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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两会，似乎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最受瞩目的一次两会。在会议之初，就有胡润富豪榜的最新报告指出，70位最富裕的人大代表的资产总和是898亿美元。而美国政治的三权，国会、行政和法院的所有高级官员的资产总和，不过75亿美元。
政治呈现并非政治现实
如此或明或暗的一种政治指控，却不幸犯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错误：误把政治呈现当成了政治现实。或者说，误把人大政协中民营企业家的大量出现，当成了政治权利的体现。
事实上，人们似乎已经把民营企业家在人大政协之中的呈现当成了政治常态或者习以为常，而恰恰忘却了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尤其在人大政协之中的出现，不过是短短的20年时间。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形成企业与政治，或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渠道。
显然，当下的中国，似乎正在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行进，亦即形成企业与政治之间的对话渠道而非对立。但是，目前的架构显然并非一个正式的政治对话框架。政协乃是一个议政机构，政协委员的作用仅仅是对地方或国家政策起咨询作用，其对于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并无决定性的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对政治生活产生实质性的推进；而人大的确具有立法机关的作用，但是，其立法过程依然是在政治先决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大代表的作用更多的乃是一个表决作用，立法全过程并不为人大代表所决定。企业家代表确然可以提出提案，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人数在总体代表中所占不过3%，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自然无法对立法过程有效干预。
政治决策分三大板块，立法、行政、司法。民营企业家不过在立法中占有微不足道的小比例而已，对于行政与司法，根本无从置喙，如何影响政治呢？
三大误区
所谓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终究其意义何在？
人类走出洞穴进入社会，便逐渐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与人群。所谓的精英与庸众、政治家与平民、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无非以人的社会身份划分。于是每个人群都有着每个人群的利益与特别需求所在。参政议政，无非是扩大自身所在的利益，寻求本身所在阶层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家参政议政，其自然目的，也就是代表自己所在的企业家阶层，在政治领域中寻求符合企业家利益更广阔的政策空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的批评，不过是对政治本质的无知的虚假指控。
因此，对于企业家的参政议政存在三大根本性错误：
其一，参政议政乃是对企业家政治身份的提升。政治乃是一门专业性的行业，而非业余的爱好。任何一个立法、司法与行政的过程，都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政治需要专业化。企业家的确可以拥有参政议政的权限，但如此权限，所需要的是其专门化的转型。在发达国家中，与政协人大对应的议会机构，乃是全职性的职务，不容许兼职的存在。在担任议员的过程中，企业家必须放弃其原本工作，而进行全职的议员工作。立法所需要的过程，拥有包括咨询民意、考察论证、会见选民、游说敌对等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智力的工作，惟有全职的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才能完成。而中国的企业家无一放弃其原本的企业管理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尹明善，原本准备出售企业以专业从事政协副主席工作，却被劝阻，理由是要更好地办好企业。于是，政治变成一项业余爱好，显然与其政治职业的本质相冲突。
其二，参政议政意味着政治权利的提升。政治权利乃是对于公共事务管理与行政所拥有的权限。企业家在政协人大之中，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显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事实上，按照《农民日报》的报道，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仅占16人，农民代表仅占13人。所以，学者熊培云称中国处在普遍的“权利的贫困”之中，除了政治架构之外，所有阶层的政治权利同等贫困，说不上什么政治权利的提升。
要记住的是，拥有权力者与拥有财富者之间的利益交换，他们的“名利场”并不在正式的国家制度之中，而在日常的暗箱交易。一旦交换完成，资本已成权力的一部分，他们要维护现行的结构而不是破坏。而民营企业的寻租，带来的终究是自身利益的损毁，并不在正式政治制度中体现。
其三，参政议政是企业家的政治通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并不是企业家用财富交换来的，如果是这样，就会随着财富的增减，随时发生变异。财富水涨船高，政治待遇逐步升级；财富缩水消失，政治待遇随时作废。这并非一条稳固而切实的政治道路，而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利益交换。
企业家与普通的公众并无二致，他们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学生都一样，不过是社会的公民而已。任何一个社会最为可靠的政治道路，都不过是公民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并非来自于恩赐，而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所有公民一致的政治参与途径来获得。这也就是所谓“公民待遇”的根本所在。惟有依靠公民本身的身份与力量所参与的政治，方才是一个社会的政治道路的康庄大道。
企业家的确拥有比普通公民更加优越的政治参与途径。因为政治本身乃是一项需要大量财富投资的行业，因此企业家获得政治道路的先决条件，就比普通公民具有优势。这也是欧美大量的政治家族、巨富政客存在的原因。
因为企业大小、财富多寡，而被授予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可靠和根本的道路；而以公民争取的政治道路，才是踏实有效的真实路径。中国企业家的参政议政道路，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无数的误区与幻象。官商勾结的故事在中国从不欠缺，而走出二千年的畸形结构，方才是今天中国改革的本真之意。
政治呈现并非政治现实
如此或明或暗的一种政治指控，却不幸犯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错误：误把政治呈现当成了政治现实。或者说，误把人大政协中民营企业家的大量出现，当成了政治权利的体现。
事实上，人们似乎已经把民营企业家在人大政协之中的呈现当成了政治常态或者习以为常，而恰恰忘却了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尤其在人大政协之中的出现，不过是短短的20年时间。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形成企业与政治，或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渠道。
显然，当下的中国，似乎正在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行进，亦即形成企业与政治之间的对话渠道而非对立。但是，目前的架构显然并非一个正式的政治对话框架。政协乃是一个议政机构，政协委员的作用仅仅是对地方或国家政策起咨询作用，其对于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并无决定性的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对政治生活产生实质性的推进；而人大的确具有立法机关的作用，但是，其立法过程依然是在政治先决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大代表的作用更多的乃是一个表决作用，立法全过程并不为人大代表所决定。企业家代表确然可以提出提案，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人数在总体代表中所占不过3%，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自然无法对立法过程有效干预。
政治决策分三大板块，立法、行政、司法。民营企业家不过在立法中占有微不足道的小比例而已，对于行政与司法，根本无从置喙，如何影响政治呢？
三大误区
所谓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终究其意义何在？
人类走出洞穴进入社会，便逐渐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与人群。所谓的精英与庸众、政治家与平民、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无非以人的社会身份划分。于是每个人群都有着每个人群的利益与特别需求所在。参政议政，无非是扩大自身所在的利益，寻求本身所在阶层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家参政议政，其自然目的，也就是代表自己所在的企业家阶层，在政治领域中寻求符合企业家利益更广阔的政策空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的批评，不过是对政治本质的无知的虚假指控。
因此，对于企业家的参政议政存在三大根本性错误：
其一，参政议政乃是对企业家政治身份的提升。政治乃是一门专业性的行业，而非业余的爱好。任何一个立法、司法与行政的过程，都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政治需要专业化。企业家的确可以拥有参政议政的权限，但如此权限，所需要的是其专门化的转型。在发达国家中，与政协人大对应的议会机构，乃是全职性的职务，不容许兼职的存在。在担任议员的过程中，企业家必须放弃其原本工作，而进行全职的议员工作。立法所需要的过程，拥有包括咨询民意、考察论证、会见选民、游说敌对等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智力的工作，惟有全职的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才能完成。而中国的企业家无一放弃其原本的企业管理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尹明善，原本准备出售企业以专业从事政协副主席工作，却被劝阻，理由是要更好地办好企业。于是，政治变成一项业余爱好，显然与其政治职业的本质相冲突。
其二，参政议政意味着政治权利的提升。政治权利乃是对于公共事务管理与行政所拥有的权限。企业家在政协人大之中，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显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事实上，按照《农民日报》的报道，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仅占16人，农民代表仅占13人。所以，学者熊培云称中国处在普遍的“权利的贫困”之中，除了政治架构之外，所有阶层的政治权利同等贫困，说不上什么政治权利的提升。
要记住的是，拥有权力者与拥有财富者之间的利益交换，他们的“名利场”并不在正式的国家制度之中，而在日常的暗箱交易。一旦交换完成，资本已成权力的一部分，他们要维护现行的结构而不是破坏。而民营企业的寻租，带来的终究是自身利益的损毁，并不在正式政治制度中体现。
其三，参政议政是企业家的政治通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并不是企业家用财富交换来的，如果是这样，就会随着财富的增减，随时发生变异。财富水涨船高，政治待遇逐步升级；财富缩水消失，政治待遇随时作废。这并非一条稳固而切实的政治道路，而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利益交换。
企业家与普通的公众并无二致，他们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学生都一样，不过是社会的公民而已。任何一个社会最为可靠的政治道路，都不过是公民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并非来自于恩赐，而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所有公民一致的政治参与途径来获得。这也就是所谓“公民待遇”的根本所在。惟有依靠公民本身的身份与力量所参与的政治，方才是一个社会的政治道路的康庄大道。
企业家的确拥有比普通公民更加优越的政治参与途径。因为政治本身乃是一项需要大量财富投资的行业，因此企业家获得政治道路的先决条件，就比普通公民具有优势。这也是欧美大量的政治家族、巨富政客存在的原因。
因为企业大小、财富多寡，而被授予的政治地位，并不是可靠和根本的道路；而以公民争取的政治道路，才是踏实有效的真实路径。中国企业家的参政议政道路，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无数的误区与幻象。官商勾结的故事在中国从不欠缺，而走出二千年的畸形结构，方才是今天中国改革的本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