1 （6）
由式（6）可知：第一，若出口国到进口国的运输费用φij降低，则商品k运输过程中的成本降低，其营业利润πij（k）升高；第二，若进口国对出口国商品k实施的关税税率τij（k）降低，则商品k出口的成本降低，其营业利润πij（k）升高；第三，若单位商品k的投入品成本cja（k）越小，即生产率越高，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第四，若进口国物价水平pi提高，则商品k的出口数量将得到提升，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第五，若进口国总收入水平Yi提高，则进口国市场越大，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第六，若出口国出口的固定成本系数fij降低，则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
（三）FTA带来出口商品的多样化
利润的提高将令原本无利可图的商品达到出口条件，从而增加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以税率为例，若i国与j国签署了FTA，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将普遍得到下降。假设原先可出口的商品范围为k[1，N]，由上文可知关税税率的下降势必将提高商品出口可获得的利润，进而导致部分原先出口利润为负的商品k[N+1，N+M]（M≥0）的利润达到出口条件。
那么，实施FTA后j国出口到i国商品的种类数量（Lines）将增加为： ——Gkt={10——xkt>0（k[1，M]]）otherwise（7）
——Linest=ΣNk=1——Gkt+ΣN+Mk=N+1——Gkt（8）
其中为实——xkt施贸易优惠政策后第k种商品在时刻t时的出口额，——Gkt为实施贸易优惠政策后第k种商品在时刻t时出口与否的虚拟变量。
以此类推对运输费用等其他因素进行分析，最终本文提出如下假说：（1）当i国对j国征收的关税税率水平τij降低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2）当商品自j国到i国的运输费用φij降低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3）当j国商品的生产率水平的1/cja（k）提高时， 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4）当i国物价水平pi提高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5）当i国总收入水平Yi提高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6）当j国出口到i国的固定成本fij降低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得到提升。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贸易关税通过影响企业利得来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FTA带来的关税成本的大幅降低将带来原先无法出口商品的出口，从而提升出口商品多样化水平。此外，全要素生产率、运输成本、物价水平与进口国市场规模等因素也会对企业的出口决策产生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FTA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影响。考虑到FTA的实施手段主要在五方面：优惠差额（关税降低）、贸易商品范围、单边协议、原产地原则以及保护条款，而中国目前签署的FTA中贸易优惠力度集中在降低关税上，且税率在自贸协议签订后呈现梯度下降，回归方程将以伙伴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税率水平为主解释变量以量化FTA的优惠力度。主要被解释变量将选择出口商品种类数量直观反映出口商品多样化。
本文参照Fredrik Wilhelmsson（2016）[27]的研究，将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回归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ln（Linesit）=β0+β1lnIGDPIMit）+β2lm（POPIMit）+β3ln（Tariffit+1）+X′itY+μi+πtεit（9）
其中Linesit是中国在t年向自贸区协定的伙伴国i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反映了出口商品多样化程度，GDP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GDP，POP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人口数量，中国GDP与中国人口将会包括在极有可能存在的时间效应中。Tariffit是伙伴国i在t年对中国出口商品所征收的权重关税税率水平。Xit是作为控制变量的其他影响因素的矢量，包括n×1个自变量，X′it表示Xit的转置，γ是对应的n×1的矢量参数。Xit将包括影响多样性的理论模型中涉及的生产率水平、物价水平、出口成本等因素及政治因素。μi与πt分别为可能存在的国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国家个体效应将会包括不随时间变化的引力模型变量，如距离、共同语言、共同边界等变量，时间效应将会包括仅涉及出口国中国的变量如中国GDP、中国人口数，εit为残差项，后续实证中会检验国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存在与否。
（二）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1.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
相比于Feenstra Index这一类扩展边际指标，出口商品种类数量更易于追踪一国整体的出口多样性，同时也能解决当扩展边际指标为零时，固定效应所要面临的一致性偏差问题（Dennis & Shepherd，2007）[28]；相比于HHI这一类集中度指标，出口商品种类数量更直接地解釋出口多样性，不受市场价格变化的直接影响，可以从新的出口流量观察到降低贸易成本的行动（Cadot et al.，2011）。因此，本文选取出口商品种类数量衡量出口商品的多样化程度，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中HS-6位商品贸易数据，HS版本统一为2002版。
2.FTA伙伴国对中国进口实施的关税税率
本文研究的影响出口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为FTA伙伴国对中国进口实施的关税税率。变量参考Shepherd & Dennis （2009）研究中使用的伙伴国实际应用的从价关税，以权重税率水平表示伙伴国对中国加总水平的关税税率，数据来源于WITS：TRAINS数据库。
3.伙伴国相对物价水平
一国的物价水平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考虑到本文分析的是双边贸易，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伙伴国的出口商品多样性，物价水平应该同时考虑中国与伙伴国，因此模型中进口国物价水平指标以中国相对伙伴国物价水平为准，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DI数据库。
4.中国相对生产率水平
一国生产率水平指标是该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源于Feenstra等（2015）[29]的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 9.0）中以美元现价计算的PPP全要素生产率，该指标以美国为参考系，计算各国相对于美国的PPP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分析的是双边贸易，因此模型中生产率水平指标以中国相对伙伴国的生产率水平为准。
5.出口成本
商品运输到伙伴国所需的运输成本与距离成正比，但可能存在的国家个体效应令模型无法测度距离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成本指标参考Ben Shepherd等（2009）研究中使用的出口成本指标（Cost to Export），包括在20英尺集装箱上所花费的内陆运输费、码头处理费、文件编制费用、清关与技术控制的管理费，该指标同时囊括了固定成本与运输成本，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Doing Business数据库。由于本文研究从中国到伙伴国的整个运输过程的费用，模型中的成本指标以中国境内的出口成本与伙伴国境内的进口成本之和为准：
Export Costit=Cost to lmportIMit+Cost to ExportEXt（10） 其中Cost to Import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进口所需的成本，Cost to ExportEXt是中国在t年的出口所需的成本。由于该数据以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所以将其折算成2010年美元不变价，数据来源于WITS：TRAINS数据库。
6.政治制度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治理指标（Government Indicators）中的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和远离暴力/恐怖主义、监管质量、法律规则、话语权和责任五项指标衡量中国与伙伴国的制度环境。本文依据Parteka & Tamberi（2008）加入双边政治制度差异的方法，以双边制度指标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双边制度差异：
Government Differenceit=GovernmentindicatorIMit-GovernmentindicatorEXt（11）
其中Governmentindicator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某项政治制度指标，GovernmentindicatorEXt是中国在t年的某项政治制度指标。
（三）主要指标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本文研究FTA对出口商品多样性的影响，本文样本包括和中国签订FTA的17个国家或地区①①自贸协定国数据来源于WTO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其中Doing Business数据库缺少中国澳门数据，Penn World Table 9.0缺少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缅甸、文莱、越南六国。最终17个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老挝、印度、韩国、斯里兰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澳大利亚、韩国。 。由于数据可得性，最终样本选取2005—2014年间数据。表1 对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根据多样性理论模型对多样性回归中变量符号进行了预测，其中GDPIM与Export Cost单位为美元，POPIM单位为人。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正式检验前，变量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值小于10，回归内的各个变量间相关系数小于0.7，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随后选择检验方法，LSDV（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估计确认存在个体效应，排除混合OLS；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固定效应；最后LSDV估计确认存在时间效应。
（一）检验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影响
作为本文主要回归，多样化回归结果见表2。回归方程整体系数显著性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整体不显著的原假设，说明整体系数显著且结论可信。首先看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ln（Tariff +1），其系数稳定为负，且以10%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伙伴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税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多样性。ln（Tariff +1）系数的均值为-0.03945，即平均关税成本指数（Tariff +1）每降低1%，则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增加0.03945%。这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伙伴国对中国征收进口关税税率越低，则出口到该国的成本越低，部分原本无法出口的商品将达到出口条件，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得到提升。
再来看其他影响因素，ln（GDP_IM）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伙伴国的收入越多，其市场总规模就越大，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越大。ln（POP_IM）的系数不显著为负，说明伙伴国的人口规模对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不产生显著影响。ln（Relative CPI_IM）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伙伴国物价水平越高，则出口到该国的商品定价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出口商品的种类自然更多。ln（Relative TFP_EX）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出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生产商品的投入越小且成本越低，中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种类自然更多。ln（Export Cost）的系数稳定为负，说明出口成本对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存在负面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相符，包括内陆运输费、码头处理费、文件编制费用、清关与技术控制管理费的出口成本越低，则商品出口条件更为宽松，部分原先无法出口的商品也能达到条件出口。总体看来，这些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都与多样化理论模型中预测的一致。
关于政治制度的差异变量，由于各项政治指标间存在相关性，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将各个指标分别加入方程检验。政治指标差异中，伙伴国与中国的政府效能差异越小，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越多；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差异越小，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越多；伙伴国与中国的规则质量差异越小，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越多；而腐败控制与话语权两项指标差异则对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不存在显著影响。
（二）国家发展水平对政策效应的影响
由于FTA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很可能会因为伙伴国的国家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进一步重点检验国家发展水平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实证将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发展中国家虚拟变量与关税变量的交互项，设定如下：
ln（Linesit）=β0+β1ln（GDPEXt）+β2ln（GDPIMit）+β3ln（POPEXt）+β4ln（POPIMit）+β5ln（Tariffit+1）+β6ln（Tariffit+1）×Developingi+X′itγ+μi+πt+εit（12）
其中Developingi是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变量，若伙伴国i为发展中国家则Developingi为1，若伙伴国i为发达国家则Developingi为0。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方程整体系数显著性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整体不显著的原假设，说明整体系数显著且结论可信。首先看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ln（Tariff+1）* Developing与ln（Tariff+1），ln（Tariff+1）* Developing的系数稳定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而ln（Tariff+1）并不显著，这说明只有当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FTA的实施才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产生促进作用。ln（Tariff+1）* Developing系数的均值为-0.06137，即当FTA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平均关税成本指数（Tariff+1）每降低1%，则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增加0.06137%。該影响系数绝对值高于基准实验中ln（Tariff+1）的系数均值-0.03945，且显著水平由10%上升至5%。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签署FTA更利于提升其出口多样化水平。 從总体检验结果看，其他变量系数符号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不再详述。其中ln（GDP_IM）的显著性受到了一定影响，国家发展水平的虚拟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进口国经济体量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因此可能导致了ln（GDP_IM）显著性的降低。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Feenstra & Kee（2008）与赵永亮和朱英杰（2011）[30]的研究结论认为贸易商品多样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经济规模与全要素增长率是内生变量，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我们将伙伴国GDP、中国相对伙伴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取滞后项，重新检验回归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4。从总体检验结果看，各变量的系数与表2相比变化不大，除伙伴国GDP系数显著性下降外其他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不变，说明结论是稳健的。
考虑到理论模型中影响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指标的因素同时也对出口流量产生同样的影响。本文还将出口流量（折算为2010年美元不变价）替换出口多样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主要解释变量ln（Tariff +1）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ln（Tariff +1）系数的均值为0.207，即平均关税成本指数（Tariff +1）每降低1%，则出口商品量将增加0.207%，是出口商品种类的增加比例的五倍左右，敏感性大大增强。从总体检验结果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变化不大且显著性都有所加强，说明贸易流量相比于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对各项影响因素的敏感性更强且理论模型可靠。
五、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中国签署的FTA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但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本文利用2005—2014年中国对FTA涉及的17个协定国的出口数据，基于贸易引力模型考察了FTA导致的关税下降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其一，FTA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且关税成本指数（Tariff +1）的1%的降低将导致出口商品种类数量0.039%的增长；其二，与FTA一样具有促进作用的还有伙伴国GDP的提高、中国相对伙伴国的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伙伴国相对中国物价水平的提高、伙伴国与中国的腐败控制、政府效能以及政治稳定性差距的缩小，运输费用对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存在反向的抑制作用；其三，中国签署的FTA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只有当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FTA的实施才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产生促进作用，且发展中国家（Tariff +1）的1%的降低将导致出口商品种类数量0.061%的增长。考虑到目前中国还有与以色列、挪威等11个自贸区在谈判中，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影响的经验结论将对中国自贸区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与周边国家签署FTA的进程，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商品多样化，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目前中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与FTA存在较大的兼容性。而“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64个国家（除中国）中大部分成员经济体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结论验证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签署FTA会对出口多样性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与倡议涉及的各个国家协同推进FTA的签署和实施，力争在兼顾各成员方利益的基础上，争取贸易伙伴国的支持签订对双方都利益最大化的协定，从而达到共同繁荣和可持续性均衡发展的目的。。
第二，重视与经济体量较大、物价水平较高、政治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的双边贸易，在制定自贸区战略时偏向并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自贸区建设。实证结果显示，FTA协定国的许多因素都将对出口多样性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包括进口国GDP、物价水平、政府效能差异、规则质量差异以及政治稳定差异。为了实现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最大提升，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与经济体量较大、物价水平较高、政治更清廉高效稳定的贸易伙伴国间的贸易，进一步丰富中国贸易结构。
第三，通过与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进一步降低贸易过程中的出口成本，降低商品的出口门槛。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不乏一些基础设施落后、码头处理费较高、清关与技术控制费用较高、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成本相对来说较为高昂，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若中国协同这些国家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与通关程序上的“互联互通”，一方面可以降低出口成本促进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另一方面可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由此可见，中国与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可以为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水平的提升奠定稳定的基础，从而促进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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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TA Promot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FTA
YU Zhen，ZHOU Bing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firms model under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ve conditions established by Melitz & Helpm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TA on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Then the paper verif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by using China's HS-6-digit export product panel data from the 17 countries covered by Chinese trade preferential policy in 2005-2014.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TA signed by China can promote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motion effect. Only when the partner country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wi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FTA promote th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a 1% reduction in tariff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of 0.061% in the number of export commodities. In addition， the improve of the Chinese relative TFP， the growth of the agreement countries' GDP， the increase of the relative price level of the agreement countries， the narrowing of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reduction in transportation costs will also promote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summary， we should take the " the Belt and Road "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signing trade preferenc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urther enhance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trade structure.
Key words：export diversification； FTA； tariff rate
责任编辑：萧敏娜吴锦丹萧敏娜常明明张士斌
关键词：出口多样性；贸易优惠政策；关税税率水平；国别差异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6-0015-11；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也面临着全球保护主义盛行、国内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等挑战。为了进一步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中国正在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截止目前，中国已经与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24个国家或经济体签署了16份自贸区协议。这些协议在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然而从理论上讲，中国与贸易伙伴签署自贸区协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商品关税，由此带来的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不仅会带来中国出口量的增长，而且也会增长中国出口商品的多样性。以中国加入的《亚太贸易协定》（Asia-Pacific Trade Agreement，简称APTA）为例，2005—2014年间，APTA伙伴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由1558%下降至792%，而同期中国对APTA伙伴出口的商品种类从2685项增加至3103项。由此引发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目前组建的自贸区对出口商品种类有多大影响？并且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的？分析该问题不仅有助于研究中国出口多样化问题，而且对于评价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实施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普雷维什与辛格（Prebisch，1949；[1]Singer，1950[2]）提出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初级产品的多样化将增加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稳定性，第一次提及产品多样化的概念。随后Krugman（1979）[3]在贸易模型中引入了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生产差异化，明确了产品多样化的产生原因。Feenstra（1994）[4]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新贸易理论，将贸易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其中扩展边际体现的是增加的产品种类对应的总出口值。然而目前为止，对出口商品多样化尚未有统一的度量，最简单、常用的度量方法是加总出口商品种类数量（Dennis & Shepherd，2011[5]；Cadot et al，2011[6]），其次是依据Feenstra（1994）的CES效用函数构建的指标芬斯特拉指数（Feenstra Index），此外还有学者采用集中度倒数形式的赫尔芬达一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倒数来衡量出口多样化（武力超等，2016[7]）。
考虑到出口多样性对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的积极正面影响（Feenstra & Kee，2008[8]；Prebisch，1949；[1]Singer，1950[2]），现有文献对出口多样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较多学者探讨了出口国人均GDP对出口商品多样性的非线性影响，比如Imbs & Wacziarg（2003）[9]利用1963—1996年99个国家的部门数据发现人均GDP对生产商品多样性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随后Cadot等（2007）[10]基于Imbs & Wacziarg 的研究探索人均GDP对出口商品多样性的影响，验证了Imbs等的研究结果。出口国与进口国的距离也是研究重点之一，Frankel & Romer（1999）[11]研究认为一国与世界经济转型距离越远，其出口多样化水平就越低，Parteka & Tamberi（2011）[12]利用不同研究对象验证了这个结论。与此类似地，伙伴国的市场进入成本之类的贸易成本与出口多样化呈现反向相关关系（Dennis & Shepherd，2011；Agosin等，2012[13]）。汇率波动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Bergin & Lin（2008）[14]认为汇率的波动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带来正面促进作用，Kanda & Chatterjee（2019）[15]持相反意见，许祥云（2009）[16]研究结果还认为汇率对出口商品多樣化没有显著影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贸易商品多样化影响的文献还不多，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带来融资约束的放宽，而放宽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对出口商品多样化带来正面促进作用（Liu，2017[17]；Chaney，2013）[18]。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影响，比如Agosin 等（2012）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不存在显著影响。
目前研究FTA影响出口商品多样性的文献中，大部分文献集中研究对一国总出口多样性的影响，较少针对该国对FTA伙伴国的出口多样性。比如Foster（2010）[19]在SITC5的商品层面上研究签署FTA对一国出口多样性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FTA伙伴国的数量和经济规模越大，其对总出口多样性的促进作用越大；Hillberry（2002）[20]研究发现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其对外出口商品多样性得到显著提升。也有学者研究对FTA伙伴国的出口多样性，但都仅研究某一特定FTA，比如Feenstra & Kee（2007）[21]以墨西哥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NAFTA有效促进了墨西哥对美的出口多样性。Amarsanaa & Kurokawa（2011）[22]研究发现蒙古在获得欧盟超普惠制资格后，对欧出口多样性大幅提高。此外，Debaere & Mostashari（2010）[23]直接以关税衡量贸易自由化水平，发现对美出口的国家会随着关税的下降增长其对外出口扩展边际。 综上，当前研究贸易商品多样性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出口国人均GDP、运输成本、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仅涉及一国的指标，较少涉及进口国的影响因素；其次，研究FTA影响出口商品多样性的文献中，出口商品多样性往往指代一国总出口多样性，较少研究该国对FTA伙伴国的出口多样性，且中国FTA相关的文献极为有限，不具有针对性。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签署的FTA对其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的影响，结合中国FTA伙伴国的GDP、人口、生产率等因素，以FTA伙伴国对中国实施的关税税率来量化FTA的优惠力度，弥补了目前文献较少涉及进口国影响因素以及出口商品多样性不具有针对性的缺陷，为分析中国FTA提供了新视角。
二、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Melitz（2003）[24] & Helpman（2008）[25]的异质性企业模型进行分析，将关税税率引入到企业的出口决策中，以此探究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的影响。
（一）基础假设
假定世界上有J个国家（j= 1，2，...，J），且每个国家生产和消费连续性的商品；国家间也会产生商品贸易，j国消费的商品可能不仅有国内生产的商品，还有从别国进口的商品；j国任一企业都存在出口的决策可能，但出口要同时面临贸易过程中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 j国有Nj个生产企业，每个企业生产不同的商品，若j≠i时，j国企业生产的商品也与i国企业生产的商品迥异，最终全球市场上将会有ΣJi=1Nj种商品。
j国的效用函数参考Krugman（1980）[26]的消费等替代弹性设定设为：
uj=[kBjXj（k）αdl]1α（1）
其中0<α<1，而xj（k）是j国对商品k的消费量，Bj是j国生产的产品集。系数α决定了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且产品间替代弹性ε=1/（1-α），假定所有国家的产品间替代弹性相同。
Mj为j国市场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与j国人口成正比，那么j国对对商品k的需求量为：
xj（k）=pJ-6pj-6Mj（2）
pJ其中为j国中商品k的价格，PJ为j国中理想的价格指数，即为：
Pj=[kBjpJ（k）1-εdk]1/（1-ε）（3）
从需求函数中可以看出每种商品都有相同的需求弹性ε。
从微观的企业层面出发，j国生产商品k的企业一单位产出需要cja（k）的投入花费，其中a（k）表示成本最小化时每单位产出需要的投入品量，cj表示j国的生产要素价格。Melitz（2003）构建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中，a（k）是企业特有的异质特征，反映了同一国家内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异，1/a（k）就代表了这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而cj是国家特有的特征，反映了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此外，累积分布函数G（a）描述公司间a（k）的分布，且a（k）的范围区间为[aL，aH]，其中aH>aL>0。所有国家的分布函数是相同的。
（二）将贸易关税引入企业出口决策
在Helpman等（2008）分析出口流量的模型中，生产者在国内销售时只承担生产成本，那么如果j国企业要在本国销售商品k，产品的交付成本是cja（k）。当同一家企业试图将其产品出口到i国时，企业必须面对两类额外费用：固定成本（设为cjfij，往往体现在i国市场的准入费用）与可变成本（运输成本，系数为（φij-1）；贸易关税，系数为τij）。假定当i=j时，fij=0且τij=1；当i≠j时，fij>0，τij≥1且φij>1。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成本系數fij和可变成本系数（φij+τij）取决于进出口国而非企业，因此也不依赖于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因为模型中不同商品的生产者有且只有一个，所以最终商品市场上所有商品都处于垄断竞争。商品k的需求函数式（2）意味着投入系数为a（k）企业通过收取厂价为pj（k）=cja（k）/a来达到利润最大化。这是一个标准的加成定价方程，较小的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弹性变大。如果j国的企业在i国销售商品k，那么它在i国的交付价格应等于：
p1（k）=（φij+τij）cja（k）α（4）
将价格函数式（4）重新代入i国需求函数式（2），可得到出口需求函数：
xi（k）=[（φij+τij（k））cja（k）api]-εMi（5）
与此同时，商品k出口到i国的条件为最终营业利润为正，即：
πij（k）=（1-α）[（φij+τij（k））cja（k）api]-εpiMi-cjfij>0，ε>1 （6）
由式（6）可知：第一，若出口国到进口国的运输费用φij降低，则商品k运输过程中的成本降低，其营业利润πij（k）升高；第二，若进口国对出口国商品k实施的关税税率τij（k）降低，则商品k出口的成本降低，其营业利润πij（k）升高；第三，若单位商品k的投入品成本cja（k）越小，即生产率越高，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第四，若进口国物价水平pi提高，则商品k的出口数量将得到提升，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第五，若进口国总收入水平Yi提高，则进口国市场越大，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第六，若出口国出口的固定成本系数fij降低，则其营业利润πij（k）越高。
（三）FTA带来出口商品的多样化
利润的提高将令原本无利可图的商品达到出口条件，从而增加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以税率为例，若i国与j国签署了FTA，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将普遍得到下降。假设原先可出口的商品范围为k[1，N]，由上文可知关税税率的下降势必将提高商品出口可获得的利润，进而导致部分原先出口利润为负的商品k[N+1，N+M]（M≥0）的利润达到出口条件。
那么，实施FTA后j国出口到i国商品的种类数量（Lines）将增加为： ——Gkt={10——xkt>0（k[1，M]]）otherwise（7）
——Linest=ΣNk=1——Gkt+ΣN+Mk=N+1——Gkt（8）
其中为实——xkt施贸易优惠政策后第k种商品在时刻t时的出口额，——Gkt为实施贸易优惠政策后第k种商品在时刻t时出口与否的虚拟变量。
以此类推对运输费用等其他因素进行分析，最终本文提出如下假说：（1）当i国对j国征收的关税税率水平τij降低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2）当商品自j国到i国的运输费用φij降低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3）当j国商品的生产率水平的1/cja（k）提高时， 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4）当i国物价水平pi提高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5）当i国总收入水平Yi提高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提升。（6）当j国出口到i国的固定成本fij降低时，j国出口到i国的商品种类数量将得到提升。
因此，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贸易关税通过影响企业利得来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FTA带来的关税成本的大幅降低将带来原先无法出口商品的出口，从而提升出口商品多样化水平。此外，全要素生产率、运输成本、物价水平与进口国市场规模等因素也会对企业的出口决策产生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FTA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影响。考虑到FTA的实施手段主要在五方面：优惠差额（关税降低）、贸易商品范围、单边协议、原产地原则以及保护条款，而中国目前签署的FTA中贸易优惠力度集中在降低关税上，且税率在自贸协议签订后呈现梯度下降，回归方程将以伙伴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税率水平为主解释变量以量化FTA的优惠力度。主要被解释变量将选择出口商品种类数量直观反映出口商品多样化。
本文参照Fredrik Wilhelmsson（2016）[27]的研究，将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回归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ln（Linesit）=β0+β1lnIGDPIMit）+β2lm（POPIMit）+β3ln（Tariffit+1）+X′itY+μi+πtεit（9）
其中Linesit是中国在t年向自贸区协定的伙伴国i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反映了出口商品多样化程度，GDP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GDP，POP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人口数量，中国GDP与中国人口将会包括在极有可能存在的时间效应中。Tariffit是伙伴国i在t年对中国出口商品所征收的权重关税税率水平。Xit是作为控制变量的其他影响因素的矢量，包括n×1个自变量，X′it表示Xit的转置，γ是对应的n×1的矢量参数。Xit将包括影响多样性的理论模型中涉及的生产率水平、物价水平、出口成本等因素及政治因素。μi与πt分别为可能存在的国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国家个体效应将会包括不随时间变化的引力模型变量，如距离、共同语言、共同边界等变量，时间效应将会包括仅涉及出口国中国的变量如中国GDP、中国人口数，εit为残差项，后续实证中会检验国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存在与否。
（二）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1.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
相比于Feenstra Index这一类扩展边际指标，出口商品种类数量更易于追踪一国整体的出口多样性，同时也能解决当扩展边际指标为零时，固定效应所要面临的一致性偏差问题（Dennis & Shepherd，2007）[28]；相比于HHI这一类集中度指标，出口商品种类数量更直接地解釋出口多样性，不受市场价格变化的直接影响，可以从新的出口流量观察到降低贸易成本的行动（Cadot et al.，2011）。因此，本文选取出口商品种类数量衡量出口商品的多样化程度，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中HS-6位商品贸易数据，HS版本统一为2002版。
2.FTA伙伴国对中国进口实施的关税税率
本文研究的影响出口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为FTA伙伴国对中国进口实施的关税税率。变量参考Shepherd & Dennis （2009）研究中使用的伙伴国实际应用的从价关税，以权重税率水平表示伙伴国对中国加总水平的关税税率，数据来源于WITS：TRAINS数据库。
3.伙伴国相对物价水平
一国的物价水平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考虑到本文分析的是双边贸易，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伙伴国的出口商品多样性，物价水平应该同时考虑中国与伙伴国，因此模型中进口国物价水平指标以中国相对伙伴国物价水平为准，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DI数据库。
4.中国相对生产率水平
一国生产率水平指标是该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源于Feenstra等（2015）[29]的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 9.0）中以美元现价计算的PPP全要素生产率，该指标以美国为参考系，计算各国相对于美国的PPP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分析的是双边贸易，因此模型中生产率水平指标以中国相对伙伴国的生产率水平为准。
5.出口成本
商品运输到伙伴国所需的运输成本与距离成正比，但可能存在的国家个体效应令模型无法测度距离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成本指标参考Ben Shepherd等（2009）研究中使用的出口成本指标（Cost to Export），包括在20英尺集装箱上所花费的内陆运输费、码头处理费、文件编制费用、清关与技术控制的管理费，该指标同时囊括了固定成本与运输成本，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Doing Business数据库。由于本文研究从中国到伙伴国的整个运输过程的费用，模型中的成本指标以中国境内的出口成本与伙伴国境内的进口成本之和为准：
Export Costit=Cost to lmportIMit+Cost to ExportEXt（10） 其中Cost to Import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进口所需的成本，Cost to ExportEXt是中国在t年的出口所需的成本。由于该数据以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所以将其折算成2010年美元不变价，数据来源于WITS：TRAINS数据库。
6.政治制度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治理指标（Government Indicators）中的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和远离暴力/恐怖主义、监管质量、法律规则、话语权和责任五项指标衡量中国与伙伴国的制度环境。本文依据Parteka & Tamberi（2008）加入双边政治制度差异的方法，以双边制度指标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双边制度差异：
Government Differenceit=GovernmentindicatorIMit-GovernmentindicatorEXt（11）
其中GovernmentindicatorIMit是伙伴国i在t年的某项政治制度指标，GovernmentindicatorEXt是中国在t年的某项政治制度指标。
（三）主要指标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本文研究FTA对出口商品多样性的影响，本文样本包括和中国签订FTA的17个国家或地区①①自贸协定国数据来源于WTO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其中Doing Business数据库缺少中国澳门数据，Penn World Table 9.0缺少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缅甸、文莱、越南六国。最终17个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老挝、印度、韩国、斯里兰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澳大利亚、韩国。 。由于数据可得性，最终样本选取2005—2014年间数据。表1 对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根据多样性理论模型对多样性回归中变量符号进行了预测，其中GDPIM与Export Cost单位为美元，POPIM单位为人。
四、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正式检验前，变量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值小于10，回归内的各个变量间相关系数小于0.7，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随后选择检验方法，LSDV（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估计确认存在个体效应，排除混合OLS；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固定效应；最后LSDV估计确认存在时间效应。
（一）检验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影响
作为本文主要回归，多样化回归结果见表2。回归方程整体系数显著性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整体不显著的原假设，说明整体系数显著且结论可信。首先看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ln（Tariff +1），其系数稳定为负，且以10%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伙伴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税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多样性。ln（Tariff +1）系数的均值为-0.03945，即平均关税成本指数（Tariff +1）每降低1%，则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增加0.03945%。这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伙伴国对中国征收进口关税税率越低，则出口到该国的成本越低，部分原本无法出口的商品将达到出口条件，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得到提升。
再来看其他影响因素，ln（GDP_IM）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伙伴国的收入越多，其市场总规模就越大，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越大。ln（POP_IM）的系数不显著为负，说明伙伴国的人口规模对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不产生显著影响。ln（Relative CPI_IM）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伙伴国物价水平越高，则出口到该国的商品定价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出口商品的种类自然更多。ln（Relative TFP_EX）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模型预期相符，出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生产商品的投入越小且成本越低，中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种类自然更多。ln（Export Cost）的系数稳定为负，说明出口成本对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存在负面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相符，包括内陆运输费、码头处理费、文件编制费用、清关与技术控制管理费的出口成本越低，则商品出口条件更为宽松，部分原先无法出口的商品也能达到条件出口。总体看来，这些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都与多样化理论模型中预测的一致。
关于政治制度的差异变量，由于各项政治指标间存在相关性，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将各个指标分别加入方程检验。政治指标差异中，伙伴国与中国的政府效能差异越小，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越多；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差异越小，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越多；伙伴国与中国的规则质量差异越小，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越多；而腐败控制与话语权两项指标差异则对中国出口该国的商品种类数量不存在显著影响。
（二）国家发展水平对政策效应的影响
由于FTA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很可能会因为伙伴国的国家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进一步重点检验国家发展水平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实证将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发展中国家虚拟变量与关税变量的交互项，设定如下：
ln（Linesit）=β0+β1ln（GDPEXt）+β2ln（GDPIMit）+β3ln（POPEXt）+β4ln（POPIMit）+β5ln（Tariffit+1）+β6ln（Tariffit+1）×Developingi+X′itγ+μi+πt+εit（12）
其中Developingi是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变量，若伙伴国i为发展中国家则Developingi为1，若伙伴国i为发达国家则Developingi为0。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方程整体系数显著性检验在1%水平上拒绝整体不显著的原假设，说明整体系数显著且结论可信。首先看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ln（Tariff+1）* Developing与ln（Tariff+1），ln（Tariff+1）* Developing的系数稳定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而ln（Tariff+1）并不显著，这说明只有当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FTA的实施才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产生促进作用。ln（Tariff+1）* Developing系数的均值为-0.06137，即当FTA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平均关税成本指数（Tariff+1）每降低1%，则出口商品种类数量增加0.06137%。該影响系数绝对值高于基准实验中ln（Tariff+1）的系数均值-0.03945，且显著水平由10%上升至5%。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签署FTA更利于提升其出口多样化水平。 從总体检验结果看，其他变量系数符号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不再详述。其中ln（GDP_IM）的显著性受到了一定影响，国家发展水平的虚拟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进口国经济体量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因此可能导致了ln（GDP_IM）显著性的降低。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Feenstra & Kee（2008）与赵永亮和朱英杰（2011）[30]的研究结论认为贸易商品多样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经济规模与全要素增长率是内生变量，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我们将伙伴国GDP、中国相对伙伴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取滞后项，重新检验回归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见表4。从总体检验结果看，各变量的系数与表2相比变化不大，除伙伴国GDP系数显著性下降外其他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不变，说明结论是稳健的。
考虑到理论模型中影响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指标的因素同时也对出口流量产生同样的影响。本文还将出口流量（折算为2010年美元不变价）替换出口多样性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主要解释变量ln（Tariff +1）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ln（Tariff +1）系数的均值为0.207，即平均关税成本指数（Tariff +1）每降低1%，则出口商品量将增加0.207%，是出口商品种类的增加比例的五倍左右，敏感性大大增强。从总体检验结果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变化不大且显著性都有所加强，说明贸易流量相比于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对各项影响因素的敏感性更强且理论模型可靠。
五、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中国签署的FTA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但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本文利用2005—2014年中国对FTA涉及的17个协定国的出口数据，基于贸易引力模型考察了FTA导致的关税下降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其一，FTA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且关税成本指数（Tariff +1）的1%的降低将导致出口商品种类数量0.039%的增长；其二，与FTA一样具有促进作用的还有伙伴国GDP的提高、中国相对伙伴国的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伙伴国相对中国物价水平的提高、伙伴国与中国的腐败控制、政府效能以及政治稳定性差距的缩小，运输费用对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存在反向的抑制作用；其三，中国签署的FTA对出口商品多样化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只有当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FTA的实施才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产生促进作用，且发展中国家（Tariff +1）的1%的降低将导致出口商品种类数量0.061%的增长。考虑到目前中国还有与以色列、挪威等11个自贸区在谈判中，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影响的经验结论将对中国自贸区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与周边国家签署FTA的进程，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商品多样化，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目前中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与FTA存在较大的兼容性。而“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64个国家（除中国）中大部分成员经济体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结论验证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签署FTA会对出口多样性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与倡议涉及的各个国家协同推进FTA的签署和实施，力争在兼顾各成员方利益的基础上，争取贸易伙伴国的支持签订对双方都利益最大化的协定，从而达到共同繁荣和可持续性均衡发展的目的。。
第二，重视与经济体量较大、物价水平较高、政治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的双边贸易，在制定自贸区战略时偏向并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自贸区建设。实证结果显示，FTA协定国的许多因素都将对出口多样性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包括进口国GDP、物价水平、政府效能差异、规则质量差异以及政治稳定差异。为了实现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最大提升，中国需要更加重视与经济体量较大、物价水平较高、政治更清廉高效稳定的贸易伙伴国间的贸易，进一步丰富中国贸易结构。
第三，通过与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进一步降低贸易过程中的出口成本，降低商品的出口门槛。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不乏一些基础设施落后、码头处理费较高、清关与技术控制费用较高、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成本相对来说较为高昂，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若中国协同这些国家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与通关程序上的“互联互通”，一方面可以降低出口成本促进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另一方面可以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由此可见，中国与各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可以为中国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水平的提升奠定稳定的基础，从而促进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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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TA Promot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FTA
YU Zhen，ZHOU Bing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firms model under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ve conditions established by Melitz & Helpm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TA on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Then the paper verif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by using China's HS-6-digit export product panel data from the 17 countries covered by Chinese trade preferential policy in 2005-2014.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TA signed by China can promote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motion effect. Only when the partner country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wi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FTA promote th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a 1% reduction in tariff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of 0.061% in the number of export commodities. In addition， the improve of the Chinese relative TFP， the growth of the agreement countries' GDP， the increase of the relative price level of the agreement countries， the narrowing of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reduction in transportation costs will also promote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summary， we should take the " the Belt and Road "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signing trade preferenc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urther enhance Chines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hinese trade structure.
Key words：export diversification； FTA； tariff rate
责任编辑：萧敏娜吴锦丹萧敏娜常明明张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