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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的叔叔胡乔木从1941年2月，任毛主席的秘书，直到1966年3月与毛泽东在杭州最后一次相见，在毛主席直接的领导下工作了25年。叔叔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1961年以前，叔叔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和我谈话，更不会向我透露半点“内情”。唯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软禁，也就是他自称为被“冷藏”起来以后，才有了更多的读书、看报、散步的时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叔叔家，他和我谈话多了起来，谈话的内容最多的就是他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1945年8月11日，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第七点中谈道：“国共谈判……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
那时，党中央感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为期不远，但中央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得这么快，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抢在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的前一天，在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并照会同盟国的8月14日当天，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大家担心主席的安全，多数人不同意主席去重庆。相隔仅几日，蒋介石又于20日和23日两次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如此迅速地摆出一副要和平、民主的样子，是在将毛主席的军。
26日，在枣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他说：“去！到重庆去谈判。”
我插话问叔叔：“主席去重庆多么危险啊？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叔叔说，他也问过主席，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主席做了最坏的准备，讲了两种可能——有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但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第一批让出的资本是广东至河南解放区；第二批让出的资本是江南解放区；第三批让出的资本是江北解放区……如果我们做了这么许多的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只好“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了。
叔叔讲，主席说到这里愤慨地补充道：“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最后，主席满怀信心地说：“由于我們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点问题的。”叔叔随主席一起赴重庆，参加了重庆谈判的工作。
确定去重庆谈判后，中央立即做了周密的准备。主席不仅仅要叔叔做秘书工作，还要他负责领导重庆《新华日报》，把该报的言论和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协调配合好。
在赴重庆前夕，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党内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提纲挈领地、系统地反映了毛主席高超的斗争艺术。《通知》在通报了和平谈判准备的概况后，突出讲了两点：第一点，中共代表团去到重庆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怎么办？《通知》中明确要求，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点，注意方式方法。《通知》说，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8月28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陈龙和叔叔一行五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毛主席一行住在位于重庆郊区一座三层楼上的八路军办事处里。毛、周、王、叔叔都住在二楼，叔叔的房间紧挨着毛主席房间。每天晚上，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叔叔都要聚在一起研究对策。这样的碰头，有时在主席的房间里，多数在叔叔的房间里。
次日，紧张的谈判就开始了。这次谈判除去中间停顿了5天，历经三个阶段：前6天，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第二个6天，为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阶段，双方关于国民大会、解放区、中共军队、释放政治犯、日军受降等问题分歧很大，谈判很艰苦，斗争很激烈；最后14天为达成协议阶段，共43天。
叔叔没有参加具体的谈判工作，他除了陪伴主席之外，在重庆每天要通览当天的报刊，了解各界对国共谈判的反应，掌握社会的动向和时局的发展。
叔叔说：“有人说，我到重庆是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不是的，传达‘讲话’精神是何其芳、刘白羽的任务。我是负责《新华日报》言论工作的。”
《新华日报》是重庆人民了解国共谈判的重要渠道。叔叔在报社编委会上讲，陈布雷要求国民党《中央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国共和谈之事的影响。毛主席则要求《新华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多发评论和消息，尽量把报纸搞得影响大一点。
叔叔在了解《新华日报》读者的情况后说，要扩大读者面，要增加发行量，吸引群众最常用的办法是办好副刊，改变脱离群众、板着面孔的样子。当时重庆上演了很多美国电影，他让大家都去看看，星期六辟个栏目介绍一部比较好的电影，对星期天看电影的人起个引导作用，这样报纸的读者群体就会扩大了。
毛主席到重庆的当天，《新华日报》发了社论和号外，叔叔特别称赞号外发得好，形式机动灵活，有强大的穿透力。毛主席下午3时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下午4时许，“号外！号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报童的喊声就传遍山城，整个城市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国共谈判双方争论得最厉害的两个问题是解放区和中共军队。国民党在各地散布共产党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谣言，引起中间民主人士对我们的不满。开始我党提出保留48个师的要求，中间民主人士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赃会议”。叔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是我们舆论工作没有做好。要告诉大后方的人民和中间民主人士，我们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已经不是1927年时的情况，也不是1937年时的情况了。解放区有一亿多人口，有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块土地是我们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拼命夺来的。要告诉他们，在和谈中，我们要让出一些解放区来，缩编一些军队。还要告诉他们，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山西长治地区的6个城市，引发了国共两党的上党战役。对阀锡山这样的抢夺，我们就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只要我们加强舆论宣传，告诉他们实情，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后来当我党让至43个师的时候，中间人士表示理解和赞成我党的态度。最后看见报纸报道我党让至20个师的时候，许多中间民主人士开始为我们担心，怕我们吃了亏。 毛主席虽然深入虎穴，但从容自若，从不放过接触各界人士的机会。叔叔随毛主席、周恩来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冯玉祥和赫尔利，还广泛地会见了各界人士。在张治中腾让出来的桂园住所，叔叔随毛主席接见了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拜访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并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通过这些活动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推动重庆谈判。
叔叔对毛主席在外交活动中襟怀坦荡、谈笑风生、旁征博引、妙语如珠的个人气质推崇备至，这不仅使谈判者无拘无束，同时，在风趣的谈吐之间巧妙地表明他的态度。例如，叔叔讲，毛主席接触最多的外交使节是苏联大使彼德洛夫。苏联大使宴请他时，毛主席对他说苏联对我们帮助很多，蒋介石开始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还说赫尔利访问延安出尔反尔，言之无信，真正对我们帮助大的还是苏联。席间主席话锋一转，说：“大使先生就是胆子小了一点，使馆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彼德洛夫窘迫得无言以对，只得苦笑地点点头。又如，在赫尔利背弃“五条协议”后，包瑞德劝毛主席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毛主席表面上没有回答包瑞德的要求，但却给出强烈的信息：我们共产党人是坚持自己路线的，是不会畏惧的。
在此期间，上党战役打打停停，打了一个多月，10月12日，生俘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全歼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000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对协议的签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叔叔说，在重庆，毛主席十分关注上党战役战况，每天战况通过电台接连不断地送到他的手里。9月7日，敌十九军被围长治。10月5日我军围城打援，全歼援军6000多人于屯留城。
毛主席知道后，高兴地对叔叔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越大。”主席还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和蒋介石谈判，决定问题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他总是明里谈，暗里攻。”“他们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被称为《双十协定》。毛主席10月11日上午9時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返回延安。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1981年6月，耗时一年八个月完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叔叔因为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累病了，住进三0五医院休养。看到他一篇接一篇地起草文件，我很想知道叔叔对自己的文字工作是怎样看的。我问叔叔，他文章写得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没有想到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在延安，在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年代。”他接着说：“那时，在战争条件下，在不停的转战途中，时间非常紧迫。我专心致志，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无论是晚上散步，还是在书房里谈话，叔叔每当谈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便兴奋得滔滔不绝。叔叔讲起那时候的事情就像摆弄线团，今天揪起这个线头，过两天又扯起另外—个线头，看似随意，实则不然。
叔叔讲，当时留在陕北的党中央只有几百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小分队。陕北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生活非常艰苦，有时不能同时找到几座大窑洞，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陆定一和叔叔五人就挤在两间半相通的窑洞里，周总理、陆定一和叔叔住在中间窑洞，三人睡在一个炕上，任弼时睡在半个窑洞里。
叔叔还讲道，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遇到过一次最大的危险。那时，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西野主力多在陕北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寻机歼敌。毛主席密切关注着全国和陕北的战局，全国各地每天都有电报来往于中央和各战区，特别是毛主席与彭德怀的来往电报，有时一天多达数封。
国民党利用美国先进的电台侦听设备确定了毛主席在王家湾一带，刘戡的二十九军率四个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镇向王家湾扑来，敌人先头部队离王家湾只有一个山头。那天夜幕降临，乌云密布，下起小雨，小分队在漆黑的雨夜里行军。到了上坡时，黄土路滑得更厉害，大家走得更慢了。敌人离他们很近，能看到沟对面的山上燃起的火堆，听到敌人哨兵的喊话声。带路的老乡迷路了，小分队无法前进，只得原地休息。叔叔讲到这儿，停顿一下说：“参加过长征的战士说，这比长征时还惊险。”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雨顺着脸直流到脖子里，衣服早湿透了，山风吹来，人冷得发抖，周围是国民党大军在围剿，小分队八九个战士靠在一起，把毛主席围在当中。毛主席披着雨衣站在人群中笑着说：“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啊！”大家都默默地笑了。
叔叔说，这是毛主席特有的性格，越是面临危险，他越冷静，有时还要幽默几句。有时你着急，他反而坐在那儿，点上一根烟，一口口地吸着，像没事儿一样。
天大亮时，小分队翻过梁顶，走进天赐湾，在那猫了几天，待确定周边的敌人向北开拔后，才回到小河村，就这样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叔叔讲到留在陕北的毛主席如何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时说，“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指导舆论。在转战陕北时，《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重任。新华社一分为二，毛主席把由范长江率领的“四大队”留在身边的“小分队”里，把报纸紧紧地抓在党中央的手中，及时有力地对整个战争进行指导。新华社的中心还是在陕北。毛主席在这个时期打电报，写新闻、评论，撰写和修改文稿有一百余篇，达到了他一生中从事报刊新闻工作的高峰。例如，《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古今中外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
1947年是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的一年，叔叔在这年的5月19日到11月30日，挥笔不辍，先后写了《祝鲁西大捷》《破车难开》《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蒋介石解散民盟》和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所做长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共14篇新华社社论、评论和重要电文。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对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沉重的打击。叔叔讲到自己每天行军，还要阅读电报，写新闻稿、写评论和社论时说，那时处于大革命胜利的前夜，他一天有使不完的劲。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起，至1948年4月21日收复延安，在陕北转战整整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时间，不但粉碎了胡宗南的疯狂进攻，也获得了挺进中原的巨大胜利。主席没有返回延安，而是从吴堡县东渡黄河，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指挥中心，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8年7月29日—1949年10月1日，叔叔先后写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庆祝解放济南的伟大胜利》《北平解放》《庆祝上海解放》《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17篇社论和评论。一篇篇文章反映了当时胜利进军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势如破竹的气势。
1949年6月24日，叔叔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
（摘自《新民晚报》）
我的叔叔胡乔木从1941年2月，任毛主席的秘书，直到1966年3月与毛泽东在杭州最后一次相见，在毛主席直接的领导下工作了25年。叔叔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1961年以前，叔叔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和我谈话，更不会向我透露半点“内情”。唯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软禁，也就是他自称为被“冷藏”起来以后，才有了更多的读书、看报、散步的时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叔叔家，他和我谈话多了起来，谈话的内容最多的就是他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1945年8月11日，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第七点中谈道：“国共谈判……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
那时，党中央感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为期不远，但中央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得这么快，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抢在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的前一天，在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并照会同盟国的8月14日当天，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大家担心主席的安全，多数人不同意主席去重庆。相隔仅几日，蒋介石又于20日和23日两次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如此迅速地摆出一副要和平、民主的样子，是在将毛主席的军。
26日，在枣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他说：“去！到重庆去谈判。”
我插话问叔叔：“主席去重庆多么危险啊？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叔叔说，他也问过主席，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主席做了最坏的准备，讲了两种可能——有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但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第一批让出的资本是广东至河南解放区；第二批让出的资本是江南解放区；第三批让出的资本是江北解放区……如果我们做了这么许多的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只好“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了。
叔叔讲，主席说到这里愤慨地补充道：“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最后，主席满怀信心地说：“由于我們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点问题的。”叔叔随主席一起赴重庆，参加了重庆谈判的工作。
确定去重庆谈判后，中央立即做了周密的准备。主席不仅仅要叔叔做秘书工作，还要他负责领导重庆《新华日报》，把该报的言论和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协调配合好。
在赴重庆前夕，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党内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提纲挈领地、系统地反映了毛主席高超的斗争艺术。《通知》在通报了和平谈判准备的概况后，突出讲了两点：第一点，中共代表团去到重庆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怎么办？《通知》中明确要求，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点，注意方式方法。《通知》说，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8月28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陈龙和叔叔一行五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毛主席一行住在位于重庆郊区一座三层楼上的八路军办事处里。毛、周、王、叔叔都住在二楼，叔叔的房间紧挨着毛主席房间。每天晚上，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叔叔都要聚在一起研究对策。这样的碰头，有时在主席的房间里，多数在叔叔的房间里。
次日，紧张的谈判就开始了。这次谈判除去中间停顿了5天，历经三个阶段：前6天，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第二个6天，为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阶段，双方关于国民大会、解放区、中共军队、释放政治犯、日军受降等问题分歧很大，谈判很艰苦，斗争很激烈；最后14天为达成协议阶段，共43天。
叔叔没有参加具体的谈判工作，他除了陪伴主席之外，在重庆每天要通览当天的报刊，了解各界对国共谈判的反应，掌握社会的动向和时局的发展。
叔叔说：“有人说，我到重庆是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不是的，传达‘讲话’精神是何其芳、刘白羽的任务。我是负责《新华日报》言论工作的。”
《新华日报》是重庆人民了解国共谈判的重要渠道。叔叔在报社编委会上讲，陈布雷要求国民党《中央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国共和谈之事的影响。毛主席则要求《新华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多发评论和消息，尽量把报纸搞得影响大一点。
叔叔在了解《新华日报》读者的情况后说，要扩大读者面，要增加发行量，吸引群众最常用的办法是办好副刊，改变脱离群众、板着面孔的样子。当时重庆上演了很多美国电影，他让大家都去看看，星期六辟个栏目介绍一部比较好的电影，对星期天看电影的人起个引导作用，这样报纸的读者群体就会扩大了。
毛主席到重庆的当天，《新华日报》发了社论和号外，叔叔特别称赞号外发得好，形式机动灵活，有强大的穿透力。毛主席下午3时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下午4时许，“号外！号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报童的喊声就传遍山城，整个城市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国共谈判双方争论得最厉害的两个问题是解放区和中共军队。国民党在各地散布共产党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谣言，引起中间民主人士对我们的不满。开始我党提出保留48个师的要求，中间民主人士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赃会议”。叔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是我们舆论工作没有做好。要告诉大后方的人民和中间民主人士，我们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已经不是1927年时的情况，也不是1937年时的情况了。解放区有一亿多人口，有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块土地是我们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拼命夺来的。要告诉他们，在和谈中，我们要让出一些解放区来，缩编一些军队。还要告诉他们，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山西长治地区的6个城市，引发了国共两党的上党战役。对阀锡山这样的抢夺，我们就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只要我们加强舆论宣传，告诉他们实情，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后来当我党让至43个师的时候，中间人士表示理解和赞成我党的态度。最后看见报纸报道我党让至20个师的时候，许多中间民主人士开始为我们担心，怕我们吃了亏。 毛主席虽然深入虎穴，但从容自若，从不放过接触各界人士的机会。叔叔随毛主席、周恩来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冯玉祥和赫尔利，还广泛地会见了各界人士。在张治中腾让出来的桂园住所，叔叔随毛主席接见了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拜访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并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通过这些活动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推动重庆谈判。
叔叔对毛主席在外交活动中襟怀坦荡、谈笑风生、旁征博引、妙语如珠的个人气质推崇备至，这不仅使谈判者无拘无束，同时，在风趣的谈吐之间巧妙地表明他的态度。例如，叔叔讲，毛主席接触最多的外交使节是苏联大使彼德洛夫。苏联大使宴请他时，毛主席对他说苏联对我们帮助很多，蒋介石开始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还说赫尔利访问延安出尔反尔，言之无信，真正对我们帮助大的还是苏联。席间主席话锋一转，说：“大使先生就是胆子小了一点，使馆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彼德洛夫窘迫得无言以对，只得苦笑地点点头。又如，在赫尔利背弃“五条协议”后，包瑞德劝毛主席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毛主席表面上没有回答包瑞德的要求，但却给出强烈的信息：我们共产党人是坚持自己路线的，是不会畏惧的。
在此期间，上党战役打打停停，打了一个多月，10月12日，生俘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全歼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000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对协议的签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叔叔说，在重庆，毛主席十分关注上党战役战况，每天战况通过电台接连不断地送到他的手里。9月7日，敌十九军被围长治。10月5日我军围城打援，全歼援军6000多人于屯留城。
毛主席知道后，高兴地对叔叔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越大。”主席还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和蒋介石谈判，决定问题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他总是明里谈，暗里攻。”“他们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被称为《双十协定》。毛主席10月11日上午9時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返回延安。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1981年6月，耗时一年八个月完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叔叔因为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累病了，住进三0五医院休养。看到他一篇接一篇地起草文件，我很想知道叔叔对自己的文字工作是怎样看的。我问叔叔，他文章写得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没有想到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在延安，在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年代。”他接着说：“那时，在战争条件下，在不停的转战途中，时间非常紧迫。我专心致志，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无论是晚上散步，还是在书房里谈话，叔叔每当谈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便兴奋得滔滔不绝。叔叔讲起那时候的事情就像摆弄线团，今天揪起这个线头，过两天又扯起另外—个线头，看似随意，实则不然。
叔叔讲，当时留在陕北的党中央只有几百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小分队。陕北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生活非常艰苦，有时不能同时找到几座大窑洞，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陆定一和叔叔五人就挤在两间半相通的窑洞里，周总理、陆定一和叔叔住在中间窑洞，三人睡在一个炕上，任弼时睡在半个窑洞里。
叔叔还讲道，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遇到过一次最大的危险。那时，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西野主力多在陕北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寻机歼敌。毛主席密切关注着全国和陕北的战局，全国各地每天都有电报来往于中央和各战区，特别是毛主席与彭德怀的来往电报，有时一天多达数封。
国民党利用美国先进的电台侦听设备确定了毛主席在王家湾一带，刘戡的二十九军率四个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镇向王家湾扑来，敌人先头部队离王家湾只有一个山头。那天夜幕降临，乌云密布，下起小雨，小分队在漆黑的雨夜里行军。到了上坡时，黄土路滑得更厉害，大家走得更慢了。敌人离他们很近，能看到沟对面的山上燃起的火堆，听到敌人哨兵的喊话声。带路的老乡迷路了，小分队无法前进，只得原地休息。叔叔讲到这儿，停顿一下说：“参加过长征的战士说，这比长征时还惊险。”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雨顺着脸直流到脖子里，衣服早湿透了，山风吹来，人冷得发抖，周围是国民党大军在围剿，小分队八九个战士靠在一起，把毛主席围在当中。毛主席披着雨衣站在人群中笑着说：“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啊！”大家都默默地笑了。
叔叔说，这是毛主席特有的性格，越是面临危险，他越冷静，有时还要幽默几句。有时你着急，他反而坐在那儿，点上一根烟，一口口地吸着，像没事儿一样。
天大亮时，小分队翻过梁顶，走进天赐湾，在那猫了几天，待确定周边的敌人向北开拔后，才回到小河村，就这样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叔叔讲到留在陕北的毛主席如何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时说，“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指导舆论。在转战陕北时，《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重任。新华社一分为二，毛主席把由范长江率领的“四大队”留在身边的“小分队”里，把报纸紧紧地抓在党中央的手中，及时有力地对整个战争进行指导。新华社的中心还是在陕北。毛主席在这个时期打电报，写新闻、评论，撰写和修改文稿有一百余篇，达到了他一生中从事报刊新闻工作的高峰。例如，《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古今中外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
1947年是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的一年，叔叔在这年的5月19日到11月30日，挥笔不辍，先后写了《祝鲁西大捷》《破车难开》《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蒋介石解散民盟》和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所做长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共14篇新华社社论、评论和重要电文。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对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沉重的打击。叔叔讲到自己每天行军，还要阅读电报，写新闻稿、写评论和社论时说，那时处于大革命胜利的前夜，他一天有使不完的劲。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起，至1948年4月21日收复延安，在陕北转战整整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时间，不但粉碎了胡宗南的疯狂进攻，也获得了挺进中原的巨大胜利。主席没有返回延安，而是从吴堡县东渡黄河，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指挥中心，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8年7月29日—1949年10月1日，叔叔先后写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庆祝解放济南的伟大胜利》《北平解放》《庆祝上海解放》《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17篇社论和评论。一篇篇文章反映了当时胜利进军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势如破竹的气势。
1949年6月24日，叔叔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