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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宗侨1913年出生于南京市，1932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他因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并被《立报》聘为记者，在报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崭露头角。1937年他又被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聘为记者。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立报》迁往香港，他随塔斯社上海分社辗转到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前夕，他乘《新华日报》包租的轮船向重庆撤退，不幸途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同船60多人遇难，他侥幸活命，经过艰苦跋涉才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舒宗侨除积极采访全国抗战消息外，通过《新华日报》朋友介绍，还同周恩来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触，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1939年3、4月间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非法关押了5个多月。出狱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1942年应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43年晋升为副教授。
一、与美国人合办宣传抗战的《联合画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先后向日本宣战。1942年为了战时宣传需要，中、美、英三国在重庆的宣传机构决定联合成立幻灯电影供应社，为了扩大宣传并有利于幻灯电影的推广，再办一个画报相配合。舒宗侨应邀负责筹办，1942年9月25日取名《联合画报》的刊物正式创刊。美国人温福立任社长，舒宗侨任主编。温福立很少过问报社的事情，许多具体事务都由舒宗侨操办。1943年初《联合画报》社脱离幻灯电影社，由美国战时情报局主管，该局后改名为美国新闻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联合画报》初创时为半月刊，每期四开一张。1943年元旦改为周刊，出至100期增加为四开两张。初创时条件十分艰苦，报社设在重庆南岸玄坛庙中央电影场的地下室里，阴暗又潮湿，工作人员仅二、三人，组稿、采访、编辑、校对、发行等舒宗侨都要参加，工作十分繁忙。印刷厂设在三十多里外的乡间，从玄坛庙到印刷厂看大样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滑竿（用竹子做的简易轿子），印好后还得挑回重庆。条件差，工作量大，其艰苦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战争环境中物资供应紧张，特别是纸张的供应更为困难，进口纸张，或外地纸张，由于交通阻塞运不进来，舒宗侨就带领大家在土产纸中找出路，边试用边改良，坚持正常出版。
《联合画报》的主要任务是用生动的图片，配以通俗、简练的文字向广大民众报道世界各国抗击法西斯的情形，鼓舞民众的信心。无论世界哪个战场，只要有新闻，总有图片出现在《联合画报》上。像西南太平洋大捷、中国鄂西大捷、非州沙漠的胜利、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等新闻照片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出来。特别是1942年12月25日，中美无线电传真直通后，刊登世界各地消息的新闻图片速度更快。1943年元旦改为周刊后，《联合画报》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读者所欢迎。除保留原来大量刊登新闻图片外，又增设小品文、木刻、漫画、地图等，并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叶浅予、丁聪、张乐平等撰文作画，把新闻性和艺术性、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面越来越广，成为当时国内最为完整的图片新闻报刊，被广大读者誉为“世界战场的瞭望台”，“联合国奋斗的缩影”。
由于《联合画报》不断改进，不断创新，发行量扶摇直上。到1943年，《联合画报》在全国各地的代销处已从70几个增加到100多个。销量由初创时六、七千份，迅速增加到二万多份。发行范围从抗日大后方、前线，扩大到沦陷区各大城市及部分乡村；从国内扩大到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家。1944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也是斗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为鼓舞抗战的信心，《联合画报》和美国新闻处、盟军密切配合，由美国空军向敌占区投掷《联合画报》，每期投下六、七千到一万份，到日本投降时，共投掷了二十万七千多份。《联合画报》还曾被空运送到在印度受训、在缅北丛林中坚持战斗的中国军人手中，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鼓舞了斗志。日本宣布投降后，《联合画报》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用红色报头出版了第154期。至此，重庆《联合画报》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抗战胜利后，同盟国反对法西斯斗争任务结束，美国新闻处不打算再办《联合画报》。舒宗侨从重庆飞抵上海，全力筹备在沪复刊。美国新闻处鉴于舒宗侨在二次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将《联合画报》的商誉转让给他。《联合画报》从第155期起，由舒宗侨任主编和发行人，社址设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的底楼。1945年11月20日正式复刊，为十开本月刊，每期20页。在复刊词中宣布了新的办刊方针：“现在，我们逐渐恢复到平时生活，本刊的编辑方针也不能不有所改变。本报今后将以超然的立场，对国际方面，促成联合国家的团结，共同保障世界和平；对国内，联合全国力量，从事战后复兴建设的艰巨工作。复兴建设的前题是团结，是民主”，表示“愿与全国人士，共谋新中国的建设”。
复刊后《联合画报》面临着巨大困难，不仅仅处于政治动荡，物价飞涨，纸张等供应紧张，更为重要的是刊物变为私人经营，政治上失去靠山，处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无论采访、印刷、发行等都面临重重困难。但舒宗侨依靠报社职工团结奋斗，终于站稳了脚跟。为了保持《联合画报》的“新闻性画报”的传统特色，紧跟时代步伐，以满足读者了解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尽快得到全国各地最新的第一手材料，于是在南京、北平、重庆、汉口等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在昆明、广州、兰州、天津等聘请特约摄影记者，及时报道各地的重大新闻。在报道立场上坚持客观、公正、翔实。如对毛泽东从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示威，重庆校场口事件，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南京下关事件，以及物价波动、抢购黄金、小商贩和舞女请愿等社会事件都作了及时报道。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发行量迅速上升，最高时达五万多份，在当时画报中是最高的。
二、出版《中国抗战画史》等大型画册
舒宗侨在主编《联合画报》中，利用中、美、英三国宣传机构的便利条件和先进技术，搜集了大量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贵图片和资料，除精选部分刊登在《联合画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图片资料被暂时搁置起来，且越积越多，丢掉实在可惜。1945年春舒宗侨便萌发了出版大型画册的想法。由于在重庆时期任务紧迫，无暇顾及此事。
抗战胜利后，舒宗侨便把筹备出版大型画册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促使舒宗侨决心出版大型画册的原因有二：一是总结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维护世界和平。他在编辑出版第一部大型画册《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序中说，“二次大战是争取利益的又一次屠杀”，“在战争中，十万万以上的民主国家人民，结成一条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线，向轴心国作战，他们尤其希望这次战争完了之后，全世界能彼此和谐的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理想——民主政治的环境中，奠定世界人类永久和平的基础”。在此舒宗侨发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呼声。二是，实施“以书养刊”的经营方略。在上海出版《联合画报》，与在重庆相比，困难就大得多了。在政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维持画报的出版发行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坚持画报社的正常出版活动，舒宗侨也采用了当时新闻出版界惯用办法即“以书养刊”。
可是真正落实出版一部完整反映二战的画册仅靠从重庆带回上海的一旅行照片、底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继续搜集材料，充实内容。于是他从接管的伪《中华日报》的有关机构里找到许多敌伪新闻图片，其中甚至有几个月前发行的日本天皇向日本国会宣读投降诏书的照片等。他从英、美等新闻处、通讯社搜集了相当多的有关二战的照片和底片，如墨索里尼陈尸米兰街头的照片就是从原复制底片制作。纳粹战犯戈林等20余人被判绞刑后的照片，是他用重金向美联社订购的。经过不懈努力，图片资料基本收齐。《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终于于1946年9月和读者见面了。大战画史的文字约35万字，图片近千幅，地图82幅，文献64种。以图片形象化地表现这一阶段的伟大史诗，其取材、编制、文字以通俗化为主，如南京大屠杀、西西里之战、苏德之战、硫璜岛与大硫球之战、原子弹轰炸等，用图片反映更直接、明快，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也给予应有的重视。全书共12章，其中有3章反映中国抗战情况，即“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国全面抗战（上）”、“中国全面抗战（下）”。其他章节也有涉及到中国的内容。
《第二世界大战画史》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舒宗侨又邀请著名作家曹聚仁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抗战画史》，舒负责搜集编辑图片，曹负责撰写文字说明。舒宗侨认为要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抗战，不应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广大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为此他多次去中国共产党驻沪机构及进步社团搜集资料图片。《中国抗战画史》于1947年5月出版。全书文字约45万字，图片1167幅，地图60幅，文献珍闻百余种。其中关于中共军政首要、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斗争的图片150多幅。共产党领导的重大抗日活动几乎都有反映。在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他们敢于刊载这些珍贵图片，需要多大的勇气！之后舒宗侨又与魏守忠合编了《二次大战照片精华》，自己编著了《学生解放运动史画》等。
上述大型画册，特别前两部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申报》、《新闻报》、《上海文化》、《中央日报》、《前线日报》等都作了报道和评述。1947年6月21日，著名作家朱自清高度评价《中国抗战画史》，认为这部著作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翔实，图片更可珍贵！1948年8月，国民党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在审判台上就放看《中国抗战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两本红色精装书，作为日本侵华罪行的见证。1982年我国报刊为驳斥日本右翼谬论，刊登了大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图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舒宗侨编辑的上述画册翻拍的。1984年新华社出版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中，共300多幅照片，其中30多幅选自舒宗侨主编的画册。上述画册在海外也相当风行，有多种不同的翻印本。在美国的哈佛、斯丹福等大学图书馆都有这些画册的藏书。1988年8月，中国书店将《中国抗战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影印出版。
三、一生致力新闻摄影
1949年4月上海《联合画报》被迫停刊后，舒宗侨便回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闻专业教学活动中。1955年新闻系正式成立新闻摄影教研室，舒任主任。这是当时全国各大学中成立最早的新闻摄影教研室。舒宗侨除开展教学活动外，还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各类新闻摄影活动，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教学质量。
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于新闻摄影教学与科研，并初步取得成果时，1957年的政治风浪席卷而来。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舒宗侨。最后舒被划为极右分子，勒令调离教学科研岗位，长期劳动改造。十年“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除所谓右派罪名遭到批判外，因他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被扣上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等罪名，连续批斗，长期关押，遭到的摧残更为严重。
“四人帮”被粉碎后，舒宗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脱离了20多年的政治压力。他老当益壮，又积极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除担任“新闻摄影”课的教学外，还讲授“外国新闻事业”课，指导研究生，主编《世界新闻事业》刊物（内部），任《新闻大学》编委等。积极参加全国各项重大新闻摄影的科研活动。
1985年舒宗侨晋升为教授。他1943年即任职副教授长达四十多年，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少见的。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唯一的新闻摄影学教授。
1990年10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新闻摄影学会为总结舒先生的新闻摄影经验，发扬他的事业精神，联合举办了“舒宗侨教授新闻摄影学术著作研讨会”，特别对他主编的《联合画报》，和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等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其史料价值和摄影艺术价值。1996年10月出版的《上海新闻史》对舒宗侨在新闻摄影方面的贡献，也作了较为详细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新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人民摄影》、《大众摄影》等报刊都先后载文介绍过舒宗侨及其新闻摄影。《中国摄影家辞典》称他“在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及培养新闻人才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在重庆，舒宗侨除积极采访全国抗战消息外，通过《新华日报》朋友介绍，还同周恩来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触，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1939年3、4月间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非法关押了5个多月。出狱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1942年应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43年晋升为副教授。
一、与美国人合办宣传抗战的《联合画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先后向日本宣战。1942年为了战时宣传需要，中、美、英三国在重庆的宣传机构决定联合成立幻灯电影供应社，为了扩大宣传并有利于幻灯电影的推广，再办一个画报相配合。舒宗侨应邀负责筹办，1942年9月25日取名《联合画报》的刊物正式创刊。美国人温福立任社长，舒宗侨任主编。温福立很少过问报社的事情，许多具体事务都由舒宗侨操办。1943年初《联合画报》社脱离幻灯电影社，由美国战时情报局主管，该局后改名为美国新闻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联合画报》初创时为半月刊，每期四开一张。1943年元旦改为周刊，出至100期增加为四开两张。初创时条件十分艰苦，报社设在重庆南岸玄坛庙中央电影场的地下室里，阴暗又潮湿，工作人员仅二、三人，组稿、采访、编辑、校对、发行等舒宗侨都要参加，工作十分繁忙。印刷厂设在三十多里外的乡间，从玄坛庙到印刷厂看大样要坐两个多小时的滑竿（用竹子做的简易轿子），印好后还得挑回重庆。条件差，工作量大，其艰苦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战争环境中物资供应紧张，特别是纸张的供应更为困难，进口纸张，或外地纸张，由于交通阻塞运不进来，舒宗侨就带领大家在土产纸中找出路，边试用边改良，坚持正常出版。
《联合画报》的主要任务是用生动的图片，配以通俗、简练的文字向广大民众报道世界各国抗击法西斯的情形，鼓舞民众的信心。无论世界哪个战场，只要有新闻，总有图片出现在《联合画报》上。像西南太平洋大捷、中国鄂西大捷、非州沙漠的胜利、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等新闻照片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出来。特别是1942年12月25日，中美无线电传真直通后，刊登世界各地消息的新闻图片速度更快。1943年元旦改为周刊后，《联合画报》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读者所欢迎。除保留原来大量刊登新闻图片外，又增设小品文、木刻、漫画、地图等，并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叶浅予、丁聪、张乐平等撰文作画，把新闻性和艺术性、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面越来越广，成为当时国内最为完整的图片新闻报刊，被广大读者誉为“世界战场的瞭望台”，“联合国奋斗的缩影”。
由于《联合画报》不断改进，不断创新，发行量扶摇直上。到1943年，《联合画报》在全国各地的代销处已从70几个增加到100多个。销量由初创时六、七千份，迅速增加到二万多份。发行范围从抗日大后方、前线，扩大到沦陷区各大城市及部分乡村；从国内扩大到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家。1944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也是斗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为鼓舞抗战的信心，《联合画报》和美国新闻处、盟军密切配合，由美国空军向敌占区投掷《联合画报》，每期投下六、七千到一万份，到日本投降时，共投掷了二十万七千多份。《联合画报》还曾被空运送到在印度受训、在缅北丛林中坚持战斗的中国军人手中，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鼓舞了斗志。日本宣布投降后，《联合画报》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用红色报头出版了第154期。至此，重庆《联合画报》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抗战胜利后，同盟国反对法西斯斗争任务结束，美国新闻处不打算再办《联合画报》。舒宗侨从重庆飞抵上海，全力筹备在沪复刊。美国新闻处鉴于舒宗侨在二次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将《联合画报》的商誉转让给他。《联合画报》从第155期起，由舒宗侨任主编和发行人，社址设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的底楼。1945年11月20日正式复刊，为十开本月刊，每期20页。在复刊词中宣布了新的办刊方针：“现在，我们逐渐恢复到平时生活，本刊的编辑方针也不能不有所改变。本报今后将以超然的立场，对国际方面，促成联合国家的团结，共同保障世界和平；对国内，联合全国力量，从事战后复兴建设的艰巨工作。复兴建设的前题是团结，是民主”，表示“愿与全国人士，共谋新中国的建设”。
复刊后《联合画报》面临着巨大困难，不仅仅处于政治动荡，物价飞涨，纸张等供应紧张，更为重要的是刊物变为私人经营，政治上失去靠山，处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无论采访、印刷、发行等都面临重重困难。但舒宗侨依靠报社职工团结奋斗，终于站稳了脚跟。为了保持《联合画报》的“新闻性画报”的传统特色，紧跟时代步伐，以满足读者了解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尽快得到全国各地最新的第一手材料，于是在南京、北平、重庆、汉口等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在昆明、广州、兰州、天津等聘请特约摄影记者，及时报道各地的重大新闻。在报道立场上坚持客观、公正、翔实。如对毛泽东从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示威，重庆校场口事件，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南京下关事件，以及物价波动、抢购黄金、小商贩和舞女请愿等社会事件都作了及时报道。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发行量迅速上升，最高时达五万多份，在当时画报中是最高的。
二、出版《中国抗战画史》等大型画册
舒宗侨在主编《联合画报》中，利用中、美、英三国宣传机构的便利条件和先进技术，搜集了大量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贵图片和资料，除精选部分刊登在《联合画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图片资料被暂时搁置起来，且越积越多，丢掉实在可惜。1945年春舒宗侨便萌发了出版大型画册的想法。由于在重庆时期任务紧迫，无暇顾及此事。
抗战胜利后，舒宗侨便把筹备出版大型画册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促使舒宗侨决心出版大型画册的原因有二：一是总结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维护世界和平。他在编辑出版第一部大型画册《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序中说，“二次大战是争取利益的又一次屠杀”，“在战争中，十万万以上的民主国家人民，结成一条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线，向轴心国作战，他们尤其希望这次战争完了之后，全世界能彼此和谐的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理想——民主政治的环境中，奠定世界人类永久和平的基础”。在此舒宗侨发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呼声。二是，实施“以书养刊”的经营方略。在上海出版《联合画报》，与在重庆相比，困难就大得多了。在政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维持画报的出版发行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坚持画报社的正常出版活动，舒宗侨也采用了当时新闻出版界惯用办法即“以书养刊”。
可是真正落实出版一部完整反映二战的画册仅靠从重庆带回上海的一旅行照片、底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继续搜集材料，充实内容。于是他从接管的伪《中华日报》的有关机构里找到许多敌伪新闻图片，其中甚至有几个月前发行的日本天皇向日本国会宣读投降诏书的照片等。他从英、美等新闻处、通讯社搜集了相当多的有关二战的照片和底片，如墨索里尼陈尸米兰街头的照片就是从原复制底片制作。纳粹战犯戈林等20余人被判绞刑后的照片，是他用重金向美联社订购的。经过不懈努力，图片资料基本收齐。《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终于于1946年9月和读者见面了。大战画史的文字约35万字，图片近千幅，地图82幅，文献64种。以图片形象化地表现这一阶段的伟大史诗，其取材、编制、文字以通俗化为主，如南京大屠杀、西西里之战、苏德之战、硫璜岛与大硫球之战、原子弹轰炸等，用图片反映更直接、明快，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也给予应有的重视。全书共12章，其中有3章反映中国抗战情况，即“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国全面抗战（上）”、“中国全面抗战（下）”。其他章节也有涉及到中国的内容。
《第二世界大战画史》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舒宗侨又邀请著名作家曹聚仁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抗战画史》，舒负责搜集编辑图片，曹负责撰写文字说明。舒宗侨认为要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抗战，不应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广大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为此他多次去中国共产党驻沪机构及进步社团搜集资料图片。《中国抗战画史》于1947年5月出版。全书文字约45万字，图片1167幅，地图60幅，文献珍闻百余种。其中关于中共军政首要、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斗争的图片150多幅。共产党领导的重大抗日活动几乎都有反映。在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他们敢于刊载这些珍贵图片，需要多大的勇气！之后舒宗侨又与魏守忠合编了《二次大战照片精华》，自己编著了《学生解放运动史画》等。
上述大型画册，特别前两部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申报》、《新闻报》、《上海文化》、《中央日报》、《前线日报》等都作了报道和评述。1947年6月21日，著名作家朱自清高度评价《中国抗战画史》，认为这部著作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这种眼光值得钦佩，书中取材翔实，图片更可珍贵！1948年8月，国民党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在审判台上就放看《中国抗战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两本红色精装书，作为日本侵华罪行的见证。1982年我国报刊为驳斥日本右翼谬论，刊登了大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图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舒宗侨编辑的上述画册翻拍的。1984年新华社出版的《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中，共300多幅照片，其中30多幅选自舒宗侨主编的画册。上述画册在海外也相当风行，有多种不同的翻印本。在美国的哈佛、斯丹福等大学图书馆都有这些画册的藏书。1988年8月，中国书店将《中国抗战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影印出版。
三、一生致力新闻摄影
1949年4月上海《联合画报》被迫停刊后，舒宗侨便回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闻专业教学活动中。1955年新闻系正式成立新闻摄影教研室，舒任主任。这是当时全国各大学中成立最早的新闻摄影教研室。舒宗侨除开展教学活动外，还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各类新闻摄影活动，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教学质量。
正当他全身心地投入于新闻摄影教学与科研，并初步取得成果时，1957年的政治风浪席卷而来。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舒宗侨。最后舒被划为极右分子，勒令调离教学科研岗位，长期劳动改造。十年“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除所谓右派罪名遭到批判外，因他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被扣上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等罪名，连续批斗，长期关押，遭到的摧残更为严重。
“四人帮”被粉碎后，舒宗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脱离了20多年的政治压力。他老当益壮，又积极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除担任“新闻摄影”课的教学外，还讲授“外国新闻事业”课，指导研究生，主编《世界新闻事业》刊物（内部），任《新闻大学》编委等。积极参加全国各项重大新闻摄影的科研活动。
1985年舒宗侨晋升为教授。他1943年即任职副教授长达四十多年，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少见的。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唯一的新闻摄影学教授。
1990年10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新闻摄影学会为总结舒先生的新闻摄影经验，发扬他的事业精神，联合举办了“舒宗侨教授新闻摄影学术著作研讨会”，特别对他主编的《联合画报》，和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等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其史料价值和摄影艺术价值。1996年10月出版的《上海新闻史》对舒宗侨在新闻摄影方面的贡献，也作了较为详细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新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人民摄影》、《大众摄影》等报刊都先后载文介绍过舒宗侨及其新闻摄影。《中国摄影家辞典》称他“在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及培养新闻人才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