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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4个国家曾联合推荐保罗·安格尔、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90岁的女作家聂华苓曾撰写回忆录《三生三世》，她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生三世，一生一世在大陆，一生一世在台湾，一生一世于美国爱荷华。
一句话，决定了一生
1925年，聂华苓生在武汉。父亲聂洗是贵州省平越行政专员，母亲生养了八个儿女。平静的童年并未持续太久。父亲去世，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母亲带全家人到乡下避难，但她仍希望聂华苓能有学上，于是把她送到湖北恩施去念中学。母亲流着泪，叮嘱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念了一句，“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聂华苓说，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她的一生。
那时候一天三餐，加上粗布连衣裙，全是政府贷金供给的。“就是想好好读书，读不好就没有资金。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经过苦难的。”聂华苓说。
1944年，聂华苓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1948年，她以笔名“思远”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变形虫》。1949年初，聂华苓只身前往北平，和之前的大学校友王正路结了婚。当年6月，一家人从北平辗转到了台湾。1965年，二人离婚。
1978年，再踏上故土，聂华苓成了归国华侨。她和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以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负责人的身份，回来邀请中国作家去美国访问。为了这个机会，聂华苓连续向中国政府申请了5年。
那次中国之行后，聂华苓成功邀请到了毕朔望和萧乾，作为第一批参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大陆作家。
除了萧乾，聂华苓也相继敲开了艾青、丁玲、王蒙、汪曾祺等作家的门。见艾青时，他还没有获得正式平反。一开始有关部门不批准和艾青会面，聂华苓“就一再一再要求见艾青”，终于获准见面。1979年，艾青复出公开讲话，第一句说的是“我的大门是聂华苓和安格尔打开的，再也关不上了”。
聂华苓记得真切。“1978年，我去大陆探望艾青。车开到胡同，开不进去了。你也知道北京的胡同，窄得很呐。我和保罗就下了车，沿着胡同往里面走。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家门口东张西望。走近一些，我就喊了一声‘艾青’。艾青看着我，喊了一句，‘你怎么才来啊’！”
焕发了新的生机
当年，到了台湾，聂华苓在中学找了一份教职工作，勉强将生活安顿下来。
为争取民主自由空间，《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创刊。胡适任发行人，雷震是实际负责人。《自由中国》需要一名文艺编辑。那时的聂华苓已发表过一些文章，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她被介绍给雷震。
1961年9月1日，《自由中国》刊文批评蒋介石连任，谁也没料到，三天后，大祸临头。
9月4日的那个早上，《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被一群警察带走了。
“雷先生被抓走了！《自由中国》社被抄了！文件稿子全部被拿走了！”当天下午，《自由中国》的陈济宽走进院子，冲着聂华苓的窗户喊。从此，聂华苓和其他同事全被隔离了。家门外日夜有人监视。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得以见面。“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聂华苓说。
聂华苓选择了闭门。两年后，母亲去世。已和丈夫分居六年的聂华苓只能独自抚养两个女儿。1962年，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台静农来到聂家，邀聂华苓到台大教文学创作。聂华苓才得以重新回到文学和创作的乐土，并且很快焕发了新的生机。
最后的一场旅行
196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聂华苓参加一场鸡尾酒会，并邂逅了前来邀请青年作家赴美交流的美国现代派诗人、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过程都充满了曼妙。
1967年，二人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如今，超过一千个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爱荷华。王蒙、王安忆、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冯骥才、北岛、苏童、迟子建、莫言等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台湾的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林怀民、蒋勋、张大春等人，以及香港的董启章、李怡、钟玲、潘耀明等，都先后来到爱荷华。
1991年3月22日，聶华苓和保罗获得波兰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兴冲冲地准备去欧洲领奖，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场旅行。
“我们在芝加哥转机，保罗原本要去买一份报纸。我坐在那等他。怎么也等不来。后来我去找他，远远看到他躺在地上，有人在给他做人工呼吸。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聂华苓没有再说下去。
“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曾这么形容自己的一生。这些年行动不便，聂华苓不再做长途旅行，可她依然记得和保罗一同走过了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90岁的女作家聂华苓曾撰写回忆录《三生三世》，她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三生三世，一生一世在大陆，一生一世在台湾，一生一世于美国爱荷华。
一句话，决定了一生
1925年，聂华苓生在武汉。父亲聂洗是贵州省平越行政专员，母亲生养了八个儿女。平静的童年并未持续太久。父亲去世，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母亲带全家人到乡下避难，但她仍希望聂华苓能有学上，于是把她送到湖北恩施去念中学。母亲流着泪，叮嘱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念了一句，“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聂华苓说，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她的一生。
那时候一天三餐，加上粗布连衣裙，全是政府贷金供给的。“就是想好好读书，读不好就没有资金。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经过苦难的。”聂华苓说。
1944年，聂华苓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1948年，她以笔名“思远”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变形虫》。1949年初，聂华苓只身前往北平，和之前的大学校友王正路结了婚。当年6月，一家人从北平辗转到了台湾。1965年，二人离婚。
1978年，再踏上故土，聂华苓成了归国华侨。她和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以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负责人的身份，回来邀请中国作家去美国访问。为了这个机会，聂华苓连续向中国政府申请了5年。
那次中国之行后，聂华苓成功邀请到了毕朔望和萧乾，作为第一批参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大陆作家。
除了萧乾，聂华苓也相继敲开了艾青、丁玲、王蒙、汪曾祺等作家的门。见艾青时，他还没有获得正式平反。一开始有关部门不批准和艾青会面，聂华苓“就一再一再要求见艾青”，终于获准见面。1979年，艾青复出公开讲话，第一句说的是“我的大门是聂华苓和安格尔打开的，再也关不上了”。
聂华苓记得真切。“1978年，我去大陆探望艾青。车开到胡同，开不进去了。你也知道北京的胡同，窄得很呐。我和保罗就下了车，沿着胡同往里面走。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家门口东张西望。走近一些，我就喊了一声‘艾青’。艾青看着我，喊了一句，‘你怎么才来啊’！”
焕发了新的生机
当年，到了台湾，聂华苓在中学找了一份教职工作，勉强将生活安顿下来。
为争取民主自由空间，《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创刊。胡适任发行人，雷震是实际负责人。《自由中国》需要一名文艺编辑。那时的聂华苓已发表过一些文章，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她被介绍给雷震。
1961年9月1日，《自由中国》刊文批评蒋介石连任，谁也没料到，三天后，大祸临头。
9月4日的那个早上，《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被一群警察带走了。
“雷先生被抓走了！《自由中国》社被抄了！文件稿子全部被拿走了！”当天下午，《自由中国》的陈济宽走进院子，冲着聂华苓的窗户喊。从此，聂华苓和其他同事全被隔离了。家门外日夜有人监视。直到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个编辑委员才得以见面。“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聂华苓说。
聂华苓选择了闭门。两年后，母亲去世。已和丈夫分居六年的聂华苓只能独自抚养两个女儿。1962年，时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台静农来到聂家，邀聂华苓到台大教文学创作。聂华苓才得以重新回到文学和创作的乐土，并且很快焕发了新的生机。
最后的一场旅行
196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聂华苓参加一场鸡尾酒会，并邂逅了前来邀请青年作家赴美交流的美国现代派诗人、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负责人保罗·安格尔。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过程都充满了曼妙。
1967年，二人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如今，超过一千个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爱荷华。王蒙、王安忆、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冯骥才、北岛、苏童、迟子建、莫言等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台湾的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林怀民、蒋勋、张大春等人，以及香港的董启章、李怡、钟玲、潘耀明等，都先后来到爱荷华。
1991年3月22日，聶华苓和保罗获得波兰政府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兴冲冲地准备去欧洲领奖，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场旅行。
“我们在芝加哥转机，保罗原本要去买一份报纸。我坐在那等他。怎么也等不来。后来我去找他，远远看到他躺在地上，有人在给他做人工呼吸。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聂华苓没有再说下去。
“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曾这么形容自己的一生。这些年行动不便，聂华苓不再做长途旅行，可她依然记得和保罗一同走过了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