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存，生命能走多远？
　　东非塞伦盖蒂中央平原上的牛羚，年复一年地沿着一条环线迁徙，每年的迁徙距离长达3200千米。每年二月左右，百万牛羚一边迁徙，一边繁殖，不断寻找水源和食物以求生存。它们一路向北，在六月左右跨過异常危险的格鲁美地河和马拉河。在纪录片《大迁徙》中，牛羚簇拥在河岸边踌躇不前，而河中的鳄鱼伺机而动——它们牢牢记住了牛羚到来的时间。终于，牛羚相继奋力跳入河中并狂奔起来。在湍急的水流和一拥而上的鳄鱼之间，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引颈就戮。成千上万的牛羚丧命，但它们不得不这样做——对岸满是肥沃的水草，这条河是求生路上必走的“鬼门关”。而对于鳄鱼来说，这几乎是一年中唯一补充营养的机会。之后，牛羚向南迁徙，再次渡河，直到返回南部地区，再开始下一次的繁殖和远征。
　　漫漫长路绝非易事。牛犊在出生十分钟后就要学会站立，必须认识自己的母亲，一小时内就必须奔跑起来，几乎一生不停。任何受伤或落单的“小事故”都会让牛犊们变成草原上狮子、鬣狗和秃鹫的饕餮大餐。它们在年幼时便记住迁徙的路线，还需要预测降雨来调整方向，因为雨水是它们的一切，久旱导致的水源和食物的缺乏足以使它们丧命。
　　相比牛羚的大规模迁徙，帝王蝶的迁徙更令我震撼。这场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超过4000千米的飞行，竟然是由三至四代帝王蝶共同完成的。头几代在北迁过程中繁衍、老去，再由后代接力般飞完剩下的行程。
　　迁徙的动作印刻在这些动物的记忆里，更刻在它们的基因里。在纪录片《迁徙的鸟》中，被小男孩救下的腿上绑着网绳的灰尾燕，在下个冬天又飞回了这片池塘；一群灰鹤第二年经过村庄遇见同一位老妇人，从她的手中叼走食物。导演雅克·贝汉浪漫地把这称为“承诺”。在他的镜头下，成群结对的鸟儿掠过山岩和浩瀚的大海，从容而优雅，绝世而文艺。被豢养的野鸭看着一掠而过的“迁徙大军”，激动地扇了扇翅膀；装满鸟笼的船上，一只聪明的小鹦鹉打开笼子，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两下，便义无反顾地飞向了属于它的路。
　　但理想主义明显流于片面，迁徙更多是动物的本能和求生行为，是不得不接受的挑战。茫茫大海中，飞倦了的鸟儿降落在船的甲板上，船舱里依稀有聊天的声音，几只鸟惧怕地踱了几步便倒头睡下了。任何漂浮的物体都能让跨海的鸟儿憩息，否则它们一路无法停歇。为躲避雨雪或寒冷，许多鸟儿被迫进入人类的活动区域，平添了迷路和受伤的风险。在一年又一年的循环往复中，生命群体的存活和“损耗”不过是概率上的，但对个体而言，迁徙行为却需要一些飞蛾扑火的勇气。
　　人类似乎没有周期性活动的必要，但有观点认为，远古智人为了食物和生存空间，从东非走到了五大洲，迁移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在农业和畜牧业广泛发展之前，我们与动物无异。
　　中国历史上也有记载，如南北朝、隋唐五代的边疆民族内迁，唐宋后期的南迁，以及明清年间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等。而现今我们为了学习、工作，为了更好地生活和祖国的建设，亦可能背井离乡，移居异地。
　　从麦哲伦环游世界到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这中间仅仅过了400余年。诚然，太久的习惯让人们对于家和故乡的情感根深蒂固，但就算世事变迁，我们如候鸟般飘无定所，也愿能如苏轼般“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