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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智庭教授简介】
祝智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任华东师大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暨教育信息化系统工程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市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有教育信息化理论与系统工程、网络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技术文化等。90年代中期，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网络学习文化的分类模型，并发现了从学习文化变量到教学传通技术系统构量之间的可靠映射关系，后来发展成为网络教育的教学传通定律和具有国际创新意义的协同学习系统模型。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多部，富有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
2010年，我们再次迎来沉寂十年之久的“电子书包”。很明显，这是又一个时代的“电子书包”。如果说十年前它的昙花一现只是给教育界留下一个美妙的幻影，而如今，方便的操作、丰富的功能、小巧玲珑的外观与绚丽多彩的界面，都预示着它将会成为引发学习革命的一把利器。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颁布，“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被单列一章。《纲要》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2010年11月，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与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联合组建电子课本和电子书包标准研制专题组，由我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华东师大祝智庭教授领衔，已经吸引了四十余公司参与。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力推，使得我们不得不对 “电子书包”进行全新的思考与认识。基于此，本刊记者就“电子书包”话题采访了祝智庭教授。
记者：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刊的专访。“电子书包”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2001年，北京伯通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绿色电子书包”，就已经成功通过教育部电教办专家认证，并在北京20所学校推广试用。但是随后的十年，“电子书包”却犹如泥牛入海，鲜有耳闻。目前，“电子书包”被教育行政部门高调力推。您认为，“电子书包”为何十年后会被重新提起？ “电子书包”的定义是什么？
祝智庭：十年一挥间，形势却大变，无论从信息技术水平或教育信息化需求来看，今天开发“电子书包”可谓是生逢其时，一方面轻型个人终端的迅速发展使得“电子书包”具备了技术可行性，另一方面是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对电子书包的应用提出的客观需要。
目前，对于“电子书包”，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从数字出版领域的视角，将电子书包看成是若干电子书按照便于学习的结构整合而成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包，包含学生学习需要的教材、教辅、工具书等；另外一种则是从硬件装备领域的视角，将电子书包看作一种未来型的教育电子产品，大多体现为轻便型移动终端，整合了数字阅读和网上服务两大主要应用功能。尽管这两种观点都没能涵盖电子书包的全部范畴，却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电子书包与电子书（数字出版领域）和学习终端（硬件装备领域）两个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和关联。
记者：在过去的十年里，“电子书包”虽然沉寂，但是关于它的探索与发展却从未停止。目前，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随着云计算与数字化出版从概念变为现实，您认为，是否应该重新认识 “电子书包”的内涵和外延？
祝智庭：其实，对于这个时期的“电子书包”，可以从“实”的硬件设备和“虚”的应用服务两个角度分别作隐喻。就硬件设备角度而言，电子书包就是一种个人便携式学习终端，可以体现为多种装备形态，PDA、Web PAD、Tablet PC、Notebook等都是可能的选择。
“电子书包”已然十年后，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一阶段电子书包的发展理念应该有所升级， 应该将其内涵真谛从以往关注“实”转换到关注“虚”的应用服务层面，突出“电子书包”教育教学的系统功能架构，从而实现电子书包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减负，一种精神上的减负。因此，我们把“电子书包”设计成学生的个人学习环境（PLE,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从促进面向信息时代的新的学生能力发展（如自主学习能力、批判反思能力、知识建构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国际理解能力与社会责任心）的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出发，除了要能支持每一个学生随时随地学习连接，还要能提供满足每一个学生需求的个性化学习体验。因此，个性化、移动性、按需服务将成为新一阶段电子书包发展的关键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书包”这个名称并不很理想，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俗称而已。
记者：“电子书包”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其设计初衷着眼于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您认为，“电子书包”应该具备哪些教育教学功能，能够使得其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相得益彰，实现寓教于乐？
祝智庭：与“电子书包”相配套的，首先是电子课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子书，电子课本不能仅是传统印刷教材的简单电子翻版，也不能简单加点多媒体要素了事，而应从电子课本的教育功用出发，突出其富媒性（含丰富的媒体互动要素、兼具与终端互动和与平台互动的功能）、交互性（学习者通过虚拟学具展开多维多向互动）、关联性（针对教学目标内容关联及知识结构重组）以及开放性（内容的知识扩展补充以及与学具和服务的沟通）。
除此之外，“电子书包”还必须提供学习活动所必需的虚拟学具和学习服务支持。虚拟学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学科无关的学习工具，例如电子词典、概念图工具、群件工具等；另一类是学科相关的学习工具，例如理科的实验平台、数学作图工具等。相对于前者，后者可能是虚拟学具今后发展的重点。学习服务，以中小学教育而言，可以包括：高互动课堂教学应用服务，学习记录，进度管理与评价服务，家校互动服务电子课本，虚拟学具的管理及应用关联服务，智能学伴/代理功能等。当然，学习中预防不当信息的内容过滤机制以及避免网络或游戏沉迷的管理机制的安全服务问题也应该一并加以考虑。
记者：传统的教学结构，一直是以师生为纽带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即所谓的“教学相长”。“电子书包”走进课堂，您觉得，是否会打破传统教学的这种平衡关系，从而催生新的多元化的教学结构？
祝智庭：“电子书包”的最终用户主要是学生。基于“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与服务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电子书包”的系统功能架构首先要满足的是学生的“学”。因此在学生端的电子书包系统中，作为核心层的是个人学具集，然后才是班级学具集和社会学具集。教师端的系统将配合和支持学生端的“学”，通过班级教具集实现对学生端个人学具集的设计和组织，并与学生端的班级学具集建立耦合关系。
另外，电子课本也有专为教师授课所用的“教本”和专为学生自学所用的“学本”之分。“教本”的实现可以从已有的大量课件以及电子白板应用中借鉴技术和经验，但“学本”相对就复杂得多。一方面它需要能允许配合教本的使用而进行的设计和编排，另一方面还需要能支持差异化的个性表征与交互。更为关键的是围绕教本与学本所开展的教学活动中，能基于公共服务平台，借助学具集（教具集）的应用实现多维、高效的课堂互动。在一个由学生、机器（电子书包）、教师构成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中，教学互动结构也必然产生变革。如何使 “师—生互动”、“生—机互动”、“生—机—生互动”、“师—机—生互动”，在课前、课中、课后协调有致，将是对未来教育的重大挑战。
记者：众所周知，一切教育技术手段的更新都是为了服务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毋庸置疑，电子书包带来了学习上的革命。您认为，作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老师和学生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革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取得最优的效果？
祝智庭：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活动和思维发展的增强者与帮助者，在协助学生高阶能力的发展中的作用早在国际教育界形成共识。新生代的学生本质上就是“数字原民”，技术已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孩子们天生就是技术能手，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给予必要的技术条件并创设应用的环境，加以必要的引导，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将生活中的技术行为转变成课堂中的学习方式，而课堂中的学习体验又会自然而然地拓展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意义。
就教师而言，电子书包的引入，使得许多原本由其承担的教学任务被机器分担或替代了。教师要学会适应这种关系变革，把机器最擅长的事情交给机器做，把人最擅长的事情留给人做。在这种“电子书包”所创设的新型信息化学习环境中，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是自主探究者、问题解决者、知识建构者、协作反思者，教师应该转变传统的课堂舞台主角的身份，自愿充当学生的导学者、促学者、助学者、评学者。
此外，教师还应该具备全新的教学时空观和教学设计理念，要关注学生的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将课前、课中、课后和班内班外、校内校外的学习活动通盘规划，为学生的未来竞争力培养构筑创新的技术学习环境和学习体验。
采访手记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教育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随着“电子书包”引入课堂，教育E时代也随之来临。
任何一样东西要想长远发展，成为永恒的经典，都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诚如祝智庭教授所言：“沉寂十年今番起，焕然一新刮目看。”十年辛苦磨一剑，“电子书包”逐步实现了从产品指向型向服务指向型的顺利转变，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运行机制。然而，其成长却依然任重而道远。目前，国内外也在针对“电子书包”的功能，进行多方面的尝试与开发。信息化教育的专家们，也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为其完善与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电子书包”进入课堂，给课堂带来了颠覆性变化，为师生提供了更多地便利。但是，作为试点学校与教学一线的老师，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与思路。质疑也好，争议也罢，但目标却殊途同归，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一个功能近乎完美的“电子书包”，摆脱沉甸甸的拉杆书包，手指触控，轻松完成学习。
祝智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任华东师大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暨教育信息化系统工程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市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有教育信息化理论与系统工程、网络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技术文化等。90年代中期，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网络学习文化的分类模型，并发现了从学习文化变量到教学传通技术系统构量之间的可靠映射关系，后来发展成为网络教育的教学传通定律和具有国际创新意义的协同学习系统模型。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多部，富有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
2010年，我们再次迎来沉寂十年之久的“电子书包”。很明显，这是又一个时代的“电子书包”。如果说十年前它的昙花一现只是给教育界留下一个美妙的幻影，而如今，方便的操作、丰富的功能、小巧玲珑的外观与绚丽多彩的界面，都预示着它将会成为引发学习革命的一把利器。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颁布，“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被单列一章。《纲要》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2010年11月，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与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联合组建电子课本和电子书包标准研制专题组，由我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华东师大祝智庭教授领衔，已经吸引了四十余公司参与。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力推，使得我们不得不对 “电子书包”进行全新的思考与认识。基于此，本刊记者就“电子书包”话题采访了祝智庭教授。
记者：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刊的专访。“电子书包”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2001年，北京伯通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绿色电子书包”，就已经成功通过教育部电教办专家认证，并在北京20所学校推广试用。但是随后的十年，“电子书包”却犹如泥牛入海，鲜有耳闻。目前，“电子书包”被教育行政部门高调力推。您认为，“电子书包”为何十年后会被重新提起？ “电子书包”的定义是什么？
祝智庭：十年一挥间，形势却大变，无论从信息技术水平或教育信息化需求来看，今天开发“电子书包”可谓是生逢其时，一方面轻型个人终端的迅速发展使得“电子书包”具备了技术可行性，另一方面是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对电子书包的应用提出的客观需要。
目前，对于“电子书包”，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从数字出版领域的视角，将电子书包看成是若干电子书按照便于学习的结构整合而成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包，包含学生学习需要的教材、教辅、工具书等；另外一种则是从硬件装备领域的视角，将电子书包看作一种未来型的教育电子产品，大多体现为轻便型移动终端，整合了数字阅读和网上服务两大主要应用功能。尽管这两种观点都没能涵盖电子书包的全部范畴，却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电子书包与电子书（数字出版领域）和学习终端（硬件装备领域）两个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和关联。
记者：在过去的十年里，“电子书包”虽然沉寂，但是关于它的探索与发展却从未停止。目前，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随着云计算与数字化出版从概念变为现实，您认为，是否应该重新认识 “电子书包”的内涵和外延？
祝智庭：其实，对于这个时期的“电子书包”，可以从“实”的硬件设备和“虚”的应用服务两个角度分别作隐喻。就硬件设备角度而言，电子书包就是一种个人便携式学习终端，可以体现为多种装备形态，PDA、Web PAD、Tablet PC、Notebook等都是可能的选择。
“电子书包”已然十年后，随着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一阶段电子书包的发展理念应该有所升级， 应该将其内涵真谛从以往关注“实”转换到关注“虚”的应用服务层面，突出“电子书包”教育教学的系统功能架构，从而实现电子书包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减负，一种精神上的减负。因此，我们把“电子书包”设计成学生的个人学习环境（PLE,Pers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从促进面向信息时代的新的学生能力发展（如自主学习能力、批判反思能力、知识建构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国际理解能力与社会责任心）的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出发，除了要能支持每一个学生随时随地学习连接，还要能提供满足每一个学生需求的个性化学习体验。因此，个性化、移动性、按需服务将成为新一阶段电子书包发展的关键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书包”这个名称并不很理想，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俗称而已。
记者：“电子书包”作为一种学习工具，其设计初衷着眼于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您认为，“电子书包”应该具备哪些教育教学功能，能够使得其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相得益彰，实现寓教于乐？
祝智庭：与“电子书包”相配套的，首先是电子课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子书，电子课本不能仅是传统印刷教材的简单电子翻版，也不能简单加点多媒体要素了事，而应从电子课本的教育功用出发，突出其富媒性（含丰富的媒体互动要素、兼具与终端互动和与平台互动的功能）、交互性（学习者通过虚拟学具展开多维多向互动）、关联性（针对教学目标内容关联及知识结构重组）以及开放性（内容的知识扩展补充以及与学具和服务的沟通）。
除此之外，“电子书包”还必须提供学习活动所必需的虚拟学具和学习服务支持。虚拟学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学科无关的学习工具，例如电子词典、概念图工具、群件工具等；另一类是学科相关的学习工具，例如理科的实验平台、数学作图工具等。相对于前者，后者可能是虚拟学具今后发展的重点。学习服务，以中小学教育而言，可以包括：高互动课堂教学应用服务，学习记录，进度管理与评价服务，家校互动服务电子课本，虚拟学具的管理及应用关联服务，智能学伴/代理功能等。当然，学习中预防不当信息的内容过滤机制以及避免网络或游戏沉迷的管理机制的安全服务问题也应该一并加以考虑。
记者：传统的教学结构，一直是以师生为纽带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即所谓的“教学相长”。“电子书包”走进课堂，您觉得，是否会打破传统教学的这种平衡关系，从而催生新的多元化的教学结构？
祝智庭：“电子书包”的最终用户主要是学生。基于“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与服务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电子书包”的系统功能架构首先要满足的是学生的“学”。因此在学生端的电子书包系统中，作为核心层的是个人学具集，然后才是班级学具集和社会学具集。教师端的系统将配合和支持学生端的“学”，通过班级教具集实现对学生端个人学具集的设计和组织，并与学生端的班级学具集建立耦合关系。
另外，电子课本也有专为教师授课所用的“教本”和专为学生自学所用的“学本”之分。“教本”的实现可以从已有的大量课件以及电子白板应用中借鉴技术和经验，但“学本”相对就复杂得多。一方面它需要能允许配合教本的使用而进行的设计和编排，另一方面还需要能支持差异化的个性表征与交互。更为关键的是围绕教本与学本所开展的教学活动中，能基于公共服务平台，借助学具集（教具集）的应用实现多维、高效的课堂互动。在一个由学生、机器（电子书包）、教师构成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中，教学互动结构也必然产生变革。如何使 “师—生互动”、“生—机互动”、“生—机—生互动”、“师—机—生互动”，在课前、课中、课后协调有致，将是对未来教育的重大挑战。
记者：众所周知，一切教育技术手段的更新都是为了服务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毋庸置疑，电子书包带来了学习上的革命。您认为，作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老师和学生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革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取得最优的效果？
祝智庭：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活动和思维发展的增强者与帮助者，在协助学生高阶能力的发展中的作用早在国际教育界形成共识。新生代的学生本质上就是“数字原民”，技术已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孩子们天生就是技术能手，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给予必要的技术条件并创设应用的环境，加以必要的引导，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将生活中的技术行为转变成课堂中的学习方式，而课堂中的学习体验又会自然而然地拓展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意义。
就教师而言，电子书包的引入，使得许多原本由其承担的教学任务被机器分担或替代了。教师要学会适应这种关系变革，把机器最擅长的事情交给机器做，把人最擅长的事情留给人做。在这种“电子书包”所创设的新型信息化学习环境中，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是自主探究者、问题解决者、知识建构者、协作反思者，教师应该转变传统的课堂舞台主角的身份，自愿充当学生的导学者、促学者、助学者、评学者。
此外，教师还应该具备全新的教学时空观和教学设计理念，要关注学生的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将课前、课中、课后和班内班外、校内校外的学习活动通盘规划，为学生的未来竞争力培养构筑创新的技术学习环境和学习体验。
采访手记
不可否认，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教育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随着“电子书包”引入课堂，教育E时代也随之来临。
任何一样东西要想长远发展，成为永恒的经典，都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诚如祝智庭教授所言：“沉寂十年今番起，焕然一新刮目看。”十年辛苦磨一剑，“电子书包”逐步实现了从产品指向型向服务指向型的顺利转变，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运行机制。然而，其成长却依然任重而道远。目前，国内外也在针对“电子书包”的功能，进行多方面的尝试与开发。信息化教育的专家们，也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为其完善与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电子书包”进入课堂，给课堂带来了颠覆性变化，为师生提供了更多地便利。但是，作为试点学校与教学一线的老师，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与思路。质疑也好，争议也罢，但目标却殊途同归，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一个功能近乎完美的“电子书包”，摆脱沉甸甸的拉杆书包，手指触控，轻松完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