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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一批德国汉学家移民美国,把欧洲学术传统带进美国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为美国专业汉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伯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是美国德裔汉学家最杰出的代表。据汉学史家赖德烈所写的纪念文章附录,劳费尔生前发表著述二百二十八种,涉及考古、文物、宗教、中亚语言等广泛的研究领域,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深刻,在同辈学者中罕见。打开他的代表作《汉-伊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发现他所做的似乎只是在中国古籍中搜寻有关伊朗植物、产品、动物和矿藏的琐碎信息。实际上,劳费尔在浩如瀚海的典籍中钩沉稽古,用微观实证的方法,描画出一条中国——伊朗——欧洲之间历史上物质文明运动的主线。这条主线由“汉-伊研究”一百○二节、“伊-汉研究”三十三节中在中、伊两国间相互传播的一百三十三种植物和其他物品所构成。劳费尔综合运用植物学、东方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所介绍的植物和其他物品逐项严格考证,以此求得它们在文化学上的意义。仅以“苜蓿”的考证为例,可窥劳费尔治学特点之一斑:
伊朗于公元前七百年对“苜蓿”的命名,出现在巴比伦文字中,苜蓿经伊朗引入美述不达米流域;
波斯王大流士一世领导的第一次波斯战争中,“苜蓿”被引介到欧洲,充作牛的饲料;
“苜蓿”,在欧洲最早见于公元前424年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骑士》的台词,称它是“马的主食”;
意大利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种植苜蓿;
苜蓿盛产于波斯不同地区,如高加索、阿富汗、俾路支(Baluchistan)和克什米尔等地;
古希腊可能通过战争途径从中亚获得苜蓿,不是通过印度,印度种植苜蓿是近代的事;
苜蓿在古代伊朗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朗以马为主要运力,苜蓿不仅是马的饲料,且有药用,曼苏的《药理学》一书说明其药用性质,其种子是药;
萨珊王朝(Sasanian)的科斯饶一世为苜蓿的种植征收土地税,税率高于小麦和大麦七倍;
中国古代大量种植苜蓿,据《史记》载,汉武帝时为消灭匈奴,五次以上派遣使臣去费尔干纳(Fergana,今乌兹别克境内)和安息(Parthia,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发展外交关系。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那儿的汗血马及其饲料苜蓿,于公元前126年带回来苜蓿与葡萄种子献给皇帝,在皇家园林种植,逐渐遍及北方;
颜师古(581—645)在《汉书》注中说苜蓿汉代已有,为官方马匹饲料;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讲了种植苜蓿的方法;陶弘景(451—536)《本草经集注》说它种在长安的园子里;
藏语中苜蓿的发音与伊朗同一植物的名称发音相近;
“苜蓿”一词的伊朗原始发音已经死亡,劳费尔在帕米尔语中找到这个词的音变轨迹,以及草、马等词意与该词音变的关系。他指出布里茨克奈德《中国植物志》书中,“苜蓿”用的不是中国名称,金斯密关于“苜蓿”一词起源的假说,来自翟里斯的英汉词典,原词与植物无关;
夏德近期关于“苜蓿”一词的释名,说它源自维语奥斯曼利(Osmanli),是错的。那个词原意是豆子,在公元前二世纪不存在;
“苜蓿”在中亚地区古称bida,指草,饲料,源自伊朗语。词音的变化,显示出苜蓿在历史上向新疆等中亚地区转移的途径。瓦木贝里说“苜蓿”是新的原生词,是错的。中亚语古代没有这个词汇;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梵语《金光明经》“菜”的门类中,称苜蓿为“塞鼻力迦”,显示苜蓿在明代已从伊朗传入印度。不过,“汉梵语词典”注重的是植物的可炊性,而非植物移植,对于植物原生地,如果梵语中没有实质性的证明,只可参考;
晋武帝(265—290)时皇家苑林中种植苜蓿;苜蓿曾经作为食物食用,唐玄宗时(713—755)太子侍讲薛令之抱怨宫中以苜蓿为食,吃得太差。(其诗《自悼》:“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
任昉《述异志》介绍,苜蓿最初是胡人的食物,张骞从西域获得,辟植物园于洛阳;
《池仇记》东都有“苜蓿园”;《西京杂记》说,乐游苑有玫瑰树,树下有丰盛的苜蓿,名叫“怀风”,亦称“光风”,茂陵人名之为“连枝草”;
杨衒之《洛阳迦蓝记》称,宣武门在大夏门东北,现在称光风园,种有苜蓿;
《本草演义》中载,陕西多苜蓿,用来喂牛马;人亦食,但不可多吃;
蒙古人多种苜蓿,以备饥荒。据李时珍所写,在他那个时代,苜蓿丰盛,多野生,陕西、甘肃有人种植。北方亦有人称非种植的为野苜蓿;
西藏方言称苜蓿为拉达克(Ladakh),指克什米尔所有,可能来自于伊朗;
美国的苜蓿种子来源于中国,由农业部推广;阿根廷的牛亦多吃这种植物。
劳费尔对苜蓿的考证如此详细,但相比于他对葡萄、胡桃、石榴等植物源流的追踪,算是简洁的了。他这番苦心没有白费,通过烦琐的考证,他发现了欧美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的错误,拉脱维亚汉学家布里茨克奈德(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的权威著作《中国植物志》只说对了一部分,用“胡”字給植物打上外来标记,绝不是一个稳妥的标准,也不是只有源自西亚或伊朗的植物才能以“胡”字命名。夏德和李希霍芬等人引用布里茨克奈德书中关于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植物单子没有验证,夏德引《齐民要术》为证据,但此书不是汉代文献,比张骞晚五百年才问世。
更重要的是,苜蓿这样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野生植物的历史文化意义,在劳费尔追踪溯源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原产伊朗的苜蓿通过战争和贸易的媒介,在公元前传播欧亚大陆,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为牛马的主要饲料,在饥荒时期成为人的食物。这种草太普通了,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也就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事实上,在机械交通工具产生前的几千年漫长岁月里,马匹几乎是所有国家大军远征、商人跨国贸易的唯一运力,当历史学家慷慨激昂地书写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阿拉伯帝国扩张和成吉思汗扫荡欧亚大平原的丰功伟绩时,可能不会想到,如果没有欧亚大草原上遍地生长的苜蓿作马匹的饲料,这些千古帝王非但不能建功立业,而且会和他们那些饥饿的马匹一样,局促于槽枥之间。战争能传播植物,植物的传播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状态。植物无声,一种苜蓿的功用尚且如此,十种、千百种植物在欧亚大陆之间的移植传播,对于数千年来受惠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奇迹?在劳费尔所追踪溯源的一百多种植物中,我们看到葡萄、西瓜、菠菜、胡萝卜、胡菽经过中亚进入汉人家中,中国的桃、杏、生姜、黄连传入欧亚。这些最普通的日常食物,对于接受国的国民繁荣社会经济,改变饮食习惯,其意义之深远,无须多费笔墨。劳费尔通过对一百多种植物移植过程的不懈追踪,完全实现了他勾勒一幅“文化运动意义上的一幅伟大而独特的植物迁移图景”的学术目的。这幅植物迁移图景成为有力的证据,早在纪元前,中国与西亚已经产生了密切的物质文化联系,并且有可能通过西亚和欧洲大陆有了初步的交流。相比于历史学家笔下惯写的轰轰烈烈大事件,文化史学者对于名物、语言、草木、矿石源流的考证,实在是不起眼的“雕虫小技”,但它却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动背后物质支撑的依据。 劳费尔以微观实证的方法考察文物的源流、内涵与功用,目的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对比分析,获得一个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思考,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玉:关于中国考古与宗教的一项研究》,更充分体现了这一学术特征。这本书是对他1908年到1910年间在西安搜集的几千件古代玉器的综合研究成果,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并不为玉本身的缘故而写此书,我的重点在特定的终点:各种类型的玉的背景、产生的动机,特别是通过这些玉器所表现的鲜明特点揭示中国人基本的宗教观念。追踪这些玉与思想的关系是我的主要目标。”因此,他紧扣住“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艺术思想发展”这条主线,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领域如皇权与体制、天文学思想、宗教崇拜、丧葬仪式、装饰审美意识诸方面作系统的探讨,以期获得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总体认识。
书中最先讨论的是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古代玉器。从周王朝开始,朝廷就设有管理和安排使用玉器的玉府,有专门制作玉器的匠人,专门管理朝廷玉器徽章的官员,其官衔叫典瑞。书中逐一介绍了从皇帝到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手持的圭尺寸之间的差异,按《周礼》的定制,“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春官·大宗伯》)。按当时的度量衡制,镇圭一尺二寸,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谷璧和蒲璧为五寸。作者发现,玉器的类型、尺寸和形状与古代职官制度有紧密的联系,“在周代的官方等级体系中,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被界定和规定,并且借助一系列代表权力和等级的玉制徽章所表达”。
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讨论古代玉器与宗教的关系。通过辨识玉器在古代宗教礼仪中的不同作用,劳费尔指出,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没有宗教形象,是错误的。他们有天神、地神和代表四季的神”。他从《中庸》当中找到古人敬畏天地的例证,从《尚书》中发现,人们指责商纣王的一个罪名,是这个暴君既不敬天地亦不祭祀祖先。他从《诗经》找到舜向天地敬献牺牲的记录,从《周礼·春官·大司伯》中发现,古人“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他引用《礼记·郊特性》“天垂象,圣人则之,郊祭,天之道也”,说明古代祭祀天地是最主要的宗教信仰,玉器则起着操作宗教程序仪式的器具的作用,譬如,不同形状、尺寸、质量、颜色的玉琮都与土地崇拜有关。
劳费尔以不同专章节讨论了玉器在天文观测和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他援引《尚书》说明,玉器最初用于天文观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按吴大澂考证,为中间有孔的瑗;七政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星。瑗中间为圆孔,外延按三等分各有大齿一枚,大齿上分列小齿,可以此为仪器观察五星对日月的位移,通过天象的变动了解季节的变化。玉笏曾作为文具,供皇帝和大臣书写诏令与奏章,玉笏边上有孔,平常可以吊在衣带上,以备不时之用。《管子》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玉制刀币和其他形状的钱币,用于列国之间的商贸活动。《诗经》中以及玉为佩物,寓意女主人“德音不忘”。周代官员的佩玉分为五级,纯白玉为皇帝衣服上的饰物,碧玉为公侯所用,蓝玉为大夫所用。劳费尔通过对古代玉器的功用及其所荷载的文化内涵的发掘,揭示出“它不仅是一种文明的产物,而且体现了社会的文化进程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劳费尔出生于德国科隆,大学期间,主攻远东语言和民族学,选修了波斯语、闪米特语、巴利语、梵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德拉威语和藏语等课程,1897年以关于藏传佛经的论文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98年,劳费尔来到美国,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得到一个职位,开始了汉学研究生涯;1915年以后,长期担任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1898年到1923年间,劳费尔先后四次参加或领导科学考察队赴中国和中亚地区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调查,为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搜购了四万册中文图书,其中包括奈瑭版藏传佛经《甘珠儿》和《丹珠儿》,宋代绝版图书楼寿玉著《耕织图》;搜集了一万九千件文物,包括七千五百件拓本、一百三十件犀牛角杯、五百件木偶、一千件钱币、一千件玉器、一千五百件民间刺绣、五百件佛教与道教雕像、四百件汉代装饰物等珍贵文物(国家衰弱之际,大量文物外流,因由是非,甚为复杂,限于篇幅,暂付阙如)。劳费尔的远东之行,不仅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课题和丰富的资料,而且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
劳费尔借助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对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是其汉学工作的主体内容。他对商周青铜器、汉代陶器、汉代墓雕、中国陶俑,对王维的风景画涉及佛教思想和唐、宋、元绘画都写有专著。这些著述,初看起来大多是对具体文物细节的烦琐考察,实际上却充分表现了他宏阔的文化视野和对文化现象的深刻见识。譬如,他借助张骞使大夏时看到四川产的邛竹杖和蜀布的事例,勾勒出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北部再到伊朗的贸易途径。但他奇怪,印度盛产竹子,为什么要从中国进口竹制品?他查阅了许多记录竹子的古籍如《正声录》、《会最》、《格古要论》和《闽小记》,待读到唐代段公路著《北戶录》时,迷惑方解。《北户录》载:“澄州产方竹,体如削成,劲健,堪为杖。”四方形有棱角的竹为四川澄州特产,其产品才可以可远销印度和西亚。他的《阿穆部落的装饰艺术》是对黑龙江流域中俄边境地区吉利亚克人(Gilyak)民间装饰艺术的调查。通过对各种装饰物品的分析,他指出,当地人的装饰艺术与生产分离。当地人狩猎的是熊、黑貂和水獭,装饰动物形象却是公鸡、鱼、龙和其他中国神兽,借此表达幸福、长寿与美好愿望。因此,此类民间艺术的源头在中国内陆,大约在辽代(公元十世纪)从内地传到阿穆尔地区。“居民的生活内容离中国文化核心内容越接近,其艺术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审美意识就薄弱”。
劳费尔对中国古代技术的发明与外传,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追踪中国陶器运往菲律宾的踪迹、中国古代鸟型战车(如汉鸠车与六朝鸠车)的铸造技术、从未有人研究过“而在中国文明中占显要地位的篮子编织技术”、西藏年历中六十循环数系统。他最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与印刷术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巨大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中国的纸传入日本、朝鲜、伊朗、俄国、蒙古、希腊之后名称及发音的变化。他写过一篇专论《中国古代的造纸与印刷术》,介绍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西传欧美的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的纸及造纸术经西亚传到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于1685年抵达美国。他高度赞叹:“巴比伦、埃及和希腊都在中国之前达到了高度的文明,不论它们的成就如何伟大,都不能和中国发明的纸及印刷术的重要性相比。”
劳费尔把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知识综合运用于中国历史文明研究,他坚持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对一个又一个看似细小的问题从事调查和实证分析。通过他取得的一个个细小突破,可以看见世界文明缓慢而坚定向前发展的轨迹。克罗尔教授在评价瓦拉文斯所著的劳费尔传记时说:“就知识的渊博和对主要资源的掌握而言,他是唯一能与沙宛和伯希和比肩的学者。”
伯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是美国德裔汉学家最杰出的代表。据汉学史家赖德烈所写的纪念文章附录,劳费尔生前发表著述二百二十八种,涉及考古、文物、宗教、中亚语言等广泛的研究领域,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深刻,在同辈学者中罕见。打开他的代表作《汉-伊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发现他所做的似乎只是在中国古籍中搜寻有关伊朗植物、产品、动物和矿藏的琐碎信息。实际上,劳费尔在浩如瀚海的典籍中钩沉稽古,用微观实证的方法,描画出一条中国——伊朗——欧洲之间历史上物质文明运动的主线。这条主线由“汉-伊研究”一百○二节、“伊-汉研究”三十三节中在中、伊两国间相互传播的一百三十三种植物和其他物品所构成。劳费尔综合运用植物学、东方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所介绍的植物和其他物品逐项严格考证,以此求得它们在文化学上的意义。仅以“苜蓿”的考证为例,可窥劳费尔治学特点之一斑:
伊朗于公元前七百年对“苜蓿”的命名,出现在巴比伦文字中,苜蓿经伊朗引入美述不达米流域;
波斯王大流士一世领导的第一次波斯战争中,“苜蓿”被引介到欧洲,充作牛的饲料;
“苜蓿”,在欧洲最早见于公元前424年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骑士》的台词,称它是“马的主食”;
意大利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种植苜蓿;
苜蓿盛产于波斯不同地区,如高加索、阿富汗、俾路支(Baluchistan)和克什米尔等地;
古希腊可能通过战争途径从中亚获得苜蓿,不是通过印度,印度种植苜蓿是近代的事;
苜蓿在古代伊朗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朗以马为主要运力,苜蓿不仅是马的饲料,且有药用,曼苏的《药理学》一书说明其药用性质,其种子是药;
萨珊王朝(Sasanian)的科斯饶一世为苜蓿的种植征收土地税,税率高于小麦和大麦七倍;
中国古代大量种植苜蓿,据《史记》载,汉武帝时为消灭匈奴,五次以上派遣使臣去费尔干纳(Fergana,今乌兹别克境内)和安息(Parthia,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发展外交关系。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那儿的汗血马及其饲料苜蓿,于公元前126年带回来苜蓿与葡萄种子献给皇帝,在皇家园林种植,逐渐遍及北方;
颜师古(581—645)在《汉书》注中说苜蓿汉代已有,为官方马匹饲料;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讲了种植苜蓿的方法;陶弘景(451—536)《本草经集注》说它种在长安的园子里;
藏语中苜蓿的发音与伊朗同一植物的名称发音相近;
“苜蓿”一词的伊朗原始发音已经死亡,劳费尔在帕米尔语中找到这个词的音变轨迹,以及草、马等词意与该词音变的关系。他指出布里茨克奈德《中国植物志》书中,“苜蓿”用的不是中国名称,金斯密关于“苜蓿”一词起源的假说,来自翟里斯的英汉词典,原词与植物无关;
夏德近期关于“苜蓿”一词的释名,说它源自维语奥斯曼利(Osmanli),是错的。那个词原意是豆子,在公元前二世纪不存在;
“苜蓿”在中亚地区古称bida,指草,饲料,源自伊朗语。词音的变化,显示出苜蓿在历史上向新疆等中亚地区转移的途径。瓦木贝里说“苜蓿”是新的原生词,是错的。中亚语古代没有这个词汇;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梵语《金光明经》“菜”的门类中,称苜蓿为“塞鼻力迦”,显示苜蓿在明代已从伊朗传入印度。不过,“汉梵语词典”注重的是植物的可炊性,而非植物移植,对于植物原生地,如果梵语中没有实质性的证明,只可参考;
晋武帝(265—290)时皇家苑林中种植苜蓿;苜蓿曾经作为食物食用,唐玄宗时(713—755)太子侍讲薛令之抱怨宫中以苜蓿为食,吃得太差。(其诗《自悼》:“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
任昉《述异志》介绍,苜蓿最初是胡人的食物,张骞从西域获得,辟植物园于洛阳;
《池仇记》东都有“苜蓿园”;《西京杂记》说,乐游苑有玫瑰树,树下有丰盛的苜蓿,名叫“怀风”,亦称“光风”,茂陵人名之为“连枝草”;
杨衒之《洛阳迦蓝记》称,宣武门在大夏门东北,现在称光风园,种有苜蓿;
《本草演义》中载,陕西多苜蓿,用来喂牛马;人亦食,但不可多吃;
蒙古人多种苜蓿,以备饥荒。据李时珍所写,在他那个时代,苜蓿丰盛,多野生,陕西、甘肃有人种植。北方亦有人称非种植的为野苜蓿;
西藏方言称苜蓿为拉达克(Ladakh),指克什米尔所有,可能来自于伊朗;
美国的苜蓿种子来源于中国,由农业部推广;阿根廷的牛亦多吃这种植物。
劳费尔对苜蓿的考证如此详细,但相比于他对葡萄、胡桃、石榴等植物源流的追踪,算是简洁的了。他这番苦心没有白费,通过烦琐的考证,他发现了欧美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的错误,拉脱维亚汉学家布里茨克奈德(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的权威著作《中国植物志》只说对了一部分,用“胡”字給植物打上外来标记,绝不是一个稳妥的标准,也不是只有源自西亚或伊朗的植物才能以“胡”字命名。夏德和李希霍芬等人引用布里茨克奈德书中关于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植物单子没有验证,夏德引《齐民要术》为证据,但此书不是汉代文献,比张骞晚五百年才问世。
更重要的是,苜蓿这样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野生植物的历史文化意义,在劳费尔追踪溯源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原产伊朗的苜蓿通过战争和贸易的媒介,在公元前传播欧亚大陆,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为牛马的主要饲料,在饥荒时期成为人的食物。这种草太普通了,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也就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事实上,在机械交通工具产生前的几千年漫长岁月里,马匹几乎是所有国家大军远征、商人跨国贸易的唯一运力,当历史学家慷慨激昂地书写亚历山大大帝东征、阿拉伯帝国扩张和成吉思汗扫荡欧亚大平原的丰功伟绩时,可能不会想到,如果没有欧亚大草原上遍地生长的苜蓿作马匹的饲料,这些千古帝王非但不能建功立业,而且会和他们那些饥饿的马匹一样,局促于槽枥之间。战争能传播植物,植物的传播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状态。植物无声,一种苜蓿的功用尚且如此,十种、千百种植物在欧亚大陆之间的移植传播,对于数千年来受惠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奇迹?在劳费尔所追踪溯源的一百多种植物中,我们看到葡萄、西瓜、菠菜、胡萝卜、胡菽经过中亚进入汉人家中,中国的桃、杏、生姜、黄连传入欧亚。这些最普通的日常食物,对于接受国的国民繁荣社会经济,改变饮食习惯,其意义之深远,无须多费笔墨。劳费尔通过对一百多种植物移植过程的不懈追踪,完全实现了他勾勒一幅“文化运动意义上的一幅伟大而独特的植物迁移图景”的学术目的。这幅植物迁移图景成为有力的证据,早在纪元前,中国与西亚已经产生了密切的物质文化联系,并且有可能通过西亚和欧洲大陆有了初步的交流。相比于历史学家笔下惯写的轰轰烈烈大事件,文化史学者对于名物、语言、草木、矿石源流的考证,实在是不起眼的“雕虫小技”,但它却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动背后物质支撑的依据。 劳费尔以微观实证的方法考察文物的源流、内涵与功用,目的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对比分析,获得一个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思考,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玉:关于中国考古与宗教的一项研究》,更充分体现了这一学术特征。这本书是对他1908年到1910年间在西安搜集的几千件古代玉器的综合研究成果,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并不为玉本身的缘故而写此书,我的重点在特定的终点:各种类型的玉的背景、产生的动机,特别是通过这些玉器所表现的鲜明特点揭示中国人基本的宗教观念。追踪这些玉与思想的关系是我的主要目标。”因此,他紧扣住“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艺术思想发展”这条主线,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领域如皇权与体制、天文学思想、宗教崇拜、丧葬仪式、装饰审美意识诸方面作系统的探讨,以期获得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总体认识。
书中最先讨论的是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古代玉器。从周王朝开始,朝廷就设有管理和安排使用玉器的玉府,有专门制作玉器的匠人,专门管理朝廷玉器徽章的官员,其官衔叫典瑞。书中逐一介绍了从皇帝到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手持的圭尺寸之间的差异,按《周礼》的定制,“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春官·大宗伯》)。按当时的度量衡制,镇圭一尺二寸,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谷璧和蒲璧为五寸。作者发现,玉器的类型、尺寸和形状与古代职官制度有紧密的联系,“在周代的官方等级体系中,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被界定和规定,并且借助一系列代表权力和等级的玉制徽章所表达”。
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讨论古代玉器与宗教的关系。通过辨识玉器在古代宗教礼仪中的不同作用,劳费尔指出,西方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没有宗教形象,是错误的。他们有天神、地神和代表四季的神”。他从《中庸》当中找到古人敬畏天地的例证,从《尚书》中发现,人们指责商纣王的一个罪名,是这个暴君既不敬天地亦不祭祀祖先。他从《诗经》找到舜向天地敬献牺牲的记录,从《周礼·春官·大司伯》中发现,古人“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他引用《礼记·郊特性》“天垂象,圣人则之,郊祭,天之道也”,说明古代祭祀天地是最主要的宗教信仰,玉器则起着操作宗教程序仪式的器具的作用,譬如,不同形状、尺寸、质量、颜色的玉琮都与土地崇拜有关。
劳费尔以不同专章节讨论了玉器在天文观测和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他援引《尚书》说明,玉器最初用于天文观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按吴大澂考证,为中间有孔的瑗;七政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星。瑗中间为圆孔,外延按三等分各有大齿一枚,大齿上分列小齿,可以此为仪器观察五星对日月的位移,通过天象的变动了解季节的变化。玉笏曾作为文具,供皇帝和大臣书写诏令与奏章,玉笏边上有孔,平常可以吊在衣带上,以备不时之用。《管子》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有玉制刀币和其他形状的钱币,用于列国之间的商贸活动。《诗经》中以及玉为佩物,寓意女主人“德音不忘”。周代官员的佩玉分为五级,纯白玉为皇帝衣服上的饰物,碧玉为公侯所用,蓝玉为大夫所用。劳费尔通过对古代玉器的功用及其所荷载的文化内涵的发掘,揭示出“它不仅是一种文明的产物,而且体现了社会的文化进程及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劳费尔出生于德国科隆,大学期间,主攻远东语言和民族学,选修了波斯语、闪米特语、巴利语、梵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德拉威语和藏语等课程,1897年以关于藏传佛经的论文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98年,劳费尔来到美国,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得到一个职位,开始了汉学研究生涯;1915年以后,长期担任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1898年到1923年间,劳费尔先后四次参加或领导科学考察队赴中国和中亚地区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调查,为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搜购了四万册中文图书,其中包括奈瑭版藏传佛经《甘珠儿》和《丹珠儿》,宋代绝版图书楼寿玉著《耕织图》;搜集了一万九千件文物,包括七千五百件拓本、一百三十件犀牛角杯、五百件木偶、一千件钱币、一千件玉器、一千五百件民间刺绣、五百件佛教与道教雕像、四百件汉代装饰物等珍贵文物(国家衰弱之际,大量文物外流,因由是非,甚为复杂,限于篇幅,暂付阙如)。劳费尔的远东之行,不仅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课题和丰富的资料,而且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
劳费尔借助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对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是其汉学工作的主体内容。他对商周青铜器、汉代陶器、汉代墓雕、中国陶俑,对王维的风景画涉及佛教思想和唐、宋、元绘画都写有专著。这些著述,初看起来大多是对具体文物细节的烦琐考察,实际上却充分表现了他宏阔的文化视野和对文化现象的深刻见识。譬如,他借助张骞使大夏时看到四川产的邛竹杖和蜀布的事例,勾勒出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北部再到伊朗的贸易途径。但他奇怪,印度盛产竹子,为什么要从中国进口竹制品?他查阅了许多记录竹子的古籍如《正声录》、《会最》、《格古要论》和《闽小记》,待读到唐代段公路著《北戶录》时,迷惑方解。《北户录》载:“澄州产方竹,体如削成,劲健,堪为杖。”四方形有棱角的竹为四川澄州特产,其产品才可以可远销印度和西亚。他的《阿穆部落的装饰艺术》是对黑龙江流域中俄边境地区吉利亚克人(Gilyak)民间装饰艺术的调查。通过对各种装饰物品的分析,他指出,当地人的装饰艺术与生产分离。当地人狩猎的是熊、黑貂和水獭,装饰动物形象却是公鸡、鱼、龙和其他中国神兽,借此表达幸福、长寿与美好愿望。因此,此类民间艺术的源头在中国内陆,大约在辽代(公元十世纪)从内地传到阿穆尔地区。“居民的生活内容离中国文化核心内容越接近,其艺术发展程度越高;反之,审美意识就薄弱”。
劳费尔对中国古代技术的发明与外传,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追踪中国陶器运往菲律宾的踪迹、中国古代鸟型战车(如汉鸠车与六朝鸠车)的铸造技术、从未有人研究过“而在中国文明中占显要地位的篮子编织技术”、西藏年历中六十循环数系统。他最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与印刷术对西方文明进步的巨大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中国的纸传入日本、朝鲜、伊朗、俄国、蒙古、希腊之后名称及发音的变化。他写过一篇专论《中国古代的造纸与印刷术》,介绍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西传欧美的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的纸及造纸术经西亚传到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于1685年抵达美国。他高度赞叹:“巴比伦、埃及和希腊都在中国之前达到了高度的文明,不论它们的成就如何伟大,都不能和中国发明的纸及印刷术的重要性相比。”
劳费尔把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知识综合运用于中国历史文明研究,他坚持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对一个又一个看似细小的问题从事调查和实证分析。通过他取得的一个个细小突破,可以看见世界文明缓慢而坚定向前发展的轨迹。克罗尔教授在评价瓦拉文斯所著的劳费尔传记时说:“就知识的渊博和对主要资源的掌握而言,他是唯一能与沙宛和伯希和比肩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