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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对全球供应链和需求链造成沉重打击，加之全球股市震荡，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影响。当前，中国抗击疫情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而美国疫情正向全境蔓延，确诊者数量猛增，中美面临抗击疫情的不同形势。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此次全球“抗疫”成效，并将影响疫情下全球经济的复苏。
近日，全球化智库以“中美‘战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下称研讨会），为促进中美共同“抗疫”，抵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贡献智慧。
国内外“错峰”发展，给全球经济联手应对增加难度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在研讨会上表示，虽然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全球范围内的疫情仍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出现衰退，甚至是大萧条的苗头已然出现。即使在中国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当下，仍有很多人指出之后可能出现的更大经济风险或来自于外部。
崔凡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且始终保持稳健。三大攻坚战，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加之近几年，中国通过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对外资的限制程度逐年下降，加上国内体制机制的改革，为应对目前的困难局面提供了一些基础。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称，在疫情应对方面，中国整体控制向好，转向复工复产阶段。现在的主要问题反映在海外，国外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国股市“过山车”，反映出投资者的恐慌心理。
“国内国外处于错峰阶段，这个反差给全球经济联手应对增加了难度。中国的影响可能集中在一季度，国外的影响更侧重在二季度。在中国复工复产后，海外的供货能力和需求订单正处于最糟糕的阶段。因此，二季度中国的外贸外资仍将受到较大影响。”霍建国分析。
从整个复工复产情况看，国企的应对调度能力较强，民营企业的困难会多一些，外资企业的困难也不小。对此，霍建国提醒，在恢复生产和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更多的要关注民营企业，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处理好外资和国内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政府在支出和补救方面，应兼顾外资企业，避免形成新矛盾。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介绍，在防护用品生产方面，中国调动了全国力量，不仅是恢复生产，还有很多原来不涉及这方面的厂家都在加紧加速生产。而欧美目前的防护用品存在一定短缺，因此中国的生产有利于全世界。
“新冠病毒是没有国界的，科学研究也应该是没有国界的。双方乃至多方合作，特别是疫苗方面的研发合作，对全人类都是有好处的。”孙永福说。
“脱钩”不现实，合作才是关键词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在研讨会上指出，特朗普政府抑制中国发展的“脱钩战略”在中国抗击疫情时仍然在推进，且此战略还从高科技和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人员交往。
夏立平认为，在当前的困难情况下，中美应以协调、合作、稳定作为基调来推进双方关系。
“中美是相互依存的，疫情对双方关系，特别是供应链的影响可能超过贸易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说。
滕建群介绍，在药品和原材料供应方面，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供应商，疫情没有削弱中国的地位，反而是增强。多年来，美国一直在跟中国进行医药研发合作。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美国每年至少在中国进行500次药品检验，包括针剂、药品和器材等。在应对疫情的技术合作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在零部件供应方面，受疫情影响出现放缓。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特别是零部件产业的1/3，是世界最大的零部件出口国，而且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替代产品。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欧洲、美国、日本都会受到影响。
滕建群表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地位，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中美不是说“脱钩”就能“脱钩”的。
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下称协议）。该协议中，已经有一些条款的设定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料的情况。
崔凡举例道，在贸易扩大方面，中方将在未来扩大2000亿美元的采购额。这个问题出现在协议中提到的不可预料情况。在协议第6.3条中的第4款讲到，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第5款，双方承认要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而且在特定年份可能会影响采购的时点；第7款提出，如中国认为其落实本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到美国采取或未采取行動，或者美国国内其他情况的影响，中国有权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
崔凡介绍，一般来说，在国际经贸协定中，有垂直融通条款和水平融通的条款。但在此协议中，这种清晰的融通条款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应该加强磋商和对话，使协议的履行尽量少受到影响。同时他提醒指出，疫情对全球农产品生产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不排除在某个时期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实体经济生产能力受到疫情和金融市场的双重影响，都可能影响协议的执行。
全球互信机制有待建立，信任比黄金更珍贵
中央党校教授许正中在论坛上表示：“应建立全球互信机制。现在看来，信任比黄金更珍贵。中美两国要联手，通过多边组织、联合国机构，共同推动成立一个全球抗疫的世界政府。”
孙永福也表示，中美双方缺乏一定的互信。当下应避免相互指责，更应该加强合作，共渡难关。
此外，中国必须做好应对一些与疫情有关的严重和复杂事件的充分准备。夏立平举例道，如美国佛罗里达州伯曼法律集团准备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指责中国未能迅速报告和遏制病毒，从而引发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控，中国必须迅速应对且强烈反对。
滕建群建议，首先，应重新认识中美战略关系，尤其是竞争关系。中美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根本上是思维模式的分歧，美国在用“冷战”“零和”的游戏规则来抵制中国，在思维模式和认知方面需要有所转变。其次，疫情给中美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从药材、供应链等一系列方面，都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另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全球最大供应商，但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大内需，改革需要进一步走向深水区，产业结构也要进一步加强调整。
“病毒面前无差别。中美双方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分享彼此的应对方式和管理措施。”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说。
近日，全球化智库以“中美‘战疫’合作与全球经济影响”为主题举办线上研讨会（下称研讨会），为促进中美共同“抗疫”，抵御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贡献智慧。
国内外“错峰”发展，给全球经济联手应对增加难度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在研讨会上表示，虽然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全球范围内的疫情仍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出现衰退，甚至是大萧条的苗头已然出现。即使在中国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当下，仍有很多人指出之后可能出现的更大经济风险或来自于外部。
崔凡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且始终保持稳健。三大攻坚战，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加之近几年，中国通过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对外资的限制程度逐年下降，加上国内体制机制的改革，为应对目前的困难局面提供了一些基础。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称，在疫情应对方面，中国整体控制向好，转向复工复产阶段。现在的主要问题反映在海外，国外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国股市“过山车”，反映出投资者的恐慌心理。
“国内国外处于错峰阶段，这个反差给全球经济联手应对增加了难度。中国的影响可能集中在一季度，国外的影响更侧重在二季度。在中国复工复产后，海外的供货能力和需求订单正处于最糟糕的阶段。因此，二季度中国的外贸外资仍将受到较大影响。”霍建国分析。
从整个复工复产情况看，国企的应对调度能力较强，民营企业的困难会多一些，外资企业的困难也不小。对此，霍建国提醒，在恢复生产和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更多的要关注民营企业，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处理好外资和国内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政府在支出和补救方面，应兼顾外资企业，避免形成新矛盾。
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介绍，在防护用品生产方面，中国调动了全国力量，不仅是恢复生产，还有很多原来不涉及这方面的厂家都在加紧加速生产。而欧美目前的防护用品存在一定短缺，因此中国的生产有利于全世界。
“新冠病毒是没有国界的，科学研究也应该是没有国界的。双方乃至多方合作，特别是疫苗方面的研发合作，对全人类都是有好处的。”孙永福说。
“脱钩”不现实，合作才是关键词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在研讨会上指出，特朗普政府抑制中国发展的“脱钩战略”在中国抗击疫情时仍然在推进，且此战略还从高科技和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人员交往。
夏立平认为，在当前的困难情况下，中美应以协调、合作、稳定作为基调来推进双方关系。
“中美是相互依存的，疫情对双方关系，特别是供应链的影响可能超过贸易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说。
滕建群介绍，在药品和原材料供应方面，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供应商，疫情没有削弱中国的地位，反而是增强。多年来，美国一直在跟中国进行医药研发合作。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美国每年至少在中国进行500次药品检验，包括针剂、药品和器材等。在应对疫情的技术合作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在零部件供应方面，受疫情影响出现放缓。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特别是零部件产业的1/3，是世界最大的零部件出口国，而且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替代产品。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欧洲、美国、日本都会受到影响。
滕建群表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地位，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中美不是说“脱钩”就能“脱钩”的。
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下称协议）。该协议中，已经有一些条款的设定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料的情况。
崔凡举例道，在贸易扩大方面，中方将在未来扩大2000亿美元的采购额。这个问题出现在协议中提到的不可预料情况。在协议第6.3条中的第4款讲到，美国应确保采取适当举措，以便有足够的商品和服务供中国采购和进口；第5款，双方承认要基于市场价格和商业考虑开展采购活动，而且在特定年份可能会影响采购的时点；第7款提出，如中国认为其落实本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到美国采取或未采取行動，或者美国国内其他情况的影响，中国有权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
崔凡介绍，一般来说，在国际经贸协定中，有垂直融通条款和水平融通的条款。但在此协议中，这种清晰的融通条款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应该加强磋商和对话，使协议的履行尽量少受到影响。同时他提醒指出，疫情对全球农产品生产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不排除在某个时期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实体经济生产能力受到疫情和金融市场的双重影响，都可能影响协议的执行。
全球互信机制有待建立，信任比黄金更珍贵
中央党校教授许正中在论坛上表示：“应建立全球互信机制。现在看来，信任比黄金更珍贵。中美两国要联手，通过多边组织、联合国机构，共同推动成立一个全球抗疫的世界政府。”
孙永福也表示，中美双方缺乏一定的互信。当下应避免相互指责，更应该加强合作，共渡难关。
此外，中国必须做好应对一些与疫情有关的严重和复杂事件的充分准备。夏立平举例道，如美国佛罗里达州伯曼法律集团准备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指责中国未能迅速报告和遏制病毒，从而引发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控，中国必须迅速应对且强烈反对。
滕建群建议，首先，应重新认识中美战略关系，尤其是竞争关系。中美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根本上是思维模式的分歧，美国在用“冷战”“零和”的游戏规则来抵制中国，在思维模式和认知方面需要有所转变。其次，疫情给中美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从药材、供应链等一系列方面，都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另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全球最大供应商，但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大内需，改革需要进一步走向深水区，产业结构也要进一步加强调整。
“病毒面前无差别。中美双方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分享彼此的应对方式和管理措施。”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