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24日举行百年校庆。在这之前，学校公布了一组“傲人”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毕业或曾在校工作过的校友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330人，工程院院士14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超过280人，其中曾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
　　一个学校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校友的成就上。所以，校庆往往是纪念杰出校友的最好场合。清华校友章立凡等人原拟参加校友自发的黄万里先生追思会，但追思会却被取消。章立凡在微博上感叹：“百年清华园，不再有梁启超、王国维、陳寅恪、赵元任，不再有梅贻琦，不再有黄万里……”这条微博引起强烈关注。
　　令人不解的是，黄万里也是清华校友，且出身名门，是黄炎培之子，校庆日当是校友日，校友自发纪念校友的活动，怎能说取消就取消呢？
　　曾有人评价黄万里说：“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按说，作为一所培养人才的大学，应当以培养出像黄万里这样“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坚持真理的学生而骄傲，甚至将其作为所有在校学子的楷模。但显然，清华并不以之为傲。
　　在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出具了一组“国际”数据，来表示自身跻身世界一流——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2000年至2010年论文发表及引用数据，清华大学有9个学科进入了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论文数（EI论文），早在2007年时就达到世界第一，SCI论文也达到第三，如果按照清华的逻辑，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已经全球第一了呢？
　　论文数撑不起一流大学，反过来，会将一流大学的建设引入功利的歧途。论文的功能，不再传递学术价值，而是为了职称、成果、课题、头衔；教师的追求，不再是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把指导学生、给学生上课，作为基本的工作量加以对付，整日围着课题、经费转。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人才培养被功利的办学思维所包围，于是出现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在百年校庆前夕，还启动了“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旨在打造诺奖获得者。这更贻笑大方。从人才的培养规律分析，哪有诺奖获得者是靠计划打造出来的呢？而再看所有人才的特征，具有质疑、批判精神，是成为一流人才的前提。可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通过给予“拔尖人才”们更多的资源、特权，从而让他们失去质疑、批判的能力，变为只掌握技术，却无思想的工具。
　　事实上，今天的大学，从校领导到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从院士到博导、教授，都成为高等教育计划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各种“工程”、“计划”中，拥有行政权和学术权，进而，难以针对教育和学术研究中明显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变为只顾埋头走路，不能仰望星空的工程、计划执行者。大学由此成为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工程思维”、“计划思维”办学，追求的也就是论文、成果、经费这些功利的“价值”。回顾过去10年中高等教育的大扩招、大合并、大规模的本科教育评估，以及院士评审、教学名师评审、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行政化，导致这种局面的，固然有行政对办学的盲目指挥、粗暴干预，可几乎所有大学，都对上级的安排、部署，照章执行，自我体制化，无疑也是重要原因。有大学校长在私下场合对此颇为不满，可为何却不敢坚持原则，拒绝执行呢？
　　要让大学生敢于质疑、批判，要让大学有办学自主权，回归教育本位，还在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斯言甚是。我认为，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让大学退出官场，拥有办学的独立性，摆脱办学的工程思维和计划思维，让教育家精神重回大学，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