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余华让福贵在他所书写的小说世界里活过一生。在日文版自序里他曾少有地自己议论福贵的人生，谈到一些意大利中学生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讲的是‘生活’而不是‘幸存’？两者的分界到底在哪里？”他这样回答：“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这分界就是方向的不同。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幸存是旁观者对他人经历的看法”。
因为远离那些动荡的年月，因为并未经历过真正的艰难和潦倒，所以，我还不能真切地体会“生活”与“幸存”的区别。只记得读到《活着》的最后几页，我已是双眼红肿多次，实在不忍卒读了。一切就像是个巨大的骗局，从儿子有庆到毫无血缘关系的长根，余华几乎是以漠然的“零度”笔调，一个接着一个否定了生活走向美好的可能。薄薄的十二万字，弥漫着挥之不去、欲哭无泪的压抑和凝重。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于生活而言，还有什么结局会比《活着》的更可悲了呢？自己所恨的人、自己所爱的人无一不是先离自己而去。生命的最后，垂垂老矣的福贵牵着一头同样老得走不动的黄牛福贵，在夕阳中向着炊烟缭绕的农舍间走去。他俨然就是我们眼里一位一无所有的失败者。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福贵真的活得极为失败吗？相比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圣地亚哥，福贵惨淡的一生，毫无成就可言，他那窄如一抔黄土的一生，难道就没有可承载之重吗？他经历的每一个幸福、美好片刻，仅仅只是为了向我们凸显这一切被毁掉后的巨大悲剧感吗？纤若一根发丝的一生，在承受了千万斤的重压之后，它断了吗？
我们在文中触目所及的是这样一些画面：仅仅为了一点白面、一个红薯，相伴多时的战友便恶狼般反目；人的生命何其脆弱，何其无力，一场大旱就逼迫得以土地为生的人抓起观音土果腹，最终面黄肌瘦地死去；一块飞来的水泥预制板、一个闪烁光泽的抽血针头，就轻易地夺去了人命，蜂拥而来的“现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就算闭上双眼，捂住双耳，它们依然以各种面目成为梦中地狱般图景的噩梦，依然如千百把利刃在你心底来回搅动让人不得安宁，美好与希望远在天边，如蜃景般虚幻，最终它们到达时只如稀薄的空气，而与之相反的现实已成为紧扼在颈项上的绞索，以一生的时间慢慢收紧。
时光流逝，世事无常，如影随形地困惑我们一生。可这样的感受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就如寒冷的到来，疼痛的突袭一样，我们只能浑身战栗地接受，我们都何尝不是行走在黄昏里，一面企求握住远去白昼里的一丝光亮，一面清醒地知道黑夜即将到来，却又不知道它确切地何时到来。
到最后，生活又硬生生地，抽丝剥茧般抽离了一切喊叫、欢笑、痛苦，让我们看清活着的本质，是忍耐而不是麻木不仁，那是每一个相对于广阔大地来说都卑微渺小，但却痛苦着清醒的灵魂所必须选择的姿态。是痛苦承受，也有微笑欢悦，然而，更多时候是前者，因为，存在感必是与痛感相连，只是痛的形式不同而已。桑迪亚哥的痛，是精神不死的悲壮；白岩松的痛，不乏一种成功中体味的痛快；而福贵的痛，则是一种默默扛起的幸存与生活。
我无意将将“活着”二字的意义擢拔到诸如“繁华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的终极关照”之类的高度上去，渲染的笔调本身就是为作者所不屑的。也许看上去，福贵最后手牵着的牛绳，似乎根本无法与《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手握住的鱼叉相提并论，而我却觉得，较之于圣地亚哥以波澜起伏的生活作背景来突出个人英雄式的满手鲜血，福贵仿佛更像是生活的汪洋本身，多数时候看起来平静，却容纳了更多，它是多数人所经历的或必将经历的，是现实的无情与残忍，一如亡家丧妻、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并不具有轰动性的故事。
“活着，在我们的语言中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如是说。
然而我也不认同将“活着”视作生与死之间，一种单纯形而上的静止状态。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讽刺，“福贵”“福贵”，取的不就是“大富大贵”之意吗？这名字本身体现出的对功名利禄的求索，不就是对“活着”的渴求，却最后只证明了“活着就是为了活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吗？是的，就算现时的我们竭尽一生，历尽千滋百味也许都找不到所谓的“终极意义”，无法为生活下一个定义，就将迎来那个“必将到来的节日”，生活中的大多数细节和感受就将被时间风干，甚至被我们自己遗忘，生活本身也不是因其难以摹状，就只是一个尸体般僵硬苍白、毫无意义的存在。它鲜活，它富有生机；它饱满，它富有弹性。就算素色如纸的生活里，也有黑白间充满张力的转换；就算干瘪如核的生活里，也曾经有圆与缺的轮回。
近日读到《纪伯伦选集》里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真正的自由者是戴着镣铐慨然前行的人”。既然还在呼吸着，就意味着时刻与世界共享着并不纯净的空气，既然还要靠水来维持生命，就意味着也要一并接纳并不澄澈的水中杂质，那么，既然无法斩断、难以割舍与生命的联系，接受它的一切吧。我愿像荆棘鸟一样，让那刺进喉咙里的荆棘再深一些，浑身颤抖着发出更高亢、清脆的歌声。
我不知道福贵的一生窄若一抔黄土，还是宽若承载着一切的土地？
（作者单位：武汉市水果湖高级中学）
因为远离那些动荡的年月，因为并未经历过真正的艰难和潦倒，所以，我还不能真切地体会“生活”与“幸存”的区别。只记得读到《活着》的最后几页，我已是双眼红肿多次，实在不忍卒读了。一切就像是个巨大的骗局，从儿子有庆到毫无血缘关系的长根，余华几乎是以漠然的“零度”笔调，一个接着一个否定了生活走向美好的可能。薄薄的十二万字，弥漫着挥之不去、欲哭无泪的压抑和凝重。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于生活而言，还有什么结局会比《活着》的更可悲了呢？自己所恨的人、自己所爱的人无一不是先离自己而去。生命的最后，垂垂老矣的福贵牵着一头同样老得走不动的黄牛福贵，在夕阳中向着炊烟缭绕的农舍间走去。他俨然就是我们眼里一位一无所有的失败者。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福贵真的活得极为失败吗？相比海明威笔下的老人圣地亚哥，福贵惨淡的一生，毫无成就可言，他那窄如一抔黄土的一生，难道就没有可承载之重吗？他经历的每一个幸福、美好片刻，仅仅只是为了向我们凸显这一切被毁掉后的巨大悲剧感吗？纤若一根发丝的一生，在承受了千万斤的重压之后，它断了吗？
我们在文中触目所及的是这样一些画面：仅仅为了一点白面、一个红薯，相伴多时的战友便恶狼般反目；人的生命何其脆弱，何其无力，一场大旱就逼迫得以土地为生的人抓起观音土果腹，最终面黄肌瘦地死去；一块飞来的水泥预制板、一个闪烁光泽的抽血针头，就轻易地夺去了人命，蜂拥而来的“现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就算闭上双眼，捂住双耳，它们依然以各种面目成为梦中地狱般图景的噩梦，依然如千百把利刃在你心底来回搅动让人不得安宁，美好与希望远在天边，如蜃景般虚幻，最终它们到达时只如稀薄的空气，而与之相反的现实已成为紧扼在颈项上的绞索，以一生的时间慢慢收紧。
时光流逝，世事无常，如影随形地困惑我们一生。可这样的感受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就如寒冷的到来，疼痛的突袭一样，我们只能浑身战栗地接受，我们都何尝不是行走在黄昏里，一面企求握住远去白昼里的一丝光亮，一面清醒地知道黑夜即将到来，却又不知道它确切地何时到来。
到最后，生活又硬生生地，抽丝剥茧般抽离了一切喊叫、欢笑、痛苦，让我们看清活着的本质，是忍耐而不是麻木不仁，那是每一个相对于广阔大地来说都卑微渺小，但却痛苦着清醒的灵魂所必须选择的姿态。是痛苦承受，也有微笑欢悦，然而，更多时候是前者，因为，存在感必是与痛感相连，只是痛的形式不同而已。桑迪亚哥的痛，是精神不死的悲壮；白岩松的痛，不乏一种成功中体味的痛快；而福贵的痛，则是一种默默扛起的幸存与生活。
我无意将将“活着”二字的意义擢拔到诸如“繁华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的终极关照”之类的高度上去，渲染的笔调本身就是为作者所不屑的。也许看上去，福贵最后手牵着的牛绳，似乎根本无法与《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手握住的鱼叉相提并论，而我却觉得，较之于圣地亚哥以波澜起伏的生活作背景来突出个人英雄式的满手鲜血，福贵仿佛更像是生活的汪洋本身，多数时候看起来平静，却容纳了更多，它是多数人所经历的或必将经历的，是现实的无情与残忍，一如亡家丧妻、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并不具有轰动性的故事。
“活着，在我们的语言中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如是说。
然而我也不认同将“活着”视作生与死之间，一种单纯形而上的静止状态。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讽刺，“福贵”“福贵”，取的不就是“大富大贵”之意吗？这名字本身体现出的对功名利禄的求索，不就是对“活着”的渴求，却最后只证明了“活着就是为了活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吗？是的，就算现时的我们竭尽一生，历尽千滋百味也许都找不到所谓的“终极意义”，无法为生活下一个定义，就将迎来那个“必将到来的节日”，生活中的大多数细节和感受就将被时间风干，甚至被我们自己遗忘，生活本身也不是因其难以摹状，就只是一个尸体般僵硬苍白、毫无意义的存在。它鲜活，它富有生机；它饱满，它富有弹性。就算素色如纸的生活里，也有黑白间充满张力的转换；就算干瘪如核的生活里，也曾经有圆与缺的轮回。
近日读到《纪伯伦选集》里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真正的自由者是戴着镣铐慨然前行的人”。既然还在呼吸着，就意味着时刻与世界共享着并不纯净的空气，既然还要靠水来维持生命，就意味着也要一并接纳并不澄澈的水中杂质，那么，既然无法斩断、难以割舍与生命的联系，接受它的一切吧。我愿像荆棘鸟一样，让那刺进喉咙里的荆棘再深一些，浑身颤抖着发出更高亢、清脆的歌声。
我不知道福贵的一生窄若一抔黄土，还是宽若承载着一切的土地？
（作者单位：武汉市水果湖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