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差异、外资垂直并购与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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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分布的Hotelling模型,同时考虑上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内生决策,探究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后发现,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短期可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甚至市场份额的扩大;长期而言,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影响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有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时,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下降,降低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负相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时,会促成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提升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正相关。但不管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如何,长期都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该结论在二次运输成本情况下是稳健的。
  [关键词] 产品差异; 外资垂直并购; 市场竞争; 产品定位; 市场份额
  一、 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跨国并购跨国公司主要通过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与绿地投资相比,跨国并购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并购能使跨国公司迅速进入和占领目标市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第二,并购可以使跨国公司规避商标、专有技术等结构性进入壁垒;第三,并购可以使跨国公司实现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等协同增长效应。具体可参见张小蒂、王焕祥《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71页。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跨国公司进入新市场、增强影响力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方式[1]。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绿地投资项目额已连续两年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跨国并购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2》,http://www.unctad.org/wir,2012年7月4日。。与中国有关的跨国并购主要包括海外并购和外资并购海外并购主要指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国外企业,外资并购主要指外资企业在大陆并购中国企业,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近几年中国市场海外并购和外资并购持续表现突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并购市场,占亚洲总交易金额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一。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日趋规范,并购逐渐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方式。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境内外资并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呈现上升态势。当年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外资并购案例66起,与2010年的44起相比,同比增长500%。其中披露金额的41起案例并购金额为6860亿美元,同比增长2092%数据来源:清科数据库《2011年中国并购市场年度研究报告》,http://www.zero2ipo.com.cn/research/report.aspx,2012年3月2日。。
  出于控制全球产业链和获取中国廉价原材料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资垂直并购国内上游企业的案例开始出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汇源果汁在国内拥有众多标准化生产基地和世界先进的加工、饮料灌装生产线,虽然商务部最后未通过该项并购,但外资并购国内上游企业的意图开始显现。。在现实中外资垂直并购国内上游企业后,短期内往往不能马上改变被并购企业的现状,包括产品定位(本文主要指产品低端和高端的定位)、生产技术和管理架构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融合后,外资企业可以很好地管控被并购企业,使其生产的投入品更好地满足最终产品需求。因此,外资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对我国下游企业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内应该是不一样的。为了刻画这种外资垂直并购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角度分析外资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的影响。
  自从Hotelling开创关于产品差异的经典基准模型以来[2],线性城市上的区位竞争和价格竞争(空间价格竞争)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最初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两个企业进行空间价格竞争[35]。后来Gupta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同时纳入模型,分析外生给定上游企业区位的情况下下游企业的空间价格竞争[6]。此类文献的建模方法都是在动态阶段博弈中(区位和价格为内生变量,第一阶段进行区位竞争,第二阶段进行价格竞争,并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7]。但上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内生性仍然是文献研究较少的内容。Braid假定两个下游企业既生产垄断性产品,又生产差异化产品,创造性地分析了同时生产垄断产品和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7]。Beladi等在Braid的基础上考察了垂直并购对下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但只考虑了只有一个上游企业的情况,而且假定下游企业从上游企业获取投入品的成本是外生给定的[8]。与之不同,我们将Beladi等模型中上游企业的投入品价格内生化,以便考虑上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内生决策及其对下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将上游企业的数量由一个扩展为两个,分析并购发生时上下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变化。关于上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内生决策,我们参考Matsushima的处理方法[910],不同的是,我们放松了Matsushima模型关于上游企业提供投入品外生的假定。由于现实中上下游企业并不都是同时进行价格或数量竞争的,有些是上游企业首先决定生产什么,下游企业再根据上游企业生产的投入品选择最终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决策。因此,我们既考察上游企业先选择投入品定位、下游企业再选择最终产品定位的时序博弈,也探讨上下游企业同时选择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定位的同时博弈。
  关于外资并购的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外资并购产生的各种问题、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外资并购的立法审查等方面[1112]。目前关于外资垂直并购的研究还比较少。李杰、李捷瑜和黄先海建立了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分布的Hotelling模型,研究了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垂直并购的时机选择和决定因素,并比较了直接出口与跨国垂直并购的利弊[13]。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改进:第一,本文既探讨下游企业采取完全垄断定价的情况,也考察单一价格的情形,以更接近现实;第二,本文考虑上游企业投入品生产的内生决策,而不是将其视为外生给定的;第三,本文以上游企业产品定位是否可变为依据区分外资并购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二、 无并购的基准模型
  本文将Braid[7]关于企业竞争的空间区位模型扩展到产品层面,并沿用其基本假设。与之不同,本文假定下游企业只生产差异化产品,而不生产垄断性产品需要指出,这个简化只是为了分析的简单,并不会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如果考虑下游企业同时生产差异化产品和垄断性产品,只会让计算更为复杂,但可以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线段[0,1]代表产品定位,从0到1代表产品定位依次提高,0表示产品最低端,1表示产品最高端。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均匀分布于该线段上。消费者总是选择与自身需求最相近的产品,如果没有最相近的产品,则选择较相近的产品。由此带来的效用损失为td或td2,t为大于零的常数,d为市场产品与消费者心中理想产品的差距。为不失一般性,令t=1。td被称为线性运输成本,td2被称为二次运输成本。我们先考察线性运输成本,二次运输成本作为稳健性检验,在第四部分讨论。线段上有两个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下游企业Dh和Df,Dh是内资企业,Df是外资企业。它们的产品定位分别为x和y。相对来说,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相对于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更为低端。因此,假定外资下游企业Df生产高端的最终产品,内资下游企业Dh生产低端的最终产品,也就是0≤x  与Braid[7]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本文把上游企业的产品定位作为内生变量纳入模型,考虑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依次选择产品定位的动态博弈过程。首先分析没有并购的情况。将整个没有并购的上下游企业的博弈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上游企业选择投入品定位;第二阶段,下游企业看到上游企业的投入品定位后选择最终产品定位;第三阶段,两个上游企业同时决定投入品的销售价格;第四阶段,下游企业观察到上游企业的投入品价格后选择最佳投入品供应商,同时确定最终产品销售价格;第五阶段,消费者选择最佳的下游企业购买产品。整个博弈过程是在完全信息下进行的。下面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该模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1.第五阶段
  Braid[7]对差异化产品的垄断定价可以简单描述为:对于0到1的每个产品定位(也即每个消费者),两个下游企业在该产品定位的要价存在一个纳什均衡,距离该产品定位更近的企业供给该消费者,且价格等于距离该产品定位较远的企业的转换成本。这种定价机制有点类似于伯川德价格竞争。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比较收取的价格与垄断价格的大小。如果垄断价格低于收取的价格,企业必然选择垄断价格,以下结论显然成立。所以接下来主要分析垄断价格大于收取价格的情况。因此,在垄断定价情况下,0和(x+y)/2之间的任意消费者z从下游企业Dh购买产品,下游企业Df供给该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损失为y-z,这就是企业Dh的供给价格;(x+y)/2和1之间的任意消费者z从下游企业Df购买产品,供给价格为z-x。这就是第五阶段。
  2.第四阶段
  两个下游企业从价格较低的上游企业获取投入品。两个下游企业获取的投入品成本(即上游企业投入品的销售价格)分别为wh和wf,其中,wh=min{wAh,wBh},wf=min{wAf,wBf}。wij(i=A,B;j=h,f)表示上游企业i给下游企业j提供的投入品价格。
  3.第三阶段
  我们假定上游企业之间进行伯川德价格竞争,即如果上游企业自身的成本(即向下游企业提供产品的单位转换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则把上游企业产品的价格设定在竞争对手的成本水平上。具体来说,UA和UB的价格设定如下:
  UA: wAh=max{τ|x-hA|,τ|hB-x|},wAf=max{τ|y-hA|,τ|hB-y|}
  UB: wBh=max{τ|x-hA|,τ|hB-x|},wBf=max{τ|y-hA|,τ|hB-y|}
  又由于wh=min{wAh,wBh},wf=min{wAf,wBf},以及上游企业初始产品定位的不同,经详细讨论得到以下三种合理情况除了文中三种合理情况外,还有其余三组对称的六种情况。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没有报告,这六种情况都是只有一个上游企业供给两个下游企业,难以构成均衡,所以可以排除。:
  (1)当0≤hA  (2)当0≤x  (3)当0≤x  无法直观判断上面三种情况是否构成均衡,需要进一步判断。但可以明确的是,不管hA、hB、x和y的关系如何,只要满足0≤hA  4.第二阶段
  下游企业对处于每个产品定位的消费者实施完全价格歧视的定价机制。具体表述为,位于0和(x+y)/2之间的任一点z,由下游企业Dh来供给。下游企业Df供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损失为y-z,这就是企业Dh的供给价格。当z在0和x之间时,企业Dh供给的效用损失为x-z,单位投入品价格为wh,所以单位利润为(y-x)-wh,在这个区间积分就是下游企业Dh从0到x的利润。当z在x和(x+y)/2之间时,下游企业Dh供给的效用损失为z-x,减去单位投入品成本得到单位利润为(x+y-2z)-wh,在这个区间积分就是企业Dh从x到(x+y)/2的利润。因此给定上游企业的产品定位和投入品销售价格,下游企业Dh的最优反应函数满足:   x∈arg maxDh=∫x0(y-x)-whdz+∫x+y2x(x+y-2z)-whdz(1)
  类似地,下游企业Df的最优反应函数满足:
  y∈arg maxDf=∫yx+y2(2z-x-y)-wfdz+∫1y(y-x)-wfdz(2)
  由第三阶段分析可知,不管hA、hB、x和y的关系如何,只要满足0≤hA  x=2-hA+3hBτ-2+hA-2hBτ23τ2-14τ+8
  y=6-3hA+hB+10τ+2hA-hB+4τ23τ2-14τ+8(3)
  容易验证,如果hA+hB=1,那么x+y=1。也就说,如果上游企业生产的投入品围绕1/2产品定位对称分布,下游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也围绕1/2产品定位对称分布。
  5.第一阶段
  由于上游企业的利润函数是关于hA、hB、x和y的函数,所以必须知道它们之间的大小关系。下面依次讨论上面三种情况。
  在0≤hA  hA=1-τ3τ-4τ2, hB=τ2-1-τ3τ-4τ2
  可以验证二阶条件小于零。
  很明显,均衡时hA+hB=1,即上游企业围绕着1/2投入品定位对称分布。且当0<τ<1时,hA<0,hB>0,所以hA=0,hB=1,即上游企业选择投入品差异化最大。
  当hA=0,hB=1时,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分别为:
  x=14-τ, y=3-τ4-τ=1-14-τ
  很明显,均衡时x+y=1,即下游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也围绕1/2产品定位对称分布。x随着τ的增大而增大,y随着τ的增大而减小,所以最终产品的差异化程度随着τ的增大而减小。这与我们的直观感受相一致,因为τ反映的是投入品的成本系数或上游行业的技术特性。根据Matsushima的分析[9],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视为该行业技术或知识密集程度的间接衡量指标,上游企业较高的生产成本意味着整个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也较高。τ越小,上游投入品行业的生产成本越小,比如劳动密集行业的低成本优势对下游企业的生产决策影响不大,下游企业选择最大化产品差异获取最大垄断利润;当τ逐渐增大时,比如高技术性行业或资源密集性行业,原材料的投入对下游企业的影响举足轻重,下游企业必须尽量降低投入品成本,以获取最大利润,所以最终产品的差异化程度降低了。具体来看:当τ趋近于0时,x取最小产品定位1/4,y取最大产品定位3/4;当τ趋于1时,x的最大产品定位是1/3,y的最小产品定位是2/3。所以x的取值范围是[1/4, 1/3],y的取值范围是[2/3, 3/4]。
  后面两种情况下得出的解与已知条件矛盾,所以舍去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相关结果。。由此我们得到命题1:
  命题1:在由两个上游企业、一个我国下游企业和一个外资下游企业组成的垂直产业链中,同时考虑上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内生决策,均衡时两个上游企业选择投入品差异化最大的产品定位,即一个生产最高端投入品,一个生产最低端投入品。生产最高端投入品的上游企业供给外资高端下游企业,生产最低端投入品的上游企业供给我国低端下游企业。我国和外资下游企业均衡的产品定位分别是[1/(4-τ), (3-τ)/(4-τ)]。
  三、 考虑外资垂直并购的扩展模型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引进外资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和高回报以及投资环境的日趋改善,跨国公司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跨国公司一般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技术水平和高超的管理能力。在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其全球经营战略,以全球化的视角整合资源,逐步扩大自身优势,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并购是跨国公司提高产品定位、扩大市场份额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为了考察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延伸动机对东道国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外资下游企业Df并购向其提供投入品的上游企业UB后,对我国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产生的影响。
  外资垂直并购发生后,往往由于受到行业技术特性和生产资源的限制,被并购的上游企业不能短时间改变其投入品定位。考虑到这一点,本文将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考察外资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对我国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产生的影响。如前所述,短期和长期的主要区别是,上游投入品企业能不能很快调整其产品定位。
  (一) 外资垂直并购的短期影响
  从命题1可知,当没有并购时,上游企业均衡的产品定位分别为hA=0,hB=1,即两个上游企业选择投入品差异化最大。短期中,由于外在约束(比如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的存在,上游企业不能改变其产品定位,所以上游企业的产品定位可看成是外生给定的。那么,上述博弈的第一、三、五阶段都保持不变。下面分析博弈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
  1.第四阶段
  由于上游企业均衡的产品定位分别为hA=0,hB=1,外资并购发生后短期内产品定位不能改变,而且0≤x  给定上游企业的产品定位、投入品价格和最终产品定价规则,下游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满足:
  x∈arg maxDh=∫x0y-x-τ1-xdz+∫x+y2xx+y-2z-τ1-xdz(4)
  y∈arg maxDf=∫yx+y22z-x-ydz+∫1yy-xdz(5)
  通过求解一阶条件可得:
  x=2-τ8-7τ, y=6-5τ8-7τ
  这里隐含的条件是x<(hA+hB)/2=1/2。
  当0<τ<4/5时,x=(2-τ)/(8-7τ),y=(6-5τ)/(8-7τ)。
  当4/5≤τ<1时,x=1/2,y=5/6。
  与未并购相比,在τ值相同的情况下,并购导致我国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显著提高,甚至导致市场份额明显增加。外资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进一步提升,但市场份额却降低了。在τ接近1时,外资下游企业近乎生产最高端的最终产品,我国下游企业生产技术范围内最高端的最终产品。由此可以得到命题2:
  命题2: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向其提供投入品的上游企业后,在上游企业投入品定位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即短期内我国和外资下游企业均衡时的产品定位分别是[(2-τ)/(8-7τ), (6-5τ)/(8-7τ)]。与没有并购相比,我国低端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显著提高,市场份额明显增加;外资高端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却有所下降。
  (二) 外资垂直并购的长期影响
  长期来看,上游企业的产品定位将发生变化,Df并购UB后,将选择从UB获取投入品(不管距离远近)。对UB而言,提供投入品的收益和成本是相等的,所以UB的目标函数变为选择一个投入品定位使外资下游企业Df的利润达到最大。因为并购后上游企业UA无法供给外资下游企业,但可以选择距离我国下游企业所需投入品定位更近一些的投入品供给我国下游企业,否则将会退出市场。因而上游企业UB最终生产和外资下游企业Df完全匹配的投入品定位,即y=hB。这就是外资下游企业在第二阶段的最优反应函数。长期中第三阶段和第五阶段与没有并购时的情形完全一样,下面分析第一、二和四阶段上下游企业的最优反应。
  1.第四阶段
  根据以上分析,wh=τ(hB-x),wf=0。下游企业仍然采用伯川德竞争确定最终产品价格。
  2.第二阶段
  给定消费者最优反应、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定价规则及上游企业的产品定位,内资下游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满足:
  x∈arg maxDh=∫x0y-x-τhB-xdz+∫x+y2xx+y-2z-τhB-xdz(6)
  通过求解一阶条件,并结合外资下游企业的最优反应,解得内资下游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
  x=hB3-2τ
  3.第一阶段
  因为国内上游企业hA的投入品定位可能比内资下游企业理想的投入品定位更低端也可能更高端,所以需要讨论两种情况:
  (1)当hA≤x时。给定下游企业最优反应、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定价规则,上游企业hA的最优反应函数满足:
  hA∈arg maxUA=τhB-x-τx-hAx+y2=τ3-2τhA+1-2τhB2-τhB3-2τ2 (7)
  所以,当hA=x时,上游企业hA的利润达到最大。
  (2)当hA≥x时。给定下游企业最优反应、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定价规则,上游企业hA的最优反应函数满足:
  hA∈arg maxUA=τhB-x-τhA-xx+y2=τhB-hA2-τhB3-2τ (8)
  所以,当hA=x时,上游企业hA的利润达到最大。
  给定下游企业最优反应、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定价规则,上游企业hB的最优反应函数满足:
  hB∈arg maxDf=∫yx+y22z-x-ydz+∫1yy-xdz (9)
  将x、y、hA的最优表达式代入上式,通过求解一阶条件得:
  y=hB=3-2τ5-3τ, x=hA=15-3τ
  由此得到命题3:
  命题3: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向其提供投入品的上游企业后,在上游企业投入品定位完全可以改变的情况下,即从长期来看,我国和外资下游企业均衡时的产品定位分别是[1/(5-3τ),(3-2τ)/(5-3τ) ]。上游企业均衡时的投入品定位和下游企业的最终产品定位完全一样。与并购短期相比,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略微下降,而市场份额大幅下降;外资高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大幅下降,但市场份额大幅上升。与没有并购相比,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且取决于上游企业的成本系数,但市场份额显著下降;外资高端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有所下降,但市场份额仍显著提高。
  以上无并购、并购短期和并购长期对下游企业产品定位与市场份额的影响总结见表1:
  表1上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及内资下游企业市场份额变化情况
  上游成本系数τ
  无并购并购短期并购长期内资下游企业市场份额(x+y)/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短期由于上游企业难以改变投入品定位,外资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会导致我国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甚至导致市场份额的增加。不能改变投入品定位在现实世界中表现为外资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后,被并购企业短期内在产品定位、技术水平、管理制度等方面与外资企业“不兼容”。外资企业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在母国一般生产高端产品。进入东道国后,跨国公司由于本国惯性仍然生产比较高端的产品,而且拥有的先进管理技术和高端产品定位难以与被并购上游企业完全匹配,难以改变被并购企业的投入品定位。所以并购短期内将维持较高的投入品成本,成本效应导致外资下游企业进一步提高产品定位,市场份额相应减少。因此,我国下游企业在与外资高端企业的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进而导致产品定位的提高和市场份额的增大。   将上面得出的企业利润代入解得τ≥93/2-15/2≈0294,这就是外资并购的临界条件。也就是说外资不会并购技术密集程度过小的上游企业。我们用d Aspremont等[3]描述的三个效应解释临界条件的存在:两个下游企业随着产品定位的变化会产生投入品价格效应、价格竞争效应和需求效应。产品定位差距越大,两个下游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越弱,这是价格竞争效应;同时需求会减少,进而带来利润下降,这是需求效应;距离上游企业越远或者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需要支付的投入品价格越高,这是投入品价格效应。当上游企业生产成本大到一定程度时,投入品价格效应变得较大,甚至大于价格竞争效应和需求效应,在三个效应中占据主导地位。外资下游企业并购上游企业进而通过从内部获取投入品(零成本)可以最大程度减弱投入品价格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此时并购对外资企业而言是有利可图的。
  五、 结论性评述
  为了刻画外资垂直并购对国内企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外资垂直并购国内上游企业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外资垂直并购上游企业短期内是否一定对我国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外资垂直并购上游企业长期对我国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产生怎样的影响。
  研究发现,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短期可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甚至市场份额的扩大;长期而言,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影响与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时,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下降,降低幅度与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负相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时,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提升幅度与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正相关。但不管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如何,长期都会带来我国低端下游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短期内对我国下游企业有利的原因主要有:外资下游企业并购后的整合成本比较高,与被并购上游企业“不兼容”,技术或管理标准不一致,需要磨合一段时间,需要统一标准,匹配成本较高等。
  本文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洞察能力和指导意义。首先,外资垂直并购上游企业虽然短期内可带来我国低端下游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但长期中却会导致我国下游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其次,外资垂直并购上游企业短期内可带动我国下游企业生产更高端的产品,长期中对我国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最后,为了应对外资下游企业垂直并购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可考虑采取如下措施:(1)我国企业应该更加重视产品研发,不断提升自身产品定位,既为迎接在国际化进程中外资进入带来的挑战,也为“走出去”夯实基础。(2)如果外资并购已经发生,我国企业应该积极利用产品定位短期内被动提升的有利契机,进一步提升产品定位,进而考虑垂直并购的可能性。(3)政府除了制定严格的企业并购审核标准之外,还应该重点监管生产成本较高的高技术行业,比如信息行业、汽车行业、石油化工行业等。从第四部分得出的临界条件可知,只有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有外资垂直并购的发生。因此,政府制定监管标准时,应考虑将行业技术密集度作为一个重要考量指标纳入其中,对不同行业实施不同的并购监管标准。(4)我国下游企业的产品定位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垂直并购,在制定优惠政策时同样应注重行业的差异。
  当然本文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文没有讨论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的福利效应,这涉及更复杂的消费者福利分析;第二,本文采用的是局部均衡框架而不是一般均衡分析;第三,本文仅从理论和直观上对外资垂直并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缺乏完整详细的实证数据支撑。
  (感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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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李杰、李捷瑜、黄先海: 《海外市场需求与跨国垂直并购——基于低端下游企业的视角》,《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第99110页。[Li Jie, Li Jieyu & Huang Xianhai, ″Overseas Market Demand and International Vertical Merg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end Downstream Firms,″ Economic Research, No.5(2011), pp.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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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末民国时期,西法输入,尽管国家法层面确立了国家追诉主义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龙泉司法档案作为近期新发现的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样本来检视当时的司法实践。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反映了这一时期司法运作的特有逻辑,体现出法律表达与实践的分离,承载着新设司法机关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型。审视这批珍贵的司法档案及其呈现出的刑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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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灾害”作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其社会与自然双重属性特质形塑了灾害多学科交叉研究现状。学界对灾害的定义和认知多从自然科学视角出发,而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灾害概念研究尚少。对灾害概念进行社会科学解读,可以将关于灾害概念的认识划分为“事件—功能主义导向”、“脆弱性导向”、“社会建构主义导向”、“不确定性导向”、“权利资源分配导向”,并以“危险源—关系链—结果”为逻辑架构结构化灾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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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世纪的财务法院、英国普通法、英国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民主制是英国和美国政治史上四种重要的政治制度。财务法院实现了国家统治者对地方治理者承诺长期回报以激励其良好治理行为的统治意图;英国的普通法和议会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成功地保证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享有实现他们目的的平等机会,保护其私有财产与投资;美国联邦民主制的成功揭示了,民主若要成功,仅有选举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些可供选择的具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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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参数稳定性检验揭示了投资者关注度与市场收益间的相互影响存在结构性变化,因此,传统的基于静态影响假设的研究可能存在偏差。而对两者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投资者关注度对市场收益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该负向效应的显著性和强度正逐步减弱。借助Hurst指数发现,正是市场有效性的增加削弱了投资者关注度对市场收益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市场收益对投资者关注度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随着市场波动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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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葛梯尔问题是如何解决知识论上存在的悖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寻找第四条件的问题;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运气的结合,而非仅仅是推理的前提有误,更非语词的误用。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始终会为信念之碰巧为真保留一定的可能性,运气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原则不可废,否则,怀疑论将不可避免,因此,消除运气的影响就成了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可错论; 合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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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aced among all the dreary news of the day are the persistent and mellifluous observations about happiness in our lives.Even though there is in this trendy interest a certain amount of phon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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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公共健康和人口健康的视角研究休闲对健康的潜在贡献日益受到重视。北美的休闲制约研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但关于休闲制约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仍然空白。初步尝试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并探究休闲制约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与自我制约(如学习压力、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照顾孩子等)影响个体的身体状况(包括医疗、身体病痛等);而心理制约(如缺少活力和主动性等)则影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如生活质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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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8.011  [摘 要]  亚当·斯密提出的以分工深化为主要途径的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动态和内生的特征,而将上述理论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主体是企业家。以市场规模的变化来估计社会分工深化与比较优势增进的状态,可发现采用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指标比采用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指标来估计具有更好的显示度。通过借鉴人力资本的尼尔森—菲尔普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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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通常将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归因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这就会陷入“能力解释能力”的困境,为此就不能仅从组织行为及其结果的层面上探讨创新能力,而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企业创新活动所赖以支撑的能力基础。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动态能力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能力基础,而组织模块性和知识基础分别是企业动态能力的结构基础和认知基础,动态能力在组织模块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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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ood″ theory is its potential to be ″integrative″[1]153167.Unfortunately,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theory integration in either mainstream social psychology or th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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