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将在研究东汉文化政策及其文化交流实践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发现，东汉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主要在于国内需要和外交目的，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稳定东汉统治秩序;维护政权利益;促进文化交流，提高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东汉中西交流所得的成效将为今后进行文化交流的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东汉;中西文化交流;外交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8-0087-02
一、引言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不仅为后世传承，更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以文化交流为目的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直接为中国内政的发展和外部交流做出了长足贡献。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交流得到迅猛发展，并日益受到重视。
由于东汉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频繁往来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其实践和影响至今仍可用来参考，因此，开展这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外交活动
东汉建立初期，少数民族不时侵犯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的边界。光武明帝吏治清明，外御强敌，在他兢兢业业地管理和统治之下，东汉政局逐渐稳定，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境内安定，国力大增，让东汉出现了诸国来朝的兴盛局面。
此时，东汉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军事进攻与对外交流政策结合起来，与周边少数民族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东汉文化的繁荣发展，东汉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更加积极的文化交流政策，加强与周边民族和外国的联系，多次进行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为了尽力与邻里统治者建立密切的关系，统治者通过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任命官员来传播中国文化。与此同时，统治者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以教育、道德和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重视对这些地区文化的传播和控制。以取得中央和地方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
天下平定之后，光武帝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此外，他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在经济得到了长足优良态势的发展后，刘秀将视线转向了疆域的整顿和交流，在此期间，东汉政府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取得了重大的意义。这样的政策和手段实际上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和控制，巩固了其政治地位。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数万部众主动归附东汉，随即被东汉安置在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等北边八郡。
因此，加强布防和合作迫在眉睫。除此之外，班超的儿子班勇，子承父业，联合西域势力，击退北匈奴，最终疏通了丝绸之路，這为加强汉代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疏通丝绸之路、派遣使节是东汉统治者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在西部地区的使者来调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往来。西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汉政府与西亚、南亚乃至欧洲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此外，汉代东北地区的疆域扩张，极大地增加了其商业前景。森林产品，尤其是毛皮，是中国对外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因此，为了加强东汉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势在必行，东汉统治者在努力管理和发展西域的基础下，积极推行经济文化政策与西方国家进行友好交流。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使鄯善为之震服。之后他又说服于阗，归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班勇的父亲，班超也曾为为东汉使者出访西方国家。班超在西域苦心经营几年，使西汉建立的行政体制得以恢复，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再次畅通。西域50多个国家派遣侍从到东汉朝廷，这些人不仅加强了双方的关系，还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同时，他们也受到东汉儒家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带回自己的国家。由此可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侍从、使臣是重要的中介力量，他们的活动极大促进了汉代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
汉武帝时期，东汉政府也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进行了文化交流活动。东汉后期，从地中海经红海或波斯湾、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来自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在桓帝延寿九年（166年）从南海来到了中国最南端的日南郡。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慢慢了解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文化习俗，中国特使的到来也引起了红海周边国家的关注。公元100年，红海沿岸各国使节来到东汉都城洛阳，向皇帝献礼。半个世纪后，罗马帝国也正式派出使者访问东汉，东汉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再次达到一个高峰。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东西方的交往不仅局限于文化交流，更有经济往来等，“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兴盛为此奠定了重要基础，更是成为了东西交流的一大渠道。
三、原因分析
东汉时期因吏治严明，尊崇儒术，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东汉的文化发展甚是繁荣。东汉统治者在总结秦朝教训、继承西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汉王朝的文化管理与建设，并根据国内情况需要实行了较为系统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交流活动。东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动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国内需要和外交目的。 首先是巩固封建制度。东汉时期匈奴人一直试图入侵中原，为了打败匈奴，统治者必须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增加同盟，控制匈奴。这是为了保证王朝的统治和疆土安全。第二，汉文化输出的需要，战国汉文化形成后，东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东汉统治者为了显示王朝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引进新的文化，以促进东汉王朝同邻邦的关系。第三，结成联盟。“在汉代后期，甘肃、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四川北部和陕西西部等近代省份所覆盖的地区，是中国政权与其亚洲内部邻国之间的一个多孔的边疆地带，直到公元前一世紀才完全纳入中国领土。”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必须想出一条防止外敌入侵的办法，而对外结成同盟，加强联系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四、总结
东汉统治者通过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和往来的活动的实施，一方面巩固了东汉政权，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扩大了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还对后世文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稳定了东汉的社会秩序，维护了东汉政权。文化政策是统治者施政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政策的制定，从方方面面都能反映出其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文化政策的制定，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东汉政权的利益，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文化政策的制定就显得十分必要。二是促进了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汉代统治者在适当的经济条件下进行了进一步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交流。在国内，他们积极宣扬儒家思想文化。在国外，通过疏通丝绸之路，派遣使节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化深深影响了地中海，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第三，为后代制定文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东汉统治者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注重文化输出，而且注重借鉴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这就现在来看也有着重要的启迪。
参考文献：
[1]Hou Renzhi. “Chi During the Ch’ in-Han Period （221B.C.–A.D.220）：A Phase of Commercial Expansion.”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 2014：21-30.
[2]Loewe，Michael.“Dynastic Decline in Eastern Han”.Monumenta Serica 67.2019，（1）：11-32.
[3]Wicky W K Tse.The Collapse of China’ s Later Han Dynasty，25-220 CE.Taylor and Francis，2018.
[4]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2.
[5]薛海波.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03）：65-70.
[6]杨巨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06）：78-90.
[7]杨希义.中华人文自然百科历史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韦国玲，女，汉族，陕西榆林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国家研究。
【关键词】东汉;中西文化交流;外交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8-0087-02
一、引言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不仅为后世传承，更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以文化交流为目的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直接为中国内政的发展和外部交流做出了长足贡献。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交流得到迅猛发展，并日益受到重视。
由于东汉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频繁往来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其实践和影响至今仍可用来参考，因此，开展这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外交活动
东汉建立初期，少数民族不时侵犯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的边界。光武明帝吏治清明，外御强敌，在他兢兢业业地管理和统治之下，东汉政局逐渐稳定，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境内安定，国力大增，让东汉出现了诸国来朝的兴盛局面。
此时，东汉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军事进攻与对外交流政策结合起来，与周边少数民族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东汉文化的繁荣发展，东汉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更加积极的文化交流政策，加强与周边民族和外国的联系，多次进行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为了尽力与邻里统治者建立密切的关系，统治者通过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任命官员来传播中国文化。与此同时，统治者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以教育、道德和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重视对这些地区文化的传播和控制。以取得中央和地方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
天下平定之后，光武帝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此外，他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在经济得到了长足优良态势的发展后，刘秀将视线转向了疆域的整顿和交流，在此期间，东汉政府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取得了重大的意义。这样的政策和手段实际上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和控制，巩固了其政治地位。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数万部众主动归附东汉，随即被东汉安置在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等北边八郡。
因此，加强布防和合作迫在眉睫。除此之外，班超的儿子班勇，子承父业，联合西域势力，击退北匈奴，最终疏通了丝绸之路，這为加强汉代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疏通丝绸之路、派遣使节是东汉统治者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在西部地区的使者来调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往来。西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汉政府与西亚、南亚乃至欧洲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此外，汉代东北地区的疆域扩张，极大地增加了其商业前景。森林产品，尤其是毛皮，是中国对外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因此，为了加强东汉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势在必行，东汉统治者在努力管理和发展西域的基础下，积极推行经济文化政策与西方国家进行友好交流。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使鄯善为之震服。之后他又说服于阗，归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班勇的父亲，班超也曾为为东汉使者出访西方国家。班超在西域苦心经营几年，使西汉建立的行政体制得以恢复，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再次畅通。西域50多个国家派遣侍从到东汉朝廷，这些人不仅加强了双方的关系，还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同时，他们也受到东汉儒家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带回自己的国家。由此可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侍从、使臣是重要的中介力量，他们的活动极大促进了汉代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
汉武帝时期，东汉政府也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进行了文化交流活动。东汉后期，从地中海经红海或波斯湾、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来自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在桓帝延寿九年（166年）从南海来到了中国最南端的日南郡。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慢慢了解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文化习俗，中国特使的到来也引起了红海周边国家的关注。公元100年，红海沿岸各国使节来到东汉都城洛阳，向皇帝献礼。半个世纪后，罗马帝国也正式派出使者访问东汉，东汉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再次达到一个高峰。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东西方的交往不仅局限于文化交流，更有经济往来等，“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兴盛为此奠定了重要基础，更是成为了东西交流的一大渠道。
三、原因分析
东汉时期因吏治严明，尊崇儒术，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东汉的文化发展甚是繁荣。东汉统治者在总结秦朝教训、继承西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汉王朝的文化管理与建设，并根据国内情况需要实行了较为系统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交流活动。东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动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国内需要和外交目的。 首先是巩固封建制度。东汉时期匈奴人一直试图入侵中原，为了打败匈奴，统治者必须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增加同盟，控制匈奴。这是为了保证王朝的统治和疆土安全。第二，汉文化输出的需要，战国汉文化形成后，东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东汉统治者为了显示王朝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引进新的文化，以促进东汉王朝同邻邦的关系。第三，结成联盟。“在汉代后期，甘肃、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四川北部和陕西西部等近代省份所覆盖的地区，是中国政权与其亚洲内部邻国之间的一个多孔的边疆地带，直到公元前一世紀才完全纳入中国领土。”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必须想出一条防止外敌入侵的办法，而对外结成同盟，加强联系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四、总结
东汉统治者通过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和往来的活动的实施，一方面巩固了东汉政权，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扩大了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还对后世文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稳定了东汉的社会秩序，维护了东汉政权。文化政策是统治者施政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政策的制定，从方方面面都能反映出其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文化政策的制定，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东汉政权的利益，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文化政策的制定就显得十分必要。二是促进了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汉代统治者在适当的经济条件下进行了进一步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交流。在国内，他们积极宣扬儒家思想文化。在国外，通过疏通丝绸之路，派遣使节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化深深影响了地中海，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第三，为后代制定文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东汉统治者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注重文化输出，而且注重借鉴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这就现在来看也有着重要的启迪。
参考文献：
[1]Hou Renzhi. “Chi During the Ch’ in-Han Period （221B.C.–A.D.220）：A Phase of Commercial Expansion.”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 2014：21-30.
[2]Loewe，Michael.“Dynastic Decline in Eastern Han”.Monumenta Serica 67.2019，（1）：11-32.
[3]Wicky W K Tse.The Collapse of China’ s Later Han Dynasty，25-220 CE.Taylor and Francis，2018.
[4]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2.
[5]薛海波.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03）：65-70.
[6]杨巨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06）：78-90.
[7]杨希义.中华人文自然百科历史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韦国玲，女，汉族，陕西榆林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国家研究。