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在汉代大肆流行，一方面是由于汉朝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工艺的提高，比如，工匠们学会了在花汁中加入动物的油脂，使之更加便于储存和使用，成本也就更低，普通百姓也可接受；另一方面，则是物质层面的繁荣带来了精神层面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更加丰富。于是，女子作红妆者与日俱增，且经久不衰。而读书人与士大夫们，被粉酡朱颜之美深深地打动，诗词歌赋里也就多了几许温柔妩媚的风致，使红色与女性在文学上也紧密相连。
　　当时，班固的《汉书》曾收录汉武帝悼念亡妃李夫人的辞赋，有“既感激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的句子，红颜就是指代美丽又喜涂胭脂的李夫人，而刘彻大约是最早使用“红颜”一词的人。至于最早描写女子红妆的诗，当数东汉《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边草”，诗中以“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来形容一个女子的美丽—“娥娥”就是美丽的样子，“纤纤”则是说她手指细长白皙。在此之前，《诗经》里虽有“颜如渥丹”和“赫如渥赭”之语，但都是形容男子健康的脸色，与女子无关。
　　到了南北朝时，许多有名的诗人发挥了汉武帝创制的“紅颜”一词，使之更为人们所熟悉。如庾信写了“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借一个流落胡地的汉家女子的口吻，抒发自己在北朝做官的隐恨和回归南方的渴望；鲍照则写了“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感叹容颜衰败，人生将老，正如月光转移，夜将深沉。而在当时的民歌里，也有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之语—这是木兰参军回来，姐姐欣喜万分地打扮出迎。
　　唐诗中有关妇女饰红妆的内容俯拾皆是。如李白在《浣纱石上女》中写“玉面耶溪女，青娥红粉妆”，赞叹的是金陵少女年少貌美的魅力；韦庄的《怨王孙》中有“满街珠翠，千万红妆”，描绘的却是成都贵妇相携出游的热闹；杜甫《新婚别》中的“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是贫家女子对受征从军的丈夫爱情专一的表白；白居易《燕子楼》中“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却是对名妓关盼盼为情人守志10余年不嫁的感喟。
　　除诗词外，当时的笔记小说里还记载了一些关于红妆的夸张又有趣的事。唐人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里说，杨贵妃由于体胖怕热，到了夏天，即使穿着轻纱，让侍女不停地扇扇子，还是汗如雨下。那汗溶解了杨贵妃身上的胭脂，变得“红腻而多香”，把擦汗的帕子都染成了红色。诗人王建的《宫词》写得更神奇，说一个年轻的宫女在盥洗完毕之后，洗脸盆中犹如沉了一层红色的泥浆。
　　女子施主脂，着红裙，点绛唇，几乎与红色融为了一体。文人墨客、风流才子们爱屋及乌，浮想联翩，干脆将女子的闺阁称为“红楼”或是“朱楼”。其实这楼未必是漆了朱漆，楼内的铺陈摆设也未必都是红罗帐、红窗帘或红被褥，甚或，这女子可能家境贫寒，根本就没有楼住—古时儿童启蒙教材《幼学琼林》里就说，“绿窗是贫女之室，红楼是富女之所”，但将女子与小楼联系在一起，再加一个“红”字，总会让人感觉到美女对镜优雅梳妆或佳人倚窗惆怅远眺的意象。
　　文学里，红楼（朱楼）的说法最早见于唐诗。崔颢在《代闺人答轻薄少年》中，以女子的口吻叙述心情：“桃李花开覆井栏，朱楼落日卷帘看。愁来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筝不忍弹。”李白写的《陌上赠美人》，有“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不过当时红楼还未成为女子闺阁的专称。如李益写《诣红楼院寻广宣不遇留题》，这儿的红楼便是诗僧广宣的住所，他与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益等诗酒唱和，过从甚密。红楼成为女性专属名词，乃是起于唐末、盛于五代的花间派，和横跨两宋的婉约词派。
　　唐朝经历“安史之乱”后，国力衰微；晚期再经黄巢起义冲击，愈加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之中，初唐时边塞诗人锋利坚韧的尚武精神，盛唐时中原诗人豪气干云的浪漫情怀，都已烟消云散。民族精神的萎靡，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一大批诗人不再放眼宇内四海，而是聚焦于闺阁脂粉，写来写去，不是伤春就是闺怨，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格调不高。这个群体，以晚唐韦庄、温庭筠为鼻祖，紧随其后的是五代的一些文人。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录温、韦等18人的作品500首，编成《花间集》，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
　　花间派的作品在思想上无甚可取，但其文字或浓艳华美，或疏淡秀明，非常富于美感，艺术成就很高。这些作品以女子生活为主要题材，自然也就离不了其起居之地。“红楼”在花间词中俯仰皆是。如韦庄，他最常为人引用的那首《菩萨蛮》中，开篇便是“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而他的《闺月》里也有“美人情易伤，暗上红楼立”，《长安春》里则是“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南唐后主李煜的老师、有才无德的宰相冯延巳，也擅长写女性生活，在《采桑子》里有“独宿红楼，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在《抛球乐》中又有“今日登高白玉杯，红楼人散独盘桓”。花间派香软的词风，为两宋的许多词家继承，如晏几道、柳永、李清照、朱淑真等人，题材仍是闺阁生活、男女情事，但运笔更精妙，又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由于他们大体上并未脱离婉转柔美的旋律，因此后人便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词的词风。而在婉约词中，“红楼”的影子也屡屡现身。晏几道有称赞美人的《踏莎行》，“绿径穿花，红楼压水，寻芳误到蓬莱地，玉颜人是朱蕊仙”；又有描写女儿相思的《何满子》，“难拼此回肠断，终须锁定红楼”。柳永回味自己风流多情的少年生活，“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在描绘江南风光时则有“处处青娥画舫，红粉朱楼”。女词人朱淑真则是写自己闺中伤春，“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
　　将红楼用到极致的，当然是震古烁今的《红楼梦》。曹雪芹自述，说此书也可称为《情僧录》，或《石头记》，或《风月宝鉴》。其实《情僧录》听起来颇像下流卑亵的艳情小说，《风月宝鉴》则似神魔故事，《石头记》的名字流行于乾嘉年间，却流于平淡，唯有《红楼梦》一名，以红楼代一众钗环女子，以梦总括兴亡荣辱、悲欢离合，终流传至今，而必将不朽。曹公是将红色的女性含义发挥到极致的人，他现实中自居“悼红轩”，而让虚幻的主人公住“怡红院”；太虚幻境的女仙们唱《红楼梦十二曲》，已将诸女儿的悲惨命运尽纳其中，偏偏还要再饮千红一窟（哭）；贾宝玉爱红，却又无力护花；大观园提供给他们欢洽而诗意的生活，却在风刀霜剑、污浊险恶的世事中不堪一击。春尽花落，红颜老死，孑然一身的贾宝玉只能以出家来逃避世事，悲伤愤懑的曹公也只能以著书来反抗现实，正应了李商隐的那句“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