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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是近代中国灿烂群星中的两颗革命巨星。他们在缔结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事业中，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革命友谊，堪称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史上的光辉典范。
孙中山；李大钊；国共合作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6-0017-03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而忠诚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他不仅无私无畏，百折不挠.而且追随时仁潮流，不断探索。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对抗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五四运动等群众爱国斗争。但是，两次“护法”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单纯地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革命是不能成功的。经过反思、总结和比较，孙中山终于把目光转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就同情和介绍过社会主义，并对马克思的学说也略有接触和了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欢欣鼓舞，认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1]1918年夏，他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祝贺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底和1920年初，孙中山在与苏俄友好人士的频繁交往中，曾多次表示要联合俄国、学习列宁革命方法的愿望。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孙中山以巨大的触动，认识到“根本救国，端在唤醒民众”。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孙中山看到了国共两党“联合起来的价值”。[2]孙中山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上述认识，成为他接近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五四前后，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启迪下，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在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肯定民主主义的价值，以及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的共同点，特别是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予以很高的评价。李大钊称颂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老祖”“先锋”“领袖”，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3]；他的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4]，“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5]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6]因此，对国民党“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而应“帮助他们”，“扶助他们”，使它“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7]总之，孙中山和李大钊的革命友谊，是他俩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在追求真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同李大钊有了接触。当时，孙中山读了李大钊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著名论文，十分赞赏李大钊科学地评价十月革命的见解，并对李大钊等人“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8]后来，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布哈林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大钊从北京选寄了一本。1921年12月，李大钊通过张继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会见孙中山.就当时中国政局问题进行重要的会谈。会谈后，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廖仲恺等人，告诉他和马林会谈后的喜悦心情，说：“今与马林谈……至为欣慰。”[9]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7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为了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又于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赴会途径上海时，他于23日前往孙中山寓所拜会孙中山。西湖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李大钊根据党的委托，与陈独秀一起负责和孙中山联系，帮助孙中山确立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推进两党合作。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再到上海，一连数日与孙中山会谈。
李大钊于8月23日和9月初连续拜会孙中山，详细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向李大钊谈了全国政治形势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他说：“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10]这表明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11]，别无他途可寻。李大钊在谈话中，对孙中山的见解表示深切的赞同，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强调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孙中山合作，共同革命。会谈十分成功。当时，由于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给予坚决支持和真诚帮助。对此，孙中山从内心感到高兴，认识到唯有共产党人是他最可靠的朋友，并向李大钊表示，欢迎他加入国民黨。李大钊当即坦率地告诉孙中山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是不能脱离第三国际的。孙中山也很诚恳地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2]后来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要这样做？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3]不几天，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14]经过几次会谈，李大钊很快赢得了孙中山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15] 李大钊在联络孙中山的过程中，是本着又联合又批评的精神，对国民党和孙中山进行真诚的帮助。1923年4月18日，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题为《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在充分肯定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立场和革命活动的同时，也诚恳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太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的错误，认为今日的国民党应该适应形势的需要，倾听民众的呼声，树起旗帜来，把反帝反军阀的民众——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都集合起来，“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16]
1923年6月，李大钊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期间，李大钊由廖仲恺陪同与孙中山会谈，着重讨论了国民党改组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问题。在谈话中，孙中山强调必须打倒北洋军阀政府，“把北京的领导权夺到手”，并表示等广东问题解决之后，他将亲自访问莫斯科。[17]通过多次接触，孙中山对李大钊的精辟见解和非凡才能极力赞赏，认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8]从1923年下半年起，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这年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邀请李大钊来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11月25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改组宣言。年底，孙中山邀请李大钊赴广州，协助他完成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孙中山当年的卫士范良回忆说：“李大钊到广州，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攜手革命而操心。”[19]
1924年1月，以改组为中心，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是由孙中山亲自指派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他不仅在大会开幕前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大会的准备，而且在大会期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李大钊是孙中山指定的5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孙一起主持了整个会议的进程。同时，他还被孙指派担任了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和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是大会兼职最多的一人。大会的两个主要文件，李大钊都参加审定。此外，李大钊还特别注意联合左派，挫败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阴谋。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诚挚友谊，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有力地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就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与孙中山的友谊及其所起的重大作用，何香凝曾有过如下回忆：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的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了极伟大的理论……他的一切总被我们大家忆念着”。[20]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担负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民党原在北方已经没有什么组织，只有少数几个上层人士的党员。李大钊很快地建立了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直隶省党部等各级党部，后来又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充分运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式，大力开展工、农、学生运动，依靠共产党员，联合左派、团结中派，对右派进行坚决斗争，推动了北方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在南方的斗争。当时的北洋军阀害怕“赤化”，竟把国民党、共产党一律加上“赤”的帽子，称孙中山为“南赤”，李大钊为“北赤”。这也从反面告诉人们，李大钊和孙中山不愧是站在反帝反封建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使直系军阀迅速溃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议国事。孙中山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于11月离粤北上，在其《北上宣言》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等反帝反封建主张。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12月，李大钊发动北京学联、教育会等200多个群众团体组成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3日，孙中山扶病抵京。李大钊前往车站迎接，并发动各界群众十万人，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恶化，已不能处理工作。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指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移北京”[21]，以代替他在医病期间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李大钊被增补为政治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这既体现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充分信任，更表达了他对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决心。
1925年3月12日，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一生的伟大领袖和战士孙中山逝世，终年59岁。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挚友，李大钊任治丧处秘书股中文主稿、招待股成员，并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发动30多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他还撰写了一副长达214字的挽联，表示深切的哀悼。出殡之时，李大钊亲自为孙中山的灵柩扶灵。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时，李大钊又撰写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和《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两篇论文，高度赞扬了孙中山一生追求进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明确指出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的伟大功绩[22]；充分肯定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指导者，而且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23]这些评价，表达了李大钊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和矢志继承中山先生未竟事业的坚强决心。
孙中山和李大钊这两颗革命巨星的友谊，是在他俩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在缔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建立和加深起来的。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促成国共合作，凝聚革命力量，开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的巨大作用；而且在今天也将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5.
[2][8][15][18]宋庆龄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88.393.393.393.
[3][4][5][6][7][14][16][22][23]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83.845.882.845.890.648.854.882.
[9][10][11]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79.278.278.
[12]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J].政治周报，1926，5.
[13]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78.
[17][21]孙中山集外集补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28.466.
[19]范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闻[N].文汇报，1981-09-19.
[20]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A].许德珩等.回忆李大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0.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 捷
孙中山；李大钊；国共合作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6-0017-03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而忠诚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他不仅无私无畏，百折不挠.而且追随时仁潮流，不断探索。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对抗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五四运动等群众爱国斗争。但是，两次“护法”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单纯地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革命是不能成功的。经过反思、总结和比较，孙中山终于把目光转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就同情和介绍过社会主义，并对马克思的学说也略有接触和了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欢欣鼓舞，认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1]1918年夏，他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祝贺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底和1920年初，孙中山在与苏俄友好人士的频繁交往中，曾多次表示要联合俄国、学习列宁革命方法的愿望。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孙中山以巨大的触动，认识到“根本救国，端在唤醒民众”。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孙中山看到了国共两党“联合起来的价值”。[2]孙中山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上述认识，成为他接近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五四前后，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启迪下，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在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肯定民主主义的价值，以及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的共同点，特别是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予以很高的评价。李大钊称颂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老祖”“先锋”“领袖”，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3]；他的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4]，“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5]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6]因此，对国民党“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而应“帮助他们”，“扶助他们”，使它“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7]总之，孙中山和李大钊的革命友谊，是他俩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在追求真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同李大钊有了接触。当时，孙中山读了李大钊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著名论文，十分赞赏李大钊科学地评价十月革命的见解，并对李大钊等人“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8]后来，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布哈林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大钊从北京选寄了一本。1921年12月，李大钊通过张继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会见孙中山.就当时中国政局问题进行重要的会谈。会谈后，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廖仲恺等人，告诉他和马林会谈后的喜悦心情，说：“今与马林谈……至为欣慰。”[9]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7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为了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又于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赴会途径上海时，他于23日前往孙中山寓所拜会孙中山。西湖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李大钊根据党的委托，与陈独秀一起负责和孙中山联系，帮助孙中山确立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推进两党合作。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再到上海，一连数日与孙中山会谈。
李大钊于8月23日和9月初连续拜会孙中山，详细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向李大钊谈了全国政治形势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他说：“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10]这表明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11]，别无他途可寻。李大钊在谈话中，对孙中山的见解表示深切的赞同，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强调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孙中山合作，共同革命。会谈十分成功。当时，由于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给予坚决支持和真诚帮助。对此，孙中山从内心感到高兴，认识到唯有共产党人是他最可靠的朋友，并向李大钊表示，欢迎他加入国民黨。李大钊当即坦率地告诉孙中山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是不能脱离第三国际的。孙中山也很诚恳地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2]后来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要这样做？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3]不几天，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14]经过几次会谈，李大钊很快赢得了孙中山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15] 李大钊在联络孙中山的过程中，是本着又联合又批评的精神，对国民党和孙中山进行真诚的帮助。1923年4月18日，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题为《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在充分肯定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立场和革命活动的同时，也诚恳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太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的错误，认为今日的国民党应该适应形势的需要，倾听民众的呼声，树起旗帜来，把反帝反军阀的民众——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都集合起来，“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16]
1923年6月，李大钊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期间，李大钊由廖仲恺陪同与孙中山会谈，着重讨论了国民党改组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问题。在谈话中，孙中山强调必须打倒北洋军阀政府，“把北京的领导权夺到手”，并表示等广东问题解决之后，他将亲自访问莫斯科。[17]通过多次接触，孙中山对李大钊的精辟见解和非凡才能极力赞赏，认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8]从1923年下半年起，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这年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邀请李大钊来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在李大钊等人的努力下，11月25日国民党正式发表了改组宣言。年底，孙中山邀请李大钊赴广州，协助他完成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孙中山当年的卫士范良回忆说：“李大钊到广州，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攜手革命而操心。”[19]
1924年1月，以改组为中心，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是由孙中山亲自指派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他不仅在大会开幕前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大会的准备，而且在大会期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李大钊是孙中山指定的5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孙一起主持了整个会议的进程。同时，他还被孙指派担任了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和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是大会兼职最多的一人。大会的两个主要文件，李大钊都参加审定。此外，李大钊还特别注意联合左派，挫败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阴谋。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诚挚友谊，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有力地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就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关于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与孙中山的友谊及其所起的重大作用，何香凝曾有过如下回忆：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的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了极伟大的理论……他的一切总被我们大家忆念着”。[20]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担负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民党原在北方已经没有什么组织，只有少数几个上层人士的党员。李大钊很快地建立了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直隶省党部等各级党部，后来又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充分运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式，大力开展工、农、学生运动，依靠共产党员，联合左派、团结中派，对右派进行坚决斗争，推动了北方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在南方的斗争。当时的北洋军阀害怕“赤化”，竟把国民党、共产党一律加上“赤”的帽子，称孙中山为“南赤”，李大钊为“北赤”。这也从反面告诉人们，李大钊和孙中山不愧是站在反帝反封建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使直系军阀迅速溃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议国事。孙中山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于11月离粤北上，在其《北上宣言》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等反帝反封建主张。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12月，李大钊发动北京学联、教育会等200多个群众团体组成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12月3日，孙中山扶病抵京。李大钊前往车站迎接，并发动各界群众十万人，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恶化，已不能处理工作。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指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政治委员会移北京”[21]，以代替他在医病期间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李大钊被增补为政治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这既体现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充分信任，更表达了他对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决心。
1925年3月12日，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一生的伟大领袖和战士孙中山逝世，终年59岁。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挚友，李大钊任治丧处秘书股中文主稿、招待股成员，并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发动30多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他还撰写了一副长达214字的挽联，表示深切的哀悼。出殡之时，李大钊亲自为孙中山的灵柩扶灵。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时，李大钊又撰写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和《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两篇论文，高度赞扬了孙中山一生追求进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明确指出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的伟大功绩[22]；充分肯定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指导者，而且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23]这些评价，表达了李大钊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和矢志继承中山先生未竟事业的坚强决心。
孙中山和李大钊这两颗革命巨星的友谊，是在他俩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在缔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建立和加深起来的。它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促成国共合作，凝聚革命力量，开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的巨大作用；而且在今天也将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5.
[2][8][15][18]宋庆龄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88.393.393.393.
[3][4][5][6][7][14][16][22][23]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83.845.882.845.890.648.854.882.
[9][10][11]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79.278.278.
[12]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J].政治周报，1926，5.
[13]宋庆龄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78.
[17][21]孙中山集外集补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28.466.
[19]范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闻[N].文汇报，1981-09-19.
[20]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A].许德珩等.回忆李大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0.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