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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人的转型成为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时，资深媒体人李孟夏也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从《周末画报》城市版总监，到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执行总监，这个转折来得很突然。“就像一列火车在一条铁轨上行走了十几年，又要重新开始一条新的路线。”
大学期间，李孟夏的专业是美术设计，那时候他喜欢看的书是《梵高传》，满脑子装的是“做艺术可能要为艺术献身”。他的同学有三分之一成了中学美术老师，三分之一下了海。他是剩下三分之一转行的。怀揣着儿时的“画报”情结，他成为一名媒体人。
2001年，李孟夏加入《周末画报》，从广州调到北京。那时在他心中有一个涉及电影、美术、文学、音乐的中国泛艺术圈的名单。他用了三年，把名单里想采访的人的名字全部打上了勾。
李孟夏说，那些年直面艺术家的对话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审美和人生观。而接下来的十年，他经历了中国生活方式类杂志的黄金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黄金时代以及中国艺术圈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李孟夏很善于用生活化的视角发现和记录艺术领域的故事。一座城市里有美感的街区和城市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他关注的兴趣点。他曾经把这些兴趣点重新梳理编辑，制作成中国城市美学的杂志专题。当专题完成后，他发现，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自己，也像十年来的艺术北京博览会一样，也置身于这股变革的力量之中。
Q/A对话李孟夏
从旁观者到局中人
Q：媒体人的转型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现代传播到“艺术北京”，你为什么要把目光聚焦艺术博览会？
A：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变化非常大，但当你身处其间，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你无法改变的。比如十年前我们做杂志，可以找到国外的标杆杂志来学习借鉴，但是当移动终端成为一个主流的阅读平台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对象。中国跟国际的是站在一个起点上的。我们过去的媒体工作围绕的是资讯整合和重新编辑，这种局面是建立在一个资讯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我们把资讯包装给适合他的人去看，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但从2012年开始，你会发现资讯完全已经爆炸了。当资讯已然不是一个罕有的资源的时候，我就患上了“媒体焦虑症”，开始对这个行业产生了质疑。这几年身边的媒体人创业的很多，很多出路是围绕生活方式做电商，你卖衣服，我卖食物，但这其实不是我想做的。去年有了一个契机，董梦阳找到我希望我加入艺术北京。他说艺术北京是一年一次的博览会，一定比你一周做一次的周刊轻松。后来我发现一年一次的结果就是有半年都在倒计时，因为艺术北京相对于国内的其他博览会来说体量巨大。每一年从场馆体验到参展质量，都期待一个新的提高。从一个媒体人加入艺术北京博览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Q：你如何把媒体的经验和思维投入在艺术博览会上？
A：对于我而言，过去的媒体经验和编辑概念可以用在更广泛的领域。其实无印良品的商品是通过一种编辑概念重新包装产品贩卖的。比如春日收纳法，他把他的箱子、柜子、袋子编辑成了一个系统。博览会同样离不开编辑概念，不同类型的展览和活动以板块区分，跟杂志的栏目板块一样，我觉得特别新鲜，但又可以运用过去的经验。
我们在过去赶上了一个黄金年代，中国时尚媒体的黄金年代，很多国际品牌都曾是我们的广告客户，我们熟知这些国际品牌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他们在哪些方面注意些什么东西。在博览会的商业与艺术的跨界领域，这些东西经验可以借鉴过来。这方面香港巴塞尔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但这些对于中国内地的博览会还是零基础的首创时期，这些东西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
Q：作为“艺术北京”十年的见证者，“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气质在你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参加第一届“艺术北京”时，我当时蛮震撼的。作为媒体人跑了艺术采访那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国外的画廊，那么多艺术家的作品在本土的博览会上集中呈现，非常兴奋。第一年就有一百多家近两百家画廊参与，而且这些年来从未间断。这十年来，“艺术北京”已经成为艺术圈里人人皆知的博览会，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甚至艺术博览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众还不太知道。借助以往的媒体经验和资源，我希望建立一个品牌意识，让“艺术北京”的品牌更清晰化，也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品牌，大众市场的声音，跨界领域的声音，应该再大声一些。
去年秋天，我很欣喜地看到上海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艺术事件。比如上海K11的出现，草间弥生的个展以及一些艺术博览会都开始唤起大众对艺术的兴趣，大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吸引了大众和商业领域的目光。更多的人意识到，原来还有艺术博览会这么回事儿。我觉得这是本土市场水到渠成的改变。
“艺术北京”的性格像土象星座
Q：你曾经发掘过很多城市的城市美学，北京让你如此迷恋的原因是什么？
A：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从生活和城市建设方面说，这里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状态。如果在北京拍广告或电影，除了东方广场，你在哪儿取景都有穿帮的现象。这个城市充满变化和新的可能性，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令人兴奋的。
Q：和上海、广州相比，北京的城市性格会给“艺术北京”带来什么性格烙印？
A：北京地方大，圈子丰富，价值观多重。所以艺术北京不强调先锋前卫，也不会偏向某个极端，它是包容性的。如果以星座分析，“艺术北京”不是天蝎座，不是狮子座，而是像土象星座。艺术北京的体量很大，就像这个城市一样的，大而包容，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们很强调在地化的重要性。很多年来，不管时尚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大家都经历了一切追求国际化，以国际化为最好标准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日韩国家很值得参考，他们在吸收外面的东西的时候非常重视在地的消化。你会发现《Vouge》杂志在全球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到了日本，日本版会根据日本读者的习惯，会出现小格子和密集的版面。包括意大利男装到了日本会根据东方人体型做出很多改变。艺术博览会也是，很多东西要在地化的改良、吸收，这样才能成为最适合本土的东西。 Q：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五一艺术北京之旅”的微旅行线路。这条线路串联了很多北京的艺术地标和节点。你策划这样一条旅行线路的初衷是什么？
A：往年有有很多外地VIP藏家来参加艺术北京博览会，他们可能会带亲人朋友一起经历一个短途旅行。我们发现了这个需求，就设计了这条延伸的线路，帮助他们以艺术为聚焦点，游览北京。这条行程不仅串联了很多艺术地标，还能帮助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很多美好事物。
Q：这场“艺术北京之旅”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A：它一定是小众的，精品的，比较私密的。线路中的餐饮食肆和商铺都是大众旅行完全不一样，在尤伦斯这一站，你会看到迪奥第二天才开展的一个秀的预览。你还有机会和一线的设计师、艺术家共进午餐，亲密交流。最重头的还是艺术北京博览会，专业人士会为你导览，帮助你发现自己的偏爱的作品。
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
Q：“艺术北京”创立的十年来，北京的艺术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和成长？
A：十年前那些直面艺术家的采访让我受益良多。当时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群体和社会，比如刘晓东的《三峡新移民》，喻红的《目击成长》，这些作品承载着艺术家重大的使命感。而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个体，关注自己内心，更加轻盈。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过程，但也有遗憾。你会发现，个体的相似度也非常大，题材意向和审美趣味会经常撞车。可喜的现象是，那些扎扎实实地认真做事情，始终不随波逐流的人，最终都有好的回报。
十年前艺术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名利场化，当时的艺术家们很坦诚，他们愿意跟媒体敞开心扉，十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艺术圈也形成了名利场，有大牌艺术家，也有很落寞的艺术家，大家最后完全以市场价值来判断艺术家。
Q：当前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可能越来越紧密了，你觉得这是个悲观的事儿还是乐观的事儿？
A：这个很难判断，任何行业都存在这个事。我们今天讨论时装，讨论某某品牌的设计师，其实这里面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设计展的探讨，背后是很多商业因素在决定。包括艺术市场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拍卖，这个市场大家不认可，就没有一个价值标准。但是拍卖过于膨胀的时候，市场就会有所制约。“艺术北京”算是中国整个艺术圈的一面镜子，这十年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理性规范的变化。生存状况惨淡的时候，我们邀请画廊非常难，靠的是大家的投入，让它一直持续下去。到今天三四百家画廊非常多，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二百家，当我们对质量有调控余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在跟市场一起变化的。
现在新兴的艺术市场消费非常踊跃，从今年的香港巴塞尔就看得出中国买家的活跃度，完全是中国艺术圈的“春运”。“艺术北京”在这个战线坚持了十年，我们也在不断调整，所以，未来在地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以前做杂志的时候，编辑经常会和我报一个选题，日本台湾流行一个词“小确幸”，是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提炼出来的，表达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而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每一天都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一代，正是非常忙和累的时候。但有句话叫“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这个社会真的完善富足到不以成功财富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很多小而美的东西就自然出现，比如中国需要自己的品牌和设计，但是很悲哀的是，现在还没到。我们希望艺术北京能对这些也起到推动作用。
从《周末画报》城市版总监，到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执行总监，这个转折来得很突然。“就像一列火车在一条铁轨上行走了十几年，又要重新开始一条新的路线。”
大学期间，李孟夏的专业是美术设计，那时候他喜欢看的书是《梵高传》，满脑子装的是“做艺术可能要为艺术献身”。他的同学有三分之一成了中学美术老师，三分之一下了海。他是剩下三分之一转行的。怀揣着儿时的“画报”情结，他成为一名媒体人。
2001年，李孟夏加入《周末画报》，从广州调到北京。那时在他心中有一个涉及电影、美术、文学、音乐的中国泛艺术圈的名单。他用了三年，把名单里想采访的人的名字全部打上了勾。
李孟夏说，那些年直面艺术家的对话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审美和人生观。而接下来的十年，他经历了中国生活方式类杂志的黄金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建设的黄金时代以及中国艺术圈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李孟夏很善于用生活化的视角发现和记录艺术领域的故事。一座城市里有美感的街区和城市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他关注的兴趣点。他曾经把这些兴趣点重新梳理编辑，制作成中国城市美学的杂志专题。当专题完成后，他发现，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自己，也像十年来的艺术北京博览会一样，也置身于这股变革的力量之中。
Q/A对话李孟夏
从旁观者到局中人
Q：媒体人的转型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现代传播到“艺术北京”，你为什么要把目光聚焦艺术博览会？
A：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变化非常大，但当你身处其间，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你无法改变的。比如十年前我们做杂志，可以找到国外的标杆杂志来学习借鉴，但是当移动终端成为一个主流的阅读平台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对象。中国跟国际的是站在一个起点上的。我们过去的媒体工作围绕的是资讯整合和重新编辑，这种局面是建立在一个资讯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我们把资讯包装给适合他的人去看，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但从2012年开始，你会发现资讯完全已经爆炸了。当资讯已然不是一个罕有的资源的时候，我就患上了“媒体焦虑症”，开始对这个行业产生了质疑。这几年身边的媒体人创业的很多，很多出路是围绕生活方式做电商，你卖衣服，我卖食物，但这其实不是我想做的。去年有了一个契机，董梦阳找到我希望我加入艺术北京。他说艺术北京是一年一次的博览会，一定比你一周做一次的周刊轻松。后来我发现一年一次的结果就是有半年都在倒计时，因为艺术北京相对于国内的其他博览会来说体量巨大。每一年从场馆体验到参展质量，都期待一个新的提高。从一个媒体人加入艺术北京博览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Q：你如何把媒体的经验和思维投入在艺术博览会上？
A：对于我而言，过去的媒体经验和编辑概念可以用在更广泛的领域。其实无印良品的商品是通过一种编辑概念重新包装产品贩卖的。比如春日收纳法，他把他的箱子、柜子、袋子编辑成了一个系统。博览会同样离不开编辑概念，不同类型的展览和活动以板块区分，跟杂志的栏目板块一样，我觉得特别新鲜，但又可以运用过去的经验。
我们在过去赶上了一个黄金年代，中国时尚媒体的黄金年代，很多国际品牌都曾是我们的广告客户，我们熟知这些国际品牌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他们在哪些方面注意些什么东西。在博览会的商业与艺术的跨界领域，这些东西经验可以借鉴过来。这方面香港巴塞尔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但这些对于中国内地的博览会还是零基础的首创时期，这些东西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
Q：作为“艺术北京”十年的见证者，“艺术北京”博览会的气质在你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参加第一届“艺术北京”时，我当时蛮震撼的。作为媒体人跑了艺术采访那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国外的画廊，那么多艺术家的作品在本土的博览会上集中呈现，非常兴奋。第一年就有一百多家近两百家画廊参与，而且这些年来从未间断。这十年来，“艺术北京”已经成为艺术圈里人人皆知的博览会，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甚至艺术博览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众还不太知道。借助以往的媒体经验和资源，我希望建立一个品牌意识，让“艺术北京”的品牌更清晰化，也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品牌，大众市场的声音，跨界领域的声音，应该再大声一些。
去年秋天，我很欣喜地看到上海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艺术事件。比如上海K11的出现，草间弥生的个展以及一些艺术博览会都开始唤起大众对艺术的兴趣，大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吸引了大众和商业领域的目光。更多的人意识到，原来还有艺术博览会这么回事儿。我觉得这是本土市场水到渠成的改变。
“艺术北京”的性格像土象星座
Q：你曾经发掘过很多城市的城市美学，北京让你如此迷恋的原因是什么？
A：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从生活和城市建设方面说，这里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状态。如果在北京拍广告或电影，除了东方广场，你在哪儿取景都有穿帮的现象。这个城市充满变化和新的可能性，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令人兴奋的。
Q：和上海、广州相比，北京的城市性格会给“艺术北京”带来什么性格烙印？
A：北京地方大，圈子丰富，价值观多重。所以艺术北京不强调先锋前卫，也不会偏向某个极端，它是包容性的。如果以星座分析，“艺术北京”不是天蝎座，不是狮子座，而是像土象星座。艺术北京的体量很大，就像这个城市一样的，大而包容，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我们很强调在地化的重要性。很多年来，不管时尚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大家都经历了一切追求国际化，以国际化为最好标准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日韩国家很值得参考，他们在吸收外面的东西的时候非常重视在地的消化。你会发现《Vouge》杂志在全球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到了日本，日本版会根据日本读者的习惯，会出现小格子和密集的版面。包括意大利男装到了日本会根据东方人体型做出很多改变。艺术博览会也是，很多东西要在地化的改良、吸收，这样才能成为最适合本土的东西。 Q：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五一艺术北京之旅”的微旅行线路。这条线路串联了很多北京的艺术地标和节点。你策划这样一条旅行线路的初衷是什么？
A：往年有有很多外地VIP藏家来参加艺术北京博览会，他们可能会带亲人朋友一起经历一个短途旅行。我们发现了这个需求，就设计了这条延伸的线路，帮助他们以艺术为聚焦点，游览北京。这条行程不仅串联了很多艺术地标，还能帮助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很多美好事物。
Q：这场“艺术北京之旅”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A：它一定是小众的，精品的，比较私密的。线路中的餐饮食肆和商铺都是大众旅行完全不一样，在尤伦斯这一站，你会看到迪奥第二天才开展的一个秀的预览。你还有机会和一线的设计师、艺术家共进午餐，亲密交流。最重头的还是艺术北京博览会，专业人士会为你导览，帮助你发现自己的偏爱的作品。
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
Q：“艺术北京”创立的十年来，北京的艺术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和成长？
A：十年前那些直面艺术家的采访让我受益良多。当时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群体和社会，比如刘晓东的《三峡新移民》，喻红的《目击成长》，这些作品承载着艺术家重大的使命感。而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更关注个体，关注自己内心，更加轻盈。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过程，但也有遗憾。你会发现，个体的相似度也非常大，题材意向和审美趣味会经常撞车。可喜的现象是，那些扎扎实实地认真做事情，始终不随波逐流的人，最终都有好的回报。
十年前艺术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名利场化，当时的艺术家们很坦诚，他们愿意跟媒体敞开心扉，十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艺术圈也形成了名利场，有大牌艺术家，也有很落寞的艺术家，大家最后完全以市场价值来判断艺术家。
Q：当前艺术和市场的关系可能越来越紧密了，你觉得这是个悲观的事儿还是乐观的事儿？
A：这个很难判断，任何行业都存在这个事。我们今天讨论时装，讨论某某品牌的设计师，其实这里面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设计展的探讨，背后是很多商业因素在决定。包括艺术市场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拍卖，这个市场大家不认可，就没有一个价值标准。但是拍卖过于膨胀的时候，市场就会有所制约。“艺术北京”算是中国整个艺术圈的一面镜子，这十年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理性规范的变化。生存状况惨淡的时候，我们邀请画廊非常难，靠的是大家的投入，让它一直持续下去。到今天三四百家画廊非常多，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二百家，当我们对质量有调控余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在跟市场一起变化的。
现在新兴的艺术市场消费非常踊跃，从今年的香港巴塞尔就看得出中国买家的活跃度，完全是中国艺术圈的“春运”。“艺术北京”在这个战线坚持了十年，我们也在不断调整，所以，未来在地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以前做杂志的时候，编辑经常会和我报一个选题，日本台湾流行一个词“小确幸”，是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提炼出来的，表达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而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时代，每一天都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现在这一代，正是非常忙和累的时候。但有句话叫“勇闯大时代，不忘小确幸。”这个社会真的完善富足到不以成功财富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很多小而美的东西就自然出现，比如中国需要自己的品牌和设计，但是很悲哀的是，现在还没到。我们希望艺术北京能对这些也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