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档案法》的立法动议与过程
　　1987年6月17日，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同志在第三次全国冶金档案工作会议上，专门介绍了我国《档案法》的立法动议与过程。我国《档案法》立法工作是从1979年开始酝酿准备，1980年，正式组织人员开始草拟，前后用了近7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其间，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征求意见，还多次组织有关同志座谈。1984年6月，经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馆）长会议讨论。后来，草案再次送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征求修改意见。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先后修改了30多稿。1987年4月，万里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讨论《档案法》草案；6月7日，总理把“草案”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韩毓虎同志还特别提到，在我国古代和我党与新中国历史上，虽有重视档案与档案管理的传统，但制定专门的档案法典尚属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制定，学习和调研的任务很重，“来之不易”。
　　2 档案立法与社会环境研究
　　立法活动与社会发展同步，立法需求一定反映着某种社会需要。档案立法也不例外，必然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我国档案立法的研究文献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却非常少。从1988年到2011年6月的23年间，知网数据库中，题名包含“档案立法”的118篇文献中，只有30篇在文中提及“环境”一词；而专门研究档案立法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文献，仅1988年张关雄在《山西档案》上发表的《档案立法与社会环境》一篇。张关雄的文章初步探讨了我国《档案法》产生的社会环境、《档案法》的社会特征，及《档案法》对改善我国档案工作社会环境的意义。此后22年间，再无人对档案立法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过专门研究。这是档案立法研究的一个缺憾，也是今后档案立法研究中应关注的问题与方向。
　　3 外国同行眼里的档案立法
　　1992年，杜梅在《档案工作》上以《罗珀先生谈档案立法》为题，介绍了时任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的罗珀先生，在率领英国档案代表团对我国进行访问和考察期间，为中国同行所做的题为“档案立法”的演讲。这是公开发表的文献中不多见的介绍外国同行谈档案立法的文章。
　　罗珀先生的演讲，首先，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档案立法的形式和内容。他说，档案立法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一部法中详细具体地规定国家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一是制定一个总的原则，其中的细节，由档案部门与有关单位共同制定一系列条例、规范和准则来确定。档案立法必须全面、恰当、可行，此外，它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适应现实，随时更改。后一种立法方式似乎更受青睐，因为修改某些条例、规范或准则要比修改整部档案法容易得多。
　　罗珀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档案法究竟应包括哪些内容，取决于该国的宪法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这涉及各种因素。比如，行政职权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公共与私人机构之间的关系等。但总的来说，一部档案法至少应包括下列条款：①确定国家档案馆为法律实体。同时，根据需要确立地方档案部门为法律实体。②明确规定档案部门在国家政府结构中的地位。③明确规定哪些机构受本法的管辖。④明确本法所指的文件材料。⑤明确规定本法管辖的各档案部门和机构的各项职责，等等。
　　档案法中的许多条款需要有更为详细的条例、规范、准则或简单的行政手段加以补充，应包括以下几项：档案部门（包括各级档案馆和文件中心）内部管理条例；档案人员、保护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的培训、资格和晋级规定；现行和半现行文件的形成、保管和鉴定准则，以及永久档案的挑选标准，等等。
　　最后，罗珀先生还介绍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文件与档案管理计划研究》杂志几年前曾出版过一期档案法规专刊，国际档案理事会会刊《档案》目前也正准备编辑一期档案法规专刊，登载近10年来各国制定和颁布的档案法规。这些反映各国档案立法情况的资料很有价值，不过，归根结底，各国必须找到符合本国国情和需要的立法形式。
　　（作者单位：扶沟县档案局 来稿日期:201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