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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最大的现代艺术品收藏者被公认为是国家。为什么法国政府如此慷慨和热衷呢?
法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上支持现代艺术品收藏的国家，每年政府都要花大钱进行采购。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现代艺术在法国也同样被认为是“异类”和“叛逆”，一直备受质疑。
1968年，当“五月风暴”席卷巴黎，学运风潮所触发的社会危机让前总统戴高乐黯然辞职，左翼顺势进入了国家权力核心。“全民文化”、“全民医疗”、“全民教育”的呼声充斥着整个社会。常常给人以“推陈出新”印象的现代艺术成为了那个时代民主改革的符号和标志，政治家们也开始附庸其上。
这一风尚使得现代艺术在巴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巴黎现代艺术馆。
当时，接任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刚上任不久，就决定新建事宜，1977年，现代感十足的艺术馆在巴黎凝重的古典气息中绚丽绽放，并被命名为“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场馆设计深具现代艺术的“叛逆”色彩，再加上是总统钦点的“形象工程”，所以，即便场馆的设计离经叛道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批评声。
国家买单
在法国，最大的现代艺术品收藏家，被公认为是政府。官员们大手笔将国家财政的资金用于投资艺术品，也不曾招致法国社会和舆论的诘问，为什么法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此慷慨和热衷呢?
在70年代末期，法国社会正在遭遇一种尴尬，当时共和国政府并不拨款投资艺术品，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聚集着大量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往往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法国国内的私人收藏家购买，要么就是流落到海外。
后一种结果往往难以被当时爱国风气浓厚且对艺术执着的法国社会所接受，在爱国人士的督促之下，现代艺术国家基金(FNAC)建立起来。80年代初期，各地自行成立的地方基金也被联合起来，如今法国基本上所有地区都有自己的现代艺术基金。按照公平、平等的原则可以从中央和地方政府那里获得财政支持。
所有基金的监理者不仅仅采购艺术作品，还肩负另外一个使命：支持画家，尤其是那些不属于工会的独立画家，对艺术的绝对执着往往使他们沦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法国现在总计拥有22家地方性艺术基金，他们手中共计收藏了22000件艺术作品。深谋远虑的法国人为了使这些基金会处于活跃的竞争状态，并没有限制他们的业务范围。他们不但可以向本区域内的画家购买作品，还可以跨区跨国收购。
很多艺术家的优秀作品都被这些基金所收购，例如美国著名雕刻家杰夫·昆斯的最早期作品就被国家现代艺术中心所收购，并2008年在凡尔赛宫展出过。管理基金的官员们并没有太大兴趣购买那些已经名声显赫艺术家的昂贵作品，相反他们主要倾向于购买那些默默无闻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有些处于成长期的艺术家为了前途，几乎会以“白菜价”慷慨地送给艺术基金会。
这种对艺术家进行扶持的采购政策，使得法国建立了一套让画家感到非常舒服的社会公共体制，更加巩固了法国在国际艺术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但这套行之有效的体制，依然存在问题。在80年代末期，在法国艺术领域极具权威的《艺术出版》杂志女编辑米尔就曾撰文指出基金会制度的弊端。在观察艺术品市场和博物馆之间的互动机制后，她注意到只要艺术基金会收购某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就会迅速在艺术品市场攀升，同时进一步有效地刺激基金会去寻觅更年轻的艺术家，更多的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职业生涯上走得更远。
“平民化”革命
20lO年8月初，在法国国家现代艺术中心一场名为“写生之后”的艺术展开备受注目，因为主办方试图通过作品来沉淀和展现一段艺术进化史中的转折——从现代浪漫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中经历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尝试，在本质上却遵循了新艺术的形式和战略，写生一直到上世纪下半叶也没有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杜尚尽管惊世骇俗地用“便池”挑战了公众艺术欣赏的底线，试图倡导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新方向，但并未在美术界引起太大的共鸣，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一思潮才开始真正发威。1966年，英国特纳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激进的现代艺术展，展出了包括画家杜尚和从20世纪初以来最为激进的现代派画家的作品，这些激进的画家拒绝用写生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手段，一些人甚至停止用自己的手去创作作品。
和杜尚齐名，同时也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卓越的伊夫·克莱因，在50年代末在安特卫普举办的一次画展中，在被人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画作时，他从容不迫地说道：“在那里(画展)，我正在展示自己的观点和我所说的话。”
1968年，法国以及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学潮和左翼势力的崛起，使得在法国社会对写生艺术的讨论掺杂了大量政治的因素。左翼批评家画廊或艺术工作室是“资产阶级的发明”，相对于那些人人都可以购买的版画作品而言，画廊里的画作成为商人们投机倒把的商品，从而脱离了艺术的本质。
在批判的声浪下，艺术的概念和内涵迅速扩大，如今艺术已不仅仅包括绘画和雕刻，艺术可以囊括所有合适的事物。这并不是说画家应该抛弃画笔和颜料，画家依然要用智慧去探讨情感和色彩间的纠葛，但写生已经成为绘画的姿态和解构符号，要把画家从表面的形象基础中解放出来。
法国画家皮埃尔·苏拉吉著名的“黑画”甚至让写生回归到了单色和姿态中来。他曾说“形式越简单，表达力就越强”，并以此为信条，他的这一灵感来源于家乡罗德兹的家具工人。从1946年就开始从事油画创作的他最终选择了以黑色的抽象画来阐述对世界的认识。
直到现在，现代艺术的脉络依然被人们所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只是对于现代历史的一种争论，毕竟艺术只是历史的结晶。
法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上支持现代艺术品收藏的国家，每年政府都要花大钱进行采购。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现代艺术在法国也同样被认为是“异类”和“叛逆”，一直备受质疑。
1968年，当“五月风暴”席卷巴黎，学运风潮所触发的社会危机让前总统戴高乐黯然辞职，左翼顺势进入了国家权力核心。“全民文化”、“全民医疗”、“全民教育”的呼声充斥着整个社会。常常给人以“推陈出新”印象的现代艺术成为了那个时代民主改革的符号和标志，政治家们也开始附庸其上。
这一风尚使得现代艺术在巴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巴黎现代艺术馆。
当时，接任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刚上任不久，就决定新建事宜，1977年，现代感十足的艺术馆在巴黎凝重的古典气息中绚丽绽放，并被命名为“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场馆设计深具现代艺术的“叛逆”色彩，再加上是总统钦点的“形象工程”，所以，即便场馆的设计离经叛道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批评声。
国家买单
在法国，最大的现代艺术品收藏家，被公认为是政府。官员们大手笔将国家财政的资金用于投资艺术品，也不曾招致法国社会和舆论的诘问，为什么法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此慷慨和热衷呢?
在70年代末期，法国社会正在遭遇一种尴尬，当时共和国政府并不拨款投资艺术品，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聚集着大量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往往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法国国内的私人收藏家购买，要么就是流落到海外。
后一种结果往往难以被当时爱国风气浓厚且对艺术执着的法国社会所接受，在爱国人士的督促之下，现代艺术国家基金(FNAC)建立起来。80年代初期，各地自行成立的地方基金也被联合起来，如今法国基本上所有地区都有自己的现代艺术基金。按照公平、平等的原则可以从中央和地方政府那里获得财政支持。
所有基金的监理者不仅仅采购艺术作品，还肩负另外一个使命：支持画家，尤其是那些不属于工会的独立画家，对艺术的绝对执着往往使他们沦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法国现在总计拥有22家地方性艺术基金，他们手中共计收藏了22000件艺术作品。深谋远虑的法国人为了使这些基金会处于活跃的竞争状态，并没有限制他们的业务范围。他们不但可以向本区域内的画家购买作品，还可以跨区跨国收购。
很多艺术家的优秀作品都被这些基金所收购，例如美国著名雕刻家杰夫·昆斯的最早期作品就被国家现代艺术中心所收购，并2008年在凡尔赛宫展出过。管理基金的官员们并没有太大兴趣购买那些已经名声显赫艺术家的昂贵作品，相反他们主要倾向于购买那些默默无闻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有些处于成长期的艺术家为了前途，几乎会以“白菜价”慷慨地送给艺术基金会。
这种对艺术家进行扶持的采购政策，使得法国建立了一套让画家感到非常舒服的社会公共体制，更加巩固了法国在国际艺术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但这套行之有效的体制，依然存在问题。在80年代末期，在法国艺术领域极具权威的《艺术出版》杂志女编辑米尔就曾撰文指出基金会制度的弊端。在观察艺术品市场和博物馆之间的互动机制后，她注意到只要艺术基金会收购某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就会迅速在艺术品市场攀升，同时进一步有效地刺激基金会去寻觅更年轻的艺术家，更多的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职业生涯上走得更远。
“平民化”革命
20lO年8月初，在法国国家现代艺术中心一场名为“写生之后”的艺术展开备受注目，因为主办方试图通过作品来沉淀和展现一段艺术进化史中的转折——从现代浪漫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中经历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尝试，在本质上却遵循了新艺术的形式和战略，写生一直到上世纪下半叶也没有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杜尚尽管惊世骇俗地用“便池”挑战了公众艺术欣赏的底线，试图倡导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新方向，但并未在美术界引起太大的共鸣，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一思潮才开始真正发威。1966年，英国特纳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激进的现代艺术展，展出了包括画家杜尚和从20世纪初以来最为激进的现代派画家的作品，这些激进的画家拒绝用写生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手段，一些人甚至停止用自己的手去创作作品。
和杜尚齐名，同时也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贡献最卓越的伊夫·克莱因，在50年代末在安特卫普举办的一次画展中，在被人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画作时，他从容不迫地说道：“在那里(画展)，我正在展示自己的观点和我所说的话。”
1968年，法国以及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学潮和左翼势力的崛起，使得在法国社会对写生艺术的讨论掺杂了大量政治的因素。左翼批评家画廊或艺术工作室是“资产阶级的发明”，相对于那些人人都可以购买的版画作品而言，画廊里的画作成为商人们投机倒把的商品，从而脱离了艺术的本质。
在批判的声浪下，艺术的概念和内涵迅速扩大，如今艺术已不仅仅包括绘画和雕刻，艺术可以囊括所有合适的事物。这并不是说画家应该抛弃画笔和颜料，画家依然要用智慧去探讨情感和色彩间的纠葛，但写生已经成为绘画的姿态和解构符号，要把画家从表面的形象基础中解放出来。
法国画家皮埃尔·苏拉吉著名的“黑画”甚至让写生回归到了单色和姿态中来。他曾说“形式越简单，表达力就越强”，并以此为信条，他的这一灵感来源于家乡罗德兹的家具工人。从1946年就开始从事油画创作的他最终选择了以黑色的抽象画来阐述对世界的认识。
直到现在，现代艺术的脉络依然被人们所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只是对于现代历史的一种争论，毕竟艺术只是历史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