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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封面画是大家都熟悉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出自荷兰画家范·索玛尔（Paul van Somer， 约1577-1621）之手，现藏于波兰华沙的水上宫（Palace on Water），创作时间是1617年。画中的培根侧目斜视，面容冷峻，透露出一股孤傲之气。此时他在官场上正如日中天，当年3月国王詹姆士一世出访期间被委以英格兰掌玺大臣达一个月，次年当选大法官并受封为男爵，1621年1月又被选为子爵。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达到高峰，于1620年在伦敦出版了《伟大复兴》（Instauratio Magna）一书，在书中正式公布了自己构思多年的知识革新计划，倡导建立一个全新的、能够为人类生活造福的自然知识体系，并把它编成一套百科全书，以代替当时占主导地位，却不能产生任何实效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体系。
在这部著作中，培根仿照《圣经》所描述的创世过程，把自己的知识重构计划分为六个步骤，或者说是一套百科全书的六个部分：（1） 知识的分类（Partit Scientiarum），通过对现有知识领域进行分析，指出已有的发明和尚待发展的知识领域;（2） 新工具（Novum Organum）或者关于自然诠释的指南，提出超越古人的新科学方法论，以取代亚里士多德《工具篇》（Organon）所代表的那套演绎法;（3） 自然志（Historia Naturalis），培根也称之为“第一哲学”，是“第二哲学”可靠的经验基础;（4） 智力的阶梯（Scala Intellectus），是从经验基础通向“第二哲学”的中间环节;（5）“第二哲学”的前驱（Anticipationes Philosophia Seconda），是“第二哲学”完善前的中间阶段，以满足暂时之需;（6）“第二哲学”（Philosophia Seconda），或者积极的知识（Scientia Activa），也就是培根要建立的关于自然的一般理论。培根认为，在完成这六项工作之后就可以进入“知识的安息日”，使人类部分地回归到堕落前的生活状态，在充分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对自然的主宰。
封二图1是《伟大复兴》第一版的封面，出自培根的好友、荷兰雕版家帕西（Simon de Passe， 1595-1647）之手--封面画左下角有Sim： Pass： sculp：（西蒙·帕西刻）字樣。帕西当时在伦敦建立了自己的刻印工作坊，为众多皇家成员、贵族和著名学者刻制过肖像，直到1624年前往哥本哈根，成为丹麦国王的皇家雕版家。本书的出版商则是伦敦的约翰·比尔皇家印刷所（Londoni Apud Johannem Billum Typographum Regium）。当时培根正处在人生巅峰，因此在这本书的出版及其封面画的设计和制作上应该是花了一些精力和财力。这幅雕版创意宏大，设计精美，刻工细腻，堪称铜板封面画中的精品，也早已成为培根知识精神和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富有冲击力的视觉符号。今天，在《伟大复兴》出版刚过三百年，在书中所预言的那种知识时代早已成为现实，并且正面临着新变局的时候，重审这幅封面，再次回顾催生这一作品的文化背景，重新品味其中所浓缩的那种时代精神，还是能得到一些新的教益。
画面中有两大主体，也就是海上的帆船和罗马柱。海上的帆船（图2）是欧洲大航海时代流行的三桅大帆船，其主要特点包括：前甲板低，后甲板高;长着“长鼻子”的船头，方形船尾;带有重炮（图3），常用作军舰和武装贸易，等等。两根罗马柱则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海格立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传说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出海口。按照神话中的说法，两根柱子是海格立斯（Hercules）--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拉克里斯（Heracles）--造出来代替巨人神阿特拉斯（Atlas）支撑天球的。另一种传说是，当初阿特拉斯所在的那座山挡住了海格立斯西去的道路，所以被海格立斯劈开，形成了贯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山的两个残留部分--据信就是西班牙一侧的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和摩洛哥一侧的杰贝勒穆萨山（Jebel Musa，图4）--后来就被称为海格立斯之柱。
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海格立斯之柱是已知世界在西部的尽头。到中世纪，又传说柱子上刻有Non Plus Ultra字样，意思是Nothing Further Beyond（切勿跨越），警告航海者不要继续向前。在《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首中，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就讲述了一个与此有关的故事：在经历了特洛伊战争，被女巫刻尔吉（Circe）囚禁了一年多之后，伊萨卡岛（Ithaca）的国王尤利西斯（Ulysses）决意抛下亲情和恋情的羁绊，带领一小伙人开始海上的航行，以获得对世界和人性的经验。他们驾着一叶扁舟，航行到地中海的出口，来到了海格立斯之柱之前，看到了那“警示人们不要冒险前行”的界标，尤利西斯说道：“哦，兄弟们，我们历经千险，已经到达这西部世界。借着你如此微弱的清醒，也即你所剩无多的感觉，去追随阳光，切勿拒斥那无人世界的知识。想一想那生你们的种子，你们并非注定要活得像禽兽，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经过他的劝诫，这群人义无反顾地冲破禁区，拼命前行，最后果然遭受了悲惨的结局：在航行了五个月之后，他们突然遇上了旋风，船只被卷入旋涡，大家全都被海水吞噬。
但丁的这段诗歌既是对人类不幸命运的一种哀叹，同时也是对这类求知者们的一种忠告。不过，从“你们并非注定要活得像禽兽，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这样的诗句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一股鼓舞人们要通过求知来与苦难命运抗争的激情，是对读者们的一种激励。
从《伟大复兴》封面上两艘船的船头朝向和风帆鼓起方向可以看出，与此前许多人的理解相反，它们并不是在驶出海格立斯之柱，而是刚刚从水天交接的远方乘风归来。在前面帆船的周围，有三头大型的海生动物浮出水面（图5），前面那头呈现出一副欢快游动的姿态，鼻子里还喷出一道弧形的水花。这个场景多见于欧洲中世纪以后的航海地图，提示了与航海的联系，也不禁使人想起《圣经·旧约·诗篇》一百四十八章第七节的文字：“从地上赞美我主，你们这些海中巨兽和所有深度的大洋。”这个场面分明是一种默默的礼赞，是对探险归来的船队的欢迎的礼赞。 因此，这幅封面画所包含的隐喻应该是：尽管前人警告我们不要擅越雷池，但航海家们早已经勇敢地闯过了已知世界的边界，对此前未知的世界进行了无畏的探险，并且胜利返航，带回了关于可见世界的各种新发现;以此为鉴，在知识的世界里，只要勇敢地突破古代权威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就同样能获得新的发现。
其实，早在1605年，培根就在其《论学术的进展》（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在《伟大复兴》中被列为他知识计划的第一部分）中强调了上述观点。在与《伟大复兴》一起结集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主要阐述他所倡导的归纳法，被列为其知识计划的第二部分）中，他再次援引哥仑布的发现来为自己的知识革新计划辩护：“这正如哥仑布（Columbus）的做法一样，他在进行橫渡大西洋的惊人壮游以前就先说明他所以坚信必能于已知地域以外发现新陆地和新大洲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起初虽遭拒绝，其后终为经验所证实，并且成为许多伟大业绩的前因和端始。”
图6是封面下方所刻的一段文字，取自《圣经·旧约·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中的一段预言：“Tu autem Daniel， claude sermones， et signa librum usque ad tempus statutum： Multi pertransibunt et augebitur scientia。”（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将有众人往来奔忙，知识必将增长）这段话是对培根上述观点的浓缩化表达。早在1603年的《论自然的诠释》（Valerius Terminus， or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手稿和1605年的《论学术的进展》中，培根就已经讨论过这段预言，认为它预示着在某个时间或者时代，航海和商业对世界的开启应该会同对知识的进一步发现一起到来，现在航海和商业时代已经开始，对知识的进一步发现也应该按照他的计划同时展开。
《伟大复兴》的封面确实颇具匠心，很好地传达了培根知识革新的精神。不过近来的研究却表明，这个设计其实并非是帕西的原创。封二图7是西班牙皇家航海与地图专家彻斯佩蒂斯（Andrés García de Céspedes， ？-1611）在1605年出版的《航海要法》（Regimiento de navegación）的封面。该书是受西班牙国王之命完成，共分两卷，不仅系统总结了前人的航海知识，还提出了测量北极高度和磁倾角的新方法，建立了修正导航测量仪器的新原理，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是当时欧洲最为重要的航海著作之一。书的封面同样包含了海格立斯之柱和三桅帆船的图案，不同的是，帆船船头和船帆所表示的风向都不是朝向读者的方向，而是在远离海格立斯之柱，启程驶向远方。画面上方所刻的西班牙皇家徽章突出了该书的皇家背景，而顶端绶带中央的拉丁语Plus Ultra则是当时西班牙的国家格言，意思是不断跨越（Even Further），与前述传说中的Non Plus Ultra针锋相对。
其实，对海格立斯之柱的使用也不是《航海要法》封面的原创。图8和图9是西班牙国卡洛斯一世（Carlos I， 1516-1556在位）--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19-1558在位）--的徽章，后者至今还保留在古老的塞维利亚市政厅建筑上，二者都带有海格立斯之柱和Plus Ultra这句国家格言。从15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就敢于突破常规，与葡萄牙一同发动了欧洲的早期海外探险，相继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航道，成为海上霸主，最早建立起自己的“日不落帝国”，这一点使他们意识到了“不断跨越”的重要性。于是，1516年，年轻的卡洛斯一世就接受了他的御医和顾问马利安诺（Luigi Marliano）的建议，将由海格立斯之柱和带有Plus Ultra字样的绶带组成的图案作为自己的徽章，并从此加快了西班牙海外探险和扩张的步伐。
培根对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一切都十分了解，包括航海探险的新发现以及Plus Ultra的故事，并在1605年出版的《论学术的进展》中引用了这句格言，指出：要本着与古人Non Ultra相反的Plus Ultra的精神开展对新知识的探索，在前人航海探险和新知识发现的基础上继续探寻，去实现《圣经》中的知识预言。到1608年，他甚至还提醒自己，要写一篇关于“诸门知识中的plus ultra”（plus ultra in Sciences）的一般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知识革新计划确实与伊比利亚的探险精神大有关联，而《伟大复兴》封面设计的灵感也确实与那些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伊比利亚图像有关。
这种创意在培根著作的后续出版中还得到沿用。封三图10是1627年出版的培根自然志著作《木林集》（Sylva Sylvarum，该书对应于《伟大复兴》的第三部分）的封面，出自英国雕版家彻希尔（Thomas Cecil，活跃于1626-1640）之手--封面左下角有Tho： Cecil Sculp：（托马斯·彻希尔刻）字样。它沿用了海格立斯之柱的元素，但把中间的船只改成了一个球形的“知识世界”（Mundus Intellectualis），显然是与哥仑布等通过经验方式发现的那个“可见世界”（Mundus Visibilis）相对应，体现了要将知识发现的探险从可见的经验世界推进到不可见的知识世界的精神。顶部中间半球形光源中心是用希伯来文写出的神的名称，下面的拉丁文格言取自《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Et vidit Deus lucem quod esset bona， et divisit lucem ac tenebras”（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暗分开了）的前一半。
封三图11是1640年出版的《论学术的进展》拉丁文扩写版的英文译本封面（该书拉丁文扩写版于1623年出版），出自英国雕版及插图家马绍尔（William Marchall， 活跃于1617-1649）之手--封面底端刻有W. Marshall sculpsit. （威廉·马绍尔刻）字样。其设计仍然沿用了原来的创意元素，但做了更大的改动：画面顶端加上了“可见世界”与“知识世界”的握手，顶部中间的那句格言--“理性与经验相结合”（Ratione et Experientia Fderantur）--应该是对这一画面的注解。原来的圆柱变成了棱锥，分别刻有牛津（Oxonivm）和剑桥（Cantabrigia）两所大学的名称，下面有两校校徽。校徽基座的上沿刻有“更好的忠告”（Moniti Meliora）字样，所指的应该是悬挂在两个棱锥尖上的本书书名所代表培根知识计划。再往下则是六部大书，对应于本文前面提到的《伟大复兴》的六个部分。两边最底层所刻的则是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对知识的分类：左边是“知识”（Scientia），包括运用理性（Ratio）的哲学（Philosophia）、运用记忆（Memoria）的史志（Historia）和运用想象（Imaginatio）的诗歌（Poesis）;右边是“哲学”（Philosophia），包括关于神（Deus）的神哲学（[Philosophia] Divina）、关于自然（Natura）的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关于人（Humo）的人文哲学（[Philosophia] Humana）。整个画面分明就是对培根知识革新计划的“一图通”介绍。当然，海面上还出现了更多欢快游动的大型海洋动物（图12），分明是一种更加热烈的礼赞场面！
参考文献
[1] Caizares-Esguerra， J.. Iberian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 Ignored How Much Longer？[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04， 12（1）： 86-124.
[2] Dante， A.. The Divine Comedy[M]. English Translated by H. W. Longfellow. Sheng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3] Pimentel， J.. The Iberian Vision：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Framework of a Universal Monarchy， 1500-1800[J]. Osiris， 2001， 15： 17-30.
[4] Rosenthal， E E.. The Invention of the Columnar Device of Emperor Charles V at the Court of Burgundy in Flanders in 1516[J].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73， 36： 198-230.
[5] Serjeantson， R.. Francis Bacon’s Valerius Terminus and the Voyage to the “Great Instauration”[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7， 78（3）： 341-368.
作者简介：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天文学史、物理学史、科学思想史、中外科技交流史。
在这部著作中，培根仿照《圣经》所描述的创世过程，把自己的知识重构计划分为六个步骤，或者说是一套百科全书的六个部分：（1） 知识的分类（Partit Scientiarum），通过对现有知识领域进行分析，指出已有的发明和尚待发展的知识领域;（2） 新工具（Novum Organum）或者关于自然诠释的指南，提出超越古人的新科学方法论，以取代亚里士多德《工具篇》（Organon）所代表的那套演绎法;（3） 自然志（Historia Naturalis），培根也称之为“第一哲学”，是“第二哲学”可靠的经验基础;（4） 智力的阶梯（Scala Intellectus），是从经验基础通向“第二哲学”的中间环节;（5）“第二哲学”的前驱（Anticipationes Philosophia Seconda），是“第二哲学”完善前的中间阶段，以满足暂时之需;（6）“第二哲学”（Philosophia Seconda），或者积极的知识（Scientia Activa），也就是培根要建立的关于自然的一般理论。培根认为，在完成这六项工作之后就可以进入“知识的安息日”，使人类部分地回归到堕落前的生活状态，在充分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对自然的主宰。
封二图1是《伟大复兴》第一版的封面，出自培根的好友、荷兰雕版家帕西（Simon de Passe， 1595-1647）之手--封面画左下角有Sim： Pass： sculp：（西蒙·帕西刻）字樣。帕西当时在伦敦建立了自己的刻印工作坊，为众多皇家成员、贵族和著名学者刻制过肖像，直到1624年前往哥本哈根，成为丹麦国王的皇家雕版家。本书的出版商则是伦敦的约翰·比尔皇家印刷所（Londoni Apud Johannem Billum Typographum Regium）。当时培根正处在人生巅峰，因此在这本书的出版及其封面画的设计和制作上应该是花了一些精力和财力。这幅雕版创意宏大，设计精美，刻工细腻，堪称铜板封面画中的精品，也早已成为培根知识精神和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富有冲击力的视觉符号。今天，在《伟大复兴》出版刚过三百年，在书中所预言的那种知识时代早已成为现实，并且正面临着新变局的时候，重审这幅封面，再次回顾催生这一作品的文化背景，重新品味其中所浓缩的那种时代精神，还是能得到一些新的教益。
画面中有两大主体，也就是海上的帆船和罗马柱。海上的帆船（图2）是欧洲大航海时代流行的三桅大帆船，其主要特点包括：前甲板低，后甲板高;长着“长鼻子”的船头，方形船尾;带有重炮（图3），常用作军舰和武装贸易，等等。两根罗马柱则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海格立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传说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出海口。按照神话中的说法，两根柱子是海格立斯（Hercules）--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拉克里斯（Heracles）--造出来代替巨人神阿特拉斯（Atlas）支撑天球的。另一种传说是，当初阿特拉斯所在的那座山挡住了海格立斯西去的道路，所以被海格立斯劈开，形成了贯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山的两个残留部分--据信就是西班牙一侧的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和摩洛哥一侧的杰贝勒穆萨山（Jebel Musa，图4）--后来就被称为海格立斯之柱。
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海格立斯之柱是已知世界在西部的尽头。到中世纪，又传说柱子上刻有Non Plus Ultra字样，意思是Nothing Further Beyond（切勿跨越），警告航海者不要继续向前。在《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首中，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就讲述了一个与此有关的故事：在经历了特洛伊战争，被女巫刻尔吉（Circe）囚禁了一年多之后，伊萨卡岛（Ithaca）的国王尤利西斯（Ulysses）决意抛下亲情和恋情的羁绊，带领一小伙人开始海上的航行，以获得对世界和人性的经验。他们驾着一叶扁舟，航行到地中海的出口，来到了海格立斯之柱之前，看到了那“警示人们不要冒险前行”的界标，尤利西斯说道：“哦，兄弟们，我们历经千险，已经到达这西部世界。借着你如此微弱的清醒，也即你所剩无多的感觉，去追随阳光，切勿拒斥那无人世界的知识。想一想那生你们的种子，你们并非注定要活得像禽兽，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经过他的劝诫，这群人义无反顾地冲破禁区，拼命前行，最后果然遭受了悲惨的结局：在航行了五个月之后，他们突然遇上了旋风，船只被卷入旋涡，大家全都被海水吞噬。
但丁的这段诗歌既是对人类不幸命运的一种哀叹，同时也是对这类求知者们的一种忠告。不过，从“你们并非注定要活得像禽兽，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这样的诗句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一股鼓舞人们要通过求知来与苦难命运抗争的激情，是对读者们的一种激励。
从《伟大复兴》封面上两艘船的船头朝向和风帆鼓起方向可以看出，与此前许多人的理解相反，它们并不是在驶出海格立斯之柱，而是刚刚从水天交接的远方乘风归来。在前面帆船的周围，有三头大型的海生动物浮出水面（图5），前面那头呈现出一副欢快游动的姿态，鼻子里还喷出一道弧形的水花。这个场景多见于欧洲中世纪以后的航海地图，提示了与航海的联系，也不禁使人想起《圣经·旧约·诗篇》一百四十八章第七节的文字：“从地上赞美我主，你们这些海中巨兽和所有深度的大洋。”这个场面分明是一种默默的礼赞，是对探险归来的船队的欢迎的礼赞。 因此，这幅封面画所包含的隐喻应该是：尽管前人警告我们不要擅越雷池，但航海家们早已经勇敢地闯过了已知世界的边界，对此前未知的世界进行了无畏的探险，并且胜利返航，带回了关于可见世界的各种新发现;以此为鉴，在知识的世界里，只要勇敢地突破古代权威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就同样能获得新的发现。
其实，早在1605年，培根就在其《论学术的进展》（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在《伟大复兴》中被列为他知识计划的第一部分）中强调了上述观点。在与《伟大复兴》一起结集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主要阐述他所倡导的归纳法，被列为其知识计划的第二部分）中，他再次援引哥仑布的发现来为自己的知识革新计划辩护：“这正如哥仑布（Columbus）的做法一样，他在进行橫渡大西洋的惊人壮游以前就先说明他所以坚信必能于已知地域以外发现新陆地和新大洲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起初虽遭拒绝，其后终为经验所证实，并且成为许多伟大业绩的前因和端始。”
图6是封面下方所刻的一段文字，取自《圣经·旧约·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中的一段预言：“Tu autem Daniel， claude sermones， et signa librum usque ad tempus statutum： Multi pertransibunt et augebitur scientia。”（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将有众人往来奔忙，知识必将增长）这段话是对培根上述观点的浓缩化表达。早在1603年的《论自然的诠释》（Valerius Terminus， or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手稿和1605年的《论学术的进展》中，培根就已经讨论过这段预言，认为它预示着在某个时间或者时代，航海和商业对世界的开启应该会同对知识的进一步发现一起到来，现在航海和商业时代已经开始，对知识的进一步发现也应该按照他的计划同时展开。
《伟大复兴》的封面确实颇具匠心，很好地传达了培根知识革新的精神。不过近来的研究却表明，这个设计其实并非是帕西的原创。封二图7是西班牙皇家航海与地图专家彻斯佩蒂斯（Andrés García de Céspedes， ？-1611）在1605年出版的《航海要法》（Regimiento de navegación）的封面。该书是受西班牙国王之命完成，共分两卷，不仅系统总结了前人的航海知识，还提出了测量北极高度和磁倾角的新方法，建立了修正导航测量仪器的新原理，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是当时欧洲最为重要的航海著作之一。书的封面同样包含了海格立斯之柱和三桅帆船的图案，不同的是，帆船船头和船帆所表示的风向都不是朝向读者的方向，而是在远离海格立斯之柱，启程驶向远方。画面上方所刻的西班牙皇家徽章突出了该书的皇家背景，而顶端绶带中央的拉丁语Plus Ultra则是当时西班牙的国家格言，意思是不断跨越（Even Further），与前述传说中的Non Plus Ultra针锋相对。
其实，对海格立斯之柱的使用也不是《航海要法》封面的原创。图8和图9是西班牙国卡洛斯一世（Carlos I， 1516-1556在位）--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1519-1558在位）--的徽章，后者至今还保留在古老的塞维利亚市政厅建筑上，二者都带有海格立斯之柱和Plus Ultra这句国家格言。从15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就敢于突破常规，与葡萄牙一同发动了欧洲的早期海外探险，相继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航道，成为海上霸主，最早建立起自己的“日不落帝国”，这一点使他们意识到了“不断跨越”的重要性。于是，1516年，年轻的卡洛斯一世就接受了他的御医和顾问马利安诺（Luigi Marliano）的建议，将由海格立斯之柱和带有Plus Ultra字样的绶带组成的图案作为自己的徽章，并从此加快了西班牙海外探险和扩张的步伐。
培根对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一切都十分了解，包括航海探险的新发现以及Plus Ultra的故事，并在1605年出版的《论学术的进展》中引用了这句格言，指出：要本着与古人Non Ultra相反的Plus Ultra的精神开展对新知识的探索，在前人航海探险和新知识发现的基础上继续探寻，去实现《圣经》中的知识预言。到1608年，他甚至还提醒自己，要写一篇关于“诸门知识中的plus ultra”（plus ultra in Sciences）的一般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知识革新计划确实与伊比利亚的探险精神大有关联，而《伟大复兴》封面设计的灵感也确实与那些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伊比利亚图像有关。
这种创意在培根著作的后续出版中还得到沿用。封三图10是1627年出版的培根自然志著作《木林集》（Sylva Sylvarum，该书对应于《伟大复兴》的第三部分）的封面，出自英国雕版家彻希尔（Thomas Cecil，活跃于1626-1640）之手--封面左下角有Tho： Cecil Sculp：（托马斯·彻希尔刻）字样。它沿用了海格立斯之柱的元素，但把中间的船只改成了一个球形的“知识世界”（Mundus Intellectualis），显然是与哥仑布等通过经验方式发现的那个“可见世界”（Mundus Visibilis）相对应，体现了要将知识发现的探险从可见的经验世界推进到不可见的知识世界的精神。顶部中间半球形光源中心是用希伯来文写出的神的名称，下面的拉丁文格言取自《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Et vidit Deus lucem quod esset bona， et divisit lucem ac tenebras”（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暗分开了）的前一半。
封三图11是1640年出版的《论学术的进展》拉丁文扩写版的英文译本封面（该书拉丁文扩写版于1623年出版），出自英国雕版及插图家马绍尔（William Marchall， 活跃于1617-1649）之手--封面底端刻有W. Marshall sculpsit. （威廉·马绍尔刻）字样。其设计仍然沿用了原来的创意元素，但做了更大的改动：画面顶端加上了“可见世界”与“知识世界”的握手，顶部中间的那句格言--“理性与经验相结合”（Ratione et Experientia Fderantur）--应该是对这一画面的注解。原来的圆柱变成了棱锥，分别刻有牛津（Oxonivm）和剑桥（Cantabrigia）两所大学的名称，下面有两校校徽。校徽基座的上沿刻有“更好的忠告”（Moniti Meliora）字样，所指的应该是悬挂在两个棱锥尖上的本书书名所代表培根知识计划。再往下则是六部大书，对应于本文前面提到的《伟大复兴》的六个部分。两边最底层所刻的则是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对知识的分类：左边是“知识”（Scientia），包括运用理性（Ratio）的哲学（Philosophia）、运用记忆（Memoria）的史志（Historia）和运用想象（Imaginatio）的诗歌（Poesis）;右边是“哲学”（Philosophia），包括关于神（Deus）的神哲学（[Philosophia] Divina）、关于自然（Natura）的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关于人（Humo）的人文哲学（[Philosophia] Humana）。整个画面分明就是对培根知识革新计划的“一图通”介绍。当然，海面上还出现了更多欢快游动的大型海洋动物（图12），分明是一种更加热烈的礼赞场面！
参考文献
[1] Caizares-Esguerra， J.. Iberian Science in the Renaissance： Ignored How Much Longer？[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04， 12（1）： 86-124.
[2] Dante， A.. The Divine Comedy[M]. English Translated by H. W. Longfellow. Sheng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3] Pimentel， J.. The Iberian Vision：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Framework of a Universal Monarchy， 1500-1800[J]. Osiris， 2001， 15： 17-30.
[4] Rosenthal， E E.. The Invention of the Columnar Device of Emperor Charles V at the Court of Burgundy in Flanders in 1516[J].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73， 36： 198-230.
[5] Serjeantson， R.. Francis Bacon’s Valerius Terminus and the Voyage to the “Great Instauration”[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7， 78（3）： 341-368.
作者简介：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为天文学史、物理学史、科学思想史、中外科技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