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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摆脱贫穷与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