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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整理工作是枯燥而单调的，必须一遍遍核查。每天一上班，大家要先换上工作服、黑布鞋，戴上口罩、手套，全副武装。尽管这样，每次从库房里出来，头发上还是落满了粉尘，手套上一片乌黑，脸上也因为长时间佩戴口罩，勒出了深深的痕迹……可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是文物工作者，我们是普查员，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累。”
这是孔府文物档案馆古籍组成员孔燕、姜爱华在济宁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束后所提交工作心得的开头语。
2014年初，济宁市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开始实施，于2015年末结束。在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济宁市要对全市可移动文物进行详细普查，用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的话说，就是“要向世人有个交代，到底济宁市有多少文物，必须普查清楚，尤其是三孔的文物藏量”。
最终，根据普查结果，曲阜市文物总数量（含疑似文物）为76万余件，文物系统内藏品约68余万件，其中大批可移动文物主要保存在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内。
这个初夏，我们来到了孔府文物档案馆，走进基层普查员工，听他们娓娓道来那些普查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为每件文物立“传”
4400余块木雕版、20多万枚铜钱、9000余件服饰……孔府文物档案馆馆藏文物类别极其丰富。“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种类是35类，孔府文物档案馆就占了34类，这在县级博物馆里是非常罕见的。”孔府文物档案馆馆長孔祥军表示。
除了数量多，文物储藏环境还极其复杂。不仅一部分文物藏在孔府老库房里，灰尘众多，夏季闷热；还有数量众多的石碑石刻是在孔府、孔林内。尤其是夏季，孔林内杂草丛生，有些比人都高，普查员需要手拿镰刀把草砍掉，才能对石碑石刻进行详细的测量。
馆藏数量多、种类丰富、环境复杂，是摆在孔府文物档案馆每个人面前的难题。“刚开始大家也都觉得压力巨大，但慢慢地就变压力为动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在两年时间内圆满完成了工作。”
为了确保工作的顺利完成，孔府文物档案馆成立了文物一组、文物二组、孔府档案组、古籍组、石碑石刻组等8个普查小组。各组按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规范和相关要求，分组同步开展文物信息采集、影像采集与平台登录工作。“大家通力合作，才有我们这次的普查成果。”孔祥军总结道。而经过这次详细普查，一些珍贵的文物也掀起了神秘面纱，向大众展现了自己的绝世容颜。
清乾隆刻本《国朝画识》扉页印“乾隆辛亥刻，墨香居藏板”，该部古籍共有6册，配有原函，书籍保存完好，用纸精良，印制上乘，当为乾隆盛世民间印书的精良之作。此书成书于乾隆后期，全书共17卷，收录清初至乾隆900余名画家的传记，是接续张庚《国朝画征录》的断代画史。该书所引绘画史籍今多有已佚，故该书又是了解清代中期画史著述的重要书籍。
《衍圣公孔繁灏捐输清廷对太平军作战军饷银两附吏部议叙各省官绅捐饷衔名抄奏》，纵23厘米，横15厘米，所述咸丰二年至三年（1852?1853年）衍圣公孔繁灏捐输军饷以助咸丰皇帝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基本情况，并附有吏部议叙各省官绅捐饷衔名抄奏。本档案的发现，充分印证朝廷庇佑下的孔府积极维护朝廷的稳定与延续。
这几件文物只是这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的几个代表性文物。而通过文物普查，对每一件文物进行详细梳理，为它们拍照、命名、测量、信息录入，相当于为它们设立一个详细的身份证，让文物的基本信息、影像数据得到全面保存。这既解决了原本文物归类不清、交叉存放等问题，使文物管理更加科学，保护更加合理；又摸清了文物的保存现状，为下步文物修复保护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60个人与60余万件文物
“这次文物普查，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奋战在一线，全员上阵。”孔祥军表示。孔府文物档案馆总共有30多名员工，而需要普查的文物数量又达到几十万件。为了应对这庞大的工作量，济宁市文物局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部分骨干力量来支援，而参与文物普查的人数最多时也只有60人。
国家文物局对这次普查制定了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文物藏品的信息采集包括编号、命名、测量、称重、拍照、年代等16个小项。每一件文物都需要细致地填写完所有的项目，信息采集才能完毕。
倒排工期、以老带新、全员上阵……
提起当时的场景，已经工作20多年的文物一组组长彭伟民表示，“文物普查对于我来说，既是一次艰巨的任务，也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因为如此系统的普查，或许我这一辈子只能碰到这一次。”
正是胸怀责任感与使命感，所以他们都拼尽全力。从老库房里把积满厚厚灰尘的文物拿出来清点，防PM2.5的口罩上一会儿就满是灰尘；一天连续不停地为文物拍照，曾创造了每天拍照1200张的记录……
仅仅是拍摄这一项，按照每件文物最低拍照3张的要求，孔府文物档案馆必须提交的最少图片数量是180余万张。而且每张图片还需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命名、上传，工作量之巨大，让人感叹。
“确实是很累，也都很辛苦。尤其是单位女同志众多，有些已经怀孕，有些家里的孩子要参加高考，但是为了这次普查，每个组的成员都尽心尽力。”孔祥军总结道，“而且每个组都按照自己的特点，创新工作流程，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在石碑石刻组，针对孔林夏季雨水多、蚊虫多、草木茂盛的特点，把孔林分成十余个区，分区分片及时除去墓碑前的杂草，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古籍组，为了更好地完成拍摄工作，将拍摄流程细化：一人负责拿取藏品，一人负责将要拍摄的内容夹上书签，摆放藏品的人员只须翻到书签处即可。
勠力同心，其利断金。
这次采访，当我们来到孔府文物档案馆库房时，一进门，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个味道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为文物除虫、除尘等所洒的药物。而孔府文物档案馆的员工就是在这里进行普查。戴上口罩、穿上蓝色的制服，为一件件文物建立身份证，录入信息……时间就这样缓慢地流走，每一分每一秒都深深镌刻着他们对文物的感情、对文物普查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文物是历史的载体，记录着文化的肌理和脉搏。当我们来到曲阜，看到一件件文物，感受到孔子故里那深厚的文化底蕴时，也不要忘记那些为文物普查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基层普查员。
这是孔府文物档案馆古籍组成员孔燕、姜爱华在济宁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束后所提交工作心得的开头语。
2014年初，济宁市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开始实施，于2015年末结束。在这将近2年的时间里，济宁市要对全市可移动文物进行详细普查，用济宁市文物局局长丁海燕的话说，就是“要向世人有个交代，到底济宁市有多少文物，必须普查清楚，尤其是三孔的文物藏量”。
最终，根据普查结果，曲阜市文物总数量（含疑似文物）为76万余件，文物系统内藏品约68余万件，其中大批可移动文物主要保存在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内。
这个初夏，我们来到了孔府文物档案馆，走进基层普查员工，听他们娓娓道来那些普查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为每件文物立“传”
4400余块木雕版、20多万枚铜钱、9000余件服饰……孔府文物档案馆馆藏文物类别极其丰富。“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种类是35类，孔府文物档案馆就占了34类，这在县级博物馆里是非常罕见的。”孔府文物档案馆馆長孔祥军表示。
除了数量多，文物储藏环境还极其复杂。不仅一部分文物藏在孔府老库房里，灰尘众多，夏季闷热；还有数量众多的石碑石刻是在孔府、孔林内。尤其是夏季，孔林内杂草丛生，有些比人都高，普查员需要手拿镰刀把草砍掉，才能对石碑石刻进行详细的测量。
馆藏数量多、种类丰富、环境复杂，是摆在孔府文物档案馆每个人面前的难题。“刚开始大家也都觉得压力巨大，但慢慢地就变压力为动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在两年时间内圆满完成了工作。”
为了确保工作的顺利完成，孔府文物档案馆成立了文物一组、文物二组、孔府档案组、古籍组、石碑石刻组等8个普查小组。各组按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规范和相关要求，分组同步开展文物信息采集、影像采集与平台登录工作。“大家通力合作，才有我们这次的普查成果。”孔祥军总结道。而经过这次详细普查，一些珍贵的文物也掀起了神秘面纱，向大众展现了自己的绝世容颜。
清乾隆刻本《国朝画识》扉页印“乾隆辛亥刻，墨香居藏板”，该部古籍共有6册，配有原函，书籍保存完好，用纸精良，印制上乘，当为乾隆盛世民间印书的精良之作。此书成书于乾隆后期，全书共17卷，收录清初至乾隆900余名画家的传记，是接续张庚《国朝画征录》的断代画史。该书所引绘画史籍今多有已佚，故该书又是了解清代中期画史著述的重要书籍。
《衍圣公孔繁灏捐输清廷对太平军作战军饷银两附吏部议叙各省官绅捐饷衔名抄奏》，纵23厘米，横15厘米，所述咸丰二年至三年（1852?1853年）衍圣公孔繁灏捐输军饷以助咸丰皇帝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基本情况，并附有吏部议叙各省官绅捐饷衔名抄奏。本档案的发现，充分印证朝廷庇佑下的孔府积极维护朝廷的稳定与延续。
这几件文物只是这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的几个代表性文物。而通过文物普查，对每一件文物进行详细梳理，为它们拍照、命名、测量、信息录入，相当于为它们设立一个详细的身份证，让文物的基本信息、影像数据得到全面保存。这既解决了原本文物归类不清、交叉存放等问题，使文物管理更加科学，保护更加合理；又摸清了文物的保存现状，为下步文物修复保护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60个人与60余万件文物
“这次文物普查，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奋战在一线，全员上阵。”孔祥军表示。孔府文物档案馆总共有30多名员工，而需要普查的文物数量又达到几十万件。为了应对这庞大的工作量，济宁市文物局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部分骨干力量来支援，而参与文物普查的人数最多时也只有60人。
国家文物局对这次普查制定了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文物藏品的信息采集包括编号、命名、测量、称重、拍照、年代等16个小项。每一件文物都需要细致地填写完所有的项目，信息采集才能完毕。
倒排工期、以老带新、全员上阵……
提起当时的场景，已经工作20多年的文物一组组长彭伟民表示，“文物普查对于我来说，既是一次艰巨的任务，也是一次弥足珍贵的机会。因为如此系统的普查，或许我这一辈子只能碰到这一次。”
正是胸怀责任感与使命感，所以他们都拼尽全力。从老库房里把积满厚厚灰尘的文物拿出来清点，防PM2.5的口罩上一会儿就满是灰尘；一天连续不停地为文物拍照，曾创造了每天拍照1200张的记录……
仅仅是拍摄这一项，按照每件文物最低拍照3张的要求，孔府文物档案馆必须提交的最少图片数量是180余万张。而且每张图片还需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命名、上传，工作量之巨大，让人感叹。
“确实是很累，也都很辛苦。尤其是单位女同志众多，有些已经怀孕，有些家里的孩子要参加高考，但是为了这次普查，每个组的成员都尽心尽力。”孔祥军总结道，“而且每个组都按照自己的特点，创新工作流程，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在石碑石刻组，针对孔林夏季雨水多、蚊虫多、草木茂盛的特点，把孔林分成十余个区，分区分片及时除去墓碑前的杂草，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古籍组，为了更好地完成拍摄工作，将拍摄流程细化：一人负责拿取藏品，一人负责将要拍摄的内容夹上书签，摆放藏品的人员只须翻到书签处即可。
勠力同心，其利断金。
这次采访，当我们来到孔府文物档案馆库房时，一进门，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个味道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为文物除虫、除尘等所洒的药物。而孔府文物档案馆的员工就是在这里进行普查。戴上口罩、穿上蓝色的制服，为一件件文物建立身份证，录入信息……时间就这样缓慢地流走，每一分每一秒都深深镌刻着他们对文物的感情、对文物普查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文物是历史的载体，记录着文化的肌理和脉搏。当我们来到曲阜，看到一件件文物，感受到孔子故里那深厚的文化底蕴时，也不要忘记那些为文物普查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基层普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