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视角：
　　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逞一时之快，或仅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成败是不够的，所以，丰田才会不惜血本地召回问题车，张瑞敏才会有砸冰箱之举。相应地，凡成熟的企业都有一套完备的质量检测制度，包括召回制度，这不仅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潘CEO一直邀请我参加他在四川举办的两个活动，一是认养大熊猫，二是为其捐助的希望小学揭牌。我特别乐于参加这种公益活动，但又怕厚此薄彼，若是再有其他机构有类似活动邀请我时，没有时间又无法推辞。
　　其实，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的生意绝不是最大的，他们即使不做这些“好事”也没人强迫，当然也不会影响他们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生意还是照常做。但是，他们不仅做了，而且还很积极。就我所知，为汶川地震捐款的国外出版机构有很多家。由此我想到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比尔·福特的一段话：“当一个市场成为福特汽车公司全局的一部分，当那里的员工成为福特全球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就不仅仅把自己视为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我们更要把自己当作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具有国家感和正义感的公民。”换言之，他是希望他的公司以及员工不仅要做生意，更要履行义务，承担社会责任。
　　一个好的企业除了能够创造利润，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英语中有专门的词汇Corpo阳te sociaI responsibility，简称CSR。这种责任要求企业不能把实现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还要强调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对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出版业来说，社会责任就显得更为重要。
　　有调研数据表明，行业对社会责任履行形式的认识逐渐全面、丰富，清晰明确的社会责任理念和思路基本形成，多数企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和塑造企业良好形象有直接关系，履行社会责任对公司发展有重要作用。
　　国外大的公司都非常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并且每年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包括哪些要素呢?有人将之归纳为四大项：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以及慈善责任。经济和法律应该算作“责任”中的硬件，是一定要履行的，而慈善的责任大概就应该包括为灾区捐款捐物，资助希望小学什么的，这在近年来的若干次天灾中已经多有表现，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出版业，表现极其出色。
　　比较模糊的是道德责任。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是谓不道德，汽车的刹车不好造成事故，更加不道德，买了房子没住就裂了缝，装修使用劣质材料致人慢性中毒，简直就是缺德。凡此种种，很让人深恶痛绝。但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罪恶。
　　那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身心的文化产品，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长大的，江姐、保尔-柯察金、欧阳海，当然还有董存瑞、黄继光、雷锋，这些层出不穷的英雄整整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同时又有新的英雄辈出。我们小时候，崇拜英雄，那是因为有英雄可崇拜，值得崇拜，虽然我们没见过这些英雄，但读着描写英雄的书就让我们热血沸腾，憧憬着有一天也能像英雄那样生活，那样献身。
　　当然，时代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定格，进步是历史的车轮。但是，无论怎样的进步，我们都不能没有精神食粮。看看现在的出版物和畅销书，不乏鼓舞人的励志产品，其中更多的恐怕是教人们如何赚钱，一夜致富，特别是如何能够找到捷径。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无孔不入，出版社也不能只靠社会效益生存，特别是转企以后对市场的依赖度会更高。
　　今年8月末在BIBF举办之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组织了一个对话活动，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与中国出版集团的两位CEo就出版的国际化进行对话。圣智学习出版集团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纳德邓恩先生问了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一个问题，中国出版集团在完成转企改制之后，如何在承担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的同时，满足股东利益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纠结了很多年的双效益问题。这个问题恐怕不仅仅纠结着中国的出版业，也是全世界的出版业乃至全部企业都面临的问题。
　　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逞一时之快，或仅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成败是不够的，所以，丰田才会不惜血本地召回问题车，张瑞敏才会有砸冰箱之举。相应地，凡成熟的企业都有一套完备的质量检测制度，包括召回制度，这不仅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前两天，与我们的老领导赵启正部长聊天，说到他在外面讲课，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改成了“时间就是金钱，诚信就是生命”，听众热烈鼓掌，表示认同。我也认同，对企业来说，诚信是生命，也是责任，是道德责任。
　　如果我们的企业，不仅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还负道德责任，何愁不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