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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三个空座位,一眼看上去,像自己失落三颗门牙的口腔,给我不适之感;它们又像三颗毒药,被眼睛吞服,在我身上催生了一种无力感,四处蔓延,使我患上不治之症。我看到自己像河流上的一具浮尸,任水逐流。我听到自己的讲课声,它低缓、糯软,成为一只沉沉欲睡的猫。一种空虚的气息浸透全身,并抓紧我,无力脱身。我不想再继续讲下去,以免听到连自己也厌烦的声音,我让他们看一遍刚才讲的内容。走下讲台,在走道里踱着,三个学生抬起低着的头,把刚才划拉的手机放进抽屉。学校是不许学生带手机进教室的,他们却带在身上。我真想把他们揪出门外站成一排,接受我暴雨般的狂啸。但我不能,只能平静地叫他们把手机放到窗台上。
上衣内包的手机突然快速地敲打我的胸口,它像一把小锤子,敲醒了我昏昏欲睡的神经。我边往教室外走边掏出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
杨老师,我是胡军的爸爸,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杨老师。粗厚的嗓音震动我的耳膜,精神也为之一振。胡军的爸爸,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半年前,我见过几次。胡军曾是我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一周前进了监狱的他为什么写信给我。
我说下午三点一刻休息,他说在校门口见我。
我挂了电话,走进教室,一阵窸窣声,学生们立刻恢复到看书的样子。
已经是三月,教学楼前的方形小花园里,四边上高大的垂柳,长长的嫩黄柳枝垂落下来,在微风里轻轻晃着,既漫不经心,又安然自在;它们以从容悠闲的姿态消减着这个小城带来的躁动和喧嚣,不动声色地给学校营造宁静。几只鸟雀在柳枝间,花丛里跳跃、鸣叫;快乐暂时属于它们,再过二十分钟,它们的身影将被学生的喧闹驱逐。太阳藏在一块灰云里,旁边两块围上来。校园被云影覆盖,空气凉一些,鸟声渐渐稀薄。
西边是小城周围最高的山峰,山顶平直横贯如一兀立的宽厚象身,左边陡峻,下凹,然后上扬成一座山峰;下凹与上扬,形成象鼻状,故此被人们称为“绿象山”。从城里修了一条石条路直通山顶,每天清晨都有人前去攀爬,周末,我也是其中之一。千万年来,它都以平静的健硕身姿岿然屹立。几片透亮的白云它从脊背上悠然荡过,几秒之后,它们被风轻轻撕碎,在天际鬼魅般飘散流逝。
两个男生到门后的饮水机上用纸杯接水,第三个是女生。他们回到座位上喝一口水,接着看书。后面还会有学生去接水。语文课少一些,历史课需要喝水的人多,好像历史是一条漫长幽深的隧道,没有希望的尽头不断消耗他们的体力。
我来这个学校之前,听说就是这样。第一天上课,我叫住一个握着纸杯前来接水的男生。他瞪视着我,理直气壮地说,其他班也这样,为什么我们班就不行。那是他们的事,我的班上不允许这样,我说。狗屁。他一甩下巴,硬邦邦地说。我能感受到一股叛逆肆意冲撞着他的脑门。他径直走到饮水机前接水。我走过去夺他手里的杯子,他推了我一下,我心里火了,也推搡他,他毫不示弱。几秒钟后,他处于下风,收起书包走了。我打电话给他父亲,他说,他喝点水,老师不要太认真。
那男生毕业后,一天傍晚,和几个社会青年在离校门口二十米远的商店门口包围了我,有两个嘴上还没长毛,头上的毛却染了两缕黄,像要区别于这个与他们如胶似漆的世界,其中一个眯着一双漠然的眼,与他宽展的脸完全不匹配。我拿出防盗门钥匙,紧紧握着钥匙柄,指缝间露出电钻般的钥匙头。看我一副豁出去的样子,他们骂骂咧咧地散了,像一群挓挲着毛的溃败鬣狗。
我来这个学校前,一个男教师因为阻止一个男生课堂上喝水,和男生演上了。还没过一个月,男生的父亲在超市门口把那教师打了。教师摔倒在地时,手肘撞在地面上,碎了一块指甲大的骨头。伤好后,他离开学校,进了一家工厂。他说,面对一群机器,只要自己注意好,就不会被它咬到。那件事之前,他也有离开学校的念头,曾摇摆了好长时间,那件事,使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一个微胖的男生走进来,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问他刚才去干什么,他说政教主任让他在办公室里收理几个纸箱。在这一节课里,他拖的时间最长。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上课铃声响后十分钟内,学生三三两两进教室已经很寻常,历史课更是这样。他们对历史已经漫不经心。中考不需要它。他们也觉得,历史是天上的灰云,既与自己无干,也不可爱。
还有两个座位空着。清晨,一个男生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她儿子发烧了,在医院里打点滴,不能来上课。另一个是女生,十五岁,个子一米六五,小脸,长发,细腰长脖,细胳膊细腿;看上去,有形销骨立的意思,蓝底碎花的宽松休闲套装穿在身上,连唯一可见的骨架也暗淡得快要逃遁;偶尔一笑,两只嘴角外旋出一对酒窝,那是与同伴玩乐时,面对老师,永远是一副冷硬的面孔。她在请假条上说,肚子疼,得去看医生。请假条是在上课前两分钟一个小个子女生递给我的。也许是痛经吧,谁晓得呢。有过相似的事,那是一个阴晦的下午,已经放学,我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别的学生都走了,一个女生还坐着埋头看书,好像与我较劲,看谁先忍受不了教室的冷寂。我问她怎么还不走,她没说话,把头压得更深,似有折断之象。我走过去,她双手圈在桌面上,把脸埋在臂弯里,椅子下的地面上有几个红点呈现在我眼前,完全违背主人的意愿,倨傲地显出星状,大概是从她的两腿间渗漏下来的。我近在咫尺的身影,使她沉入到不可救药的羞耻感中,她呜呜哭起来。我说没事,你等着。我走出教室,向一个女生找来一条裤子,回到教室,把裤子放到她身边的椅子上,说,换上,没事的。我走出教室,拉上门。
后来,我跟刘亚萍商量,让她给女生们上了一节课,当然,不仅是例假的问题。
半年后,想不到刘亚萍出了事。
我上的是专科学校,学的是中文系,没有历史系。我喜欢地方史,地域上的原因,有贴身亲切的感觉,像一件内衣,我的肌肤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县里各地的土司历史,我还没发现比我更了解的。我知道万德镇历代土司的生卒年,他们各有几房姨太太,姨太太的性情癖好。这些年,思绪常常回到过去,把我到过的地方的历史进行有限度的虚构。 手肘摔碎了的男老师喜欢听我讲那些遥远的偏僻的历史。俩人抽烟喝酒,一聊就是大半夜。现在他走了,没人喜欢听我讲。前妻不喜欢听我说那些被时间丢掉的东西,我一说起,她总是用别的话来岔开,可我就是个贱人,总忍不住冒两句出来,她一插嘴,我的心情立刻就阴下来。有时她回一句,说那些有什么意思,离我们那么远。她这一说,我闭了嘴,连和她争辩的欲望都没有。现在,我想贱的机会都没有。
2
下课,我走进办公室。王云昆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抬起头,眯着一双细眼在我脸上掠过。这样的眼睛,像一扇虚掩的门,很难看出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我向他说了两个学生请假的事。
“那女生你要确定一下。请假后,在外边出事以前有过。”
“那是男生。她应该是真的病了。”去年一个男生请病假,到下午,一个老师打电话给班主任,说那男生骑一辆踏板摩托车撞死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屁股上。班主任跑到出事点,看到请假男生像个碰碎了的鸡蛋倒在货车后的血泊中。原来,男生离开学校后,去街上偷一辆踏板摩托车,被失主发现,他在慌乱的逃窜中撞上货车屁股,把小命给报销掉。男生父亲把失主和班主任告上法庭,说失主不应该追他的儿子;班主任的责任是,随便准了儿子的假。
小个子女生把假条递给我的时候,我问,汤莉在哪儿,她说她已经走了,我生气地说,这是霸王假。女孩低着头,替汤莉承受我的生气。
“难说,这年头的事。”王云昆站起身,把报纸放在桌上,出去了。太阳晃出灰云,阳光又回到校园里。我从抽屉里找出笔记本,翻到电话记录,给汤莉父亲打过去,对方铃声是“小苹果”。
“杨老师,汤莉没打电话给我,我问问她妈,有没有打电话给她。”我让他把汤莉的号码告诉我。打完汤莉父亲的电话,接着给她打过去,电话关机。我不知道是她有意关机,还是忘了开机。对于时时划拉手机的人来说,忘了开机是不太可能的。关机,意味着她要阻断一切打探她私密的嘴巴。
我心里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但转念想,我已经电告她父亲。还好,王云昆提醒我。王云昆是五年前和我一起从遥远的田心镇中学来到这里的。
太阳又被灰云遮住,天气预报说,这个小城将有一场中雨。天空东一片西一片的云,绿象山顶上的灰云凝然不动;太阳在几片云间穿来穿去,看不出有中雨的样子。校门外右边是一排针对学生的摊点,有玩具、卡通画、小吃,没有文具,没有像样的书籍。胡军的父亲在路的左边蹲着抽烟,身边站着胡军母亲。她穿着蓝色长裙,跟他聊着什么,身边是一辆白色小车,车身弹射出的白光直刺眼睛。胡军母亲看到我,向我招招手,那手像风中舞动的树叶,又像一条欢快的狗尾巴。我不喜欢她这个手势,那动作极像招呼一只宠物狗。我走过去,微眯着眼,抵御着白光的刺入。
我走到他们身边,男人站起来,肥硕的身体喷薄而出。他递一支烟给我。女人说,这天气,太热了。她大概后悔穿了长裙出来,毫无节操地抖动裙子当扇子,与她身边的优雅轿车极不协调。胡军父亲是建筑老板,在乡镇做了十来年,六年前杀进城里,是个有经验的渔夫,每一网都能让他满载而归。他置下了两幢别墅,两辆小车,我们估计,千万的活动资金是有的。他妻子在城里开了两间茶室,一间自己经营,另一间侄女打理。
“本来他想见你,但里面不允许。”男人说,勉强的微笑在光洁的脸上舒展开,夸大了他的心情。
女人从车上抓出一个白底碎花的 LV包,打开拉链,掏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我。
“我儿子说,一定要把信交给你。除了监狱里的管理员看过,我们两口子不晓得他写些什么。”她撸了一下耳后的一缕长发,薄薄的耳朵被车身的白光穿透,像安上去的塑料模型。
我把信塞进内包里,往回走。
3
我走进办公室,电话在包里突突震动。是汤莉的父亲。
“杨老师,汤莉没在家,她也没打电话给她妈,她可能去了医院,我们去找找,你上课就行了。”
天还是很晴朗,没有要下雨的样子。王云昆走到我身边。汤莉去年是他班上的学生,我接了他的班。
“唉,女大不中留。”他接着说起一次到汤莉家家访的事。
去年,我去家访,汤莉爸爸和妈妈正在吃饭,两人让我坐过去。她妈走向一扇紧闭的门,推开向里说,汤莉,来吃饭。里面没有回应,她关上门,回到桌旁。
过了十多分钟,汤莉的房门打开,她从里面走出来,嘟着嘴,头发披散。看到我,淡淡地喊一声老师,又嘟起嘴。他爸爸叫她吃饭,她头也不转一下,说,不吃。回答简单、生硬,像吐出的两颗石子。她来到她妈身边,脸上没有表情,伸着手,给我二十块。她妈掏出五十块给她。她像不认识纸币面额,淡然接过握在手里转身向门外走,边走边用一把梳子梳理头发,走动中的细腰不忍直视,随时都有折断的凶险。
她妈向我说起她在家里的样子,她不是躺在床上搂着手提电脑看动画片,就是捂头睡觉;菜端到饭桌上,叫她起来吃饭,她不应一声,有时慢悠悠从床上起来,披散着头发,来到饭桌前,瞥一眼桌上的六七个菜,弯腰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抓一包“吃不厌话梅”,转身进她的小屋,啪的一声甩上门。周末常不回家,同学聚会,生日庆贺,唱歌喝酒。她爸爸曾对我说,有一次她带着满身酒气和烟味回到家里,被他臭骂一顿,后来收敛了些;她常去网吧,她爸爸说在家也可以上网的,她说网吧跟家里感觉不一样。
她妈说,她小学六年级时候就不想读书了。她到现在还能在学校,也算能熬了。她缺了几次课,一天,我对她讲了很多道理,她低着头一句也不说。我说我给她十块,让她不要再缺课,她抬起头说,老师,我给你十块,答应我,不要再给我讲那些道理行不行?我当时气得神经差点错乱。
“我班上的历史课还上么?”他顿了几秒钟问我。
“不考也要上啊。”我说。
上课铃声响起。我走进教室,学生七零八落在我身后进来。在未打开课本前,我让他们回答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使他们安静下来,仍然是松松散散的样子,东瞅西看,不安分的手在抽屉里狗刨土一样抓挠。一两个学生慢慢走进教室,神色漠然地坐到座位上,如迟到的领导。教室里还是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又重复一遍提问。一分钟后,我让一个手里仍没停止抓挠的清丽女生回答,她垂着头缓缓站起来,暗淡的目光无力地搭在桌面上,轻声说,四大发明是,是,子弹……书……几个学生偷偷翻书,几个学生窃笑。我让她坐下。一个小个子男生举手,我让他回答。他瞥一眼窗外,坚定地说,她说的子弹不对,是大炮,另一个是麻将,另两个是……他没说完,教室里哄笑起来。
打开课本,我接着讲宋元文化的第二部分。有两个学生晃着身子走进教室,我让他俩站在教室门口。他们有没有书本听课已经没有多少差别。我不想问他们为什么迟到,我已经厌烦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并让一个不停在手机上划的女生站起来听课。
即将下课,我让门口的两个男生回到座位上,后面瘦瘦的一个一脸乌黑,两眼布满凶光,仿佛整个世界都以他为敌。
下课,我走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他右手握鼠标,脸对着电脑屏。我对他说,我去找找那个女生。他准了我的假。我得去找她。在课堂上她有时也划手机,神情冷漠,桀骜;一次,她走过一个花台边,刘亚萍让她捡起地上的一张纸片,她嘟嘴咕噜,又不是我弄掉的,昂头走了。她这次毫无预兆的自动消失,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她的无所谓,让我们不得安宁。
我不想她出事。那个男老师就因为学生在上课时间撞车死亡,学校认为他多少有点责任,要把他调到离城四十里的镇中学。他没有去镇中学,永远离开了学校,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如果汤莉遭到不测,我不敢保证学校还能让我在这里,也许会让我回到田心镇中学,那样,我的命运将重新转向,回到我原来的起点,这是我不愿看到的——进城,不只是为了得到一颗让人舒适的糖,完全不是。
在镇上中学的时候,心中怀着微茫的希望,现在,出来了,一个意外得到的收获。我还希望着什么呢,没有了,已经四十一岁,生活没有给我更具实际效益的东西,我也不再奢望,我只能小心维持着这种平静状态。这种状态,我从中得到一些隐秘的东西,填充着曾经的空白。眼下,虽然工作把我的激情敲得粉碎,但我还得像捧着一个家里仅存的精美仿品瓷器,精心维护它。一不留心,生活会在猝不及防时回到原初状态,甚至更糟。我不想这样。
4
灰云散乱地分布在天空,从半空里落下几块阳光,立刻又跑远了,风在街上乱窜。行人很少,他们多装在来往的车辆里,路两边停着许多小车,一辆辆像打扮光鲜的仆人,静候着它的主人从商店、办公楼里走出来。我走在五凤桥上,河底流淌着黑灰的污水,平缓,没有声息,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沉默与拘谨。在河边的一个街角,二十多个揽活做的民工或站,或坐在一道关闭的卷帘门前,若有衣着光鲜的主顾走过去,便有人围拢来。两胖两瘦的男民工围在一起打牌,膝下压着面值一元五元的几张纸币。两个男人抱着胸站着看他们出牌,不时举头看看周围,闲适里怀着期待。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仔细辨认着像汤莉的身影。汤莉的父母也许在县城的每个医院里寻找。诊所里她是不会去的,如果她只是感冒发烧,学校的诊所就能看病,但我问过,她没有去那里。除了医院,她还会去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如果没病,她会不会和别人约会在僻静之地?在这街上闲逛是不大可能的。虽然是个小城,可一个人要躲起来,两三个人哪里找得到呢。但不管如何,我得寻找,寄希望于她在我眼前出现。寻
找至少比在学校里焦灼等待让我更能得到一点安慰,因为我的命运已悬在半空。
我往上走到红绿灯路口,向左走。走过三十多米,来到广场上。每天黄昏时候,这里站满中老年妇女,跟着音乐跳舞,其中夹着几个中年男人,行人只能绕道走。除了广场,商店门前的宽展处,广场舞大妈也见缝插针地占领了。此时的广场只有几个行人偶尔走过,除了远处的车声,稀薄的安静暂时回到这里。广场对面的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在阳光下散漫地走着。
我离开广场,走上人行道,踩到一块活动地砖,砖下的污水扑到我的裤脚上。身边的服装店门口播放着震天的“小苹果”,企图用“小苹果”把行人诱捕到店里去。穿过一条巷子,走上十来级石阶。中心街上,商家用话筒在一个平台上嘶吼,一群中老年妇女伸着手,像一群饥饿的老鹅,高高扬着头,目光盯在瘦竹竿男人手里的两包纸巾上。
我离开那拥挤的人群,继续向前走,商家的聒噪声远去,看看表,学生已经放学。
身边的精品店,满布着的晶亮挂件和饰物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旁边“嘉华”店里陈列着一排排糕点,它们鲜亮的色泽和暖暖的香味不仅诱惑着破衣烂衫的乞丐,也点亮了路过它面前的青年男女的心情;如果没有这些靓丽的商店,没有来往的轻快车辆和宽阔整洁的路面,他们的内心会怎样,也许是满怀阴霾,对这个世界充满不可思议的绝望。一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那时的相关图片,一千年前,我可以想象,这里是一片沼泽、湿地,一万年前,也许是无数凸起的山峰。我闭上眼睛,遣散萦绕于耳的市声,脑中显出湿地、山峰,涌进耳膜的是寂静里镶嵌着的鸥鸟鸣啼,呼呼凉风侧身而过,心中进驻了厚实的苍茫和邈远。我全身清凉,身体如一块透明的果冻,我能够看见手臂上红色血液的汩汩流淌。徐徐睁开眼睛,我又置身于小城之中,它的繁华和嗡嗡市声挤进我的视听,我的身体恢复到肉身,神情又回到废墟般的空寂。眼前显出华美性感的小城。
转过一个街角,四五个孩子围着一个小学老师撕扯。他大概五十岁,瘦瘦的,没有胡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但我从他的沉静的神色知道,他沧桑的那一副面容隐在心里,面上的这一副是被清丽的市容修饰而成。小学就在我每天上课必经的公路边,我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进出那道校门。那群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二岁,最小的也就八九岁,个子最高那个只到他的胸口。他们手指着他的鼻子,距离不到一尺,用稚嫩的嗓音骂他狗杂种,还要操他什么,他用手把那些伸过来的小手打开,并推开他们。我看到那些孩子未成形的叛逆胚胎还是一团汤水。其中一个带着棒球帽,窄脸,淡眉,像是胡军,他稚嫩的小拳头还未冲到老师的胸口,就被他宽大的手掌包裹,轻轻一拽,他趔趄两步,终没有摔倒。最末一个,是个小女孩,她因为挤不到前面,只能抬着细瘦的手臂叫嚣着,干死他,嗓音因为澎湃的愤怒而变形,行将崩断。行人驻足看着,有的看一眼走了。我想过去拉开那些孩子,但两个大人面对几个孩子,有些不妥,正犹豫着,他扭身走了,他不想把自己与极不协调的对手展示给行人看,以免失去成人固有的尊严,也许行人中就有认识的人。几个孩子手指着他骂,追几步,停下,但嘴里还是不停地要操个什么。 男老师渐渐走远,他已听不到那些散发奶气的“操”。
突兀的电话铃声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到身上。汤莉的电话。我按下接听。
“杨老师,我是汤莉,我没事的,不用担心。”平静的语调掺混着稀薄的愉悦,听不出有什么异样,她周围没有车声和人声,仿佛置身于一个旷野,她的语调在那个旷野里异常鲜亮。
她好像知道我们在找她。
“你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总之,不用担心我。”她毫无必要地加了“总之”一词。
“你打电话给你爹妈了么?”
“没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
“你看医生了么?”
“看了,医生说让我休息一天。我明早去上课。杨老师,再见。”她匆匆挂了电话,仿佛后边的每一个字都是银行卡上的密码。这个突然闯进的电话,开始让我释然,继而升起更强烈的担忧:一个未成年女孩向来对自己将遭受的危险处境缺乏细微体察,总做出乐观的判断,空白的经验让她们付出可以避免的代价。然而,我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束手无策。
我打电话给她父亲,告诉他汤莉刚打电话给我。他说,既然她说没事,我们就放心了。我接着打电话给汤莉,她已经关机。这女孩到底在干什么,像湖里的一条鱼,露一下头又消失了,然后是漫长的沉寂。我唯有等待,等待被她情绪左右的电话。同时也安慰自己,事情如她所说,没事。
5
头顶的天空被灰云遮住,风呼呼地吹着街面的灰尘,行人扭身避让,一个女子在街角捂着脸,风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她的裙子里鼓荡。
我想起胡军的信。我不想看,不管他会说什么,即使是悔恨,也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学校让刘亚萍修养四个月,年后开学,她请了一个月的假。她是音乐老师,曾在万德镇教书,因并校一起进城,我听过她讲的课,课上得好,在州上参加“青歌赛”获过二等奖。虽然四十岁,身形却苗条,声音脆脆的,爱说笑,教师节上,每年都帮着倒水,摆放水果,见到地上一张纸片也要弯腰捡起塞进垃圾桶里。除了那个去工厂的男教师,她是第二个喜欢听我讲地方史的人。当别人相继走开的时候,她还专心地听我神侃,当我说了许多万德土司史后,她微笑着说,杨老师,我虽然是万德人,但没你了解的那么多。我说,你是音乐教师,若比我们了解,那我们学文的要怎么混啊。她呵呵笑。
发生了那件事后,在镇上小学教书的丈夫跟她离了婚,他说,多丢人,他没脸再跟她过下去。学校领导去看望她,他们回来说,她瘦了,人也变得萎靡。我去看她的那天,她在院子里洗被褥。她母亲见到我,面无表情出门去了。她下巴尖了,颧骨突出,脸上勉强的笑蕴着悲苦,不笑的时候脸像个筛子,悲苦完全渗漏出来。她说,出了这件事,她母亲认为学校是有责任的,一个女人,晚自习后在离城还有一公里的路上走,这能安全么?另外,应该给她换一个工作,以后,她在学校里咋工作,老师会咋议论她,特别是那些学生。她母亲把学校的不满,迁怒到每个教师身上。
“我也跟教育局提出过,他们说这不好办。”她低头搓着被褥,一缕头发从耳边挂下来。
“最可气的是我那姑娘,假期里,我让她在家陪陪我,她说她要去打工,后来在一个家具城里找到一份销售工作,我去看她,她和一个男的说说笑笑,仔细看那男的,是她同学,我在他们学校见过。我什么也不说就走了。我不晓得我姑娘的脑子是咋长的,她妈发生了这样的事,还和一个男生约着去打工。有人说,现在的娃娃比过去我们这一辈小时候聪明,我倒看不出,他们只是比我们见多识广而已。”这段话,让她微微气喘。
临走前,我安慰她几句。我只能这样,我什么也帮不了她。
上次去看她离现在已经半个多月,我没给她打过电话,我不想打扰她,以免勾起她不快的回忆。我抬头向西边望,绿象山默然兀立,祥和谦逊,一层浓密的树林如绿绒毯覆盖身上,它们悄悄把新鲜的空气播撒进这个小城,流云在它脊背上婀娜变幻,随即拖着影子翩然而逝。
她好像一直在农村老家,不知道现在怎样了,建议她到远处走走,尽量逃离那件事的牢笼,她越沉陷其中,它越变得青面獠牙,狰狞可怖,她也越无力抵御。我来到一棵树下,掏出电话,给她打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我说我是杨晓春,刘亚萍的同事。他说他是刘亚萍的哥哥,他知道我,“她中午不在了,我从镇上回到家,看到她把自己挂在堂屋里。”
胸口重重划过一层痉挛,心紧紧地收缩着,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垂下头,脑子像碎了,拼不出任何影像,手握拳使劲捶打着地面,我的手没有感到一点疼痛。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我面前呆看十来秒,见我停止捶打抬起头来,感觉我的神经没有太大异常才走开。他走了十多米,又回头看我一眼,风在他的裤脚打个旋,贴着地面跑远了。
明天我得去看她最后一眼,即使是被无数目光包围。天空的灰云越聚越广,铺展到绿象山顶上,整个小城笼罩在阴凉之中,风呼呼扫荡着每一条街巷。我站起身,毫无目的地走,脚发沉,像在浅水中蹚过。街上的人少了些。我醉了似的走在人行道上。
天空落下雨点,渐渐密集。我站在行道树下,看着眼前来往的车辆,听着暗淡下去的市声。
城市被雨水浇淋,色彩灰下去。街道空了,只有车辆疾驰而过,在城市楼群避开的缝隙,绿象山背负黑云,在迷蒙的雨雾中显出柔和与巍峨。细雨中,渐渐潮湿的地面漾起一层并不纯粹的灰尘味。
没有看到汤莉,连相似背影都没有。我只能等待,希望境况能如她所言。
雨没有停,也没有更稠密的迹象。空气已经凉下去。
家里我没有心绪做饭,走进一家糕点店买了半斤面包和两个荞饼,在商店里买了两瓶燕京啤酒。刚走出商店,两个年轻姑娘走到我面前。
“大哥,我们是安徽人,来这里旅游,我们一天没吃饭了,给我们二十块,让我们吃顿饭吧。”前面稍胖一点的女孩说。她白衣灰裤,短发披肩,明眸粉脸,说的是普通话,额上的头发已经被雨淋湿,水珠正往眼角上落。她身后是一个比她矮的女孩,也更瘦一些。两人都愁眉苦脸,一副落魄的样子。我心懒神散,无心街头救急,而且又下着雨,再说,这些年,什么骗术都有,少搭理为妙,我用方言说: “我没有零钱。”
她还是听清了我的方言:“麻烦你去把它破开。”
“我家里还有急事。”我没容她再说,走开了。
我走到城外,面前是一条河,河水还没有涨,走过河上的铁板桥,再走一百多米才到居住的小区。四周无人,地面上积了小块水,我跨过水,走上铁板桥,一阵风,把雨水扫到脸上。脑中显出那女孩雨中无助的眼神,她连一句你是好心人、善良人这样赢得同情的话都没说,她们应该不是骗子,而且都不过二十岁,矮一点的女孩也许只有十五六岁。她们是学生么?也许真是离家的学生,现在的学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她们的老师和父母也许正四处寻找,我走后,她们能碰上一个愿意相助的人么,若没有,她们如何度过今夜。我反身往回走。一路上寻找那两个女孩。小车快速划过街道,一个年轻男子小跑着横穿马路。我没有看到她们的身影,来到我买啤酒的商店门口也没有。那两个女孩好像被雨水融化在小城里了,我带着失望和后悔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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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七点,黄昏已经降临。窗外雨声淅沥。
屋里昏暗而寂静,冷清迎面而来,电视灰黑的荧屏如一张久溺水中的脸,越看越觉可怖,茶几上凌乱地摆放着水杯、烟灰缸,抹布,一个白色空塑料袋,像个呆滞的魂魄斜倚在水杯一侧。墙上悬挂着一根使用过两次的钓鱼竿,一旁是两幅装在黄色框里的兰草刺绣。我把手里的食品放到塑料袋上,脱下淋得半湿的外衣,把它挂在门口一旁的挂钩上,拉亮天花板上的十个花瓣形灯,冷清退缩到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我洗了手,坐进沙发,打开纸袋和一瓶啤酒,边喝酒边吃面包。
雨声停了,窗外空下来,夜哗啦落下来填满。远处传来汽车在路面上急驶的呜呜声。我被寂寥压得太久,想要从中解脱,起身去开电视。刚走到电视机前,犹豫的敲门声响起。这时候谁会来呢,王云昆已经上自习去了。我想到那两个女孩,我希望是她们,虽然不大可能。打开门,我的身体一抖,感觉头发前所未有地站立起来,我退后了两步,只说出一个“你”,别的再也说不出来。
“怎么了?”她平静地说,对我的惊惧无动于衷。
“你还活着?”
“你知道了?”
是刘亚萍。
她走进屋,侧过身拉上门。我让她坐在我刚才坐的沙发上,她说了事情的经过。
今天是镇上的街天,母亲要到镇上,她也想去走走,顺带买些菜回来。她母亲说,你就在家里,哪儿也别去。她说她已经在家里憋闷了四个多月,实在受不了。她母亲说,受不了也得受,谁让你出了这样的事。她一听这话,心里来气,说,是我愿出这样的事啊。她母亲说,为什么不出在别人身上,而出在你身上,你怎么不跟他拼啊,而且还是一个学生。于是两人吵起来。她母亲说,我是你这个样子,早不活了,省得丢人。她呜呜哭起来。她知道,母亲不让她出门,就是怕别人问起,她的脸无处可搁。母亲走了,她越想,将来的生活越难以接受,那无数如剑戟般的议论,那耻笑的神色,追赶着她,仿佛要把她推下生活的悬崖,直至粉身碎骨才肯离去。她在墙脚找到一根拇指粗的绳子把自己挂在屋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哥哥从镇上回来,抱着她,把绳子砍断,让她平躺在沙发上,他看到她没了鼻息,慌忙给她母亲和女儿打电话,打完电话,我的电话就打过去了。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她奇迹般的活过来,小声呜呜哭起来,把身边的哥哥和哭着的母亲吓得不轻。她哥哥骂她,说她蠢,死了就能解决问题?说她自私,女儿今后的读书靠谁。她立刻明白,她的死并没有赢得任何人的同情和理解,反而更让人鄙视和蔑视,她决定活下去。走出家门,她在路边搭了一辆进城的货车。
“我要无耻地活下去。那些比我无耻的人都活得滋滋润润,我比他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我递给她一块面包,她接过慢慢嚼着。
“我也想喝酒。”她说,我给她打开另一瓶啤酒的瓶盖。
“你能借我一些历史书么?”她淡淡地笑着看我。我说当然可以。我从书房里给她找来几本地方史。
“我想跟你学习音乐,愿意教我么?”我说,自从她出了事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好啊。”愉快的情绪回到她的脸上,她撸了一下耳边的一缕长发。
我出去买了一次酒,顺带买一些吃的东西。我们聊到十一点多,俩人都已醉意朦胧。我把她送回家,她的女儿开的门。女儿比母亲高出一些,和她母亲一样的尖下巴。她看到我们的样子,一脸诧异。我对她说,这几天,好好陪陪你妈妈。
回到家,关了手机,躺在床上,我的身心被愉快冲洗着沉沉入睡。朦胧中,听到窗外沙拉沙拉的雨声,后来意识还是沉进睡眠里。
醒来时,天已亮,雨早停了。脑袋有些晕沉,推开窗,带着水味的清凉空气扑进窗来,地面的潮湿已快干了,只留着几块水迹。
来到学校,自习课上见到那两个空座位,想起那个女生,不知昨晚回到家没有。我走出教室,打开手机,三个未接电话接连跳出来,查看,都是汤莉父亲的。我把电话打过去。又是“小苹果”。唱了一半的“小苹果”被男人的声音拦腰截断:杨老师你来学校门口,我找你有事。说话的语调硬邦邦的,还带着不快。
几个学生从校门走进来。天空蓝嫩,西边的绿象山经过一场雨的洗濯,清朗碧绿,一如往昔安稳沉静地矗立着,它上面的两朵白云轻盈地携手远逝。我来到校门口,粗实的男人从一辆银灰色的小车上下来,啪地甩上车门,疾步走到我面前,“汤莉昨晚一夜没有回家,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她?”刚说完,一拳砸在我鼻子上,接着第二拳砸到我的太阳穴,我跌跌撞撞扑倒在地,捂着鼻子,身子蜷曲。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
那里有三个空座位,一眼看上去,像自己失落三颗门牙的口腔,给我不适之感;它们又像三颗毒药,被眼睛吞服,在我身上催生了一种无力感,四处蔓延,使我患上不治之症。我看到自己像河流上的一具浮尸,任水逐流。我听到自己的讲课声,它低缓、糯软,成为一只沉沉欲睡的猫。一种空虚的气息浸透全身,并抓紧我,无力脱身。我不想再继续讲下去,以免听到连自己也厌烦的声音,我让他们看一遍刚才讲的内容。走下讲台,在走道里踱着,三个学生抬起低着的头,把刚才划拉的手机放进抽屉。学校是不许学生带手机进教室的,他们却带在身上。我真想把他们揪出门外站成一排,接受我暴雨般的狂啸。但我不能,只能平静地叫他们把手机放到窗台上。
上衣内包的手机突然快速地敲打我的胸口,它像一把小锤子,敲醒了我昏昏欲睡的神经。我边往教室外走边掏出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
杨老师,我是胡军的爸爸,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杨老师。粗厚的嗓音震动我的耳膜,精神也为之一振。胡军的爸爸,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半年前,我见过几次。胡军曾是我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一周前进了监狱的他为什么写信给我。
我说下午三点一刻休息,他说在校门口见我。
我挂了电话,走进教室,一阵窸窣声,学生们立刻恢复到看书的样子。
已经是三月,教学楼前的方形小花园里,四边上高大的垂柳,长长的嫩黄柳枝垂落下来,在微风里轻轻晃着,既漫不经心,又安然自在;它们以从容悠闲的姿态消减着这个小城带来的躁动和喧嚣,不动声色地给学校营造宁静。几只鸟雀在柳枝间,花丛里跳跃、鸣叫;快乐暂时属于它们,再过二十分钟,它们的身影将被学生的喧闹驱逐。太阳藏在一块灰云里,旁边两块围上来。校园被云影覆盖,空气凉一些,鸟声渐渐稀薄。
西边是小城周围最高的山峰,山顶平直横贯如一兀立的宽厚象身,左边陡峻,下凹,然后上扬成一座山峰;下凹与上扬,形成象鼻状,故此被人们称为“绿象山”。从城里修了一条石条路直通山顶,每天清晨都有人前去攀爬,周末,我也是其中之一。千万年来,它都以平静的健硕身姿岿然屹立。几片透亮的白云它从脊背上悠然荡过,几秒之后,它们被风轻轻撕碎,在天际鬼魅般飘散流逝。
两个男生到门后的饮水机上用纸杯接水,第三个是女生。他们回到座位上喝一口水,接着看书。后面还会有学生去接水。语文课少一些,历史课需要喝水的人多,好像历史是一条漫长幽深的隧道,没有希望的尽头不断消耗他们的体力。
我来这个学校之前,听说就是这样。第一天上课,我叫住一个握着纸杯前来接水的男生。他瞪视着我,理直气壮地说,其他班也这样,为什么我们班就不行。那是他们的事,我的班上不允许这样,我说。狗屁。他一甩下巴,硬邦邦地说。我能感受到一股叛逆肆意冲撞着他的脑门。他径直走到饮水机前接水。我走过去夺他手里的杯子,他推了我一下,我心里火了,也推搡他,他毫不示弱。几秒钟后,他处于下风,收起书包走了。我打电话给他父亲,他说,他喝点水,老师不要太认真。
那男生毕业后,一天傍晚,和几个社会青年在离校门口二十米远的商店门口包围了我,有两个嘴上还没长毛,头上的毛却染了两缕黄,像要区别于这个与他们如胶似漆的世界,其中一个眯着一双漠然的眼,与他宽展的脸完全不匹配。我拿出防盗门钥匙,紧紧握着钥匙柄,指缝间露出电钻般的钥匙头。看我一副豁出去的样子,他们骂骂咧咧地散了,像一群挓挲着毛的溃败鬣狗。
我来这个学校前,一个男教师因为阻止一个男生课堂上喝水,和男生演上了。还没过一个月,男生的父亲在超市门口把那教师打了。教师摔倒在地时,手肘撞在地面上,碎了一块指甲大的骨头。伤好后,他离开学校,进了一家工厂。他说,面对一群机器,只要自己注意好,就不会被它咬到。那件事之前,他也有离开学校的念头,曾摇摆了好长时间,那件事,使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一个微胖的男生走进来,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问他刚才去干什么,他说政教主任让他在办公室里收理几个纸箱。在这一节课里,他拖的时间最长。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上课铃声响后十分钟内,学生三三两两进教室已经很寻常,历史课更是这样。他们对历史已经漫不经心。中考不需要它。他们也觉得,历史是天上的灰云,既与自己无干,也不可爱。
还有两个座位空着。清晨,一个男生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她儿子发烧了,在医院里打点滴,不能来上课。另一个是女生,十五岁,个子一米六五,小脸,长发,细腰长脖,细胳膊细腿;看上去,有形销骨立的意思,蓝底碎花的宽松休闲套装穿在身上,连唯一可见的骨架也暗淡得快要逃遁;偶尔一笑,两只嘴角外旋出一对酒窝,那是与同伴玩乐时,面对老师,永远是一副冷硬的面孔。她在请假条上说,肚子疼,得去看医生。请假条是在上课前两分钟一个小个子女生递给我的。也许是痛经吧,谁晓得呢。有过相似的事,那是一个阴晦的下午,已经放学,我在教室里批改作业,别的学生都走了,一个女生还坐着埋头看书,好像与我较劲,看谁先忍受不了教室的冷寂。我问她怎么还不走,她没说话,把头压得更深,似有折断之象。我走过去,她双手圈在桌面上,把脸埋在臂弯里,椅子下的地面上有几个红点呈现在我眼前,完全违背主人的意愿,倨傲地显出星状,大概是从她的两腿间渗漏下来的。我近在咫尺的身影,使她沉入到不可救药的羞耻感中,她呜呜哭起来。我说没事,你等着。我走出教室,向一个女生找来一条裤子,回到教室,把裤子放到她身边的椅子上,说,换上,没事的。我走出教室,拉上门。
后来,我跟刘亚萍商量,让她给女生们上了一节课,当然,不仅是例假的问题。
半年后,想不到刘亚萍出了事。
我上的是专科学校,学的是中文系,没有历史系。我喜欢地方史,地域上的原因,有贴身亲切的感觉,像一件内衣,我的肌肤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县里各地的土司历史,我还没发现比我更了解的。我知道万德镇历代土司的生卒年,他们各有几房姨太太,姨太太的性情癖好。这些年,思绪常常回到过去,把我到过的地方的历史进行有限度的虚构。 手肘摔碎了的男老师喜欢听我讲那些遥远的偏僻的历史。俩人抽烟喝酒,一聊就是大半夜。现在他走了,没人喜欢听我讲。前妻不喜欢听我说那些被时间丢掉的东西,我一说起,她总是用别的话来岔开,可我就是个贱人,总忍不住冒两句出来,她一插嘴,我的心情立刻就阴下来。有时她回一句,说那些有什么意思,离我们那么远。她这一说,我闭了嘴,连和她争辩的欲望都没有。现在,我想贱的机会都没有。
2
下课,我走进办公室。王云昆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抬起头,眯着一双细眼在我脸上掠过。这样的眼睛,像一扇虚掩的门,很难看出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我向他说了两个学生请假的事。
“那女生你要确定一下。请假后,在外边出事以前有过。”
“那是男生。她应该是真的病了。”去年一个男生请病假,到下午,一个老师打电话给班主任,说那男生骑一辆踏板摩托车撞死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货车屁股上。班主任跑到出事点,看到请假男生像个碰碎了的鸡蛋倒在货车后的血泊中。原来,男生离开学校后,去街上偷一辆踏板摩托车,被失主发现,他在慌乱的逃窜中撞上货车屁股,把小命给报销掉。男生父亲把失主和班主任告上法庭,说失主不应该追他的儿子;班主任的责任是,随便准了儿子的假。
小个子女生把假条递给我的时候,我问,汤莉在哪儿,她说她已经走了,我生气地说,这是霸王假。女孩低着头,替汤莉承受我的生气。
“难说,这年头的事。”王云昆站起身,把报纸放在桌上,出去了。太阳晃出灰云,阳光又回到校园里。我从抽屉里找出笔记本,翻到电话记录,给汤莉父亲打过去,对方铃声是“小苹果”。
“杨老师,汤莉没打电话给我,我问问她妈,有没有打电话给她。”我让他把汤莉的号码告诉我。打完汤莉父亲的电话,接着给她打过去,电话关机。我不知道是她有意关机,还是忘了开机。对于时时划拉手机的人来说,忘了开机是不太可能的。关机,意味着她要阻断一切打探她私密的嘴巴。
我心里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但转念想,我已经电告她父亲。还好,王云昆提醒我。王云昆是五年前和我一起从遥远的田心镇中学来到这里的。
太阳又被灰云遮住,天气预报说,这个小城将有一场中雨。天空东一片西一片的云,绿象山顶上的灰云凝然不动;太阳在几片云间穿来穿去,看不出有中雨的样子。校门外右边是一排针对学生的摊点,有玩具、卡通画、小吃,没有文具,没有像样的书籍。胡军的父亲在路的左边蹲着抽烟,身边站着胡军母亲。她穿着蓝色长裙,跟他聊着什么,身边是一辆白色小车,车身弹射出的白光直刺眼睛。胡军母亲看到我,向我招招手,那手像风中舞动的树叶,又像一条欢快的狗尾巴。我不喜欢她这个手势,那动作极像招呼一只宠物狗。我走过去,微眯着眼,抵御着白光的刺入。
我走到他们身边,男人站起来,肥硕的身体喷薄而出。他递一支烟给我。女人说,这天气,太热了。她大概后悔穿了长裙出来,毫无节操地抖动裙子当扇子,与她身边的优雅轿车极不协调。胡军父亲是建筑老板,在乡镇做了十来年,六年前杀进城里,是个有经验的渔夫,每一网都能让他满载而归。他置下了两幢别墅,两辆小车,我们估计,千万的活动资金是有的。他妻子在城里开了两间茶室,一间自己经营,另一间侄女打理。
“本来他想见你,但里面不允许。”男人说,勉强的微笑在光洁的脸上舒展开,夸大了他的心情。
女人从车上抓出一个白底碎花的 LV包,打开拉链,掏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我。
“我儿子说,一定要把信交给你。除了监狱里的管理员看过,我们两口子不晓得他写些什么。”她撸了一下耳后的一缕长发,薄薄的耳朵被车身的白光穿透,像安上去的塑料模型。
我把信塞进内包里,往回走。
3
我走进办公室,电话在包里突突震动。是汤莉的父亲。
“杨老师,汤莉没在家,她也没打电话给她妈,她可能去了医院,我们去找找,你上课就行了。”
天还是很晴朗,没有要下雨的样子。王云昆走到我身边。汤莉去年是他班上的学生,我接了他的班。
“唉,女大不中留。”他接着说起一次到汤莉家家访的事。
去年,我去家访,汤莉爸爸和妈妈正在吃饭,两人让我坐过去。她妈走向一扇紧闭的门,推开向里说,汤莉,来吃饭。里面没有回应,她关上门,回到桌旁。
过了十多分钟,汤莉的房门打开,她从里面走出来,嘟着嘴,头发披散。看到我,淡淡地喊一声老师,又嘟起嘴。他爸爸叫她吃饭,她头也不转一下,说,不吃。回答简单、生硬,像吐出的两颗石子。她来到她妈身边,脸上没有表情,伸着手,给我二十块。她妈掏出五十块给她。她像不认识纸币面额,淡然接过握在手里转身向门外走,边走边用一把梳子梳理头发,走动中的细腰不忍直视,随时都有折断的凶险。
她妈向我说起她在家里的样子,她不是躺在床上搂着手提电脑看动画片,就是捂头睡觉;菜端到饭桌上,叫她起来吃饭,她不应一声,有时慢悠悠从床上起来,披散着头发,来到饭桌前,瞥一眼桌上的六七个菜,弯腰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抓一包“吃不厌话梅”,转身进她的小屋,啪的一声甩上门。周末常不回家,同学聚会,生日庆贺,唱歌喝酒。她爸爸曾对我说,有一次她带着满身酒气和烟味回到家里,被他臭骂一顿,后来收敛了些;她常去网吧,她爸爸说在家也可以上网的,她说网吧跟家里感觉不一样。
她妈说,她小学六年级时候就不想读书了。她到现在还能在学校,也算能熬了。她缺了几次课,一天,我对她讲了很多道理,她低着头一句也不说。我说我给她十块,让她不要再缺课,她抬起头说,老师,我给你十块,答应我,不要再给我讲那些道理行不行?我当时气得神经差点错乱。
“我班上的历史课还上么?”他顿了几秒钟问我。
“不考也要上啊。”我说。
上课铃声响起。我走进教室,学生七零八落在我身后进来。在未打开课本前,我让他们回答上一节课学过的内容。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使他们安静下来,仍然是松松散散的样子,东瞅西看,不安分的手在抽屉里狗刨土一样抓挠。一两个学生慢慢走进教室,神色漠然地坐到座位上,如迟到的领导。教室里还是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又重复一遍提问。一分钟后,我让一个手里仍没停止抓挠的清丽女生回答,她垂着头缓缓站起来,暗淡的目光无力地搭在桌面上,轻声说,四大发明是,是,子弹……书……几个学生偷偷翻书,几个学生窃笑。我让她坐下。一个小个子男生举手,我让他回答。他瞥一眼窗外,坚定地说,她说的子弹不对,是大炮,另一个是麻将,另两个是……他没说完,教室里哄笑起来。
打开课本,我接着讲宋元文化的第二部分。有两个学生晃着身子走进教室,我让他俩站在教室门口。他们有没有书本听课已经没有多少差别。我不想问他们为什么迟到,我已经厌烦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并让一个不停在手机上划的女生站起来听课。
即将下课,我让门口的两个男生回到座位上,后面瘦瘦的一个一脸乌黑,两眼布满凶光,仿佛整个世界都以他为敌。
下课,我走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他右手握鼠标,脸对着电脑屏。我对他说,我去找找那个女生。他准了我的假。我得去找她。在课堂上她有时也划手机,神情冷漠,桀骜;一次,她走过一个花台边,刘亚萍让她捡起地上的一张纸片,她嘟嘴咕噜,又不是我弄掉的,昂头走了。她这次毫无预兆的自动消失,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她的无所谓,让我们不得安宁。
我不想她出事。那个男老师就因为学生在上课时间撞车死亡,学校认为他多少有点责任,要把他调到离城四十里的镇中学。他没有去镇中学,永远离开了学校,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如果汤莉遭到不测,我不敢保证学校还能让我在这里,也许会让我回到田心镇中学,那样,我的命运将重新转向,回到我原来的起点,这是我不愿看到的——进城,不只是为了得到一颗让人舒适的糖,完全不是。
在镇上中学的时候,心中怀着微茫的希望,现在,出来了,一个意外得到的收获。我还希望着什么呢,没有了,已经四十一岁,生活没有给我更具实际效益的东西,我也不再奢望,我只能小心维持着这种平静状态。这种状态,我从中得到一些隐秘的东西,填充着曾经的空白。眼下,虽然工作把我的激情敲得粉碎,但我还得像捧着一个家里仅存的精美仿品瓷器,精心维护它。一不留心,生活会在猝不及防时回到原初状态,甚至更糟。我不想这样。
4
灰云散乱地分布在天空,从半空里落下几块阳光,立刻又跑远了,风在街上乱窜。行人很少,他们多装在来往的车辆里,路两边停着许多小车,一辆辆像打扮光鲜的仆人,静候着它的主人从商店、办公楼里走出来。我走在五凤桥上,河底流淌着黑灰的污水,平缓,没有声息,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沉默与拘谨。在河边的一个街角,二十多个揽活做的民工或站,或坐在一道关闭的卷帘门前,若有衣着光鲜的主顾走过去,便有人围拢来。两胖两瘦的男民工围在一起打牌,膝下压着面值一元五元的几张纸币。两个男人抱着胸站着看他们出牌,不时举头看看周围,闲适里怀着期待。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仔细辨认着像汤莉的身影。汤莉的父母也许在县城的每个医院里寻找。诊所里她是不会去的,如果她只是感冒发烧,学校的诊所就能看病,但我问过,她没有去那里。除了医院,她还会去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如果没病,她会不会和别人约会在僻静之地?在这街上闲逛是不大可能的。虽然是个小城,可一个人要躲起来,两三个人哪里找得到呢。但不管如何,我得寻找,寄希望于她在我眼前出现。寻
找至少比在学校里焦灼等待让我更能得到一点安慰,因为我的命运已悬在半空。
我往上走到红绿灯路口,向左走。走过三十多米,来到广场上。每天黄昏时候,这里站满中老年妇女,跟着音乐跳舞,其中夹着几个中年男人,行人只能绕道走。除了广场,商店门前的宽展处,广场舞大妈也见缝插针地占领了。此时的广场只有几个行人偶尔走过,除了远处的车声,稀薄的安静暂时回到这里。广场对面的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在阳光下散漫地走着。
我离开广场,走上人行道,踩到一块活动地砖,砖下的污水扑到我的裤脚上。身边的服装店门口播放着震天的“小苹果”,企图用“小苹果”把行人诱捕到店里去。穿过一条巷子,走上十来级石阶。中心街上,商家用话筒在一个平台上嘶吼,一群中老年妇女伸着手,像一群饥饿的老鹅,高高扬着头,目光盯在瘦竹竿男人手里的两包纸巾上。
我离开那拥挤的人群,继续向前走,商家的聒噪声远去,看看表,学生已经放学。
身边的精品店,满布着的晶亮挂件和饰物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旁边“嘉华”店里陈列着一排排糕点,它们鲜亮的色泽和暖暖的香味不仅诱惑着破衣烂衫的乞丐,也点亮了路过它面前的青年男女的心情;如果没有这些靓丽的商店,没有来往的轻快车辆和宽阔整洁的路面,他们的内心会怎样,也许是满怀阴霾,对这个世界充满不可思议的绝望。一百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那时的相关图片,一千年前,我可以想象,这里是一片沼泽、湿地,一万年前,也许是无数凸起的山峰。我闭上眼睛,遣散萦绕于耳的市声,脑中显出湿地、山峰,涌进耳膜的是寂静里镶嵌着的鸥鸟鸣啼,呼呼凉风侧身而过,心中进驻了厚实的苍茫和邈远。我全身清凉,身体如一块透明的果冻,我能够看见手臂上红色血液的汩汩流淌。徐徐睁开眼睛,我又置身于小城之中,它的繁华和嗡嗡市声挤进我的视听,我的身体恢复到肉身,神情又回到废墟般的空寂。眼前显出华美性感的小城。
转过一个街角,四五个孩子围着一个小学老师撕扯。他大概五十岁,瘦瘦的,没有胡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但我从他的沉静的神色知道,他沧桑的那一副面容隐在心里,面上的这一副是被清丽的市容修饰而成。小学就在我每天上课必经的公路边,我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进出那道校门。那群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二岁,最小的也就八九岁,个子最高那个只到他的胸口。他们手指着他的鼻子,距离不到一尺,用稚嫩的嗓音骂他狗杂种,还要操他什么,他用手把那些伸过来的小手打开,并推开他们。我看到那些孩子未成形的叛逆胚胎还是一团汤水。其中一个带着棒球帽,窄脸,淡眉,像是胡军,他稚嫩的小拳头还未冲到老师的胸口,就被他宽大的手掌包裹,轻轻一拽,他趔趄两步,终没有摔倒。最末一个,是个小女孩,她因为挤不到前面,只能抬着细瘦的手臂叫嚣着,干死他,嗓音因为澎湃的愤怒而变形,行将崩断。行人驻足看着,有的看一眼走了。我想过去拉开那些孩子,但两个大人面对几个孩子,有些不妥,正犹豫着,他扭身走了,他不想把自己与极不协调的对手展示给行人看,以免失去成人固有的尊严,也许行人中就有认识的人。几个孩子手指着他骂,追几步,停下,但嘴里还是不停地要操个什么。 男老师渐渐走远,他已听不到那些散发奶气的“操”。
突兀的电话铃声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到身上。汤莉的电话。我按下接听。
“杨老师,我是汤莉,我没事的,不用担心。”平静的语调掺混着稀薄的愉悦,听不出有什么异样,她周围没有车声和人声,仿佛置身于一个旷野,她的语调在那个旷野里异常鲜亮。
她好像知道我们在找她。
“你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总之,不用担心我。”她毫无必要地加了“总之”一词。
“你打电话给你爹妈了么?”
“没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
“你看医生了么?”
“看了,医生说让我休息一天。我明早去上课。杨老师,再见。”她匆匆挂了电话,仿佛后边的每一个字都是银行卡上的密码。这个突然闯进的电话,开始让我释然,继而升起更强烈的担忧:一个未成年女孩向来对自己将遭受的危险处境缺乏细微体察,总做出乐观的判断,空白的经验让她们付出可以避免的代价。然而,我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束手无策。
我打电话给她父亲,告诉他汤莉刚打电话给我。他说,既然她说没事,我们就放心了。我接着打电话给汤莉,她已经关机。这女孩到底在干什么,像湖里的一条鱼,露一下头又消失了,然后是漫长的沉寂。我唯有等待,等待被她情绪左右的电话。同时也安慰自己,事情如她所说,没事。
5
头顶的天空被灰云遮住,风呼呼地吹着街面的灰尘,行人扭身避让,一个女子在街角捂着脸,风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她的裙子里鼓荡。
我想起胡军的信。我不想看,不管他会说什么,即使是悔恨,也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学校让刘亚萍修养四个月,年后开学,她请了一个月的假。她是音乐老师,曾在万德镇教书,因并校一起进城,我听过她讲的课,课上得好,在州上参加“青歌赛”获过二等奖。虽然四十岁,身形却苗条,声音脆脆的,爱说笑,教师节上,每年都帮着倒水,摆放水果,见到地上一张纸片也要弯腰捡起塞进垃圾桶里。除了那个去工厂的男教师,她是第二个喜欢听我讲地方史的人。当别人相继走开的时候,她还专心地听我神侃,当我说了许多万德土司史后,她微笑着说,杨老师,我虽然是万德人,但没你了解的那么多。我说,你是音乐教师,若比我们了解,那我们学文的要怎么混啊。她呵呵笑。
发生了那件事后,在镇上小学教书的丈夫跟她离了婚,他说,多丢人,他没脸再跟她过下去。学校领导去看望她,他们回来说,她瘦了,人也变得萎靡。我去看她的那天,她在院子里洗被褥。她母亲见到我,面无表情出门去了。她下巴尖了,颧骨突出,脸上勉强的笑蕴着悲苦,不笑的时候脸像个筛子,悲苦完全渗漏出来。她说,出了这件事,她母亲认为学校是有责任的,一个女人,晚自习后在离城还有一公里的路上走,这能安全么?另外,应该给她换一个工作,以后,她在学校里咋工作,老师会咋议论她,特别是那些学生。她母亲把学校的不满,迁怒到每个教师身上。
“我也跟教育局提出过,他们说这不好办。”她低头搓着被褥,一缕头发从耳边挂下来。
“最可气的是我那姑娘,假期里,我让她在家陪陪我,她说她要去打工,后来在一个家具城里找到一份销售工作,我去看她,她和一个男的说说笑笑,仔细看那男的,是她同学,我在他们学校见过。我什么也不说就走了。我不晓得我姑娘的脑子是咋长的,她妈发生了这样的事,还和一个男生约着去打工。有人说,现在的娃娃比过去我们这一辈小时候聪明,我倒看不出,他们只是比我们见多识广而已。”这段话,让她微微气喘。
临走前,我安慰她几句。我只能这样,我什么也帮不了她。
上次去看她离现在已经半个多月,我没给她打过电话,我不想打扰她,以免勾起她不快的回忆。我抬头向西边望,绿象山默然兀立,祥和谦逊,一层浓密的树林如绿绒毯覆盖身上,它们悄悄把新鲜的空气播撒进这个小城,流云在它脊背上婀娜变幻,随即拖着影子翩然而逝。
她好像一直在农村老家,不知道现在怎样了,建议她到远处走走,尽量逃离那件事的牢笼,她越沉陷其中,它越变得青面獠牙,狰狞可怖,她也越无力抵御。我来到一棵树下,掏出电话,给她打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我说我是杨晓春,刘亚萍的同事。他说他是刘亚萍的哥哥,他知道我,“她中午不在了,我从镇上回到家,看到她把自己挂在堂屋里。”
胸口重重划过一层痉挛,心紧紧地收缩着,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垂下头,脑子像碎了,拼不出任何影像,手握拳使劲捶打着地面,我的手没有感到一点疼痛。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我面前呆看十来秒,见我停止捶打抬起头来,感觉我的神经没有太大异常才走开。他走了十多米,又回头看我一眼,风在他的裤脚打个旋,贴着地面跑远了。
明天我得去看她最后一眼,即使是被无数目光包围。天空的灰云越聚越广,铺展到绿象山顶上,整个小城笼罩在阴凉之中,风呼呼扫荡着每一条街巷。我站起身,毫无目的地走,脚发沉,像在浅水中蹚过。街上的人少了些。我醉了似的走在人行道上。
天空落下雨点,渐渐密集。我站在行道树下,看着眼前来往的车辆,听着暗淡下去的市声。
城市被雨水浇淋,色彩灰下去。街道空了,只有车辆疾驰而过,在城市楼群避开的缝隙,绿象山背负黑云,在迷蒙的雨雾中显出柔和与巍峨。细雨中,渐渐潮湿的地面漾起一层并不纯粹的灰尘味。
没有看到汤莉,连相似背影都没有。我只能等待,希望境况能如她所言。
雨没有停,也没有更稠密的迹象。空气已经凉下去。
家里我没有心绪做饭,走进一家糕点店买了半斤面包和两个荞饼,在商店里买了两瓶燕京啤酒。刚走出商店,两个年轻姑娘走到我面前。
“大哥,我们是安徽人,来这里旅游,我们一天没吃饭了,给我们二十块,让我们吃顿饭吧。”前面稍胖一点的女孩说。她白衣灰裤,短发披肩,明眸粉脸,说的是普通话,额上的头发已经被雨淋湿,水珠正往眼角上落。她身后是一个比她矮的女孩,也更瘦一些。两人都愁眉苦脸,一副落魄的样子。我心懒神散,无心街头救急,而且又下着雨,再说,这些年,什么骗术都有,少搭理为妙,我用方言说: “我没有零钱。”
她还是听清了我的方言:“麻烦你去把它破开。”
“我家里还有急事。”我没容她再说,走开了。
我走到城外,面前是一条河,河水还没有涨,走过河上的铁板桥,再走一百多米才到居住的小区。四周无人,地面上积了小块水,我跨过水,走上铁板桥,一阵风,把雨水扫到脸上。脑中显出那女孩雨中无助的眼神,她连一句你是好心人、善良人这样赢得同情的话都没说,她们应该不是骗子,而且都不过二十岁,矮一点的女孩也许只有十五六岁。她们是学生么?也许真是离家的学生,现在的学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她们的老师和父母也许正四处寻找,我走后,她们能碰上一个愿意相助的人么,若没有,她们如何度过今夜。我反身往回走。一路上寻找那两个女孩。小车快速划过街道,一个年轻男子小跑着横穿马路。我没有看到她们的身影,来到我买啤酒的商店门口也没有。那两个女孩好像被雨水融化在小城里了,我带着失望和后悔往回走。
6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七点,黄昏已经降临。窗外雨声淅沥。
屋里昏暗而寂静,冷清迎面而来,电视灰黑的荧屏如一张久溺水中的脸,越看越觉可怖,茶几上凌乱地摆放着水杯、烟灰缸,抹布,一个白色空塑料袋,像个呆滞的魂魄斜倚在水杯一侧。墙上悬挂着一根使用过两次的钓鱼竿,一旁是两幅装在黄色框里的兰草刺绣。我把手里的食品放到塑料袋上,脱下淋得半湿的外衣,把它挂在门口一旁的挂钩上,拉亮天花板上的十个花瓣形灯,冷清退缩到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我洗了手,坐进沙发,打开纸袋和一瓶啤酒,边喝酒边吃面包。
雨声停了,窗外空下来,夜哗啦落下来填满。远处传来汽车在路面上急驶的呜呜声。我被寂寥压得太久,想要从中解脱,起身去开电视。刚走到电视机前,犹豫的敲门声响起。这时候谁会来呢,王云昆已经上自习去了。我想到那两个女孩,我希望是她们,虽然不大可能。打开门,我的身体一抖,感觉头发前所未有地站立起来,我退后了两步,只说出一个“你”,别的再也说不出来。
“怎么了?”她平静地说,对我的惊惧无动于衷。
“你还活着?”
“你知道了?”
是刘亚萍。
她走进屋,侧过身拉上门。我让她坐在我刚才坐的沙发上,她说了事情的经过。
今天是镇上的街天,母亲要到镇上,她也想去走走,顺带买些菜回来。她母亲说,你就在家里,哪儿也别去。她说她已经在家里憋闷了四个多月,实在受不了。她母亲说,受不了也得受,谁让你出了这样的事。她一听这话,心里来气,说,是我愿出这样的事啊。她母亲说,为什么不出在别人身上,而出在你身上,你怎么不跟他拼啊,而且还是一个学生。于是两人吵起来。她母亲说,我是你这个样子,早不活了,省得丢人。她呜呜哭起来。她知道,母亲不让她出门,就是怕别人问起,她的脸无处可搁。母亲走了,她越想,将来的生活越难以接受,那无数如剑戟般的议论,那耻笑的神色,追赶着她,仿佛要把她推下生活的悬崖,直至粉身碎骨才肯离去。她在墙脚找到一根拇指粗的绳子把自己挂在屋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哥哥从镇上回来,抱着她,把绳子砍断,让她平躺在沙发上,他看到她没了鼻息,慌忙给她母亲和女儿打电话,打完电话,我的电话就打过去了。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她奇迹般的活过来,小声呜呜哭起来,把身边的哥哥和哭着的母亲吓得不轻。她哥哥骂她,说她蠢,死了就能解决问题?说她自私,女儿今后的读书靠谁。她立刻明白,她的死并没有赢得任何人的同情和理解,反而更让人鄙视和蔑视,她决定活下去。走出家门,她在路边搭了一辆进城的货车。
“我要无耻地活下去。那些比我无耻的人都活得滋滋润润,我比他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我递给她一块面包,她接过慢慢嚼着。
“我也想喝酒。”她说,我给她打开另一瓶啤酒的瓶盖。
“你能借我一些历史书么?”她淡淡地笑着看我。我说当然可以。我从书房里给她找来几本地方史。
“我想跟你学习音乐,愿意教我么?”我说,自从她出了事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好啊。”愉快的情绪回到她的脸上,她撸了一下耳边的一缕长发。
我出去买了一次酒,顺带买一些吃的东西。我们聊到十一点多,俩人都已醉意朦胧。我把她送回家,她的女儿开的门。女儿比母亲高出一些,和她母亲一样的尖下巴。她看到我们的样子,一脸诧异。我对她说,这几天,好好陪陪你妈妈。
回到家,关了手机,躺在床上,我的身心被愉快冲洗着沉沉入睡。朦胧中,听到窗外沙拉沙拉的雨声,后来意识还是沉进睡眠里。
醒来时,天已亮,雨早停了。脑袋有些晕沉,推开窗,带着水味的清凉空气扑进窗来,地面的潮湿已快干了,只留着几块水迹。
来到学校,自习课上见到那两个空座位,想起那个女生,不知昨晚回到家没有。我走出教室,打开手机,三个未接电话接连跳出来,查看,都是汤莉父亲的。我把电话打过去。又是“小苹果”。唱了一半的“小苹果”被男人的声音拦腰截断:杨老师你来学校门口,我找你有事。说话的语调硬邦邦的,还带着不快。
几个学生从校门走进来。天空蓝嫩,西边的绿象山经过一场雨的洗濯,清朗碧绿,一如往昔安稳沉静地矗立着,它上面的两朵白云轻盈地携手远逝。我来到校门口,粗实的男人从一辆银灰色的小车上下来,啪地甩上车门,疾步走到我面前,“汤莉昨晚一夜没有回家,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她?”刚说完,一拳砸在我鼻子上,接着第二拳砸到我的太阳穴,我跌跌撞撞扑倒在地,捂着鼻子,身子蜷曲。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