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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境学生流动是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主要趋势，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全球区域高等教育治理及区域跨境教育合作的典范，其区域高等教育变革——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对于全球跨境学生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选取经典社会学流派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及彼得·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的作为独特分析视角，对当前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生流动进行深入剖析。
关键词：欧洲；跨境学生流动；博洛尼亚进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8）03-0019-03
Abstract： Cross-border student mobility is a major trend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s a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ross-border educatio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logna proces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cross-border students' mobility. This paper chooses 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ic sociological school， as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theory and Peter Blau's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as the unique analysis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European student mobility in Bologna.
Keywords： Europe； cross-border student mobility； Bologna process
學生流动是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趋势。而学生流动因其在促进教育资源整合、跨文化融合、语言多元化、社会兼容性与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世界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典范——“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标志性特征和核心改革内容。“欧洲高等教育区”建成于2010年“博洛尼亚进程”十周年之际，也是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启动于1999年的“博洛尼亚进程”，其目的在于将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打通欧洲各国教育体制，是二战以后欧洲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历经十多年改革，进程在促进欧洲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及欧洲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往研究当代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学者通常是运用国际政治学中的“新功能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增长”等理论来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社会学流派的理论是由于以往的理论对于解释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现象，往往受到新功能主义的影响，仅仅将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看作是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外溢”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商品效益的结果。这种研究视角在微观上忽略了欧洲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与动机，宏观上忽略了欧洲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新形势、新格局下的欧洲社会变革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而这正是我们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并挖掘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的两个经典社会学流派理论正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一、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欧洲学生流动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①在总结和反思前人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时期正是英国学术界从实证主义向批判主义过渡的时期，因此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也被视为“批判社会学”，代表作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我们认识当今的欧洲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生流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集中体现在结构的二重性以及社会实践的理论中。
第一，受制性与能动性相互联结下的结构二重性。结构的二重性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他认为，结构是行动者行为的一部分，结构对行动既有制约性，同时也赋予其主动性。首先，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结构涉及两个关键词“规则”和“资源”。在吉登斯看来，“规则”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而“资源”则包括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两类②。其次，结构又赋予人的行动以能动性，社会行动通过社会实践对结构产生能动作用。吉登斯将“行动”视为能动性与偶发性的统一。社会行动具有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人们行动过程中的产生行动动机的意图性与从事行动的能力。当众多个体的有意识的活动与一系列偶发性结果汇聚，形成了 “集体无意识”，“历史无意识”。因此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关键在于理解行动者的能动力量③。结构化理论正是通过行动与结构、主体与社会间的相互互动与联系，克服了以往结构化理论中“微观——宏观”、“行动——结构”的二元对立。
第二，社会实践是联系行动与结构的关键，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实现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行动理论，是判别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以往的结构理论是否能够超越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的关键。在吉登斯看来，无论是认为结构决定行动，还是行动决定结构，这两种思想在他看来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抛开社会实践之后，这两者存在毫无意义。对吉登斯来说，客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和主体主义的思想倾向都应被抛弃，而他选择的则是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去考察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并将二者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来考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结构和行动才能发挥其各自的功能，并实现其统一。这也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最核心、最彰显特色之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学生流动与欧洲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欧洲学生流动的受制性。当代欧洲学生流动的兴起，特别是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的兴起，受到欧洲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形势发展程度与形势的制约。从根本上说，是由欧洲生产力发展水平、欧洲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决定的。产生欧洲学生流动的动力，由经济方面的欧洲政治一体化与欧洲共同安全区域防务、政治方面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与各国教育财政危机、文化方面的欧洲认同建设与欧洲公民意识、科技方面的知识型欧洲建设与欧洲科技复兴计划以及欧洲人口素质结构等方面共同组成，这些当前欧洲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结构性因素使欧洲学生流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中应运而生。
第二，欧洲学生流动的能动性。学生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中的行动过程，学生流动通过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实践过程对欧洲社会变革产生能动作用。欧洲学生流动是在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个体自身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学生个体希望通过流动实现个人学术、职业生涯、生活能力、跨境经历等诉求，而进行跨国的流动学习的行动，而这些众多的欧洲学生大范围的流动又对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最终对欧洲社会变革形成能动性的作用。这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在欧洲学生流动这一行动中最重要的体现，也是该理论对于本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所在，它使我们在研究欧洲学生流动过程中，洞察到个体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以及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政策对于形成个体行动的集体性力量的重要意义。
第三，欧洲学生流动的连结性。博洛尼亚进程作为一种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社会实践过程，在欧洲学生流动的行动与欧洲社会变革的客观结构中，起着使两者相互作用并影响的作用。正是通过吉登斯这种摈弃二元对立的结构理论分析视角，使我们在研究欧洲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将欧洲学生流动与欧洲社会变革有机结合了起来。因此，旨在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欧洲各国教育体制的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高等教育区域整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一种行动模式的“欧洲学生流动”对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欧洲社会结构的改进、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动态地促进了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乃至歐洲社会的整合。另一方面，欧洲学生流动同时也影响着行动者自身——作为接收高等教育的欧洲学生自身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因此欧洲学生流动就成为了推进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以及欧洲社会变革的动力。
二、布劳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欧洲学生流动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alu）[1]是现代最著名的社会交换理论家，其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2]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后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并对交换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超越了单纯的个体间的交换行为，延伸到了社会交换的层面，将传统交换理论的研究从微观提升至宏观。《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是其最主要的著作，他的交换理论跨越并弥合了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鸿沟，主张人类的所有行为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通过交换关系而进行的，其的目的是通过交换能够得到某种奖励和报酬。
第一，报酬的行动论是使交换行为产生并维持的基础，个人行动期望的存在是使一切人类社会活动发生并发展的可能。在布劳看来，社会交换本质上是一种人的交换行为。具体而言，“当别人做出报答行为就发生，当别人不再回报行为就停止”。当然，交换行为发生前，参与者必须对他人产生信任，而这种信任建基于一定的条件，即对行动条件和后果判断的知识与经验。例如，先前的交换经验将影响着人们之后是否会做出类似的交换行为。在布劳看来，社会交换的基础是回报，即交换的参与者都期望他人回报，这种回报可以是内在形式，如他人对义务的履行，也可以是外在形式，如物质报酬。一般情况下，社会中的不同主体很多时候对于类似乃至相同的交换行为往往有着不同的期望。这种不同，往往建基于不同的主体的知识背景与经验等[1][3]。
第二，交换行动的建立是基于交换双方对于彼此需求的认知，交换关系的维系则在于一方对另一方负有的义务的投入。社会交换的前提是交换双方所建立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知识的判断。布劳经过研究指出，人们在从事交换行为的过程中，双方都在试图揣测对方的想法以及在交换过程中的需求，也就是一方期望从另一方那里得到的报酬，以便能够顺利完成交换行为。这是交换行动在交换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基础便是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同以及社会普遍认知的存在。这也是研究社会行动过程中个体行动如何通过交换过程实现群体社会行动目标的关键。当个体通过交换活动中的交流发现他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拥有共同之处时，这种经验便超越了个体，成为人们普遍共有的经验，因而这种普遍性也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性。
第三，群体性社会交换行为强调整体效应，个体行动的意义在于群体行动目标的实现。在对个人和群体的社会交换进行分析的同时，布劳其实也对大组织中的社会交换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大组织中的社会交换行为强调的整体效应，组织中的个体都致力于使群体价值得以表现。群体交换行动是要达到集体的目的，群体交换行动产生的前提是群体要实现的或者想要达到的目的。集体行动的价值形成了凝聚个体行动的凝聚力，因而集体的价值对于个体价值具有约束力。在这种集体价值规范的引导下，个体的行动目标会与集体的目标紧密相连，实现更大范围的价值。在这里，规范本质上就是人们根据现有的知识所制定出来的。只有在群体中实现群体的目标，个体的行动才有意义。
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对我们研究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学生流动即是一种社会交换行动，这种交换行动的基础是学生个体对于跨境流动学习带给自己能力、学业、职业、经历等方面的提高的动机与期求。按照布劳的交换理论，个人行动期望使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发生成为可能，这是交换行为产生的根源。欧洲学生流动之所以产生并发展迅速，寻其根本，在于欧洲学生个体对于进行流动性的学习存在着个体性动机这一个人诉求。这种动机的产生与全球化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大环境不无关系，也与欧洲的整体文化氛围、经济形势、政策倾向以及社会氛围等因素紧密相关，但最根本的动机，产生于学生对于跨境流动学习对学生个人所带来的益处，包括提高学术能力的动机、谋求职业发展的动机、获取跨境生活经历的动机以及掌握他国语言的动机等。这些个体动机的产生也是欧洲学生在欧洲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认知结果。 第二，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的兴起是基于歐洲学生个体以及欧洲社会对于信息、知识、资源共享以及社会流通性的共同需求。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中，交换行动建立的基础是双方对于彼此需求的认知，社会交换的前提是双方建立的信任关系。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的过程是学生在有差别的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国家间信息、人员、知识等资源的流通。除了学生个体需求以外，对于输入和输出学生的国家来说，流动带给他们的是人员、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以及由学生流动带动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流通，实现了欧洲国家的协作与融合。因而从欧洲层面上来说，学生流动是一种通过交往和流通而建立的认同，这便是个体行动通过普遍性的认知和集体的力量而汇聚成的社会性行动价值。而这种认同正是欧盟实现各个领域的欧洲振兴计划的坚实基础，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入开展的基石。
第三，欧洲学生流动作为一种群体性社会交换行动，其意义在于通过学生个体的流动，实现整个欧洲层面上的高等教育资源整合以及欧洲社会发展的目标。根据布劳对于大组织中的社会交换行为的研究，大组织中的交换行动更强调整体效应，组织中的个体都致力于实现群体价值。因为在大组织的社会交换中，个体交换行为的意义只有与群体行动的意义相结合才具有价值。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生流动已不仅仅是欧洲学生个体的流动行为，相比起欧洲历史上以往的学生流动，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生流动带有明显的群体性行为的色彩。这次的学生流动是在欧盟层面、欧洲国家层面以及各种组织的共同推动下进行的，其行动的性质已不是个体偶发性的流动行为。欧洲各国在发起、组织并实施博洛尼亚进程中具有其明确的政策性目标，这些目标的提出正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的社会发展状况，因而这场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是直面当前欧洲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与问题的，其对欧洲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正是出于对欧洲社会发展需求的考虑。因而在研究并理解博洛尼亚进程的欧洲学生流动中，不能将其意义仅仅局限与学生个体的流动行为，而是着眼于欧洲学生个体所在的群体环境中，才能实现对欧洲学生流动的真实意义和价值的把握。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现任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顾问。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与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尔迪厄齐名，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
②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lau）（1918.02.07-2002.03.12），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918年2月7日生于维也纳，后移居美国。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艾姆赫斯特学院，获学士学位。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等大学。1973-1974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后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③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产生于50年代末期的美国，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之一。霍曼斯是交换理论的创始人。
参考文献：
[1]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8.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1998：120.
[3]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08-109.
关键词：欧洲；跨境学生流动；博洛尼亚进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8）03-0019-03
Abstract： Cross-border student mobility is a major trend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s a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ross-border educatio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logna proces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cross-border students' mobility. This paper chooses 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ic sociological school， as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theory and Peter Blau's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as the unique analysis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European student mobility in Bologna.
Keywords： Europe； cross-border student mobility； Bologna process
學生流动是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趋势。而学生流动因其在促进教育资源整合、跨文化融合、语言多元化、社会兼容性与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世界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典范——“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标志性特征和核心改革内容。“欧洲高等教育区”建成于2010年“博洛尼亚进程”十周年之际，也是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启动于1999年的“博洛尼亚进程”，其目的在于将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打通欧洲各国教育体制，是二战以后欧洲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历经十多年改革，进程在促进欧洲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及欧洲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以往研究当代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学者通常是运用国际政治学中的“新功能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增长”等理论来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社会学流派的理论是由于以往的理论对于解释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现象，往往受到新功能主义的影响，仅仅将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看作是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外溢”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商品效益的结果。这种研究视角在微观上忽略了欧洲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与动机，宏观上忽略了欧洲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新形势、新格局下的欧洲社会变革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而这正是我们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并挖掘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的两个经典社会学流派理论正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一、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欧洲学生流动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①在总结和反思前人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时期正是英国学术界从实证主义向批判主义过渡的时期，因此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也被视为“批判社会学”，代表作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我们认识当今的欧洲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生流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集中体现在结构的二重性以及社会实践的理论中。
第一，受制性与能动性相互联结下的结构二重性。结构的二重性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他认为，结构是行动者行为的一部分，结构对行动既有制约性，同时也赋予其主动性。首先，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结构涉及两个关键词“规则”和“资源”。在吉登斯看来，“规则”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而“资源”则包括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两类②。其次，结构又赋予人的行动以能动性，社会行动通过社会实践对结构产生能动作用。吉登斯将“行动”视为能动性与偶发性的统一。社会行动具有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人们行动过程中的产生行动动机的意图性与从事行动的能力。当众多个体的有意识的活动与一系列偶发性结果汇聚，形成了 “集体无意识”，“历史无意识”。因此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关键在于理解行动者的能动力量③。结构化理论正是通过行动与结构、主体与社会间的相互互动与联系，克服了以往结构化理论中“微观——宏观”、“行动——结构”的二元对立。
第二，社会实践是联系行动与结构的关键，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实现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行动理论，是判别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以往的结构理论是否能够超越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的关键。在吉登斯看来，无论是认为结构决定行动，还是行动决定结构，这两种思想在他看来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抛开社会实践之后，这两者存在毫无意义。对吉登斯来说，客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和主体主义的思想倾向都应被抛弃，而他选择的则是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去考察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并将二者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来考察。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结构和行动才能发挥其各自的功能，并实现其统一。这也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最核心、最彰显特色之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学生流动与欧洲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欧洲学生流动的受制性。当代欧洲学生流动的兴起，特别是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的兴起，受到欧洲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形势发展程度与形势的制约。从根本上说，是由欧洲生产力发展水平、欧洲政治、经济等客观因素决定的。产生欧洲学生流动的动力，由经济方面的欧洲政治一体化与欧洲共同安全区域防务、政治方面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与各国教育财政危机、文化方面的欧洲认同建设与欧洲公民意识、科技方面的知识型欧洲建设与欧洲科技复兴计划以及欧洲人口素质结构等方面共同组成，这些当前欧洲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结构性因素使欧洲学生流动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中应运而生。
第二，欧洲学生流动的能动性。学生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中的行动过程，学生流动通过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实践过程对欧洲社会变革产生能动作用。欧洲学生流动是在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个体自身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学生个体希望通过流动实现个人学术、职业生涯、生活能力、跨境经历等诉求，而进行跨国的流动学习的行动，而这些众多的欧洲学生大范围的流动又对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最终对欧洲社会变革形成能动性的作用。这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在欧洲学生流动这一行动中最重要的体现，也是该理论对于本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所在，它使我们在研究欧洲学生流动过程中，洞察到个体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以及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政策对于形成个体行动的集体性力量的重要意义。
第三，欧洲学生流动的连结性。博洛尼亚进程作为一种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社会实践过程，在欧洲学生流动的行动与欧洲社会变革的客观结构中，起着使两者相互作用并影响的作用。正是通过吉登斯这种摈弃二元对立的结构理论分析视角，使我们在研究欧洲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将欧洲学生流动与欧洲社会变革有机结合了起来。因此，旨在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欧洲各国教育体制的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高等教育区域整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一种行动模式的“欧洲学生流动”对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欧洲社会结构的改进、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动态地促进了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乃至歐洲社会的整合。另一方面，欧洲学生流动同时也影响着行动者自身——作为接收高等教育的欧洲学生自身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因此欧洲学生流动就成为了推进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以及欧洲社会变革的动力。
二、布劳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欧洲学生流动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alu）[1]是现代最著名的社会交换理论家，其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2]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后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并对交换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超越了单纯的个体间的交换行为，延伸到了社会交换的层面，将传统交换理论的研究从微观提升至宏观。《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是其最主要的著作，他的交换理论跨越并弥合了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鸿沟，主张人类的所有行为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通过交换关系而进行的，其的目的是通过交换能够得到某种奖励和报酬。
第一，报酬的行动论是使交换行为产生并维持的基础，个人行动期望的存在是使一切人类社会活动发生并发展的可能。在布劳看来，社会交换本质上是一种人的交换行为。具体而言，“当别人做出报答行为就发生，当别人不再回报行为就停止”。当然，交换行为发生前，参与者必须对他人产生信任，而这种信任建基于一定的条件，即对行动条件和后果判断的知识与经验。例如，先前的交换经验将影响着人们之后是否会做出类似的交换行为。在布劳看来，社会交换的基础是回报，即交换的参与者都期望他人回报，这种回报可以是内在形式，如他人对义务的履行，也可以是外在形式，如物质报酬。一般情况下，社会中的不同主体很多时候对于类似乃至相同的交换行为往往有着不同的期望。这种不同，往往建基于不同的主体的知识背景与经验等[1][3]。
第二，交换行动的建立是基于交换双方对于彼此需求的认知，交换关系的维系则在于一方对另一方负有的义务的投入。社会交换的前提是交换双方所建立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知识的判断。布劳经过研究指出，人们在从事交换行为的过程中，双方都在试图揣测对方的想法以及在交换过程中的需求，也就是一方期望从另一方那里得到的报酬，以便能够顺利完成交换行为。这是交换行动在交换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基础便是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同以及社会普遍认知的存在。这也是研究社会行动过程中个体行动如何通过交换过程实现群体社会行动目标的关键。当个体通过交换活动中的交流发现他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拥有共同之处时，这种经验便超越了个体，成为人们普遍共有的经验，因而这种普遍性也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性。
第三，群体性社会交换行为强调整体效应，个体行动的意义在于群体行动目标的实现。在对个人和群体的社会交换进行分析的同时，布劳其实也对大组织中的社会交换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大组织中的社会交换行为强调的整体效应，组织中的个体都致力于使群体价值得以表现。群体交换行动是要达到集体的目的，群体交换行动产生的前提是群体要实现的或者想要达到的目的。集体行动的价值形成了凝聚个体行动的凝聚力，因而集体的价值对于个体价值具有约束力。在这种集体价值规范的引导下，个体的行动目标会与集体的目标紧密相连，实现更大范围的价值。在这里，规范本质上就是人们根据现有的知识所制定出来的。只有在群体中实现群体的目标，个体的行动才有意义。
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对我们研究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学生流动即是一种社会交换行动，这种交换行动的基础是学生个体对于跨境流动学习带给自己能力、学业、职业、经历等方面的提高的动机与期求。按照布劳的交换理论，个人行动期望使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发生成为可能，这是交换行为产生的根源。欧洲学生流动之所以产生并发展迅速，寻其根本，在于欧洲学生个体对于进行流动性的学习存在着个体性动机这一个人诉求。这种动机的产生与全球化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大环境不无关系，也与欧洲的整体文化氛围、经济形势、政策倾向以及社会氛围等因素紧密相关，但最根本的动机，产生于学生对于跨境流动学习对学生个人所带来的益处，包括提高学术能力的动机、谋求职业发展的动机、获取跨境生活经历的动机以及掌握他国语言的动机等。这些个体动机的产生也是欧洲学生在欧洲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认知结果。 第二，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的兴起是基于歐洲学生个体以及欧洲社会对于信息、知识、资源共享以及社会流通性的共同需求。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中，交换行动建立的基础是双方对于彼此需求的认知，社会交换的前提是双方建立的信任关系。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学生流动的过程是学生在有差别的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国家间信息、人员、知识等资源的流通。除了学生个体需求以外，对于输入和输出学生的国家来说，流动带给他们的是人员、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以及由学生流动带动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流通，实现了欧洲国家的协作与融合。因而从欧洲层面上来说，学生流动是一种通过交往和流通而建立的认同，这便是个体行动通过普遍性的认知和集体的力量而汇聚成的社会性行动价值。而这种认同正是欧盟实现各个领域的欧洲振兴计划的坚实基础，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入开展的基石。
第三，欧洲学生流动作为一种群体性社会交换行动，其意义在于通过学生个体的流动，实现整个欧洲层面上的高等教育资源整合以及欧洲社会发展的目标。根据布劳对于大组织中的社会交换行为的研究，大组织中的交换行动更强调整体效应，组织中的个体都致力于实现群体价值。因为在大组织的社会交换中，个体交换行为的意义只有与群体行动的意义相结合才具有价值。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生流动已不仅仅是欧洲学生个体的流动行为，相比起欧洲历史上以往的学生流动，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生流动带有明显的群体性行为的色彩。这次的学生流动是在欧盟层面、欧洲国家层面以及各种组织的共同推动下进行的，其行动的性质已不是个体偶发性的流动行为。欧洲各国在发起、组织并实施博洛尼亚进程中具有其明确的政策性目标，这些目标的提出正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的社会发展状况，因而这场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是直面当前欧洲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与问题的，其对欧洲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正是出于对欧洲社会发展需求的考虑。因而在研究并理解博洛尼亚进程的欧洲学生流动中，不能将其意义仅仅局限与学生个体的流动行为，而是着眼于欧洲学生个体所在的群体环境中，才能实现对欧洲学生流动的真实意义和价值的把握。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现任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顾问。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与沃勒斯坦、哈贝马斯、布尔迪厄齐名，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
②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lau）（1918.02.07-2002.03.12），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918年2月7日生于维也纳，后移居美国。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艾姆赫斯特学院，获学士学位。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等大学。1973-1974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后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③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产生于50年代末期的美国，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之一。霍曼斯是交换理论的创始人。
参考文献：
[1]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8.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1998：120.
[3]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0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