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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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以前,国家财政的运作主要依靠各省解款和中央协款.各省解款是指岁入超过岁出的省份,须将羡余无条件地解归中央,中央协款是指岁出超过岁入的省份,皆可奏请中央无条件地进行补助.太平天国事件发生后,各省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京饷协饷制度难以维持财政开支,中央允许地方自行征收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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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以前,国家财政的运作主要依靠各省解款和中央协款.各省解款是指岁入超过岁出的省份,须将羡余无条件地解归中央,中央协款是指岁出超过岁入的省份,皆可奏请中央无条件地进行补助.太平天国事件发生后,各省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京饷协饷制度难以维持财政开支,中央允许地方自行征收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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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金融史上,有一位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他既不是能在十里洋场上呼风唤雨的金融大亨,也不是手握金融权柄的政界要人,而是富有金融实践和管理经验,却于中国金融历史情有独钟、于中国金融改革和前途目光如炬的著名学者.
徐广缙,字仲升,号靖侯①,安徽太和人②,生于嘉庆二年(1797),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①,官至两广总督.徐氏最为人所知的是领导了1849年反英入城斗争.由于有效阻止了英人入城,徐广缙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赞扬.清代地理学家张穆言:“窃谓此番举动,其为壮国威者犹末,而振十年颓靡之人心者,其功甚钜.”②西方史家亦认为该事件是“十九世纪中国外交大成功”③.借此事件及两广总督任上积累下来的声望,赛尚阿革职后,徐广缙随即接任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剿办太平军.
在战时,粮食是重要的国防资源和民生资源.粮食问题是战时中国的一项重要议题,值得深入研析.对战时粮食危机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及其与兵役制度的关系,学界目前鲜有专文论述.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海内外学界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既有研究多侧重探讨田赋征实政策①、战时粮食危机及政府的管制举措.
盛宣怀接办铁厂一案之所以引起争议,很可能源于梁启超看似非常符合逻辑,且形成时间最早的说法.他向后人透露了数个事实:一是甲午战后淮系势力被清算,盛宣怀作为集团中坚,亦被朝廷下旨开缺,并由“南(张之洞)北(王文韶)洋大臣查办复奏”;二是盛宣怀因被朝野弹劾,在张之洞的政治胁迫下,“不得已”而同意接办铁厂.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极力摧毁我沦陷区教育文化机构,以致大量学生失学,继而又通过伪教育机构毒化青年学生思想.据统计,从1931年1月—1938年8月,我国先后有91所高校遭到敌人不同程度破坏.卢沟桥事变后沦陷区面积不断扩大,国民政府为保存教育命脉,进一步将战区学校迁移至其他安全区域.在此过程中,不少学生未能及时随校迁徙,当局便允许他们就近或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学校借读,从而产生大量的借读生.
纺织工业作为近代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其技术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目前学界对纺织工业技术的研究已较为深入,①但对民营企业的技术扩散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详其所略,对该问题进行系统阐述.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入侵与西学的传播,儒学在应对西学的过程中,从器物、制度到思想观念,都在节节败退,作为儒学依存根基的科举制度也在1905年被迫废除,而传播“新学”的新式学堂则取而代之,在全国风起云涌.与此相应,教育制度的新旧变革,也带来了文化精英群体的蜕变嬗递,科举时代形成的士绅精英,一部分年长望重者成为持文化保守主义的耆旧派,另一部分与时俱进投身于新式学堂建设者则掌握了地方文化教育的话语权,成为趋新的学堂派.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朝鲜旧式军队因欠粮问题发生哗变,又有大批平民卷入其中,冲击了朝鲜王宫和日本驻朝鲜使馆,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趁机上台执政.朝鲜自明清以来便是中国的藩属国,清朝在兵变发生后出兵帮助朝鲜平乱,所以该事件成为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一、引 言rn对于招商局来说,1932年收归国营是其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变.收归国营后,国民政府对招商局进行了系列改组工作,设理事会、监事会,聘请各界声望素著人士充任理事监事,实业家刘鸿生出任总经理.受邀后,叶琢堂等理监事“热心国营航业,义务任职,不支薪金”,刘鸿生亦“抱牺牲精神”②,锐意整顿.
目前学界关于近代由海路而来的西学东渐的主流看法,仍认为它是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暂且不论作为“东”的一方的中国人是否真的按照这一进程来接收西学,但作为近代西学的首批传送者——来华传教士而言,他们的知识输出过程似乎并非如此.他们很可能一开始便通过出版物进行多种知识的并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