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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川陕会剿”，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该战役共歼敌10个团，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急于将红四方面军围歼在四川的计划，壮大了自己的军力，而且还牵制了大量敌军，使得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保证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一、嘉陵江战役前的形势
1931年初至1932年7月，因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的第四次“围剿”中失败，主力被迫转移。之后，他们乘川军混战及川北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于1933年2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并陆续取得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等一系列胜利[1]p256。但是，红四方面军也遇到物资匮乏、军事围堵等不少困难，尤其是自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入贵州后，国民党为防止红一方面军入川，便不断增加在四川的兵力。次年1月，四川刘湘“调集约三个师八个旅在彭水、重庆、綦江、合江、泸州、叙州之线，企图堵我（红一方面军）入川南渡，并加紧对四方面军的进攻，阻其与我配合”，随后“更调集主力阻我渡江，或在川中地域乘我立足未稳与我决战，而以次要部队扼守堡垒，牵制我四方面军，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将逐渐沿长江进入四川，实行其新的围攻部署”[2]p369。这使得红四方面军又将面临国民党“会剿”的更大军事压力。
1935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渡过乌江，7日攻克遵义，不久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0日，中革军委制定并下达“作战计划”，决定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然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此，中革军委特别要求“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2]p369-370。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打击在嘉陵江上游沿岸的敌军，开始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前夜的作战计划。
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发起
1月底，“广（元）昭（化）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2月初，为削弱并打乱国民党在嘉陵江中游西岸的兵力部署，给强渡嘉陵江创造有利条件，徐向前率领12个团又发起渡江之前的“陕南战役”。
“陜南战役”从2月3日开始，红军先后对陕南敌军发起6次进攻，连克宁羌（即现“宁强”）、阳平关等地，9日攻占沔县（现“勉县”），歼敌4个多团，俘敌4000余人。国民党陕南地区中央军胡宗南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忙于向陕南增兵布防；川军邓锡侯部也在蒋介石严令下，将四川境内嘉陵江一带的4个师也向北移防集结。随后，徐向前又迅速从广元一带“率部南撤回嘉陵江东岸”[3]p35，对苍溪、仪陇境内的敌军发起攻击，控制了广元至苍溪、阆中，以及南部等县的嘉陵江东岸地带，为红军在苍溪、阆中强渡嘉陵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嘉陵江中上游沿途多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十分重要，这也是渡江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徐向前沿江勘察敌情，发现嘉陵江苍溪南段塔子山对岸的敌军布防相对薄弱，且塔子山高峻陡峭，有利于发射火力压制对岸，加之后山林木密集，便于部队隐蔽集结，故而塔子山被选定为渡江战役的主要突破口。
为保证渡江成功，红军专门设立了直属水兵连，并在距苍溪县城20公里的王渡场一带进行训练。水兵连充分利用王渡河滩与渡江作战时的主渡口相似的地形地貌，在东河（嘉陵江的上源河）上按照《河川战初步演习计划》中所规定的“上下船的动作”“军人渡河的动作”以及“架桥的动作”[4]P1185-1188等，进行严格的系列训练。
与此同时，为解决过江船只和竹桥问题，军中同时又组建了造船队。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尤其是当地铁匠、木匠的积极参与，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努力，他们在王渡场附近打造了上百只身形轻巧的“毛蚌壳”船，以及三座竹制浮桥，每条船可乘坐十余人，并与当地群众于深夜将舟桥运至渡江地点，做好了渡江的一切准备。
到了2月26日，中革军委却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因1月28日在贵州西北的土城作战失利，决定放弃渡江北上计划，改在川滇黔地区活动。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完成了前期计划，强渡嘉陵江“已箭在弦上，非进不可”[1]p396。故而，红四方面军于3月11日致电中央，决定仍然执行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5]p125，强渡嘉陵江之战由此拉开战幕。
当时，国民党为阻止红军渡江，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数百里的嘉陵江西岸沿线及纵深，共部署了53个团。其中，邓锡侯部21个团置于广元、昭化地段，预备队在剑门关；田颂尧部32个团置于广昭以北至南部地段，预备队在阆中思依场。
针对此种情况，徐向前对整个渡江战役也做了周密部署：总部炮兵在塔子山顶，负责火力掩护。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担任渡江主力，从塔子山渡江突破后直插剑阁、剑门关方向；北路为王树声的红三十一军，在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后抢占剑门关，防备川北、陕南敌军回援；南路为陈海松的红九军，从阆中北之涧溪口突破，协同红三十军作战，以保障右翼安全；王宏坤的红四军为第二梯队，从苍溪渡江后向南迂回，协同红九军消灭南部县之守敌。随后，部队按此部署很快便集结于上至苍溪鸳溪口，下至阆中涧溪口一线的嘉陵江东岸。
3月28日夜，强渡嘉陵江战役正式打响。红三十军以主力师第八十八师担任主攻，战士们在塔子山上的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乘坐毛蚌壳船率先在杜里坝偷袭成功，全歼守敌1个营，并掩护后续部队强渡，于次日拂晓控制整个江岸；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在上游的鸳溪石锣锅强渡，并击溃敌军刘汉雄部1个旅；左路红九军主力在苍溪、阆中交界的涧溪口奇袭成功。此外，红军在嘉陵江沿线渡口也同时实施多路突破。29日，三路红军全部胜利渡江。31日，徐向前率中路红三十军及红九军一部攻占剑阁县，同日红九军亦攻克阆中，第二梯队红四军亦迅速向南迂回并投入战斗。4月2日，红九军一部在红四军的配合下攻占南部县城，歼敌3个团，后折而北进；徐向前亲率红三十一军于当日拂晓进抵剑门关，并对剑门关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 剑门关为敌军联结江防的要塞，明碉暗堡密布，当时由川军邓锡侯部3个团在此防守。敌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时称此关固若金汤，“红军插翅亦难飞过”。4月2日中午，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部队发起攻击，红三十一军两个师在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一部的配合下，红军集中4个主力团的兵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同时从三面猛攻，逐步挤压和缩小敌军的防御体系，最终撕开敌军防线，夺下剑门关。此战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双方交战极为惨烈，红军全歼敌守军3个团，击毙守关主将川军团长杨倬云。
攻克剑门关后，红四方面军各部联成一体，迅速纵深推进，并取得一系列胜利。5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基本结束，歼敌8个团，攻占阆中、南部、剑阁、昭化4座县城及军事要塞剑门关，控制了嘉陵江西岸2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
三、强渡嘉陵江战役的历史意义
强渡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的一个关键性战役，也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期最成功的经典战例之一，它的胜利对于当时红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红四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的围歼计划，壮大了自身力量。
在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各部联成一体，迅速纵深推进，截至4月10日共歼敌10个团的兵力，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急于将红四方面军围歼在四川的计划。通过此次战役，红四方面军不仅从敌人手上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在解放的大片土地上取得了许多粮食与物资，大大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正如当时《红星》杂志在第14期发布的《嘉陵江战役捷报》（一）中所述：“我红四方面军于不断胜利中，现乘胜于三月二十八日渡过嘉陵江，向川军田颂尧部猛攻，消灭田敌十团，我军势如破竹，连占苍溪、阆中、南部等县，敌溃不成军，我缴获正在清查，并继续猛进中”[6]p1641。
同时，此次战役还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据统计，到当年5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已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当时人口仅40万人的阆中县，就有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随红军长征的就达1.1万人之多[7]p7，红四方面军的军力大大增强。
二是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保障了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而且分散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尤其是红四方面军随后又连克青川、平武、梓潼等地，19日攻占彰明县城（位于现江油市南部）。当红军进逼绵阳、威胁成都之时，敌军更是一片惊恐。正如当时《红星》杂志所报道的那样：“我红四方面军四月十日前后，连日在绵阳与江油两县一带与川敌激战甚烈，成都大为震动，宣布戒严，并宣布闩闭城门”[6]p1641。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不得不重组攻防兵力，以致川康地区防务空虚。
同时，红四方面军的渡江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央红军的士气。由于“绵阳、江油均在涪江上游、成都东北，绵阳距成都约三百里，为成都之屏障”，故而中央红军发出“同志们！迅速渡过大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大量消灭敌人，赤化整个四川”的号召[6]p1641。5月3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川滇边界巧渡金沙江，21日又从冕宁泸沽地区分左右两路北进，29日占领泸定桥并渡过大渡河，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參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3]于俊道.徐向前交往纪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5]刘志.徐向前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6]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7]政协南充市委员会：红军在南充[M].内印本，2011.
[作者简介]杨宁（1977—），女，中共阆中市委党校讲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一、嘉陵江战役前的形势
1931年初至1932年7月，因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的第四次“围剿”中失败，主力被迫转移。之后，他们乘川军混战及川北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于1933年2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并陆续取得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等一系列胜利[1]p256。但是，红四方面军也遇到物资匮乏、军事围堵等不少困难，尤其是自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入贵州后，国民党为防止红一方面军入川，便不断增加在四川的兵力。次年1月，四川刘湘“调集约三个师八个旅在彭水、重庆、綦江、合江、泸州、叙州之线，企图堵我（红一方面军）入川南渡，并加紧对四方面军的进攻，阻其与我配合”，随后“更调集主力阻我渡江，或在川中地域乘我立足未稳与我决战，而以次要部队扼守堡垒，牵制我四方面军，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将逐渐沿长江进入四川，实行其新的围攻部署”[2]p369。这使得红四方面军又将面临国民党“会剿”的更大军事压力。
1935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渡过乌江，7日攻克遵义，不久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0日，中革军委制定并下达“作战计划”，决定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然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此，中革军委特别要求“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2]p369-370。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打击在嘉陵江上游沿岸的敌军，开始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前夜的作战计划。
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发起
1月底，“广（元）昭（化）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2月初，为削弱并打乱国民党在嘉陵江中游西岸的兵力部署，给强渡嘉陵江创造有利条件，徐向前率领12个团又发起渡江之前的“陕南战役”。
“陜南战役”从2月3日开始，红军先后对陕南敌军发起6次进攻，连克宁羌（即现“宁强”）、阳平关等地，9日攻占沔县（现“勉县”），歼敌4个多团，俘敌4000余人。国民党陕南地区中央军胡宗南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忙于向陕南增兵布防；川军邓锡侯部也在蒋介石严令下，将四川境内嘉陵江一带的4个师也向北移防集结。随后，徐向前又迅速从广元一带“率部南撤回嘉陵江东岸”[3]p35，对苍溪、仪陇境内的敌军发起攻击，控制了广元至苍溪、阆中，以及南部等县的嘉陵江东岸地带，为红军在苍溪、阆中强渡嘉陵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嘉陵江中上游沿途多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十分重要，这也是渡江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徐向前沿江勘察敌情，发现嘉陵江苍溪南段塔子山对岸的敌军布防相对薄弱，且塔子山高峻陡峭，有利于发射火力压制对岸，加之后山林木密集，便于部队隐蔽集结，故而塔子山被选定为渡江战役的主要突破口。
为保证渡江成功，红军专门设立了直属水兵连，并在距苍溪县城20公里的王渡场一带进行训练。水兵连充分利用王渡河滩与渡江作战时的主渡口相似的地形地貌，在东河（嘉陵江的上源河）上按照《河川战初步演习计划》中所规定的“上下船的动作”“军人渡河的动作”以及“架桥的动作”[4]P1185-1188等，进行严格的系列训练。
与此同时，为解决过江船只和竹桥问题，军中同时又组建了造船队。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尤其是当地铁匠、木匠的积极参与，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努力，他们在王渡场附近打造了上百只身形轻巧的“毛蚌壳”船，以及三座竹制浮桥，每条船可乘坐十余人，并与当地群众于深夜将舟桥运至渡江地点，做好了渡江的一切准备。
到了2月26日，中革军委却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因1月28日在贵州西北的土城作战失利，决定放弃渡江北上计划，改在川滇黔地区活动。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完成了前期计划，强渡嘉陵江“已箭在弦上，非进不可”[1]p396。故而，红四方面军于3月11日致电中央，决定仍然执行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5]p125，强渡嘉陵江之战由此拉开战幕。
当时，国民党为阻止红军渡江，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数百里的嘉陵江西岸沿线及纵深，共部署了53个团。其中，邓锡侯部21个团置于广元、昭化地段，预备队在剑门关；田颂尧部32个团置于广昭以北至南部地段，预备队在阆中思依场。
针对此种情况，徐向前对整个渡江战役也做了周密部署：总部炮兵在塔子山顶，负责火力掩护。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担任渡江主力，从塔子山渡江突破后直插剑阁、剑门关方向；北路为王树声的红三十一军，在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后抢占剑门关，防备川北、陕南敌军回援；南路为陈海松的红九军，从阆中北之涧溪口突破，协同红三十军作战，以保障右翼安全；王宏坤的红四军为第二梯队，从苍溪渡江后向南迂回，协同红九军消灭南部县之守敌。随后，部队按此部署很快便集结于上至苍溪鸳溪口，下至阆中涧溪口一线的嘉陵江东岸。
3月28日夜，强渡嘉陵江战役正式打响。红三十军以主力师第八十八师担任主攻，战士们在塔子山上的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乘坐毛蚌壳船率先在杜里坝偷袭成功，全歼守敌1个营，并掩护后续部队强渡，于次日拂晓控制整个江岸；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在上游的鸳溪石锣锅强渡，并击溃敌军刘汉雄部1个旅；左路红九军主力在苍溪、阆中交界的涧溪口奇袭成功。此外，红军在嘉陵江沿线渡口也同时实施多路突破。29日，三路红军全部胜利渡江。31日，徐向前率中路红三十军及红九军一部攻占剑阁县，同日红九军亦攻克阆中，第二梯队红四军亦迅速向南迂回并投入战斗。4月2日，红九军一部在红四军的配合下攻占南部县城，歼敌3个团，后折而北进；徐向前亲率红三十一军于当日拂晓进抵剑门关，并对剑门关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 剑门关为敌军联结江防的要塞，明碉暗堡密布，当时由川军邓锡侯部3个团在此防守。敌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时称此关固若金汤，“红军插翅亦难飞过”。4月2日中午，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部队发起攻击，红三十一军两个师在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一部的配合下，红军集中4个主力团的兵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同时从三面猛攻，逐步挤压和缩小敌军的防御体系，最终撕开敌军防线，夺下剑门关。此战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双方交战极为惨烈，红军全歼敌守军3个团，击毙守关主将川军团长杨倬云。
攻克剑门关后，红四方面军各部联成一体，迅速纵深推进，并取得一系列胜利。5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基本结束，歼敌8个团，攻占阆中、南部、剑阁、昭化4座县城及军事要塞剑门关，控制了嘉陵江西岸2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
三、强渡嘉陵江战役的历史意义
强渡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的一个关键性战役，也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期最成功的经典战例之一，它的胜利对于当时红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红四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的围歼计划，壮大了自身力量。
在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各部联成一体，迅速纵深推进，截至4月10日共歼敌10个团的兵力，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急于将红四方面军围歼在四川的计划。通过此次战役，红四方面军不仅从敌人手上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在解放的大片土地上取得了许多粮食与物资，大大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正如当时《红星》杂志在第14期发布的《嘉陵江战役捷报》（一）中所述：“我红四方面军于不断胜利中，现乘胜于三月二十八日渡过嘉陵江，向川军田颂尧部猛攻，消灭田敌十团，我军势如破竹，连占苍溪、阆中、南部等县，敌溃不成军，我缴获正在清查，并继续猛进中”[6]p1641。
同时，此次战役还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据统计，到当年5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已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当时人口仅40万人的阆中县，就有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随红军长征的就达1.1万人之多[7]p7，红四方面军的军力大大增强。
二是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保障了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而且分散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尤其是红四方面军随后又连克青川、平武、梓潼等地，19日攻占彰明县城（位于现江油市南部）。当红军进逼绵阳、威胁成都之时，敌军更是一片惊恐。正如当时《红星》杂志所报道的那样：“我红四方面军四月十日前后，连日在绵阳与江油两县一带与川敌激战甚烈，成都大为震动，宣布戒严，并宣布闩闭城门”[6]p1641。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不得不重组攻防兵力，以致川康地区防务空虚。
同时，红四方面军的渡江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央红军的士气。由于“绵阳、江油均在涪江上游、成都东北，绵阳距成都约三百里，为成都之屏障”，故而中央红军发出“同志们！迅速渡过大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大量消灭敌人，赤化整个四川”的号召[6]p1641。5月3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川滇边界巧渡金沙江，21日又从冕宁泸沽地区分左右两路北进，29日占领泸定桥并渡过大渡河，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參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3]于俊道.徐向前交往纪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5]刘志.徐向前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6]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7]政协南充市委员会：红军在南充[M].内印本，2011.
[作者简介]杨宁（1977—），女，中共阆中市委党校讲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