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坦，1936年12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技术手段，他是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教授、两院院士刘永坦。刘永坦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为了这个“新”，如何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40年？
　　[ 丹心碧血圖自强 ]
　　1936年12月，刘永坦在南京出生，第二年那里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童年的颠沛流离，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
　　“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福，更代表着一个家族对国家的期望。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工大。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短暂的两年时光，他毫不懈怠，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学习任务。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这年夏天，年轻的他走上了大学讲台，正式成为一名教师、一名科技工作者。
　　1979年6月，刘永坦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实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学者——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刘永坦来进修之前，这里仅接收过少量的中国留学生，且他们大多做的是科研辅助工作。了解情况之后，刘永坦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铆足劲去学。
　　[ 学成归来获突破 ]
　　在刘永坦的努力下，他的工作能力获得了导师谢尔曼的认可。在一个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中，刘永坦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因此世界上不少国家开始致力于研制新体制雷达，以使“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1981年秋，毅然回国的刘永坦带回了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然而，建设新体制雷达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此进行过突击性的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重重困难和质疑，刘永坦始终坚信：新体制雷达一定能做出来，只是时间和实践的问题。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性，得到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认可。
　　新体制雷达不同于以往的微波雷达，就连当时航天工业部的专家们在论证时也低估了它工程化的难度。新体制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刘永坦率领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检查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1990年4月3日，对于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大家都流泪了，这是成功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
　　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这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一旦逢敌必亮剑 ]
　　然而，刘永坦并没有因为成功的喜悦而止步。在他看来，科研成果如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他要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
　　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刘永坦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域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
　　“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等发出的强大电磁干扰是最大的难题。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刘永坦带领团队进行了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让刘永坦于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它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无论逆境，还是顺境，刘永坦一门心思，只有一个目标：为人民铸就一面“照妖镜”，给祖国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让国防更强大、国家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