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奇怪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儿时的一些生活片段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往往不经意地，黑白默片一样在脑海里一帧帧打开，而且频率越来越高。触动老旧的放映机开关的，可能是一首老歌、一张旧照片，或者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传统节日。
　　我6岁以前的时光，是在一个偏僻小山村的贫穷小院里度过的。我后来知道，这样的院子叫四合院，尽管他与大都市里富贵人家的四合院相比太过寒酸，但承载的欢乐与希望却毫不逊色。
　　厚重的大青石的院墙，门口朝南，但没有大门，记忆中那时候全村所有人家都没有大门。东北西三侧是大青石垒砌、麦秸封顶的十几间草房。
　　院里住了三户人家：曾祖父的八弟（我们喊他老老爷）带着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住在东边两间堂屋跟两间东屋。老老爷有着雪白的胡子，一脸的慈祥。他们老两口在村里辈分最高，年龄又大，有极高的威望。两间西屋跟最西边一间小堂屋是我们一家五口的栖身之所。我爷爷的哥哥（我们喊作大老爷）住中间两间堂屋。他是一个老光棍，因为一脸的老年斑与黑头，我跟哥哥背后都喊他“疤垃眼”。听妈妈说他年轻时讨过一个媳妇，但因为酒后老打人家，媳妇就跟他离了婚。按我们这里的风俗，怕百年之后无人送终，我父亲过继给了他。他年纪越大脾气越不好，虽然家徒四壁，但依然嗜酒如命，好像每天都是醉醺醺的，还经常借酒撒酒疯。不过有老老爷在，他也不敢太撒野。
　　父亲在村里的卫生室当医生，母亲也认识一些字，在这个小山村，我们家算是有些书卷气了。每年冬天，大雪让整个山村还原为安静的黑白，因为夹在两山中间，太阳来得晚，走得早。直到第二年二月份，有些积雪还化不完，这是一年中最冷的一段时间，却是记忆中最快乐的光阴。
　　白天，跟小伙伴们在堂屋后的斜坡上滑冰。长木板凳反过来，面朝下，就成了很好的滑车。人坐在四条腿中间，有人在后面轻轻一推，“冲啊冲啊”的呐喊声里，颇有林海雪原的感觉。往往是玩的两腮通红，头上热气腾腾，鼻涕吸溜吸溜的才回家。屋檐下一尺多长的冰溜子，总会吸引孩子们调皮的目光，拿棍子拨拉下来，幸存的没有摔断的，就是冰魄神剑了，拿在手里比比划划。只是我们阳气不足，抵御不了这透骨的严寒，需要不停地在两手之间来回倒换。口渴了，直接放在嘴里吮吸，是免费的无色无味冰糕。有时会把房檐上的麦秸一起带下来，别家好像都不太在意，大老爷一定是大发雷霆的。
　　晚上，父亲点上煤炉，煤油灯下，村里的青年男女就都聚拢在小小的西屋里，听父亲讲《岳飞传》《杨家将》，有时候也讲一些民间故事，多是一些神话传说、穷女婿智斗有钱但很势利的岳父之类的。我后来对小说的喜爱，大概源于这个时期的耳濡目染。白天母亲会跟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聚在一起绣花、纳鞋垫。那时村里姑娘出嫁要陪嫁很多绣花枕头，母亲手巧又热情，枕顶的花都是请母亲绣，我们兄妹三个也因此吃到不少喜糖。很遗憾一点不记得母亲年轻时的模样，黑白的默片里，重复播放最多是这样的镜头：昏暗的灯光下，她坐在纺车前手臂挥扬，影子投射在墙上，身上镀着一层橘黄色的光。寒冬里，她皲裂的双手粗糙厚实，几个口子比较深的地方粘着白色的胶布，在刺骨的水里洗洗涮涮，白色的胶布是镜头里清晰的特写。
　　我小时候很顽皮，不过母亲说我两岁左右的时候，是特别可爱又讨人喜欢的。夏天里，吃完饭大家都在院里乘凉，此时往往是我的表演时间。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老老爷、大老爷、姑奶奶的挨个喊一圈后，一下子从台阶上跳下来，大家就都赞不绝口。我就会乐此不疲地一遍又一遍，其间谁要不专心，交头接耳，我是一定要到他跟前大声提醒他不要开小差的。
　　再大一些，我的调皮劲慢慢显现出来。当时玻璃门还很少，除了东厢房因为老老爷的几个孩子年轻，安了玻璃门以外，其他房子都是厚重的木板门，窗户也是木头格子做的。我大老爷在木板门以外，还用玉米秸扎了一个“半门”，既可以阻挡鸡鸭侵扰，又在冬天便于采光。夏天可以透风。不得不说，贫穷，更能激发本能下的智慧。我没事的时候，就拿根棍子当作长枪或刺刀，在他的半门上乱刺，嘴里喊着杀光棍（在我们这里“光棍”有流氓土匪的意思），然后开溜，好像也没见他追出来过。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我稍大一些，大老爷亲自讲给我的，而且一脸的笑容，他并没有大人们议论的那么凶。倒是母亲知道了，拧过几次我的耳朵。老奶奶去世后，有段时间，我跟老老爷一起睡。他也喜欢讲故事，不过多是鬼故事。其中除了鬼以外，他的故事里还老是出现“凶人”这个怪物。据他的描述，我现在觉得所谓“凶人”，应该是指还没被阎王爷接受的魂魄。那时弄得我老是做梦梦到堂屋后那个柿子树下，有个穿黑衣、样子模糊的“凶人”。这样的故事我总是又喜欢又怕的。
　　院子靠近南墙根有一台石磨，地瓜、高粱、玉米用水泡了后，用石磨磨成糊，再摊成煎饼，是我们的主食。父亲白天基本不在家，我家的这份工作几乎由老老爷家的几个年轻人包了。谁家做点好吃的，是一定要端到另两家去尝一尝的。我家的这个任务一般都是交给我，送到老老爷家的时候，老老爷总是会用他留着山羊胡子的嘴亲我一下，老奶奶会给我一把花生、或一块糖果；大老爷往往正在就着一盘咸菜喝酒，看我端着好酒肴来了，立马眉开眼笑，忘了我曾经喊“杀光棍”的罪行。
　　最盼望的是过年了，一进腊月，大人们就开始忙着“办年”。三户人家凑一些豆子，合伙做一包豆腐。或者，谁家的大肥猪该杀了，除了卖肉以外，猪头、猪下货往往是院里几家早就预定好了的。喜欢看父亲在火炉旁忙来忙去收拾猪头的样子，尽管整个屋里充满了难闻的毛焦味，但我还是不愿走远，因为很快就可以解馋了。哪一家炸丸子的时候，我一定会在跟前等着，吃刚出锅的丸子。
　　5岁的时候，我爬树的本领已经炉火纯青。西屋后的杏树摘青杏、南墙外的核桃树摘核桃、堂屋后的柿子树上吃“烘柿”……我最擅长的是夏天爬树捉蝉，母亲后来说我那时候小肚子天天被树皮拉得通红，怎么批评教育，我也改不了。后来撒野的范围越来越大，整个村子都是我劣根斑斑的足迹了，夏天去人家菜园子里摘一根黄瓜；跟哥哥去山上掀蝎子，被蝎子蛰得哇哇大哭；元宵节去西山放火把烧坏了衣服……都说七岁八岁狗也嫌，我是五岁六岁狗也嫌了。西屋后不远就是一眼大口井，紧挨大口井是一个小型水库，这是我童年的乐园之一。有两次，我的小命差一点就交代在了那里。一次是学大孩子跟着从水库大坝往下跳，还一次跟母亲在大口井边上洗衣服不小心滑進水里。这两次幸亏都有会游泳的大人在跟前，我才从阎王爷身边跑了回来。我的好水性自然是小时候天天泡在水里的缘故。
　　随着老老爷家的孩子一个个成家，老老爷、大老爷先后驾鹤西去，我们家也搬走了。清楚地记得我们搬走后，我家那只老猫赖在院子里不走，我跟哥哥多次把它抱到新家，它又多次跑了回去，直到吃了被鼠药药死的老鼠，死在了新家的屋门口。我知道它是饿极了，也知道它是来新家找主人救命的。
　　上学、工作，离家越来越远。那座小院回去得越来越少了。老老爷最小的儿子成了小院的主人，听母亲说因为地基跟房子的问题，母亲跟他闹过几次别扭。好在事过之后，和好如初。后来，偶尔路过院子西侧的小路，见院子里的房子经过了几次翻盖，显得高大时髦。西屋后的杏树还是旧模样，堂屋后的柿子树却显得越发古老瘦弱，我很奇怪小时候居然会在树上闪展腾挪。
　　最近听说，山脚下的这十几户人家，都要搬到村口的开阔处，四合院以及四合院里的笑声，终将成为一段记忆。会有多少这样的院子，这样的笑声，最终成为历史？最难以释怀的，是随这些院子一起远去的和谐的邻里关系。
　　今年暑假翻盖老屋时，从一本旧书里，找到一张张精美的枕顶花样，因为时间久了，都成枯黄色的了。其实姑娘们出嫁，已经很多年不再陪嫁绣花枕头了，母亲却一直没舍得扔，这些带有母亲智慧的花样，曾经是怎样的风光啊。
　　我知道不只长大是一种疼，发展也是一种疼。
　　蔡世国，笔名菜畦、菜园，山东蒙阴人，临沂市作协会员，蒙阴县作协会员，高中物理教师。酷爱文学，自2015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 《散文百家》 《江河文学》 《语文周报》 《国防时报》 《老年人》 《法制时报》 《晚霞报》 等各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