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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人的转型成为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时,资深媒体人李孟夏也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从《周末画报》城市版总监,到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执行总监,这个转折来得很突然。“就像一列火车在一条铁轨上行走了十几年,又要重新开始一条新的路线。”
大学期间,李孟夏的专业是美术设计,那时候他喜欢看的书是《梵高传》,满脑子装的是“做艺术可能要为艺术献身”。他的同学有三分之一成了中学美术老师,三分之一下了海。他是剩下三分之一转行的。怀揣着儿时的“画报”情结,他成为一名媒体人。
2001年,李孟夏加入《周末画报》,从广州调到北京。那时在他心中有一个涉及电影、美术、文学、音乐的中国泛艺术圈的名单。他用了三年,把名单里想采访的人的名字全部打上了勾。
李孟夏说,那些年直面艺术家的对话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审美和人生观。而接下来的十年,他经历了中国生活方式类杂志的黄金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黄金时代以及中国艺术圈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李孟夏很善于用生活化的视角发现和记录艺术领域的故事。一座城市里有美感的街区和城市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他关注的兴趣点。他曾经把这些兴趣点重新梳理编辑,制作成中国城市美学的杂志专题。当专题完成后,他发现,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自己,也像十年来的艺术北京博览会一样,也置身于这股变革的力量之中。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bjqn/bjqn201515/bjqn20151553-1-l.jpg)
Q/A对话李孟夏
从旁观者到局中人
Q:媒体人的转型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现代传播到“艺术北京”,你为什么要把目光聚焦艺术博览会?
A: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变化非常大,但当你身处其间,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你无法改变的。比如十年前我们做杂志,可以找到国外的标杆杂志来学习借鉴,但是当移动终端成为一个主流的阅读平台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对象。中国跟国际的是站在一个起点上的。我们过去的媒体工作围绕的是资讯整合和重新编辑,这种局面是建立在一个资讯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我们把资讯包装给适合他的人去看,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但从2012年开始,你会发现资讯完全已经爆炸了。当资讯已然不是一个罕有的资源的时候,我就患上了“媒体焦虑症”,开始对这个行业产生了质疑。这几年身边的媒体人创业的很多,很多出路是围绕生活方式做电商,你卖衣服,我卖食物,但这其实不是我想做的。去年有了一个契机,董梦阳找到我希望我加入艺术北京。他说艺术北京是一年一次的博览会,一定比你一周做一次的周刊轻松。后来我发现一年一次的结果就是有半年都在倒计时,因为艺术北京相对于国内的其他博览会来说体量巨大。每一年从场馆体验到参展质量,都期待一个新的提高。从一个媒体人加入艺术北京博览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Q:你如何把媒体的经验和思维投入在艺术博览会上?
A:对于我而言,过去的媒体经验和编辑概念可以用在更广泛的领域。其实无印良品的商品是通过一种编辑概念重新包装产品贩卖的。比如春日收纳法,他把他的箱子、柜子、袋子编辑成了一个系统。博览会同样离不开编辑概念,不同类型的展览和活动以板块区分,跟杂志的栏目板块一样,我觉得特别新鲜,但又可以运用过去的经验。
我们在过去赶上了一个黄金年代,中国时尚媒体的黄金年代,很多国际品牌都曾是我们的广告客户,我们熟知这些国际品牌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他们在哪些方面注意些什么东西。在博览会的商业与艺术的跨界领域,这些东西经验可以借鉴过来。这方面香港巴塞尔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但这些对于中国内地的博览会还是零基础的首创时期,这些东西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
Q:作为“艺术北京”十年的见证者,“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气质在你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参加第一届“艺术北京”时,我当时蛮震撼的。作为媒体人跑了艺术采访那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国外的画廊,那么多艺术家的作品在本土的博览会上集中呈现,非常兴奋。第一年就有一百多家近两百家画廊参与,而且这些年来从未间断。这十年来,“艺术北京”已经成为艺术圈里人人皆知的博览会,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甚至艺术博览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众还不太知道。借助以往的媒体经验和资源,我希望建立一个品牌意识,让“艺术北京”的品牌更清晰化,也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品牌,大众市场的声音,跨界领域的声音,应该再大声一些。
去年秋天,我很欣喜地看到上海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艺术事件。比如上海K11的出现,草间弥生的个展以及一些艺术博览会都开始唤起大众对艺术的兴趣,大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吸引了大众和商业领域的目光。更多的人意识到,原来还有艺术博览会这么回事儿。我觉得这是本土市场水到渠成的改变。
“艺术北京”的性格像土象星座
Q:你曾经发掘过很多城市的城市美学,北京让你如此迷恋的原因是什么?
A: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从生活和城市建设方面说,这里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状态。如果在北京拍广告或电影,除了东方广场,你在哪儿取景都有穿帮的现象。这个城市充满变化和新的可能性,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令人兴奋的。
Q:和上海、广州相比,北京的城市性格会给“艺术北京”带来什么性格烙印?
A:北京地方大,圈子丰富,价值观多重。所以艺术北京不强调先锋前卫,也不会偏向某个极端,它是包容性的。如果以星座分析,“艺术北京”不是天蝎座,不是狮子座,而是像土象星座。艺术北京的体量很大,就像这个城市一样的,大而包容,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们很强调在地化的重要性。很多年来,不管时尚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大家都经历了一切追求国际化,以国际化为最好标准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日韩国家很值得参考,他们在吸收外面的东西的时候非常重视在地的消化。你会发现《Vouge》杂志在全球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到了日本,日本版会根据日本读者的习惯,会出现小格子和密集的版面。包括意大利男装到了日本会根据东方人体型做出很多改变。艺术博览会也是,很多东西要在地化的改良、吸收,这样才能成为最适合本土的东西。 Q: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五一艺术北京之旅”的微旅行线路。这条线路串联了很多北京的艺术地标和节点。你策划这样一条旅行线路的初衷是什么?
A:往年有有很多外地VIP藏家来参加艺术北京博览会,他们可能会带亲人朋友一起经历一个短途旅行。我们发现了这个需求,就设计了这条延伸的线路,帮助他们以艺术为聚焦点,游览北京。这条行程不仅串联了很多艺术地标,还能帮助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很多美好事物。
Q:这场“艺术北京之旅”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A:它一定是小众的,精品的,比较私密的。线路中的餐饮食肆和商铺都是大众旅行完全不一样,在尤伦斯这一站,你会看到迪奥第二天才开展的一个秀的预览。你还有机会和一线的设计师、艺术家共进午餐,亲密交流。最重头的还是艺术北京博览会,专业人士会为你导览,帮助你发现自己的偏爱的作品。
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
Q:“艺术北京”创立的十年来,北京的艺术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和成长?
A:十年前那些直面艺术家的采访让我受益良多。当时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群体和社会,比如刘晓东的《三峡新移民》,喻红的《目击成长》,这些作品承载着艺术家重大的使命感。而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个体,关注自己内心,更加轻盈。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过程,但也有遗憾。你会发现,个体的相似度也非常大,题材意向和审美趣味会经常撞车。可喜的现象是,那些扎扎实实地认真做事情,始终不随波逐流的人,最终都有好的回报。
十年前艺术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名利场化,当时的艺术家们很坦诚,他们愿意跟媒体敞开心扉,十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艺术圈也形成了名利场,有大牌艺术家,也有很落寞的艺术家,大家最后完全以市场价值来判断艺术家。
Q:当前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可能越来越紧密了,你觉得这是个悲观的事儿还是乐观的事儿?
A:这个很难判断,任何行业都存在这个事。我们今天讨论时装,讨论某某品牌的设计师,其实这里面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设计展的探讨,背后是很多商业因素在决定。包括艺术市场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拍卖,这个市场大家不认可,就没有一个价值标准。但是拍卖过于膨胀的时候,市场就会有所制约。“艺术北京”算是中国整个艺术圈的一面镜子,这十年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理性规范的变化。生存状况惨淡的时候,我们邀请画廊非常难,靠的是大家的投入,让它一直持续下去。到今天三四百家画廊非常多,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二百家,当我们对质量有调控余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在跟市场一起变化的。
现在新兴的艺术市场消费非常踊跃,从今年的香港巴塞尔就看得出中国买家的活跃度,完全是中国艺术圈的“春运”。“艺术北京”在这个战线坚持了十年,我们也在不断调整,所以,未来在地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以前做杂志的时候,编辑经常会和我报一个选题,日本台湾流行一个词“小确幸”,是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提炼出来的,表达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而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每一天都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一代,正是非常忙和累的时候。但有句话叫“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这个社会真的完善富足到不以成功财富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很多小而美的东西就自然出现,比如中国需要自己的品牌和设计,但是很悲哀的是,现在还没到。我们希望艺术北京能对这些也起到推动作用。
从《周末画报》城市版总监,到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执行总监,这个转折来得很突然。“就像一列火车在一条铁轨上行走了十几年,又要重新开始一条新的路线。”
大学期间,李孟夏的专业是美术设计,那时候他喜欢看的书是《梵高传》,满脑子装的是“做艺术可能要为艺术献身”。他的同学有三分之一成了中学美术老师,三分之一下了海。他是剩下三分之一转行的。怀揣着儿时的“画报”情结,他成为一名媒体人。
2001年,李孟夏加入《周末画报》,从广州调到北京。那时在他心中有一个涉及电影、美术、文学、音乐的中国泛艺术圈的名单。他用了三年,把名单里想采访的人的名字全部打上了勾。
李孟夏说,那些年直面艺术家的对话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审美和人生观。而接下来的十年,他经历了中国生活方式类杂志的黄金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黄金时代以及中国艺术圈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李孟夏很善于用生活化的视角发现和记录艺术领域的故事。一座城市里有美感的街区和城市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他关注的兴趣点。他曾经把这些兴趣点重新梳理编辑,制作成中国城市美学的杂志专题。当专题完成后,他发现,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自己,也像十年来的艺术北京博览会一样,也置身于这股变革的力量之中。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bjqn/bjqn201515/bjqn20151553-1-l.jpg)
Q/A对话李孟夏
从旁观者到局中人
Q:媒体人的转型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现代传播到“艺术北京”,你为什么要把目光聚焦艺术博览会?
A: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变化非常大,但当你身处其间,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你无法改变的。比如十年前我们做杂志,可以找到国外的标杆杂志来学习借鉴,但是当移动终端成为一个主流的阅读平台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对象。中国跟国际的是站在一个起点上的。我们过去的媒体工作围绕的是资讯整合和重新编辑,这种局面是建立在一个资讯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我们把资讯包装给适合他的人去看,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但从2012年开始,你会发现资讯完全已经爆炸了。当资讯已然不是一个罕有的资源的时候,我就患上了“媒体焦虑症”,开始对这个行业产生了质疑。这几年身边的媒体人创业的很多,很多出路是围绕生活方式做电商,你卖衣服,我卖食物,但这其实不是我想做的。去年有了一个契机,董梦阳找到我希望我加入艺术北京。他说艺术北京是一年一次的博览会,一定比你一周做一次的周刊轻松。后来我发现一年一次的结果就是有半年都在倒计时,因为艺术北京相对于国内的其他博览会来说体量巨大。每一年从场馆体验到参展质量,都期待一个新的提高。从一个媒体人加入艺术北京博览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Q:你如何把媒体的经验和思维投入在艺术博览会上?
A:对于我而言,过去的媒体经验和编辑概念可以用在更广泛的领域。其实无印良品的商品是通过一种编辑概念重新包装产品贩卖的。比如春日收纳法,他把他的箱子、柜子、袋子编辑成了一个系统。博览会同样离不开编辑概念,不同类型的展览和活动以板块区分,跟杂志的栏目板块一样,我觉得特别新鲜,但又可以运用过去的经验。
我们在过去赶上了一个黄金年代,中国时尚媒体的黄金年代,很多国际品牌都曾是我们的广告客户,我们熟知这些国际品牌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他们在哪些方面注意些什么东西。在博览会的商业与艺术的跨界领域,这些东西经验可以借鉴过来。这方面香港巴塞尔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但这些对于中国内地的博览会还是零基础的首创时期,这些东西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
Q:作为“艺术北京”十年的见证者,“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气质在你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参加第一届“艺术北京”时,我当时蛮震撼的。作为媒体人跑了艺术采访那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国外的画廊,那么多艺术家的作品在本土的博览会上集中呈现,非常兴奋。第一年就有一百多家近两百家画廊参与,而且这些年来从未间断。这十年来,“艺术北京”已经成为艺术圈里人人皆知的博览会,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甚至艺术博览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众还不太知道。借助以往的媒体经验和资源,我希望建立一个品牌意识,让“艺术北京”的品牌更清晰化,也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品牌,大众市场的声音,跨界领域的声音,应该再大声一些。
去年秋天,我很欣喜地看到上海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艺术事件。比如上海K11的出现,草间弥生的个展以及一些艺术博览会都开始唤起大众对艺术的兴趣,大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吸引了大众和商业领域的目光。更多的人意识到,原来还有艺术博览会这么回事儿。我觉得这是本土市场水到渠成的改变。
“艺术北京”的性格像土象星座
Q:你曾经发掘过很多城市的城市美学,北京让你如此迷恋的原因是什么?
A: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从生活和城市建设方面说,这里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状态。如果在北京拍广告或电影,除了东方广场,你在哪儿取景都有穿帮的现象。这个城市充满变化和新的可能性,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令人兴奋的。
Q:和上海、广州相比,北京的城市性格会给“艺术北京”带来什么性格烙印?
A:北京地方大,圈子丰富,价值观多重。所以艺术北京不强调先锋前卫,也不会偏向某个极端,它是包容性的。如果以星座分析,“艺术北京”不是天蝎座,不是狮子座,而是像土象星座。艺术北京的体量很大,就像这个城市一样的,大而包容,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们很强调在地化的重要性。很多年来,不管时尚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大家都经历了一切追求国际化,以国际化为最好标准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日韩国家很值得参考,他们在吸收外面的东西的时候非常重视在地的消化。你会发现《Vouge》杂志在全球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到了日本,日本版会根据日本读者的习惯,会出现小格子和密集的版面。包括意大利男装到了日本会根据东方人体型做出很多改变。艺术博览会也是,很多东西要在地化的改良、吸收,这样才能成为最适合本土的东西。 Q: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五一艺术北京之旅”的微旅行线路。这条线路串联了很多北京的艺术地标和节点。你策划这样一条旅行线路的初衷是什么?
A:往年有有很多外地VIP藏家来参加艺术北京博览会,他们可能会带亲人朋友一起经历一个短途旅行。我们发现了这个需求,就设计了这条延伸的线路,帮助他们以艺术为聚焦点,游览北京。这条行程不仅串联了很多艺术地标,还能帮助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很多美好事物。
Q:这场“艺术北京之旅”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A:它一定是小众的,精品的,比较私密的。线路中的餐饮食肆和商铺都是大众旅行完全不一样,在尤伦斯这一站,你会看到迪奥第二天才开展的一个秀的预览。你还有机会和一线的设计师、艺术家共进午餐,亲密交流。最重头的还是艺术北京博览会,专业人士会为你导览,帮助你发现自己的偏爱的作品。
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
Q:“艺术北京”创立的十年来,北京的艺术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和成长?
A:十年前那些直面艺术家的采访让我受益良多。当时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群体和社会,比如刘晓东的《三峡新移民》,喻红的《目击成长》,这些作品承载着艺术家重大的使命感。而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个体,关注自己内心,更加轻盈。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过程,但也有遗憾。你会发现,个体的相似度也非常大,题材意向和审美趣味会经常撞车。可喜的现象是,那些扎扎实实地认真做事情,始终不随波逐流的人,最终都有好的回报。
十年前艺术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名利场化,当时的艺术家们很坦诚,他们愿意跟媒体敞开心扉,十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艺术圈也形成了名利场,有大牌艺术家,也有很落寞的艺术家,大家最后完全以市场价值来判断艺术家。
Q:当前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可能越来越紧密了,你觉得这是个悲观的事儿还是乐观的事儿?
A:这个很难判断,任何行业都存在这个事。我们今天讨论时装,讨论某某品牌的设计师,其实这里面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设计展的探讨,背后是很多商业因素在决定。包括艺术市场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拍卖,这个市场大家不认可,就没有一个价值标准。但是拍卖过于膨胀的时候,市场就会有所制约。“艺术北京”算是中国整个艺术圈的一面镜子,这十年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理性规范的变化。生存状况惨淡的时候,我们邀请画廊非常难,靠的是大家的投入,让它一直持续下去。到今天三四百家画廊非常多,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二百家,当我们对质量有调控余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在跟市场一起变化的。
现在新兴的艺术市场消费非常踊跃,从今年的香港巴塞尔就看得出中国买家的活跃度,完全是中国艺术圈的“春运”。“艺术北京”在这个战线坚持了十年,我们也在不断调整,所以,未来在地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以前做杂志的时候,编辑经常会和我报一个选题,日本台湾流行一个词“小确幸”,是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提炼出来的,表达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而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每一天都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一代,正是非常忙和累的时候。但有句话叫“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这个社会真的完善富足到不以成功财富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很多小而美的东西就自然出现,比如中国需要自己的品牌和设计,但是很悲哀的是,现在还没到。我们希望艺术北京能对这些也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