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19日《重庆晚报》报道，“要想领到土地转让补偿金，要先到医院作‘贞洁鉴定’。”这是重庆大足县北禅村二社最近推出的“村规民约”。如果不能通过“贞洁鉴定”，就无法获得村里的土地补偿金。这样的规定，把当地一些未婚打工妹吓得不知所措。按照国家规定，对于土地被转让的村民，他们都平等地享有土地征用后获得的补偿金。现在，获得这样的补偿金的资格被缀加了新的条件，要求当事人是处女。两者之间并无任何逻辑联系，如此荒唐的规定，还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
　　那么，谁给了这些干部“贞洁鉴定权”呢？在我看来，在这些干部表象的法律无知的背后，是他们权力文化意识的异化与权力品格的沦丧。“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曾深刻地指出，权力是“一种泛化了的文化现象”，它生成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人们谈到“权力”，每每给其贴上“公共”的标签。对于那些设立了“贞洁鉴定权”的干部来说，他们拥有的又是怎样的权力文化呢？在我看来，他们的思维，只是停留在传统的父权制伦理之中。他们把“贞洁”作为对女性的特定性道德要求，目的就是维护男性在性关系和婚姻中对妇女的统治地位，来束缚女性的自由、自主权。恩格斯曾这样评价：男子要求妻子“严格保持贞操”，是男子对妇女实行绝对统治的“根本法则”。
　　中国古代有“表贞女”做法，由国家最高统治者来举办各种表彰贞节妇女的活动，来赐予“贞女”一定的待遇。而那些制定“贞洁鉴定权”的干部，与此又是何等的类同。只不过，他们的权力支配的“恩赐品”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土地转让补偿金”罢了。形式的变化，掩蔽不了这些干部们权力文化的腐朽庸俗。在现代法治社会，划分公和私的依据是权利，公就是公权，私就是私权。属于私德范畴的内容，必须通过道德进行调节。如果用公权干涉私德，本身就是滥用公权。更何况，是否是处女，属于个人隐私问题，它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也根本划不起等号来的。而那些干部滥用“贞洁鉴定权”，显然就是用公权干涉私德，与现代法治极其相悖。法治社会要求抓住了公德，并将其法律化。而早在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先生曾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也”。而出现公权侵犯私德，就与当前持有公权者的权力品格沦丧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权力总是利益之争的产物，并且总是一定意识形态的载体。利益驱动使其一般倾向于追求权力的无限扩张。而权力非法扩张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腐败，被称为“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在现实中，除了利益的驱动，还有精神满足和精神占有欲望下的权力非法扩张。这些都有悖于权力真正的品格。在我看来，设立“贞洁鉴定权”，就是腐朽的权力文化与低下的权力品格的产物。其实，性别关系、性伦理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手段，也是社会权力控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在宋代，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把对人的控制建立在对人性的压抑与泯灭上。可见，在提倡现代法治文明的今天，出现“贞洁鉴定权”，且将之与女性权利相挂钩，这是怎样的病态与颠疯，如此丑陋的现象，应该好好提醒某些干部，要好好重建自身的权力文化与权力品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