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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90年代，作为一个兼具文学性与商业性，隐喻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过渡性作家或文化商人——王朔，其文化姿态始终依随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而彰显。“文革”的终结及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使王朔及其笔下“干部子弟”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失落中成为了沦落在文化边缘的“末路英雄”。边缘化的文化处境造成了其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危机，“末路英雄”也因此面对边缘性的文化困境作出自身的文化反应。
关键词：社会转型；边缘化；认同；焦虑；文化反应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D01:10.3963/j.issn.1671—6477.2009.02.025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过渡性作家或文化商人，无论喧嚣与沉寂，是非与纷争，王朔的文化姿态始终依随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而彰显。因此，当我们考察作家自身曾面对的文化处境及由此在文学写作中作出的文化反应时，复杂而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心理就绝不仅仅只是作家自我实现的舞台上一抹远淡的疏影，而是凸显到前台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并为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文化反应提供了可能。正因为如此，首先作为一个作家的王朔其包括写作姿态在内的文化姿态是无法不与其曾深刻体验过的文化处境与生存感受紧密关联的，而文学文本作为话语行为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创作个体提供了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
一、神话的终结与末路英雄
事实上，当我们经由文本阅读触及作家自身的时候，在王朔笔下那些无职无业的不羁浪子游荡于城市的白天与黑夜，混迹于城市角落的都市故事里，我们直接遭遇到传统价值被无情驱逐，乌托邦的帷幕伴随着充满喧哗与骚动的都市叙述悄然而落，漫洄着悲情色彩的小说标题“永失我爱”不期然地成为了作家笔下娓娓落幕的乌托邦时代最切近的象征。
“文革”的结束彻底宣告了政治神话的终结，令人笃信不疑的政治乌托邦永远成为了“彼得·潘的永无乡”，尽管这一历史事实使知识精英们获得了从自我消弥于历史主体建构的文化困境中抽身而出，并怀着乌托邦冲动进行世俗超越和新的文化建构的现实空间与可能。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个政治神话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在文化废墟上的破灭，更意味着社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等级秩序的被拆解与重新结构并由此带来了王朔及其笔下“干部子弟”无法回避的实际生存利益的威胁，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失落中，他们真正成为了沦落在文化边缘的“末路英雄”。而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中乌托邦冲动的消歇与绝望也正是经由王朔的写作在这些深深地镌刻着作家自我印记的“末路英雄”身上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边缘化的文化处境造成了“末路英雄”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危机，在迷失与挣扎中荒诞的生存体验于文本中浮现。而“你不是一个俗人”的自我焦虑注定了“末路英雄”要面对边缘性的文化困境作出文化反应。
如果说，“文革”的终结、传统社会结构的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对人文精英而言意味着新的历史契机和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使他们得以类似“启蒙主义”的文化行为参与“社会主体构建”的话语实践，在与主流文化叙述的某种共识和同声中，在对社会主义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所赋予的优势的拥有中，自身即成为文化主流，甚至经由新的文化书写彰显出新时期文化英雄的姿态。那么这场社会变革及文化转型则并没有在转型伊始即赋予王朔及其笔下镌刻着他个人印记的主人公们同样的幸运与机遇，而恰恰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处境：政治神话的终结使青春期为特定政治历史环境所给予和培养的激扬炽热、同时缺乏相当理性护持的理想主义迅速并彻底地归于幻灭，而社会转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等级秩序的拆解与重新结构则导致了无法回避的实际生存利益威胁，在遭遇政治性与经济性的双重失落与创痛的过程里，社会地位与角色的迅速边缘化，自我沦陷在社会文化边缘，成为必须直面的残酷现实。
在《等待》等少数几篇简单依随主流风潮的创作中经历“失语”的尴尬之后，王朔最终在充盈着自我的作品和极富个人化的言说中，通过笔纸间浪子们散发着浓烈“末路英雄”气息的形象传达，使自身曾经深刻体验过的文化处境得到了最为生动的映现，而油滑的调侃也不能完全掩盖的一点严肃的文学意义也由此在“痞子”唱主角的故事里流露出来。
无论是《浮出海面》中的石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橡皮人》中的“我”，这一系列具有固定模式且雷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生活遭际及文化心理的人物群像正是王朔取之于自身生活经验而通过创作塑造的独特的“这一个”，而他们身上固定的相似点同样明显地呈现出这样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化特征：曾经的红色贵族，“文革”的精神之子同时又是新时代社会转型期失落于文化边缘的末路英雄。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难从小说人物的年龄、身份和经历上体会到其与作者本人切近的地方。王朔所熟悉和热衷于表达的这个人群从一开始就从小说简单的交待里显示出他们并非毫无来历：成长于军队大院，住着部队里的房子，甚至有着“腰板笔直的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的老头子。”作为父亲(比如于观)，这一切足以使我们猜测到他们的身份背景——出生于60年代前后的京城军官子弟。由于建国初期乃至“文革”中部队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这些军官子弟得以作为特殊时期中的“红色贵族”居于社会上层而傲视平民，其优越的社会地位与其享受的特权优待不言而喻。在“文革岁月中”他们度过了特殊时代所赋予的空虚但自在放纵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优越感、无羁感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是“文革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赠礼”——“我的心态、作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此外，“文革”中社会的失范虽意味着动乱与不安，但却使这群军官子弟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无羁感，他们得以逃离学校教育的规范，挣脱家庭的束缚，冲破禁锢身心自由的樊篱，浪迹街头，痛快淋漓地宣泄生命的冲动与原欲，挥洒青春的兴奋，享受肆无忌惮的自由放纵之乐。同时混迹街头、拒斥了责任与担当的不乏“破坏性”的放浪生活又使他们不自觉地接近了社会底层，并从中吸取经验发展为日后对抗社会的主要精神方式。
作为身受“文革”影响的作家，从小说及个人言谈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朔及其笔下有共通性的军干子弟都曾被“文革”岁月镌刻下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那个红色年代里，构建政治神话与政治乌托邦的充满“宏大叙事”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滋生并赋予他们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精神质素与心理基因，此种理想主义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扬的青春神话与青春幻梦中最大最美的一部分，就如王朔自己所说：“对我产生的影响的，都是政治的东西。”军官子 弟身份使他们对这种影响的接受与内化甚至较普通人更为强烈。无论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使他们的人生在甫出世就已被完美规定。他们曾被小心翼翼地保护在乌托邦的幻象之中而无可避免地激情四溢：“从小我最大的欲望是解放全人类。这不是瞎说，我被灌输的这一套东西……我一直对人类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将通过人民解放军完成，我们早晚要在某一时刻同帝国主义进行一次总决战，这一仗要让红旗插遍全世界。”优越感与乌托邦理想主义还共同造就了从小即根植于心中的英雄梦与英雄意识：“最大的幻想是中苏开战，我坚信，另一个世界大战开始我军的铁拳一定会将美苏两国战争机器打得粉碎，一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就此诞生了，那就是我!”这份英雄意识是如此强烈，即使在英雄梦的实现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环境成为泡影之后，仍然顽强地潜隐于他们心灵深处，并时时浮现于意识表层，使他们成长为“顽主”依旧不能忍受与认同庸常的生活现实而甘于平凡，而是怀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但是，“文革”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将他们抛入了不得不承受转型阵痛的文化处境之中。此时他们承受的不只是理想失落的精神苦闷与绝望，更重要的是面对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拆解与重新结构所带来的实际生存利益的威胁。社会的根本性变化——等级秩序取代瓦解着的政治等级秩序日益崛起，知识精英作为话语权力的重要支撑者开始以“启蒙者”姿态高擎新的理想主义大旗，他们所熟悉的“文革”精神已然凝定成残存的话语记忆。冷酷的事实是，现在这些胸怀强烈出人头地愿望的人们要想生活得更好则必须进人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无所依恃地重新寻找自身的位置，从头开始。一个世界破灭了，而新世界又如此难以进入，这些怀着英雄意识而成长的军于子弟们在政治与经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失落中，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夹缝中，沦落于文化边缘。时过境迁，他们想成为军中英雄已是昨日笑谈，担当今日之文化英雄或财富英雄对于这些浪迹街头的浪子而言更有着遥远的距离，“末路英雄”是他们文化处境形象而真实的写照。当人文精英一次次在文本中塑造知识英雄、文化英雄、改革英雄，建构以社会精英人物为中心的社会乌托邦的文化努力时，非英雄、反乌托邦的文化态度取代曾经的乌托邦冲动成为失落政治理想主义与英雄梦的“末路英雄”文化选择，当他们把破坏转向文化秩序时便产生王朔这样一位在文化领域的代言人。
二、认同的焦虑与荒诞的生存
“上帝死了，我们还活着”。但是由边缘化而导致的“大处茫然”境，从小深植于心的英雄梦与辉煌已逝，遭拒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所形成的强烈的心理冲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深刻感受到的来自日常生活、尚未完全开禁的政治意识形态禁忌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处于“蜜月期”成某种一致的精英文化权威系统的多重文化压抑，凡此种种却共同造成了“末路英雄”前所未有的认同焦虑与危机。如果说，认同是“对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受”的话，那么此时，“末路英雄”行认同的现实基础已遭遇危机，因为早已为个人确信的既定的生活方向性与连续性已为变革性的社会转型所打乱，而这个转型不仅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更是现代性的。现在，在这个由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变迁里，自我与新的社会现实的关系，即自我的社会身份，“已经脱离了曾经充满着自己是谁和自己怎样生活的知识的旧的环境、社区与期望”，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已不可能再保障“末路英雄”份与地位。曾经以“英雄”、“不凡”、“成功者”、“较高社会阶层”自期的个人未来与生活规划不再有现实的依据和保障性的社会支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下足够可靠的自我实现方式此时也被取消其有效性。
不只实际的生存，此外，尤其在这个个体面临急剧社会转型的时代，个体对既往权威系统的全心依赖与信任也在另一方面构成个体自我认同艰辛紧张的前源。在新的价值尺度和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现代性伴随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凸现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此前的政治理想主义、政治乌托邦幻想等已在新质的话语实践的冲击中丧失了合法性，与之相依随的旧有的自我认同由此失去维系。个体就这样辗转于新旧社会系统、思想体系、文化语境的更迭中而难以保持相应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且无法充分发展和维系立足旧有基础之上的自我信任的热情，基于“对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之主观感受”同从而受到扰乱，现实与曾经的理想权威所许诺的完美之间的巨大反差不可避免地带来深深的失望。体验转型阵痛的“末路英雄”或“边缘人”就此不由自主地陷入“很彷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的窘境中，自我认同不免显现迷茫不定的状态，焦虑感油然而生。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达到自我实现，使“你不是一个俗人”期许与认同得到现实的确证与强有力的维系，由此构成了“末路英雄”的焦虑情结并深深郁结于心，一直折磨着王朔及其笔下的人物。
既然以往社会系统中自我实现的方式已宣告无效，那么，现在只有通过建立个人和转型中的社会之间新的交往来实现自己，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自己的个人航向，泛舟于现代社会风险与希望之间。政治幻境的辉煌已然破灭，知识精英以“启蒙”姿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共同树立的话语权威又耸然于前，现在只有面对日益崛起并不断凸显重要性的新经济秩序，努力跻身于其中以获得成功才能使“末路英雄”“不是一个俗人”的优越感与自我认同最终得以实现。然而，对于大多数“末路英雄”而言，却很难有此幸运，他们在自我实现的挣扎中遭遇到的阻碍是；金钱可以转化为资本，但他们并未能从一开始便找到积聚财富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即使投机和冒险也没能使他们迅速得到“芝麻开门”的咒语，从而开启财富和成功的宝库之门；权力同样可以转化为资本，不过曾经享有的特权已不复存在。其实，在找到“写作”成功的金钥匙前，王朔本人也经历着与笔下人物同构性的生活挣扎与窘迫：“我经商完全失败了，有段时间我们很拮据。”C3124事实上，在此时彰显现代性的社会场景中，名利的寻求充满了艰辛与紧张，于大多数人而言并非易于得到，“末路英雄”们无法不感受到自我的无力。他们继续在城市流浪，继续顽固地认定“我和别人不一样”，怀着跻身于经济秩序的功利目的，将全部的失意和愤懑转向对传统与社会的破坏，而当把这种破坏引向文化范畴的时候却产生了王朔本人未曾始料的意义，无意间传达出商业性的精神背景下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文化态度。
尽管“末路英雄”以“顽主”态怀着商品社会的狂想在现代都市中游荡奔突，于边缘处尽力凸显自己的存在。但是认同的焦虑情结却清楚地表明他们仍然没能与新的世界发生积极有效的关系，从而获得自身的社会归属并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同。于是“当作为个体的人感到自己无力去获取某种价值时，很容易走向认同否定和诋毁价值本身……这样一来，价值关怀就转为价值盲从与价值虚元”。这样，嘲弄、怀疑与迷茫压倒虔 诚、坚定与理想，甚至是以否定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性格特性，并从文本中传达出作家本人的文化态度。戴锦华曾指出：“王朔一族尽管为充满了伟大叙事的80年代所不齿，但却是有效地传递了现代性话语的一群”。虽然其中的要点在于“是他们，而不是神圣的思想者与改革者们无保留地拥抱着现代化，拥抱着拜金主义的与个人主义的时代”。然而，正是基于他们作为了充分拥抱现代化与负载现代性都市文明的一群，因此，这种现代性话语的传达也在另一方面对具有现代性的荒诞的生存体验有所表现。就如彼德·伯格指出的“受现代化影响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意义及社会规范产生怀疑及不确定的感觉，感到自己无根，没有归宿。简单地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一群漂泊的个人”。在“末路英雄”认同的焦虑经历迷失与挣扎的过程中，荒诞性的生存也浮现出来。
经历了既有价值体系的失落与理想主义精神退潮之后，他们对乌托邦的向往与冲动彻底转变为对自身生存现实的看重、追求，对信仰顶礼膜拜的热情化为乌有。面对无情的现实，他们从各自的生活经验中体验到生存的困惑，痛苦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上，过着一种没有意义、没有出路的荒诞人生。他们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早已失落了“家园”。人在这里已变成了孤独无靠和空无所有的存在，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和荒诞感油然而生。这种对人生的无意义、生存的荒诞感体悟从《顽主》中于观、杨重论及人生的两段“人生宣言”可窥见一斑：“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待地老天荒。”“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是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拼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既然在世上生无可求，而人生的忙碌与挣扎又只是错位地为了“听别人叫好”，那么人生的虚无与荒诞就恰如《麦克白》中那句著名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王朔对人物的无归宿感和事件的偶然性的倾向性表现及着力渲染，使生存的荒诞意味充分显现，令人感到现实生活场景每时每刻都在闪烁着冷漠的荒诞之光。
《玩的就是心跳》根本就是一个人深陷其中的巨大且荒诞的生活梦境。漫长的梦境贯穿全书，生活得同样没有归宿感的方言偶然地卷入一场谋杀案当中，于是他开始寻找。但荒诞的是，正是对谋杀案的探查，正是由于能成为一名谋杀者会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人，从而赋予了其生活以某种意义。方言的生活在他寻找过去时是有意义的，但他的寻找却又证明他生活的无意义的本质。更大的荒诞性存在于寻找的结果里：这场心血来潮偶然设计的谋杀案所表喻的生活梦境揭示出一切生活都成为一种游戏。与此同时，王朔还以自身曾接近社会底层，沉浮于商海，徘徊在边缘的生活经历所积累的对于经济性高举，现代性扩张的社会环境的丰富体验和敏锐感悟，还将“末路英雄”性生存感受中不乏现实针砭意义的一面提示出来——即人的异化与“非人”。《橡皮人》里坑蒙拐骗无所顾忌的“我”终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抑，怀着惊恐与忧郁，笼罩在“非人”荒诞的生存感受里。
三、精神后撤与自我守护
“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我”的焦虑决定了“末路英雄”对边缘性的文化困境作出文化反应。王朔一面努力以写作改善“边缘”实际生活处境，将其当作“敲门砖”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面，作为一个凸现商业性亦兼有文学性的作家在必然要面对与解决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时，由于文学文本作为话语行为也为创作个体提供了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用王朔自己的说法是：“我需要自己进行一番改进治疗，你可以把这当作我的文学动机。”因而他也得以通过那些充盈自我形象的作品从精神态度与文化心理上清晰地传达出自身面对外部世界的方式或者说生存策略。
王朔常自文本创作中透射出强烈的浪漫性，但这不只是小说的调味品，只具有面对市场和受众的现实意义，某种程度上，还在王朔那里承担了更为严肃的责任，体现出面对个体文化心理的意义。如果说，秉持乌托邦焦虑的文化英雄以“融入野地”、“哲合忍耶”或迷人的乡村作为面对商潮物流进行最后坚守与抵抗的精神砥柱的话，那么怀着认同的焦虑情结，徘徊奔突在文化边缘又未得出路，无根地浪迹于浮华的都市文明中的“末路英雄”需要寻找一个精神的支点以护持自我，维持外表强大实则内里赢弱的自我那脆弱的保护外壳。乌托邦冲动的消歇与绝望，对世俗的认同，决定了他们既不可能有足够的心智诉诸精神世界里形上的道德律，又不可能驯服地向外在的社会法则求取支撑，而寻求更切实的慰藉成为更恰当的选择。于是，在选择爱情为精神流浪者的精神支点之间，在将革命历史记忆置换为青春的个人想象之间他们以强烈的浪漫性实现保护性自我满足，纯情成为自我的守护方式。
爱情在这里不单作为吸引少男少女的情节性因素而别有深意。在王朔以调侃者与反讽者的精神优势凸现强大破坏性消解性时，爱情却恰恰成为了以纯情进行自我守护的方式中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南帆先生的看法是：“当然，王朔也该守护住什么。反讽是一种否定，一种攻讦。但是，任何否定和攻讦必须有一个肯定的——哪怕是隐蔽的——前提。王朔用什么承担反讽而产生的后坐力呢?这回他没有别出心裁——王朔同样选择了爱情。”爱情作为王朔认同的肯定性存在承受了否定与攻讦带来的后坐力，并在两个层面上显现出这种承受性所达到的自我守护的意义。其一，尽管当“末路英雄”取“顽主”态在无所顾忌的嘲弄与讽谑时显得优越而强大，但在嘲弄表现出的坚强背后无法抹煞一种更为深刻的软弱，旧的价值取向在他们心目中已被否定，新的理想和追求还未能建立起来，否定与嘲弄的痛快淋漓之感背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与价值虚无、消解一切必然相维系的无所依傍的孤独和无所执着的空虚。但是“言情是归乡”，爱情却可以提供安妥自我与归乡的途径。因为，在王朔那里，“感情，或者说爱情这玩意儿，是人类的避风港”这是人们相互依赖、相依为命的天性的最好说明，特别是小人物，这是不可缺少的。”王朔笔下的爱情也就成为了填补“边缘人”依傍的孤独与空虚的最后一点可靠的依凭和精神破碎的补偿。
另一方面，当边缘浪子们以否定外部世界的态度从反面获取精神优势时，他们却恰恰得以通过与女性相爱而正面获得自我肯定，肯定自己的价值甚至流露出某种自恋的情绪。无论是《空中小姐》中的“我”——阿梅，《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与吴迪，还是《浮出水面》中的“我”晶，王朔娴熟地以痞子佳人或浪子佳人的爱情模式上翻转了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情爱模式，但并不舍弃传统情爱模式里内蕴的固有文化意义。尽管痞子置换了才子和英雄，然而当代清纯少女与古代佳人如出一辙地在爱情模式中以陪 衬姿态对“痞子”和“浪子”倾心相爱，丝毫不计较财势学识，出身来历，仅仅出于被吸引，她们甚至比浪子们表现得更为执着。当浪子们徘徊于边缘还未能与社会建立有效的关系，保持同一性而获得认同时，纯情少女们却以爱情这种最浪漫的方式使他们得到了来源于外部的肯定与认同。爱情在这里意味深长，它是美丽的邂逅，多情的相恋，更作为边缘浪子肯定自我并树立正面的精神优势，达致自我守护的立足点而存在。
王朔说：“我作品中的人物却是精神流浪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总有一个时刻是真的。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时候更值得真实起来，你说在事业上真实?在理想上真实?这简直有点不知所云。这是本能的选择。”这段表白无疑是对前面我们分析的最好注释，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更深入理解的依凭。我们有理由认为，王朔之言情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在爱情模式的选择上采用“痞子”与纯情少女相恋的人物关系设置对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模式予以变形，更从客观上以此翻转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题。且不论乔光朴式的改革精英，章永磷式的知识分子在与女性相恋中的道德优势或才智优势，现在不得不面对痞子占据情感优势的爱情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讽刺。更因为，在让浪子流露真实的时刻，王朔宁愿选择爱情，也决不挑中事业或理想。这些为启蒙式的宏大叙事所推崇的更能显示人的本质与意义的事物，在王朔眼中却不比爱情“更值得真实起来”，它们空洞而虚伪，“不知所为”。相反，只有爱情才是“本能的选择”，本真的依归。于是，浪子的爱情再一次从隐蔽的对启蒙话语宏大主题的消解颠覆中传达出以反虚伪的“真人”自我肯定以及护持自我的精神优势来。
最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爱情既是“灵魂的归乡”，更是现实意义上悖逆的底线。在“末路英雄”们拒绝了社会的正常生活方式，转向愤懑与破坏之后，他们和正常社会秩序的联系，往往是通过爱情，通过与女性相爱既肯定自己的价值又保持与社会和人们永不决裂的关系。尽管他们不乏混乱的性关系，但是，对于纯情少女仍然会被深深地吸引与打动。不自禁地从厚厚的心灵壁垒中流露出一点未泯的真情真意。纯情的爱，既是通俗文学里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又包含了王朔自己的主观情绪在其中。他没有使他的人物成为只知有性不知有情的淫虐狂或彻底的冷血动物，而总是为他们保留了最后的回旋余地和情感的栖息之所，并以此作为向社会或大众获取宽恕的可能途径。与此同时，来路已断、前途不明的歧路徘徊也使“末路英雄”仿佛经历了沧桑岁月的老人那样，急切地需要展开回忆，不过这种流露着诗性浪漫的“残酷青春物语”式的回忆并不只是“追忆似水年华”般的仅仅指涉过去，它还是面对当下实现保护性自我满足的生存姿态之一。回忆使他们遭受的现实文化压抑在青春岁月的无羁和放纵于脑海的重演中得到替代性的发泄与释放，回忆也使自我因进入新社会现实的受阻而产生的焦虑、疑惧于回味昔日“红色贵族”越与不凡中获得补偿性的精神抚慰。
无论如何，以纯情的浪漫进行的自我守护仍是无力的，它并不能成为最终的救赎性力量。也不可能赢得世界、彻底抚平认同的焦虑。冲决现实而不得，救赎自身又无力地失落了乌托邦之后的“末路英雄”是选择精神后撤作为面对外部世界的生存策略，以“我侃故我在”的喜剧姿态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化为可以承受之轻，用自我放逐到荒原的方式放弃焦虑，于亵渎与逍遥、自嘲与自虐中在另一维度上达到否定性自我认同。
当个体基于社会历史变迁与自身文化处境而不得不面对与感受自我把握世界的无能为力，体会生活的沉重与痛苦时，王朔的选择不是朝着“应该”或“必然”之境前行，不是以精神的超越性与世界搏斗、担负生活的沉重。相反，他选择喜剧人物的精神状态或日“喜剧状态”对一切，轻巧地从生活的苦痛与重压下一滑而过而绝不背负。放弃超越的努力，取消生活的目的，承认世界的无意义，摒除对意义的追寻，让人物在随生活而放逐自我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强者。调侃成为这种喜剧姿态最为典型而集中的外化方式。王朔式的调侃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出特殊的意义：其一是不仅无所顾忌地调侃一切，而且还无所依托地调侃一切，他的调侃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把本身也当作笑料加以嘲弄。于是调侃既显示为对神圣、权威、崇高、价值、意义等关键词的亵渎，同时还带来了与此亵渎相联的无所承担的颓废的逍遥。其二是他的调侃不但针对他人，也朝向自己，调侃自我，由于“主体的美学理想以一种不在场的彻底性而沉沦”，所以这既是自嘲，又是表现为自轻自贱的“自虐”。“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这种自我调侃最露骨最鲜明的箴言，传达出小人物以先打倒自己的方式而立于精神上不败之地的生存策略。亵渎与逍遥，自嘲与自虐中所蕴含的这种“一切都无所谓”的文化心态深刻地反映出王朔及其笔下的年青顽主在无法与社会建立正常有效的联系与同一性、确认自我身份后在另一维度上达到“否定自我认同”，个体在青春期阶段经常发生的认同错谬——以故意引人注目的边缘化的语言行为方式以此获得“我不是正经人”定性的自我身份，从反面达致自我确证与认同。
王朔及其人物所采取的精神后撤，除了以“我侃故我在”的喜剧姿态进行的消解，将自我放逐到荒原的虚无外，更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乌托邦的文化态度。在王朔的商业性写作中失落乌托邦的悲凉被一种执着的肯定的情绪所代替，即乌托邦的荒谬和无价值，他开始以类型化的调侃展开绝对的否定。乌托邦的帷幕由此悄然落下，真正成为“永失我爱”。而就在乌托邦冲动与理想主义的阳光消逝的地方，这个后乌托邦时代的写作者以他对商业性时代的全面拥抱，对文化工业的倾情参与，用文学制造形象的乌托邦，以世俗的有限的乌托邦取代整体的无限的乌托邦，在对大众文化的投入中实现自身的位移。
责任编辑 文格
关键词：社会转型；边缘化；认同；焦虑；文化反应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D01:10.3963/j.issn.1671—6477.2009.02.025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过渡性作家或文化商人，无论喧嚣与沉寂，是非与纷争，王朔的文化姿态始终依随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而彰显。因此，当我们考察作家自身曾面对的文化处境及由此在文学写作中作出的文化反应时，复杂而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心理就绝不仅仅只是作家自我实现的舞台上一抹远淡的疏影，而是凸显到前台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并为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文化反应提供了可能。正因为如此，首先作为一个作家的王朔其包括写作姿态在内的文化姿态是无法不与其曾深刻体验过的文化处境与生存感受紧密关联的，而文学文本作为话语行为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创作个体提供了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
一、神话的终结与末路英雄
事实上，当我们经由文本阅读触及作家自身的时候，在王朔笔下那些无职无业的不羁浪子游荡于城市的白天与黑夜，混迹于城市角落的都市故事里，我们直接遭遇到传统价值被无情驱逐，乌托邦的帷幕伴随着充满喧哗与骚动的都市叙述悄然而落，漫洄着悲情色彩的小说标题“永失我爱”不期然地成为了作家笔下娓娓落幕的乌托邦时代最切近的象征。
“文革”的结束彻底宣告了政治神话的终结，令人笃信不疑的政治乌托邦永远成为了“彼得·潘的永无乡”，尽管这一历史事实使知识精英们获得了从自我消弥于历史主体建构的文化困境中抽身而出，并怀着乌托邦冲动进行世俗超越和新的文化建构的现实空间与可能。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个政治神话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在文化废墟上的破灭，更意味着社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等级秩序的被拆解与重新结构并由此带来了王朔及其笔下“干部子弟”无法回避的实际生存利益的威胁，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失落中，他们真正成为了沦落在文化边缘的“末路英雄”。而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中乌托邦冲动的消歇与绝望也正是经由王朔的写作在这些深深地镌刻着作家自我印记的“末路英雄”身上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边缘化的文化处境造成了“末路英雄”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危机，在迷失与挣扎中荒诞的生存体验于文本中浮现。而“你不是一个俗人”的自我焦虑注定了“末路英雄”要面对边缘性的文化困境作出文化反应。
如果说，“文革”的终结、传统社会结构的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对人文精英而言意味着新的历史契机和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使他们得以类似“启蒙主义”的文化行为参与“社会主体构建”的话语实践，在与主流文化叙述的某种共识和同声中，在对社会主义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所赋予的优势的拥有中，自身即成为文化主流，甚至经由新的文化书写彰显出新时期文化英雄的姿态。那么这场社会变革及文化转型则并没有在转型伊始即赋予王朔及其笔下镌刻着他个人印记的主人公们同样的幸运与机遇，而恰恰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处境：政治神话的终结使青春期为特定政治历史环境所给予和培养的激扬炽热、同时缺乏相当理性护持的理想主义迅速并彻底地归于幻灭，而社会转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传统等级秩序的拆解与重新结构则导致了无法回避的实际生存利益威胁，在遭遇政治性与经济性的双重失落与创痛的过程里，社会地位与角色的迅速边缘化，自我沦陷在社会文化边缘，成为必须直面的残酷现实。
在《等待》等少数几篇简单依随主流风潮的创作中经历“失语”的尴尬之后，王朔最终在充盈着自我的作品和极富个人化的言说中，通过笔纸间浪子们散发着浓烈“末路英雄”气息的形象传达，使自身曾经深刻体验过的文化处境得到了最为生动的映现，而油滑的调侃也不能完全掩盖的一点严肃的文学意义也由此在“痞子”唱主角的故事里流露出来。
无论是《浮出海面》中的石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橡皮人》中的“我”，这一系列具有固定模式且雷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生活遭际及文化心理的人物群像正是王朔取之于自身生活经验而通过创作塑造的独特的“这一个”，而他们身上固定的相似点同样明显地呈现出这样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化特征：曾经的红色贵族，“文革”的精神之子同时又是新时代社会转型期失落于文化边缘的末路英雄。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难从小说人物的年龄、身份和经历上体会到其与作者本人切近的地方。王朔所熟悉和热衷于表达的这个人群从一开始就从小说简单的交待里显示出他们并非毫无来历：成长于军队大院，住着部队里的房子，甚至有着“腰板笔直的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的老头子。”作为父亲(比如于观)，这一切足以使我们猜测到他们的身份背景——出生于60年代前后的京城军官子弟。由于建国初期乃至“文革”中部队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这些军官子弟得以作为特殊时期中的“红色贵族”居于社会上层而傲视平民，其优越的社会地位与其享受的特权优待不言而喻。在“文革岁月中”他们度过了特殊时代所赋予的空虚但自在放纵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优越感、无羁感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是“文革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赠礼”——“我的心态、作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此外，“文革”中社会的失范虽意味着动乱与不安，但却使这群军官子弟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无羁感，他们得以逃离学校教育的规范，挣脱家庭的束缚，冲破禁锢身心自由的樊篱，浪迹街头，痛快淋漓地宣泄生命的冲动与原欲，挥洒青春的兴奋，享受肆无忌惮的自由放纵之乐。同时混迹街头、拒斥了责任与担当的不乏“破坏性”的放浪生活又使他们不自觉地接近了社会底层，并从中吸取经验发展为日后对抗社会的主要精神方式。
作为身受“文革”影响的作家，从小说及个人言谈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朔及其笔下有共通性的军干子弟都曾被“文革”岁月镌刻下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那个红色年代里，构建政治神话与政治乌托邦的充满“宏大叙事”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滋生并赋予他们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精神质素与心理基因，此种理想主义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日子”扬的青春神话与青春幻梦中最大最美的一部分，就如王朔自己所说：“对我产生的影响的，都是政治的东西。”军官子 弟身份使他们对这种影响的接受与内化甚至较普通人更为强烈。无论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使他们的人生在甫出世就已被完美规定。他们曾被小心翼翼地保护在乌托邦的幻象之中而无可避免地激情四溢：“从小我最大的欲望是解放全人类。这不是瞎说，我被灌输的这一套东西……我一直对人类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将通过人民解放军完成，我们早晚要在某一时刻同帝国主义进行一次总决战，这一仗要让红旗插遍全世界。”优越感与乌托邦理想主义还共同造就了从小即根植于心中的英雄梦与英雄意识：“最大的幻想是中苏开战，我坚信，另一个世界大战开始我军的铁拳一定会将美苏两国战争机器打得粉碎，一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就此诞生了，那就是我!”这份英雄意识是如此强烈，即使在英雄梦的实现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环境成为泡影之后，仍然顽强地潜隐于他们心灵深处，并时时浮现于意识表层，使他们成长为“顽主”依旧不能忍受与认同庸常的生活现实而甘于平凡，而是怀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但是，“文革”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将他们抛入了不得不承受转型阵痛的文化处境之中。此时他们承受的不只是理想失落的精神苦闷与绝望，更重要的是面对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拆解与重新结构所带来的实际生存利益的威胁。社会的根本性变化——等级秩序取代瓦解着的政治等级秩序日益崛起，知识精英作为话语权力的重要支撑者开始以“启蒙者”姿态高擎新的理想主义大旗，他们所熟悉的“文革”精神已然凝定成残存的话语记忆。冷酷的事实是，现在这些胸怀强烈出人头地愿望的人们要想生活得更好则必须进人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无所依恃地重新寻找自身的位置，从头开始。一个世界破灭了，而新世界又如此难以进入，这些怀着英雄意识而成长的军于子弟们在政治与经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失落中，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夹缝中，沦落于文化边缘。时过境迁，他们想成为军中英雄已是昨日笑谈，担当今日之文化英雄或财富英雄对于这些浪迹街头的浪子而言更有着遥远的距离，“末路英雄”是他们文化处境形象而真实的写照。当人文精英一次次在文本中塑造知识英雄、文化英雄、改革英雄，建构以社会精英人物为中心的社会乌托邦的文化努力时，非英雄、反乌托邦的文化态度取代曾经的乌托邦冲动成为失落政治理想主义与英雄梦的“末路英雄”文化选择，当他们把破坏转向文化秩序时便产生王朔这样一位在文化领域的代言人。
二、认同的焦虑与荒诞的生存
“上帝死了，我们还活着”。但是由边缘化而导致的“大处茫然”境，从小深植于心的英雄梦与辉煌已逝，遭拒于新的社会经济现实所形成的强烈的心理冲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深刻感受到的来自日常生活、尚未完全开禁的政治意识形态禁忌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处于“蜜月期”成某种一致的精英文化权威系统的多重文化压抑，凡此种种却共同造成了“末路英雄”前所未有的认同焦虑与危机。如果说，认同是“对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受”的话，那么此时，“末路英雄”行认同的现实基础已遭遇危机，因为早已为个人确信的既定的生活方向性与连续性已为变革性的社会转型所打乱，而这个转型不仅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更是现代性的。现在，在这个由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变迁里，自我与新的社会现实的关系，即自我的社会身份，“已经脱离了曾经充满着自己是谁和自己怎样生活的知识的旧的环境、社区与期望”，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已不可能再保障“末路英雄”份与地位。曾经以“英雄”、“不凡”、“成功者”、“较高社会阶层”自期的个人未来与生活规划不再有现实的依据和保障性的社会支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下足够可靠的自我实现方式此时也被取消其有效性。
不只实际的生存，此外，尤其在这个个体面临急剧社会转型的时代，个体对既往权威系统的全心依赖与信任也在另一方面构成个体自我认同艰辛紧张的前源。在新的价值尺度和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现代性伴随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凸现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此前的政治理想主义、政治乌托邦幻想等已在新质的话语实践的冲击中丧失了合法性，与之相依随的旧有的自我认同由此失去维系。个体就这样辗转于新旧社会系统、思想体系、文化语境的更迭中而难以保持相应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且无法充分发展和维系立足旧有基础之上的自我信任的热情，基于“对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之主观感受”同从而受到扰乱，现实与曾经的理想权威所许诺的完美之间的巨大反差不可避免地带来深深的失望。体验转型阵痛的“末路英雄”或“边缘人”就此不由自主地陷入“很彷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的窘境中，自我认同不免显现迷茫不定的状态，焦虑感油然而生。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达到自我实现，使“你不是一个俗人”期许与认同得到现实的确证与强有力的维系，由此构成了“末路英雄”的焦虑情结并深深郁结于心，一直折磨着王朔及其笔下的人物。
既然以往社会系统中自我实现的方式已宣告无效，那么，现在只有通过建立个人和转型中的社会之间新的交往来实现自己，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自己的个人航向，泛舟于现代社会风险与希望之间。政治幻境的辉煌已然破灭，知识精英以“启蒙”姿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共同树立的话语权威又耸然于前，现在只有面对日益崛起并不断凸显重要性的新经济秩序，努力跻身于其中以获得成功才能使“末路英雄”“不是一个俗人”的优越感与自我认同最终得以实现。然而，对于大多数“末路英雄”而言，却很难有此幸运，他们在自我实现的挣扎中遭遇到的阻碍是；金钱可以转化为资本，但他们并未能从一开始便找到积聚财富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即使投机和冒险也没能使他们迅速得到“芝麻开门”的咒语，从而开启财富和成功的宝库之门；权力同样可以转化为资本，不过曾经享有的特权已不复存在。其实，在找到“写作”成功的金钥匙前，王朔本人也经历着与笔下人物同构性的生活挣扎与窘迫：“我经商完全失败了，有段时间我们很拮据。”C3124事实上，在此时彰显现代性的社会场景中，名利的寻求充满了艰辛与紧张，于大多数人而言并非易于得到，“末路英雄”们无法不感受到自我的无力。他们继续在城市流浪，继续顽固地认定“我和别人不一样”，怀着跻身于经济秩序的功利目的，将全部的失意和愤懑转向对传统与社会的破坏，而当把这种破坏引向文化范畴的时候却产生了王朔本人未曾始料的意义，无意间传达出商业性的精神背景下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文化态度。
尽管“末路英雄”以“顽主”态怀着商品社会的狂想在现代都市中游荡奔突，于边缘处尽力凸显自己的存在。但是认同的焦虑情结却清楚地表明他们仍然没能与新的世界发生积极有效的关系，从而获得自身的社会归属并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同。于是“当作为个体的人感到自己无力去获取某种价值时，很容易走向认同否定和诋毁价值本身……这样一来，价值关怀就转为价值盲从与价值虚元”。这样，嘲弄、怀疑与迷茫压倒虔 诚、坚定与理想，甚至是以否定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性格特性，并从文本中传达出作家本人的文化态度。戴锦华曾指出：“王朔一族尽管为充满了伟大叙事的80年代所不齿，但却是有效地传递了现代性话语的一群”。虽然其中的要点在于“是他们，而不是神圣的思想者与改革者们无保留地拥抱着现代化，拥抱着拜金主义的与个人主义的时代”。然而，正是基于他们作为了充分拥抱现代化与负载现代性都市文明的一群，因此，这种现代性话语的传达也在另一方面对具有现代性的荒诞的生存体验有所表现。就如彼德·伯格指出的“受现代化影响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意义及社会规范产生怀疑及不确定的感觉，感到自己无根，没有归宿。简单地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一群漂泊的个人”。在“末路英雄”认同的焦虑经历迷失与挣扎的过程中，荒诞性的生存也浮现出来。
经历了既有价值体系的失落与理想主义精神退潮之后，他们对乌托邦的向往与冲动彻底转变为对自身生存现实的看重、追求，对信仰顶礼膜拜的热情化为乌有。面对无情的现实，他们从各自的生活经验中体验到生存的困惑，痛苦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上，过着一种没有意义、没有出路的荒诞人生。他们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早已失落了“家园”。人在这里已变成了孤独无靠和空无所有的存在，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和荒诞感油然而生。这种对人生的无意义、生存的荒诞感体悟从《顽主》中于观、杨重论及人生的两段“人生宣言”可窥见一斑：“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待地老天荒。”“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是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拼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既然在世上生无可求，而人生的忙碌与挣扎又只是错位地为了“听别人叫好”，那么人生的虚无与荒诞就恰如《麦克白》中那句著名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王朔对人物的无归宿感和事件的偶然性的倾向性表现及着力渲染，使生存的荒诞意味充分显现，令人感到现实生活场景每时每刻都在闪烁着冷漠的荒诞之光。
《玩的就是心跳》根本就是一个人深陷其中的巨大且荒诞的生活梦境。漫长的梦境贯穿全书，生活得同样没有归宿感的方言偶然地卷入一场谋杀案当中，于是他开始寻找。但荒诞的是，正是对谋杀案的探查，正是由于能成为一名谋杀者会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人，从而赋予了其生活以某种意义。方言的生活在他寻找过去时是有意义的，但他的寻找却又证明他生活的无意义的本质。更大的荒诞性存在于寻找的结果里：这场心血来潮偶然设计的谋杀案所表喻的生活梦境揭示出一切生活都成为一种游戏。与此同时，王朔还以自身曾接近社会底层，沉浮于商海，徘徊在边缘的生活经历所积累的对于经济性高举，现代性扩张的社会环境的丰富体验和敏锐感悟，还将“末路英雄”性生存感受中不乏现实针砭意义的一面提示出来——即人的异化与“非人”。《橡皮人》里坑蒙拐骗无所顾忌的“我”终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抑，怀着惊恐与忧郁，笼罩在“非人”荒诞的生存感受里。
三、精神后撤与自我守护
“你不是一个俗人”中“我”的焦虑决定了“末路英雄”对边缘性的文化困境作出文化反应。王朔一面努力以写作改善“边缘”实际生活处境，将其当作“敲门砖”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面，作为一个凸现商业性亦兼有文学性的作家在必然要面对与解决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这一根本问题时，由于文学文本作为话语行为也为创作个体提供了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用王朔自己的说法是：“我需要自己进行一番改进治疗，你可以把这当作我的文学动机。”因而他也得以通过那些充盈自我形象的作品从精神态度与文化心理上清晰地传达出自身面对外部世界的方式或者说生存策略。
王朔常自文本创作中透射出强烈的浪漫性，但这不只是小说的调味品，只具有面对市场和受众的现实意义，某种程度上，还在王朔那里承担了更为严肃的责任，体现出面对个体文化心理的意义。如果说，秉持乌托邦焦虑的文化英雄以“融入野地”、“哲合忍耶”或迷人的乡村作为面对商潮物流进行最后坚守与抵抗的精神砥柱的话，那么怀着认同的焦虑情结，徘徊奔突在文化边缘又未得出路，无根地浪迹于浮华的都市文明中的“末路英雄”需要寻找一个精神的支点以护持自我，维持外表强大实则内里赢弱的自我那脆弱的保护外壳。乌托邦冲动的消歇与绝望，对世俗的认同，决定了他们既不可能有足够的心智诉诸精神世界里形上的道德律，又不可能驯服地向外在的社会法则求取支撑，而寻求更切实的慰藉成为更恰当的选择。于是，在选择爱情为精神流浪者的精神支点之间，在将革命历史记忆置换为青春的个人想象之间他们以强烈的浪漫性实现保护性自我满足，纯情成为自我的守护方式。
爱情在这里不单作为吸引少男少女的情节性因素而别有深意。在王朔以调侃者与反讽者的精神优势凸现强大破坏性消解性时，爱情却恰恰成为了以纯情进行自我守护的方式中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南帆先生的看法是：“当然，王朔也该守护住什么。反讽是一种否定，一种攻讦。但是，任何否定和攻讦必须有一个肯定的——哪怕是隐蔽的——前提。王朔用什么承担反讽而产生的后坐力呢?这回他没有别出心裁——王朔同样选择了爱情。”爱情作为王朔认同的肯定性存在承受了否定与攻讦带来的后坐力，并在两个层面上显现出这种承受性所达到的自我守护的意义。其一，尽管当“末路英雄”取“顽主”态在无所顾忌的嘲弄与讽谑时显得优越而强大，但在嘲弄表现出的坚强背后无法抹煞一种更为深刻的软弱，旧的价值取向在他们心目中已被否定，新的理想和追求还未能建立起来，否定与嘲弄的痛快淋漓之感背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与价值虚无、消解一切必然相维系的无所依傍的孤独和无所执着的空虚。但是“言情是归乡”，爱情却可以提供安妥自我与归乡的途径。因为，在王朔那里，“感情，或者说爱情这玩意儿，是人类的避风港”这是人们相互依赖、相依为命的天性的最好说明，特别是小人物，这是不可缺少的。”王朔笔下的爱情也就成为了填补“边缘人”依傍的孤独与空虚的最后一点可靠的依凭和精神破碎的补偿。
另一方面，当边缘浪子们以否定外部世界的态度从反面获取精神优势时，他们却恰恰得以通过与女性相爱而正面获得自我肯定，肯定自己的价值甚至流露出某种自恋的情绪。无论是《空中小姐》中的“我”——阿梅，《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与吴迪，还是《浮出水面》中的“我”晶，王朔娴熟地以痞子佳人或浪子佳人的爱情模式上翻转了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情爱模式，但并不舍弃传统情爱模式里内蕴的固有文化意义。尽管痞子置换了才子和英雄，然而当代清纯少女与古代佳人如出一辙地在爱情模式中以陪 衬姿态对“痞子”和“浪子”倾心相爱，丝毫不计较财势学识，出身来历，仅仅出于被吸引，她们甚至比浪子们表现得更为执着。当浪子们徘徊于边缘还未能与社会建立有效的关系，保持同一性而获得认同时，纯情少女们却以爱情这种最浪漫的方式使他们得到了来源于外部的肯定与认同。爱情在这里意味深长，它是美丽的邂逅，多情的相恋，更作为边缘浪子肯定自我并树立正面的精神优势，达致自我守护的立足点而存在。
王朔说：“我作品中的人物却是精神流浪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总有一个时刻是真的。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时候更值得真实起来，你说在事业上真实?在理想上真实?这简直有点不知所云。这是本能的选择。”这段表白无疑是对前面我们分析的最好注释，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更深入理解的依凭。我们有理由认为，王朔之言情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在爱情模式的选择上采用“痞子”与纯情少女相恋的人物关系设置对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模式予以变形，更从客观上以此翻转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主题。且不论乔光朴式的改革精英，章永磷式的知识分子在与女性相恋中的道德优势或才智优势，现在不得不面对痞子占据情感优势的爱情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讽刺。更因为，在让浪子流露真实的时刻，王朔宁愿选择爱情，也决不挑中事业或理想。这些为启蒙式的宏大叙事所推崇的更能显示人的本质与意义的事物，在王朔眼中却不比爱情“更值得真实起来”，它们空洞而虚伪，“不知所为”。相反，只有爱情才是“本能的选择”，本真的依归。于是，浪子的爱情再一次从隐蔽的对启蒙话语宏大主题的消解颠覆中传达出以反虚伪的“真人”自我肯定以及护持自我的精神优势来。
最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爱情既是“灵魂的归乡”，更是现实意义上悖逆的底线。在“末路英雄”们拒绝了社会的正常生活方式，转向愤懑与破坏之后，他们和正常社会秩序的联系，往往是通过爱情，通过与女性相爱既肯定自己的价值又保持与社会和人们永不决裂的关系。尽管他们不乏混乱的性关系，但是，对于纯情少女仍然会被深深地吸引与打动。不自禁地从厚厚的心灵壁垒中流露出一点未泯的真情真意。纯情的爱，既是通俗文学里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又包含了王朔自己的主观情绪在其中。他没有使他的人物成为只知有性不知有情的淫虐狂或彻底的冷血动物，而总是为他们保留了最后的回旋余地和情感的栖息之所，并以此作为向社会或大众获取宽恕的可能途径。与此同时，来路已断、前途不明的歧路徘徊也使“末路英雄”仿佛经历了沧桑岁月的老人那样，急切地需要展开回忆，不过这种流露着诗性浪漫的“残酷青春物语”式的回忆并不只是“追忆似水年华”般的仅仅指涉过去，它还是面对当下实现保护性自我满足的生存姿态之一。回忆使他们遭受的现实文化压抑在青春岁月的无羁和放纵于脑海的重演中得到替代性的发泄与释放，回忆也使自我因进入新社会现实的受阻而产生的焦虑、疑惧于回味昔日“红色贵族”越与不凡中获得补偿性的精神抚慰。
无论如何，以纯情的浪漫进行的自我守护仍是无力的，它并不能成为最终的救赎性力量。也不可能赢得世界、彻底抚平认同的焦虑。冲决现实而不得，救赎自身又无力地失落了乌托邦之后的“末路英雄”是选择精神后撤作为面对外部世界的生存策略，以“我侃故我在”的喜剧姿态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化为可以承受之轻，用自我放逐到荒原的方式放弃焦虑，于亵渎与逍遥、自嘲与自虐中在另一维度上达到否定性自我认同。
当个体基于社会历史变迁与自身文化处境而不得不面对与感受自我把握世界的无能为力，体会生活的沉重与痛苦时，王朔的选择不是朝着“应该”或“必然”之境前行，不是以精神的超越性与世界搏斗、担负生活的沉重。相反，他选择喜剧人物的精神状态或日“喜剧状态”对一切，轻巧地从生活的苦痛与重压下一滑而过而绝不背负。放弃超越的努力，取消生活的目的，承认世界的无意义，摒除对意义的追寻，让人物在随生活而放逐自我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强者。调侃成为这种喜剧姿态最为典型而集中的外化方式。王朔式的调侃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出特殊的意义：其一是不仅无所顾忌地调侃一切，而且还无所依托地调侃一切，他的调侃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把本身也当作笑料加以嘲弄。于是调侃既显示为对神圣、权威、崇高、价值、意义等关键词的亵渎，同时还带来了与此亵渎相联的无所承担的颓废的逍遥。其二是他的调侃不但针对他人，也朝向自己，调侃自我，由于“主体的美学理想以一种不在场的彻底性而沉沦”，所以这既是自嘲，又是表现为自轻自贱的“自虐”。“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这种自我调侃最露骨最鲜明的箴言，传达出小人物以先打倒自己的方式而立于精神上不败之地的生存策略。亵渎与逍遥，自嘲与自虐中所蕴含的这种“一切都无所谓”的文化心态深刻地反映出王朔及其笔下的年青顽主在无法与社会建立正常有效的联系与同一性、确认自我身份后在另一维度上达到“否定自我认同”，个体在青春期阶段经常发生的认同错谬——以故意引人注目的边缘化的语言行为方式以此获得“我不是正经人”定性的自我身份，从反面达致自我确证与认同。
王朔及其人物所采取的精神后撤，除了以“我侃故我在”的喜剧姿态进行的消解，将自我放逐到荒原的虚无外，更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乌托邦的文化态度。在王朔的商业性写作中失落乌托邦的悲凉被一种执着的肯定的情绪所代替，即乌托邦的荒谬和无价值，他开始以类型化的调侃展开绝对的否定。乌托邦的帷幕由此悄然落下，真正成为“永失我爱”。而就在乌托邦冲动与理想主义的阳光消逝的地方，这个后乌托邦时代的写作者以他对商业性时代的全面拥抱，对文化工业的倾情参与，用文学制造形象的乌托邦，以世俗的有限的乌托邦取代整体的无限的乌托邦，在对大众文化的投入中实现自身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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