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彭森特别忙碌，频繁出席与纪念改革开放相关的会议，还要撰写回忆录。
　　三十余年，彭森一直处于改革的核心，从事政策研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工作，经历了中国改革的不同阶段和历次重大事件。
　　“作为改革的见证者、受益者和参与者，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这条路怎么走，按照目标导向的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过哪些关、还要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彭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经世济民

　　中学期间，彭森从父亲那里学习到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所有权。父亲给他讲了一个外国教授给他们上课的故事。当时教授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猛然摔在地上，然后告诉惊愕的学生们：什么是所有权？就是对一个物品无条件的占有、支配和处置权。
　　这个故事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父亲是他的经济学启蒙人。彭森于1951年4月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曾经参加过北伐革命。大革命失败后，祖父回乡变卖家产兴办了南都中学并任校长。
　　彭森的父亲曾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中央大学研究生院，随后留美到科罗拉多大学、纽约大学攻读财政理论，建国后响应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分配到东北沈阳，曾参与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的创办。在这个家庭氛围中，彭森小学时就养成翻阅《参考消息》的习惯，中学开始逐步接触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政治、经济、历史名著。“如果没有‘文革’，我很可能选学历史，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员。我的父母对我的期望也大抵如是。”彭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生长于一个有着“政治历史问题”（父亲抗战时加入过国民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彭森从小就感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和歧视。但是五年的知青插队经历，他看到人民公社“大锅饭”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打击，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转变成票证经济、短缺经济过程中对经济生活创造力的扼杀。“我对‘经济’这一概念的认识，开始从‘节约’转向资源配置的‘效率’，开始有了‘经世济民’的决心和使命。”彭森说。
　　1977年高考恢复，彭森争取到了机会，在1978年通过高考被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
　　同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举国上下除陈布新，新旧碰撞。大学校园内各种学术流派、各种理论思潮空前活跃。那几年，学生们常为一件国家大事争得面红耳赤，学术自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俯首可拾。如今，中国很多政、商、学界的领军人物都是77级、78级的大学生，这被称为“77、78级现象”。

　　77级、78级师资之丰富，彭森至今感念。他在北大遇到了陈岱孙、胡代光、范家骧、赵靖、厉以宁等经济学泰斗。年近80岁的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被师生们唤为“岱老”，民国政府曾聘请他当财政部部长，岱老以“志不在官”谢绝。彭森回忆，岱老为本科生开设的最后一门课“经济学说史”，被整理成《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后，风行一时。
　　现今已经88岁的厉以宁是较早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相结合的人，他在北大首登讲坛，率先为学生开设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课程。“他讲得极为通俗，学生们喜欢向他提问，有些还挺尖锐。”彭森回忆说。
　　彭森在课堂上结识了林毅夫。由于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初到大陆的林毅夫身份仍是机密，系办的同志很神秘地向彭森说明情况，并嘱托他照顾林的学习和安全。
　　彭森从一开始专注于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史理论，转向关注改革中的实际问题研究，始于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在题为“试论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潮”的毕业论文中分析道，发生于建国前后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思潮，其本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绝对平均主义，还由此引发土改中错误打击、消灭富农，侵犯工商业利益，以及最后走向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策。

结缘改革

　　1982年10月，从北大毕业后，彭森被分配到中共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正值东北工业结构重大调整和城乡所有制结构剧烈变革时期，受马洪、孙尚清同志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启发，彭森在工作之余着手研究辽宁发展战略的所有制结构、工农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十大结构性改革。试水之作《辽宁城市结构问题刍议》受到好评。不过，后续几篇未及展开他就被借调到刚成立的国家体改委工作。念及此，彭森仍觉得尚有遗憾。
　　1985年初彭森正式被调入国家体改委。此后三十余年间，他一直处于改革的核心，探索改革理论，从事政策研究、行政管理，经历了中国改革的不同阶段和历次重大事件。“农村联产承包、国企改革、价格闯关、财税分配制以及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回望改革中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彭森感慨万千。
　　他清晰地记得，1987年陪同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汇报“价、税、财联动方案”搁置后国务院体改方案办收尾工作时，田纪云副总理说的一番话：“价税财方案不搞了，但是财政分散化的問题早晚得解决。现在中央领导还有战争年代积累的威望，将来中央地方干部资历都差不多，中央财政不集中一点，地方怎么会服从宏观调控呢？”
　　他体会到中央和地方改革的紧迫性与复杂性。两年后，彭森到牛津大学进行研究访问时，选择了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研究方向。
　　今年7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彭森回忆起1993年夏天，他跟随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一行去各省进行分税制谈判的场景。“两个月时间内，走访了13个省、市、自治区，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去谈，谈判过程异常艰辛。特别是在收入划分和基期年的确定这两个主要利益参数上，中央和地方不断博弈，最终达成共识。”

改革无止境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彭森受邀去各大媒体、单位作报告、演讲。
　　“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彭森在不同的会议、场合中呼吁，改革是一场解放思想、不负使命、薪火相传的接力。在今年9月份发布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持发布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进展报告》，彭森是总负责人。他邀请了迟福林、樊纲、张思平、刘尚希、党国英等智库学术带头人，分别负责八个分报告的研究，聚焦五年多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市场环境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改革各个领域的重要改革进展。
　　彭森认为，当前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中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问题。过去改革都是倒逼式的改革，遇到问题就改革。如果沉浸在“问题导向”改革任务之中，而忘记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过于滞后就会成为体制性短板。
　　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改革任重而道远。比如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壁垒，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他对当前一些政府不积极、不作为，官员保守执政的做法表示担忧，“现在不是试错成本高的问题，而是对于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量来说，改革的进程太慢了”。
　　“影响中国”2018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天，年度学者获奖人朱民，一进休息室就跟彭森交谈起来，朱民深受这位“老体改人”的感染。拍摄杂志封面照的空当，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他们那一代人很多都是理想主义者，是一批坚定的市场导向改革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细数起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央行前行长周小川，中国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等等都曾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7月采访彭森的时候，临到最后，这位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体改人”倚靠在椅背上陷入沉思。他说，“早期的一批改革者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奋斗、探索，曾经历过暴风雨的洗礼，也有过迷茫或擦肩而过的辉煌。但是初心不改，初心就是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