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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法官员指出，贪官们之所以选择自杀，无非有两种原因。一是从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到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会让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另一个原因就是贪腐的良心受到谴责，以死谢罪，“死了比活着更有‘好处’”。
十年百余名官员自杀
7月28日晚，60岁的合肥市政协副主席满铭安自缢身亡，此前他曾担任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近十年。据公开资料显示，合肥市检察院、法院在全国司法系统颇有影响，曾办理过一些全国瞩目的大案要案。其中，在2012年，满铭安担任合肥市检察院检察长的任期内，该检察院公诉了薄谷开来杀人案，并被最高检记集体一等功。仕途前景一片大好的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官方并未透露任何消息。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不足11年的时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其中湖南12人、浙江9人、四川8人，名列官员自杀榜前三名。据媒体消息称，官员工作压力大、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贪污腐败等各种原因驱使他们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名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绝大多数都在一些重要部门任职，如党委政府、公检法、国土、纪委和信访等部门，没有一人是在团委、妇联等相对权轻的部门工作的。其中，30歲以下的仅1人，31至40岁的11人，41至50岁的44人，51-60岁的32人，60岁以上5人。官员们自杀的地点，多选在办公场所。其中，39%的自杀官员选择在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自杀，在住所自杀的官员占33%，在宾馆饭店、医院、野外、铁路等场所自杀的约有21%。
东窗事发，自绝于民
在这批非正常死亡事件中，有选择跳楼、自缢、溺水、割脉、卧轨等各种非常态形式，而官方回应普遍滞后，案发期间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或称意外，或并不知情。而在其中，因抑郁症自杀成为家属或者官方所“偏好”的一大诱因。
近年，因为抑郁症或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官员至少有10人。
在反腐高潮期，2014年7月份被公开的因抑郁自杀事件就有2起。7月9日，河南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留下遗书称患严重抑郁症，生不如死。另一起，湖北孝感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坠楼身亡，疑似抑郁。
对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通常有种公认说法，当外界压力较大，重大事件发生带来的持久的不愉快的体验时，很容易诱发抑郁症。
然而在公布的官员自杀案件中，抑郁症如今已经成为官员自杀必备的“遮羞布”。旦逢自杀事件，一种类似或者疑似抑郁症的说法，似乎成为一种“盖棺定论”。
2014年1月4日，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在家中跳楼自杀，家属称其患有抑郁症。官方至今尚未给予明确原因。
然而对于白的逝世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自2011年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落马以来，铁路系统窝案被牵扯官员持续不断。身为中铁总裁的白中仁也很难净身。据《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铁路系统人士称，白中仁的死或许与铁路的第二波反腐浪潮来临有关。
此外，导致官员们抑郁的压力来自哪里？多名在职的官员指出，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关系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名受访者描述了他亲历的一个场景：他与一省会市委书记吃饭，同桌的有另一名市委常委、一名市委办主任和市委某部一名副部长。饭桌上，书记一开口讲话，副部长就拿笔和本子记录，书记说完他就拿筷子吃饭。
“在一些民主氛围不浓、法治不彰、潜规则盛行的地方官场，不少官员过得诚惶诚恐，生怕工作出现什么闪失，被领导斥责、被同事抓把柄、被组织‘凉拌’;有的官员与上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大量心思用在取悦领导上面，身心俱疲。”一名在省级机关供职的处级官员说。
一名县级市市委书记则称，“上级对干部的要求和老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差距太大，是官员心理压力大、容易抑郁的重要原因。”“有个干部找我，让我给他换个有点小钱、有点小权的位置。我骂他，为什么这么没有斗志？”这名市委书记说，有些官员宁可去清闲一点的地方也不愿意在权重的部门任职。
是不是真的“一了百了”
官员纷纷在反腐风声日紧的时刻，选择轻生，一了百了。也难怪坊间对于官员自杀的原因，通常会预设判断，“畏罪”自杀，“纸包不住火”，事情败露等。
也有司法官员指出，贪官们之所以选择自杀，无非有两种原因。一是从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到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会让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另一个原因就是贪腐的良心受到谴责，以死谢罪，“死了比活着更有‘好处’”。
在心理学上，人们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会自觉创造一种自我肯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给人提供一种错觉，提升死亡前的尊严感。
对于自杀的官员来说，在仕途上的困境让自己陷入一种焦虑中。当官员意识到逃脱不了的厄运时，会倾向选择一种主动的防御机制——用死亡保存生前的自尊，以解脱生前的痛苦和压力，一死百了，反而是一种更大的解脱。
然而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了百了”？官员死亡，是不是就真的可以逃脱罪名？尽管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对其自身的刑事责任不再追究。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不追究。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
随着官场反腐的持续运动，官员通过死亡来逃脱罪名，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更不会是中纪委查处线索的终止。 （《棱镜》2015.7.29、人民网2015.7.29等）
十年百余名官员自杀
7月28日晚，60岁的合肥市政协副主席满铭安自缢身亡，此前他曾担任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近十年。据公开资料显示，合肥市检察院、法院在全国司法系统颇有影响，曾办理过一些全国瞩目的大案要案。其中，在2012年，满铭安担任合肥市检察院检察长的任期内，该检察院公诉了薄谷开来杀人案，并被最高检记集体一等功。仕途前景一片大好的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官方并未透露任何消息。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不足11年的时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其中湖南12人、浙江9人、四川8人，名列官员自杀榜前三名。据媒体消息称，官员工作压力大、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贪污腐败等各种原因驱使他们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名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绝大多数都在一些重要部门任职，如党委政府、公检法、国土、纪委和信访等部门，没有一人是在团委、妇联等相对权轻的部门工作的。其中，30歲以下的仅1人，31至40岁的11人，41至50岁的44人，51-60岁的32人，60岁以上5人。官员们自杀的地点，多选在办公场所。其中，39%的自杀官员选择在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自杀，在住所自杀的官员占33%，在宾馆饭店、医院、野外、铁路等场所自杀的约有21%。
东窗事发，自绝于民
在这批非正常死亡事件中，有选择跳楼、自缢、溺水、割脉、卧轨等各种非常态形式，而官方回应普遍滞后，案发期间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或称意外，或并不知情。而在其中，因抑郁症自杀成为家属或者官方所“偏好”的一大诱因。
近年，因为抑郁症或疑似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官员至少有10人。
在反腐高潮期，2014年7月份被公开的因抑郁自杀事件就有2起。7月9日，河南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留下遗书称患严重抑郁症，生不如死。另一起，湖北孝感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坠楼身亡，疑似抑郁。
对于抑郁症的发病原因，通常有种公认说法，当外界压力较大，重大事件发生带来的持久的不愉快的体验时，很容易诱发抑郁症。
然而在公布的官员自杀案件中，抑郁症如今已经成为官员自杀必备的“遮羞布”。旦逢自杀事件，一种类似或者疑似抑郁症的说法，似乎成为一种“盖棺定论”。
2014年1月4日，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白中仁在家中跳楼自杀，家属称其患有抑郁症。官方至今尚未给予明确原因。
然而对于白的逝世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自2011年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落马以来，铁路系统窝案被牵扯官员持续不断。身为中铁总裁的白中仁也很难净身。据《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铁路系统人士称，白中仁的死或许与铁路的第二波反腐浪潮来临有关。
此外，导致官员们抑郁的压力来自哪里？多名在职的官员指出，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关系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名受访者描述了他亲历的一个场景：他与一省会市委书记吃饭，同桌的有另一名市委常委、一名市委办主任和市委某部一名副部长。饭桌上，书记一开口讲话，副部长就拿笔和本子记录，书记说完他就拿筷子吃饭。
“在一些民主氛围不浓、法治不彰、潜规则盛行的地方官场，不少官员过得诚惶诚恐，生怕工作出现什么闪失，被领导斥责、被同事抓把柄、被组织‘凉拌’;有的官员与上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大量心思用在取悦领导上面，身心俱疲。”一名在省级机关供职的处级官员说。
一名县级市市委书记则称，“上级对干部的要求和老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差距太大，是官员心理压力大、容易抑郁的重要原因。”“有个干部找我，让我给他换个有点小钱、有点小权的位置。我骂他，为什么这么没有斗志？”这名市委书记说，有些官员宁可去清闲一点的地方也不愿意在权重的部门任职。
是不是真的“一了百了”
官员纷纷在反腐风声日紧的时刻，选择轻生，一了百了。也难怪坊间对于官员自杀的原因，通常会预设判断，“畏罪”自杀，“纸包不住火”，事情败露等。
也有司法官员指出，贪官们之所以选择自杀，无非有两种原因。一是从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到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会让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另一个原因就是贪腐的良心受到谴责，以死谢罪，“死了比活着更有‘好处’”。
在心理学上，人们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会自觉创造一种自我肯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给人提供一种错觉，提升死亡前的尊严感。
对于自杀的官员来说，在仕途上的困境让自己陷入一种焦虑中。当官员意识到逃脱不了的厄运时，会倾向选择一种主动的防御机制——用死亡保存生前的自尊，以解脱生前的痛苦和压力，一死百了，反而是一种更大的解脱。
然而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了百了”？官员死亡，是不是就真的可以逃脱罪名？尽管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对其自身的刑事责任不再追究。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不追究。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
随着官场反腐的持续运动，官员通过死亡来逃脱罪名，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更不会是中纪委查处线索的终止。 （《棱镜》2015.7.29、人民网2015.7.2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